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闯[1]2016年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二元经济转型问题。受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型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二元反差,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劳动力资源配置中“民工荒”与严重就业压力并存；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所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等诸多症结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现有的制度框架存在着制约二元经济转型的诸多因素,比如限制劳动力流转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乡之间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在诸多因素中,农民难以获得普惠性金融服务,使得资金更多地流向城市非农产业,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却十分紧张。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阶段,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不足严重影响了二元经济转型进程。长期以来,二元经济转型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学者们从多个视角研究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问题,在经济结构形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判断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金融对二元经济的影响在二元经济研究领域已经逐步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此问题,国外学者分析了金融抑制和二元金融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国内学者则更关心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以及农村金融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但迄今为止,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在二元经济理论研究中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加强深入研究。本文把金融部门引入二元经济转型模式,深入分析了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对美国、法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印度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比较分析,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加强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对策措施。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客观评价。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型模式问世以来,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型,古典二元经济理论日益融合了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在研究内容上吸收了需求约束、分工演进、市场分割、收入分配等内容,突破了单一研究范式的局限,形成了理论综合基础上的二元经济转型理论。国内学者重点研究了我国经济结构形态、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以及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四个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把金融与二元经济转型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了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城乡二元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但无论是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还就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问题依然是理论研究需要加强研究的环节。第二,对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进行了理论实证。分析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及核心问题,考察了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三个方面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了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金融支持的特点；将金融部门引入二元经济模型,运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了金融支持对二元经济转型作用的数学表达,将逻辑推演的分析结论模型化。第三,考察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历史与现状。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对比系数的变动情况,并据此分析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变,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进行了判断；设计了度量金融支持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贷款相关率、农村贷存比率,以及二元金融对比系数等统计描述,考察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历史演变及现实情况。第四,对中国金融支持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构建了金融支持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计量模型,对二元对比系数增长率与农业贷款增长率非农贷款增长率、农业就业人口增长率、非农就业人口增长率四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其结论印证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农业贷款对二元经济转型具有正面的影响,从而验证了本文理论实证的研究结论。第五,本文从我国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农业弱质性与金融资本趋利本性相矛盾、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导致涉农贷款抵押担保物缺乏、地方政府激励考核制度不健全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不足的形成原因。第六,概述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二元经济转型中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并根据二元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分析其金融支持的不同特点,从中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第七,论述了加强金融支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措施。一是加强金融支持的立法与执法,把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二是建立健全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体系,合理配置城乡金融资源；三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降低涉农贷款的金融风险；四是改革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激励其重视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于二元经济转型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
胡斌[2]2015年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多种问题,诸如经济结构不够科学、内生动力体系不够健全、收入分配机制不够合理等,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障碍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而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比较,在促进"三农"发展中作用又显得更为欠缺。由此,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与"三农"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政策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政策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为题,试图以理清金融政策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机理为主要脉络,横向总结国外相关经验得失,纵向吸取中华三千年治国理政思想、金融发展精要,努力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民情,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提出"以金融政策推动、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三农"的普惠金融体系,以此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第一章主要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文献进行综合论述,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政策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情况进行了归纳。