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可持续性与潜在增长率估算：一个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增长率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只有维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近两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新增大约110万个就业岗位[1]。5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持续的增长率。改革开放前（1953—1978）的平均增长率为6.1％，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3），中国经济则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4％。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这种高增长率的潜力有多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应采取何种政策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总体上不超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可持续性和潜在路径三方面的范畴，本文将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
经济特征既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经济研究要从经济现象提炼经济特征，从中找寻规律，提出和验证假设，进行逻辑分析或者数理建模，最后通过研究提出对这种特征进行改进的对策建议。图1反映的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1978—2004），大量文献针对这个时间序列的形成原因和表现特征进行过多角度的详细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方面。
图1 中国实际GDP增长率（1978—2004）
（一）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特征
在中国经济的周期划分方面，刘树成[2] 3-10利用1953—1995年数据，按照“谷—谷”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历了九个周期，并对改革前后进行对比，认为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点：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而改革后波动状态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平缓”型转变。袁志刚、何樟勇[3] 38-47在刘树成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从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十个周期，其中五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
从经济周期的表现特征方面，刘树成[4] 3-8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92年，我国经济波动表现出在波动幅度上的“大起大落”和在上升、回落期时间长度上的“短起短落”。原因在于适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张军[5] 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特别是自1994—200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1995年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度波动趋势可能已经被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趋势所取代。
在研究角度方面，有些文献从产出缺口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如郭庆旺、贾俊雪[6] 31-39在估算中国潜在产出过程中发现，1978—2002年我国的产出缺口出现波动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1995年以前，产出缺口波动比较剧烈而且频繁；1996年特别是1999年以后，产出缺口变化较为平缓；从1999年开始，我国产出缺口扩大的势头明显趋缓，但在2002年出现了一些反转迹象。原因在于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遏制经济下滑、治理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考察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新方法开始出现，黄赜林[7] 利用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考察中国经济的周期特征，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技术冲击、劳动供给变动和政府支出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刘金全[8] 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与价格货币等名义量值波动密切相关，产出波动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波动性、政府支出波动性和进出口波动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李善同[9] 的研究表明，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接近60％，生产率的贡献为30％，劳动力总量扩张的贡献占10％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微观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外资和外贸的溢出效应等贡献。王小鲁[10] 利用生产函数对1953—1999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带动型经济增长”，主要应是外延型增长。世界银行在《2020年中国》中提到，1978年以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一是高储蓄率，有高储蓄率才有活跃的投资和高的资本积累率；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增长的原因也是增长的结果；三是改革，改革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四是1978年的经济条件易于被改革接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短期的关系，刘霞辉[11] 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来研究经济波动，认为中国经济虽保持了整体的高增长速度，但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频繁干预，中国经济正是由于人为干预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既定路径，使得经济系统出现不正常的过度波动，经济发展已经偏离了经济的常态。
袁志刚、何樟勇[3] 从供求关系和增长方式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常态特征，认为在传统体制下，价格体系僵化，“经济粗放式高速增长—短缺—进一步粗放增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常态，形成这种常态的机制在于政府的经济发展追求规模目标和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饥渴，使得宏观经济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短缺常态。在经济转轨初期，随着价格体系的逐步放开，经济开始并长期处于“经济扩张冲动—瓶颈制约加剧—通货膨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的宏观经济运行。1997年以后，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转而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通货紧缩趋势持续出现，此时宏观决策层通过持续五年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政策来推动GDP的增长，但是仍未改变这种经济运行的现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近几年，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增长压力，长期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12]。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和经济增长的现状。
（一）经济增长的国别比较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历程来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要经历一个经济减速发展或者调整的过程。江小娟[13] 4-12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上世纪下半叶，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速，其中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经济体的年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在40年的增长过程中，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前高后低的共性：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经济会出现较大波动，多数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则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李扬、殷剑锋[14] 4-15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伴随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甚至不断上升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解释力有限。杨[15] 认为这种现象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而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和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据此认为，东亚依赖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增长将会停顿。国内许多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空间，如果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的快速增长[4]。虽然增长速度会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仍可保持快速增长，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都具有很大潜力[9]。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有利条件
杨多贵[16] 5-6等较乐观地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具备五大显著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一个新上升的增长时期；第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和市场机制正日趋完善；第三，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产业构造和地区布局正不断提高竞争力；第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显著；第五，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发展观念已经确立。
但是，更多的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其增长方式背后蕴涵着高昂的发展成本。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在多方面呈现出高增长的潜在困难。李善同[9] 认为结构性因素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张推行政策以消除促使增长放慢的结构性因素，消除社会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从需求方面，一是要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能力，变居民的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二是要消除投资增长的“瓶颈”。从供给方面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王小鲁[10] 认为，外延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体制缺陷正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且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江小娟[13] 进一步扩展了王小鲁和李善同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难度体现在：一是原有支柱产业难以支撑持续高速增长，需要结构调整升级，而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能力无法满足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二是体制因素抑制经济增长，如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大范围的企业重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压力大、外资大规模流进流出等。张军[5]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来考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认为从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资本产出比的过快上升。
