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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1597（2011）05－0111－06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学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海外中共研究的哈佛学派。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海外中国学和中共学的经典著作《美国与中国》，其中论述了中共成立等有关问题。1951年，史华慈的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以名为《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探讨了中共早期历史。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名为“国史”，实则更像中共党史，其中论述了中共成立的时代背景与基本过程。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麦克法夸尔于1960年创办了致力于推动“当代中国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该刊成立不久即发展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和中共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刊物之一，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共成立的研究论文。哈佛学派对中共成立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
一、哈佛学派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共成立的社会历史条件，认识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但没有上升到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理论高度。
哈佛学派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封建势力对中国发展的巨大阻碍，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史华慈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中国灾难”和“中国困境”，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危难形势。费正清认为，当时形势的“一大特点是‘帝国主义’遍布中国”①。哈佛学派分析了传统封建势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史华慈提出，“佛教和道教以其彻底的反世俗的倾向使中国几个世纪失去活力，儒教则将个人窒息在家庭和社会。最终的结果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处于被动、停滞和无力的境地”②。当然，他对中国文化理解也有偏颇，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面。他们还提出“人民极端贫困是中国社会的第一大特点”③。哈佛学派也看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勾结，认为“外来帝国主义在中国支持封建制度，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生”④。
哈佛学派认识到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力量，但没有认识到“中国人民空前觉醒”，没有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步兴起。哈佛学派认为，“农民和上层阶级——这两极的分化是中国社会的第二个特点”⑤，认为中国社会是农民和上层阶级的二元分化社会，否认“无产阶级”的存在，知识分子被列入上层阶级。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越来越忧国忧民，急切地寻找解救国家危难的良方”⑥。当时，中国的确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乃至反军阀反侵略，哈佛学派的研究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力量。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⑦ 哈佛学派对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的关注较多，但没有认识到日益成长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这是中共成立的重要时代背景。
当时，中国革命已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⑧。尽管哈佛学派从横向的国际视野和纵向的历史视角初步分析了中共成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但还没有较为全面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二、哈佛学派较为细致地考察了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视为富有创造性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源”，但没有上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理论认识。
哈佛学派较为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称之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起源”，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史华慈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标题为“陈独秀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源”，突出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导作用，“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的方法了”。⑨
哈佛学派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本身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他们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基本状况，“中国急需一种新的普遍的历史观。实践证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儒学再造、梁启超和孙中山对中西思想的调和都不足以提供中国需要的意识形态。处在新旧转型、东西交汇时期的中国，既是意识形态的真空，也是东西方各种思想的熔炉”⑩。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在中国迅速传播。史华慈认为，十月革命后迅速传入中国的列宁关于落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理论解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哈佛学派认为，“旧秩序的破产和时局的危难，要求激进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列宁主义便传入了中国”(11)。“列宁的革命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看到了前景，成为中国革命的样板”(12)。“马克思主义是在弥赛亚福音和列宁政治纲领传入中国后兴起的”(13)。此处，弥赛亚福音指的是十月革命。尽管使用了宗教语言比拟，但其判断是准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
哈佛学派较为细致地分析了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过程。史华慈提出陈独秀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认为陈在五四时期信仰的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陈的民主“是经济趋向的个人主义，属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15) 1915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呼吁国人“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哈佛学派也认识到了陈独秀思想的复杂性。五四初期，陈独秀一度受到来华讲学的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影响，思想有所徘徊。其后不久，因反对北洋政府卖国政策被捕入狱，他在狱中深刻反思救国救民的理论。史华慈提出，“凡尔赛和约的苦果和列宁主义的现实拯救前景，使他（陈独秀）摆脱了杜威的繁琐教条”(16)。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文章《（新青年）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17)。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9月，陈在《谈政治》一文中明确强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8)。史华慈说，这时“陈独秀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民主与科学失败了”。(19) 哈佛学派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的分析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论述有相近之处。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谈到陈独秀时说：“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肯定了陈独秀的导师作用；紧接着又批评，“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20) 可见，哈佛学派还是较为客观地分析了陈独秀早期的思想转变。
哈佛学派认识到是李大钊率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费正清说，“李大钊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首倡者，是毛泽东的导师”(21)。史华慈注意到了李大钊思想转变中的细节问题，“李大钊认为俄国式革命能够实现他的救世理想，但他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很多保留”(22)。其依据是，五四运动后，他“在生物学领域而不是在社会学领域寻找他的道德情感的基础”(23)。实际上，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曾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分析道德良心问题，但也明确表示，“（说明道德的变动）我们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24)。李大钊在1918年底至1919年初，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深入论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表明五四运动之前他已经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哈佛学派肯定在中国“李大钊是第一个接受十月革命福音的人”(25)，这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提出的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26) 基本一致。
哈佛学派还探讨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费正清说，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27)。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时从李大钊等人那里接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书记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8)。费正清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路径，毛泽东“起初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信仰改良的渐进主义者。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之后，他才得出结论，暴力革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29)。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施拉姆（Stuart Schram）认为，“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已经显现出阶级分析的光芒，并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材料”(30)。毛泽东本人也认为，“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1)。当时，多种思潮在中国流行传播，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也曾经接触过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
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在建党之前，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就已经开始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揭开了政治斗争的序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传播开来的。哈佛学派重点关注了知识分子的理论传播作用，而没有深入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三、哈佛学派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组织工作，突出了关键人物的主导作用。但没有上升到阶级基础分析的理论高度。
哈佛学派认识到了陈独秀、李大钊在组织建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史华慈说，陈、李二人“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建立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32)，他甚至称陈独秀是“中国未来的列宁”(33)。费正清明确肯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34)。