第二章重点介绍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状况与金融政策相关概念,将支撑本文研究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排斥理论、普惠金融理论进行了扼要概述。第三章对形成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论述了二元经济结构下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所具有的关联性及相互作用。分别从储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信贷约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金融危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农村金融市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初步分析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第四章重点对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的运行机理进行分析和论证,通过研究居民高储蓄、资本市场改革、投资结构优化、财税体制改革四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关系及作用,最终得出金融政策对城乡收入产生影响的运行机理。第五章结合国内外金融体系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了主要以OECD国家为例的成功经验,列举了以拉美国家为例的失败教训,分析了国内已有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得与失,以此为基础对我国运用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第六章是针对上述论断提出治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政策建议,分别从中央层面、地方层面和金融机构层面的政策制定以及优化外部政策环境等方面探讨未来政策的构建方向。最后,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得出主要结论。本文是关于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内在联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金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效率、差距和公平的权衡决定了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程度。基于理论研究与对相关学术成果的借鉴,构建了金融政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了金融政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表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掲示了金融政策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设计了金融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的城乡协调发展是实观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但在现实条件与当前发展阶段下,城乡发展差距表现出多阶段动态依存与多样性动态适应过程,当前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是一种常态。而这种非均衡性恰恰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的动态最优路径。第二,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将遵循基于动态效率和跨期公平的规律,大体服从于两阶段模型,也即第一阶段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第二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其路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不能从当期、静止的角度来理解公平,要从动态最优化的跨期视角来看,追求公平的即时性可能反而导致城市与农村陷入发展困境,使城市与农村都得不到发展,这将是最大的不公平。动态最优路径上的公平是一种跨期公平,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第三,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走过的是城乡协调发展两阶段模型的第一阶段,即主要由农村支持城市,从而形成了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正是这种"二元"结构才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当前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迈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第二阶段,其阶段目标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第四,当前应当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取向,而这些金融政策的实施虽总体上应基于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方式为辅的原则,但先期应强化行政引导的作用,逐步构建起市场机制正向作用于缓解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渠道和方法。第五,金融政策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抑制与城市化倾向。第六,各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实践以及本文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农村的普惠金融体系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金融政策会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引导居民储蓄与投资行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使得农户资产增值的投资渠道匮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非常显著且短期内影响力巨大。因此,要打破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反馈效应,需要以金融政策创新为基础、以财政支农资金金融化运作为手段,利用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契机,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将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化,则须建立健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运行机制,构建基于市场机制和行政调控有机结合的金融政策实施平台。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实施模式,即高效的政府管理模式、有效的市场运行模式、有机的产业配合模式和可持续的企业发展模式,且这一模式应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一体化市场结构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为基础;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综合配套机制及运作体系;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推进城市带动农村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配套机制及运行体制。通过研究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理,从而制定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收入分配的金融政策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及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本文研究之初即着眼于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和成果应用的可能性,根据金融政策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收入分配调节的运行机理分析,推导出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对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丰富与创新,为今后金融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建议。