中国经济从1980年以来，经历了25年的持续高增长，形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的循环发展模式。研究表明，高投资—高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短期内高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有高额成本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以高坏账、高污染和高能耗为代价的。短期内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宏观收益和宏观成本，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17] 12-21。在这种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十一五”期间粗放式经济扩张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18]。
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内涵与计算
对经济增长的探讨旨在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种探讨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潜在增长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过程。因此，研究潜在增长率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假定下，默认了潜在增长率的存在性，然后采取各种方法去测度潜在增长率。经济学界为了找寻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过很多估算。
（一）基于定性分析层面的估计
刘迎秋[19] 从经济增长阶段论探讨潜在增长率的存在区间，认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大体符合罗斯托的起飞标准①，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实现起飞后从自我持续增长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为9％，下限为6％。左大培[20] 估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刘国光[21] 根据20世纪80—90年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10％，过渡到1998—2001年7％-8％的事实，估计2000—2010年的实际增长率应该在7％—8％之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10％之间。王诚[22] 69-77指出，3％—4％以内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中的正常现象，5％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9％—10％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程晓农[23] 则认为，8％为无利润增长点，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经济就会陷入高失业率和大面积亏损的两难窘境。
胡祖六[24] 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表示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目前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追赶空间；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且高投资率有高储蓄率作后盾，在长期内投资快于消费增长的状况将得到扭转；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向型经济特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力的提高。郑斯林等[25] 预测，如果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能够处于常态，今后5—10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应是8％—10％。
（二）基于定量分析层面的计算
中国社科院经研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6] [27] 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有投资的波动则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根据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国有和非国有投资作用的分析发现，当经济增长率超过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高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当经济增长率低于9％时，非国有投资增长率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增长率。因此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经济景气的判断值，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李善同等[28] 通过开发动态递推CGE模型DRCCGE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依次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预测中国“十一五”期间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在此期间增长的首要动力仍为资本积累。
近年来很多新方法也相继引入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中。如陈玉宇、谭松涛[29] 23-29从产品市场价格出发，解释经济增长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验证稳态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SIRG）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测算出我国的SIRG在9.8％左右。刘金全、佟新华[8] 检测了中国经济增长自然率水平，得出充分就业条件下自然率为8.7％，宏观调控和谐有效条件下自然率为8.6％，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条件下自然率为8.1％。张鸿武[30] 在对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对1992—2004年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得出我国1992—2004年间季度GDP的潜在增长率为2.25％，折合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并认为9％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标准。
四、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小结及简评
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供给短缺到有效需求不足，再到现在的资源瓶颈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局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角度也很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寻找、验证和解释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并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上文的分析，笔者有以下见解：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的十周期划分法及对于“大起大落、短起短落”到快速平稳发展态势的分析是很科学的，但是对于其时间分割来说，笔者认为选取1994年较之刘树成所选取的1992年要更为合理，因为在1992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保持回落态势，但是它并没有回落到后期经济增长的平稳路径，这个增长的平稳路径应该是从1994年才开始的，所以，选择1994年作为这两个阶段之间时间分割点更为合理。
第二，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生产供给的角度分析，力图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实现产量和产值最大化。但是，当今世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而经济增长中考虑需求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应着重研究总需求不足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什么是促进经济供求平衡的机制，力求谋求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分析缺乏福利性分析。经济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是改善人们生活的中间目标而已，最终目标仍然还是追求人们的福利最大化。因此，有必要进行经济增长的福利性评估。因为经济增长和福利增长并非同一，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不一定会是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第四，与前述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最大难度在于进一步利用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中，很多学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了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创造价值方面的分析，通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使得改革之前的无价值或者少价值的产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还创造了大量的金融虚拟资产，这些都对中国的GDP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政府和金融机构创造价值的能力日益下降，制度创造价值的空间将不断减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难度将会不断加大。
第五，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着实证分析的迫切性。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利用计量模型来分析增长中的不同问题。但是很多建模忽视了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检验。此外，每个经济实体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普遍规律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中国经济特殊性的分析，这些必须从中国有限的宏观统计数据中去挖掘。只有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寻找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规律，结合现有的宏观理论成果，才能进一步讨求中国增长分析的方向。
出于严谨性，本文有必要在此做几点针对性的说明。首先，中国增长问题研究还有一些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发展及其收敛性的文献，本文之所以没有涉及，是因为这类研究大多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假定，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假定是不适合中国经济增长现实的，如果理论假定不成立的话，理论的推导、结论及其扩展就意义不大了。其次，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本文持每年均具有相等的潜在增长率的观点，认为在同一背景下不存在有不同年份潜在增长率不同的情形，故本文认为对于每年潜在增长率选取不同值是没有深入体会潜在增长率概念的缘故。最后，当前经济增长研究的困难在于除了计量的准确性之外，还在于现有的统计框架的约束，在短期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操纵经济增长率的大小。为此，单纯在一个或者几个经济周期内研究经济增长，就缺乏了宏观经济背景一致性的基础。要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从长期经济现实开始进行研究。
注释：
①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各国经济增长大体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阶段。可参见〔美〕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