哈佛学派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建立中共的骨干力量。“1918—1919年间的冬天，毛泽东在北大6个月，担任了李大钊的助理，他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35)。“1918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有张国焘和毛泽东”(36)。布兰特、史华慈、费正清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记述，“1918年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数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37)。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史华慈依据的是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的《最新中国年鉴》，“1918年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述：“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39)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该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毛泽东当时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关于毛泽东是否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中国学界说法不一。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陈独秀也为中共培养了大批骨干。毛泽东曾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40)。实际上，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中西思想交汇之所”(41)，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策源地，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骨干力量，奠定了组织基础。一大代表中，毛泽东曾在北大短期工作并旁听课程，张国焘曾是北大学生骨干，陈公博毕业于北大，刘仁静是北大在读生，包惠僧曾在北大短期学习。一大当选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曾为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组建了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哈佛学派较为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骨干力量。
哈佛学派分析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在中共建立过程的辅助作用。费正清说，“维经斯基曾敦促陈独秀召集一批知识分子建立中共”(42)；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建党工作的确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43)。在共产国际批准的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代表来华之前，李大钊、陈独秀已于1920年1月相约建党。李大钊已在北京大学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史华慈提出，“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没有列入中共一大的议程，无人提及”(44)。当时，中共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建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起了辅助作用，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
哈佛学派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共主要创建者在建党过程的关键作用，尽管也看到了中共要领导民众运动，如费正清认为中共“要领导民众的政治革命”(45)，但没有上升到阶级分析的理论高度。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成立的。1920年11月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就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46)。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阶级基础。
哈佛学派还初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目标和历史意义。费正清认为，通过宣传活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表明自身是一个‘行动党’，已经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以阶级斗争为主要革命手段，成为一个秘密的、集权式的，意在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党”(47)。哈佛学派对中共成立的历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历史性拯救的组织”(48)。毛泽东曾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49)。显然，哈佛学派对中共成立的重大历史意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四、哈佛学派对中共成立的研究采用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分析范式和方法，反映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价值观。
对比分析方法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见方法。哈佛学派较为细致地对比分析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转变过程。史华慈认为，二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诸多不同之处：一方面，二人都向西方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期待西方哲学指导”(50)；另一方面，二人的思想视野不同，“当陈独秀为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问题提出民主与科学的方案时，李大钊的思想则从宇宙视野中考察问题，期待一种解放整个宇宙的行动。我们毫不惊奇，李大钊是第一个接受十月革命‘福音’启示的人”(51)。“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反应相对较慢，他曾坚信他的民主与科学的方案，以至于被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52)。这种对比分析方法，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问题时较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人物性格分析方法也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哈佛学派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中共创立者的个性特征：认为陈独秀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53)；李大钊素有救世济民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怀。陈独秀固然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但不可简单断定其全面反传统；“李大钊喜好形而上学，他利用中国的和西方思想线索建立了一个泛神论的乐观主义的历史哲学，这是一种充满救世的弥赛亚情怀的面向未来的哲学”(54)。用西方哲学和宗教语言描述李大钊的思想和抱负，反映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文化特色。
哈佛学派在价值观上并不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史华慈一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组织和活动的理论”，同时又坚持，“集权专制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固有属性”(55)。显然，这种认识判断的背后是价值观的不同。哈佛学派仍然奉守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
总体上看，虽然囿于主客观条件和价值观的差异，有一些不够深入和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地方，哈佛学派还是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准备、民众基础和组织过程，相对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系列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权威文献的论述也有诸多一致之处，有些分析精细入微，给人以颇多启发。
注释：
① 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78.
②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p.8-9.
③ 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4.
④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123.
⑤ 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p.9.
⑥ Benjamin Schwartz,Summary,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Harvard University,PhD thesis,1950,p.2.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7页。
⑨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p.8.
⑩ 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p.471.
(11) 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p.19.
(12) Kenneth Lieberthal,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Four Anniversaries,Armonk,N.Y.:M.E.Sharpe,1991,p.120.
(13)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27.
(1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15)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9.
(16) Benjamin Schwartz,Summary,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p.2.
(17) 《独秀文存》上册，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65年版，第365页。
(18) 《独秀文存》下册，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65年版，第556页。
(19)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22.
(2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21) 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279.
(22) Benjamin Schwartz,Summary,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pp.1-2.
(23) Benjamin Schwartz,Summary,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p.24.
(24)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25)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12.
(26)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27) 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285.
(28)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29) John K.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76.
(30) 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3: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2,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797.
(3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32)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8.
(33) Benjamin Schwartz,Chi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2,No.1 (Jan.,1951),p.66.
(34) John K.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p.276.
(35) 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285.
(36)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16.
(37) 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p.29.
(38) Hatano Kanichi,Saikin Shina Nenkan (New China Yearbook) (Tokyo 1935),p.1597.
(39)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60页。
(40)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41) John K.Fairbank,Edwin O.Reischauer,China: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p.434.
(42) 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232.
(4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74页。
(44)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34.
(45) John K.Fairbank,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New York:Perennial Library,1987,p.208.
(46)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82页。
(47) John K.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p.276.
(48)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203.
(49)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
(50)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12.
(51)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12.
(52)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14.
(53) Benjamin Schwartz,Ch
n Tu-Hsiu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p,63.
(54) Benjamin Schwartz,Summary,Communism in China until the Rise of Mao,p.1.
(55) 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p.203.WW王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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