张兴胜[3]2000年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金融政策沿着独特的路径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付出了高昂的 效率损失代价，成为中国独特的体制性金融风险的根源。受初始条件约束，中国渐进改革 中的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有赖于重点公有企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在传统的隐性税收机制日 益萎缩的情况下，这些企业面临资本形成方面的巨大挑战。改革以来，政府通过对国有金 融机构的控制，利用信贷倾斜、利率优惠、资本市场准入管制、资金补贴等政策措施对重 点产业部门的公有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融资支持、这一系列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为目 标，以政府对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开放及国有金融机构的强控制为前提，利用利率 优惠、信贷倾斜、资金供给及资本市场准入管制等手段低成本动员居民部门金融剩余，加 快政府支持的重点公有企业部门的资本形成，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的政策措施的总和， 我们称为金融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影响中国转型时期金融制度变迁的 最主要的因素，本文以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政策为核心，对该政策的生成机理、推 行绩效、效率损失及合理边界进行全面的研究，期冀通过对金融支持政策生成、发展、变 迁的考察对渐进改革中的经济发展及金融制度变迁逻辑作出新的解释。 中国转型时期的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型强制变迁的特点，讨论转型时期 金融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从对政府战略目标的分析入手。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本 身具有很强的战略目标，即在市场化改革中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体制转变和经 济发展相互促进，转型的目标是为了发展，改革、发展和稳定必然协凋互动，这一改革战 略可以称为转型与发展协调战略。转型与发展协调战略及其理论在改革实践中得到了系统 的总结和阐发，是造就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基本原因。对这一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原因、 实现途径与挑战的分析，是讨论中国转型时期金融支持政策的逻辑起点。中国的体制转轨 发端于经济建设遭遇严重挫折的70年代末期，加快发展成为社会和政府自省后的必然选 择，这是该战略形成的历史原因：60、70年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奇迹般 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刺激，是影响这一战略制定与实施的现实因素；邓小平加快发展，稳步 推进，大胆实践等经济思想，以及以实现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推动 则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以资本形成为核心，数量扩张、结构优 化、水平提高三位一体的经济成长，加快资本形成、促进经济结构转换是实现转型与发展 协调战略的基础。从转型发展的初始条件看，值得注意的因素有三：一是公有经济部门起 着主导性作用。公有经济部门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财政来源及城镇职工就业的主要 经济部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转轨过程中保 持公有经济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防止该部门产出出现“L”型下降是实现转型与发展协调 战略的基本要求。二是低货币化水平。低货币化水平是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一个重大的初 始条件差异，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将从中获得大量的货币发行收益，成为加 快公有经济部门资本形成速度、保障体制平稳过渡的重要资金来源。三是短缺经济下的需 求压制与需求释放。从短缺经济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对中国企业经营效益及金融质量有着巨 大的影响，是影响转型时期金融运行态势的一大动因。 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资本形成推动和特 点，较高的资本形成增长速度是“中国的奇迹”的主要解释变量。在渐进改革中，受初始 条件及意识形态约束，各经济部门在社会总资本形成中的地位存在显著的差别，公有经济 部门作为最主要的资本形成部门，对社会总资本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资本形成 额一直占社会总资本形成额的70％以上，改革以来，公有经济部门年均20％左右的资本形 成增长速度推动了公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持续增长的公有经济才能在改革进程中发挥财政 支撑、就业支持等特殊作用，其资金漏损、技术支持、人才供给及市场需求等才能对非公 有经济的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后者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发育，加快了 体制转轨进程。讨论“中国的奇迹”形成的秘密，首先要对公有经济部门产出持续增长而 不是像苏东国家一样发生“L”型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 在转轨过程中，由于传统的隐性税收机制日益解体，公有经济部门将面临资本形成方 面的严峻挑战，这在转轨国家是一种通例。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公有经济部门资
郭福春[4]2011年在《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表明,近100年来,地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4℃。人类活动所产生的CO2等气体是导致全球温度升高的主要因素,对全球气候变化已引起极大的危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温室效应使海平面上升了47厘米。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将对生态系统、食物与淡水供应以及人类居住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危及到人类社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发展从传统的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问题是,如何来发展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抑制全球气候的变暖?目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各级国际性组织、专家学者,乃至国际性金融机构等研究和讨论的焦点。国际性金融机构,银行等金融系统纷纷涉足低碳经济领域,使得与低碳经济发展最为紧密的碳金融市场纷纷兴起,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碳金融的发展俨然已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引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碳金融泛指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项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活动。其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主要涉及到两个核心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通过金融行为解决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交易方案设计问题,借以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通过金融机构绿色信贷引导产业升级转型,通过资金要素配置支持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作为链接“碳金融”与“低碳经济”有效桥梁的碳金融衍生产品----碳排放权,势必成为研究的焦点。显然,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交易的基础依然是价格,价格波动将会引致巨大的交易风险,并受到碳排放量供给,以及各国政府之间的博弈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碳排放量的供给需求又受到众多因素,譬如,人口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金融支撑效应等的影响。那么,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中国该如何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舞台中,发挥中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体系构建呢?对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并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其一、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可能路径探析,并如何科学地构建符合中低碳经济发展的完善的碳金融支撑体系?其二、碳金融市场在低碳经济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那么,探明碳金融市场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运行情况如何?更为直观地说,明晰碳金融市场碳排放交易的价格波动情况及其运行风险问题,以便于为中国政策制定者更好地借鉴和参与碳金融市场交易,防范碳交易风险提供明确的方向。其三、既然碳金融市场交易价格受到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而间接也受到影响碳排放量供给的众多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探明这些因素,尤其是探明作为低碳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中国金融服务等因素对低碳经济发展(碳排放量)起到怎么样的支撑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如何,或者说金融支撑对碳排放量的驱动机制如何?我们又该制定怎样的政策来完善和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探明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以及如何构建符合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市场体系,提高碳交易定价能力并防范市场风险,以及保持中国在参与低碳经济发展,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抓住机遇,抢占碳金融发展制高点来说,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共分七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逻辑框架,以及重点、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与路径选择。主要从低碳经济内涵与实质分析入手,介绍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情况,从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利用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而临的现实困境,客观地分析了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在系统地梳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历程的基础上,在审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心态基础上,认为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上,应该构建和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框架和规划,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调整产业结构、构筑低碳产业体系,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构建全方位的低碳财税、金融政策体系。第三章为中国碳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本章主要从碳金融概念及内涵入手,详尽地分析了碳金融市场、碳金融服务、碳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个符合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三位一体的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体系框架。第四章为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本章分析和评价了排污权交易的基础理论,建立了不同类型微观治理机制下的最优排污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考察了排污权在中国的实践运用。分析和评价了碳排放权的基础理论,论证了碳排放交易机制对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并借助于博弈论方法构建了国家之间碳减排之间的博弈问题,进一步分析了碳排放权这种特殊的碳金融产品市场供需机制。最后从理论上探讨了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为后文金融等诸要素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本部分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金融支持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从碳金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碳市场排放权交易价格波动及其存在的风险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第六章为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案例分析。本章以银行业为例,基于本文构建的三位一体的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体系框架为绩础,分析银行业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第七章为简要的政策建议。主要从碳金融市场、服务、政策三位一体的视角,指出中国在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应该构建一个统一的交易平台,创新交易机制,抢占碳交易定价话语权；培养碳金融巾介市场,完善碳金融服务体系；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助推低碳经济发展。
周胜强[5]2013年在《我国信贷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应对危机、走出困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矛盾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能否尽快促进和实现结构的调整升级,成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关于金融促进结构调整,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以资本市场促进结构调整的间接调控的“道路”。而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迫切、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下,并没有把促进结构调整的职能完全交给市场,通过制定实施信贷政策,对银行信贷投放进行了引导和干预,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但是在理论研究上,西方经济金融理论、中央银行教科书中没有关于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阐述,而国内的研究没有摆脱货币政策框架下研究结构调整问题的理论束缚,对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的内涵、作用、机制、目标、工具等关键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尝试研究建立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并对我国信贷政策的再实践提出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建议。论文第2、3章,介绍了有关理论基础及其与信贷政策的关系,并从实践层面,对一些国家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总结分析了国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第4、第5章系统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条件下的信贷政策的有关理论问题,对于信贷政策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信贷政策、其作用、政策制定主体、传导机制、政策目标、与其他政策的关系、以及政策工具及使用等问题,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从五个方面建立了信贷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的、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这是目前学术研究很少涉及的。首先,从货币政策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信贷政策相矛盾的角度出发,分析提出了“信贷政策独立于货币政策”的观点,并重新对信贷政策进行了定义；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争议,探讨了信贷政策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分析提出了信贷政策的作用是调整银行投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缺失和促进银行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政策制定实施的主体是中央银行等观点。其次,从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信贷市场运行机制入手,以信贷配给理论为基础,运用模型分析了信贷政策影响银行信贷投放、信贷投放影响产业结构的信贷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对三个命题的证明,说明信贷政策可以通过影响银行贷款的成本、收入与风险来引导银行的信贷投放。第三,根据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的有关理论,分析提出了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包括促进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推动支柱产业优化升级、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限制特定行业发展等四个方面,并建立了衡量信贷政策目标实现的标准。第四,进一步分析了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关系,探讨了制定信贷政策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和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第五,在研究分析了信贷政策工具及其种类,总结提出了信贷政策工具使用的原则,对各个工具的特点和适用范围进行了分析归纳,并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工具在信贷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从第6章开始转入到对我国实践的分析。第6章回顾、分析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和问题。第7章对信贷政策在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区市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建立了三个含有虚拟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运用HP滤波法,分别对信贷政策与信贷结构、信贷政策与地区贷款总量、信贷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表明,我国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存在的积极影响。第8章基于论文所建立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信贷政策的制度安排,制定实施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信贷政策、提高信贷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等三个方面,对完善我国信贷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论文研究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不仅是对现有学术研究的突破和创新,而且这些观点及其论述共同形成了信贷市场不完全条件下的、基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政策理论体系,这更是现有研究所没有涉及到的,从而为我国制定实施信贷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所提出的部分政策建议也就具有了参考的价值。
白艳[6]2008年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绝大部分资源型城市都处于城市生命周期的中期或者后期,这些城市面临着资源枯竭、开采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污染严重、投资吸引力差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源型城市资金投入相对不足,资金瓶颈成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金融支持对改善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困境肩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同时也成为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选取并收集了15座典型资源型城市从1996年至2005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等数据为研究样本,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获得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该类型城市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本文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金融支持体系落后,金融产品单一,在十年间的金融发展相当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本文通过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方差分析等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15座资源型城市中,金融的发展并没有带动经济的增长,相反,经济的增长却促进了该类型城市金融的发展。本文试图从资源型城市的金融支持模式和金融政策方面出发,充分利用已有的融资方式,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结合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情况,从整体意义上初步构建了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模式:一个主体领导与监督、多个辅助体参与、多方位多渠道融资金融支持模式;在城市金融体系下实行倾斜的区域金融政策,特别是完善决定资本积累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融资制度,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与资金吸纳能力,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以此构建符合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改善金融环境,从而促使金融成为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和推动力。
曹平强[7]2013年在《新疆喀什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西部大开发即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在喀什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对喀什地区乃至新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喀什将以“东有深圳、西有喀什”为目标，依托国家批准设立“中国－喀什经济特区”的特殊扶持政策，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广阔市场，加快超常规发展步伐，努力把喀什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国际化大都市。2011年9月30日，国务院进一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我国将采取提供金融、产业、财政补助和税收等10大优惠措施支持喀什特殊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但是由于喀什地区的金融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不能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加快推进喀什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阻碍了喀什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构建完善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金融支持系统对喀什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迫在眉睫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喀什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金融支持的相关性、金融支持的效果和金融支持系统的构建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回顾了现有文献对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研究进展，从中吸取经验，找出不足之处进而提出新的想法。其次对文章用到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与阐述。第三是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喀什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金融支持的现状，然后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喀什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然后对两者进行回归，得出其相关性关系及效果评价。第四是从实证分析得出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追根溯源。第五是借鉴国内外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经验，提出适合喀什地区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金融支持系统的构建方法。最后，再对喀什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如何具体实施金融支持提出政策性建议。
姜红仁[8]2014年在《我国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研究》文中认为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727万,与2013年相比增加28万人。面对日益增长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和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利用并发挥各种就业途径的积极作用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社会热点话题。大学生创业是众多就业途径中的一种,既解决了创业者自身的就业问题,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其他大学生就业,故在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失业问题、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潜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倘若大学生作为创业主体,因其在个人能力、经验、资源等方面尚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创业本身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活动,因而需要政府、社会等加以鼓励和引导,其中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是政府为帮助大学生创业的一种体现。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的研究与完善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有利于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大学生就业；有利于在政策保障上为大学生这一特殊创业群体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从而促进大学生成功创业；有利于借助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从而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有利于借助大学生创业活动,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并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家在新能源、环保、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从而提升国家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因此,对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实属必要。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对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进行分析会发现：一、创业随着学历的增长,呈现倒“U”型分布,本科生最多,其次是专科生,硕士生再次,博士及留学生最少；二、创业资金来自父母和自己储蓄的较多,而来自贷款和风险投资的最少；三、将近四分之三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创业或就业培训；四、缺乏人脉资源与经验不足仍然是阻碍大学生创业的最大障碍,严重妨碍了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开展；创业资金的瓶颈,也是制约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的一大因素；五、创业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与收费优惠政策是三个对创业最具影响的政策。在对调查问卷基本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大学生创业成功与支持政策的多响应交叉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创业资金支持与创业成功关系最大,然后依次是税收优惠政策、收费优惠政策、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创业服务政策、创业信息共建共享、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计划,创业教育政策和建立孵化基地对大学生创业成功关系不大。最后,我们在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得出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具有以下六大特点：一是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的前瞻性不足；二是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针对性不强；三是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的初衷源于促进就业；四是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未促成创业服务体系的建立；五是创业教育政策与创业教育体系脱钩；六是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缺乏系统性。透过上述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于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的构建尚存在诸多不足,集中体现在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财政政策支持不力、金融创新不够、风险基金缺乏、创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创业培训市场化不足、创业信息共享机制缺失、创业意识不高等八个方面。政策供给偏位、政策供给不足、政策执行不力、政策成效不足且教育政策不完善等是导致前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进行实效分析并考察国外的经验措施,可以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设立宽松的大学生创业准入制度,减少行业上、行政上、法律上的管制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大学生能够比较容易进入某一市场领域；第二,加大大学生创业的财税政策支持,为大学生创业降低成本；第三,健全金融政策支持,例如建立专门的小额贷款服务机构,不断加大对小额贷款的扶持力度,简化贷款审批手续,加强对资金去向的监督等,为大学生创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第四,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发挥政府作用,多渠道建立更多的大学生创业基金,从而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支持；第五,完善创业服务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建立创业服务中心、健全服务组织,丰富创业服务的内容,建立创业基地与平台并提供创业保障等,借此降低大学生创业的风险；第六,完善创业培训政策,培训政策可以分为创业前辅导、创业中辅导以及创业后跟踪辅导三个环节；第七,建立创业支持信息共享平台。凭借信息共享平台,大学生能够快速的掌握创业信息并及时把握创业机会。当大学生有了及时、有效的创业信息以后,大学生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制定自己的创业计划,开展创业活动,最终实现自己的创业目标。创业支持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需要借助政府、高校、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完成；第八,完善创业教育政策。通过开展覆盖全体学生的创业教育、加强高校与高校间的合作、科学合理设置创业课程等方式,不断完善我国创业教育政策,使得大学生创业意识深入人心。简言之,唯有不断完善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方可从制度层面更好地推动大学生创业,从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唯有强化对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的研究,方可从大学生创业角度共圆美好中国梦。
朱丹[9]2012年在《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文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总体趋于平稳发展,但产业结构不合理、通货膨胀抬头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调结构、促和谐,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演进决定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要素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推动力,它通过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多方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如何有效发挥我国金融因素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是我国金融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以日本为参照对象研究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并进行利弊分析,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我国更好地运用金融手段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基于现有成果,本文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支持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在对产业结构升级内涵和演进趋势的分析,以及对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结合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的状况,研究了金融对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总结归纳了日本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金融支持的利弊。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经济金融及产业结构发展现状,揭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实证检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效应。文章力图在分析日本该典型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产业结构和金融系统的现状,对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改革提出系统性建议,从而从金融角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本论文创新之处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系统总结了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并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经济运行状况、金融改革、制度调整等方面,对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变迁背后的内外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二是从历史演进的视角,通过再现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实际图景,结合金融相关理论,对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概括与归纳；三是结合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采用我国的金融和产业数据,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四是基于实证结论,通过与70年代的日本产业结构与金融改革做比较、分析和总结,从多个视角提出了适合中国的可选政策方案,这是对前面关于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分析总结的一个具体应用。
苏静[10]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著差异。第三,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著;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三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著,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著;(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D]. 李闯. 辽宁大学. 2016
[2].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D]. 胡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3].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政策研究[D]. 张兴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4].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郭福春. 武汉大学. 2011
[5]. 我国信贷政策研究[D]. 周胜强. 天津财经大学. 2013
[6].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白艳. 西安理工大学. 2008
[7]. 新疆喀什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D]. 曹平强. 石河子大学. 2013
[8]. 我国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研究[D]. 姜红仁. 武汉大学. 2014
[9]. 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及其对我国的借鉴[D]. 朱丹. 浙江大学. 2012
[10].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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