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周年、实践是真理标准大讨论20周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历半个世纪风雨洗礼的世纪之交，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命运的学术专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 年》（顾问：丁守和；主编：唐宝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马》著；凡引此书，只注页码）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这不仅因为她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的主题，而且具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正是在曲折坎坷的实践中才能被认识和不断发展的顽强生命力。
《马》著所论的时间跨度，大体上是1889—1997年，主要内容是论述马克思主义自清朝末期传人中国至党的“十五大”之前近百年来不平凡的历程，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发展的“两个曲折”和“两个辉煌”。该著把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先后遭到的失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运的第一个曲折”，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运的第一个辉煌”；把建国后从“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及其严重后果，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大曲折”，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其指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个辉煌”。党的“十五大”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马》著成稿于“十五大”之前，没有使用“两次飞跃”的提法，但“两个曲折”、“两个辉煌”的提法和“十五大”精神是一致的。能够从曲折走向辉煌，是在认识和实践上实现飞跃的结果。
《马》著以64余万字的篇幅，借助于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比较细致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以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用人类和各民族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现实实践的有机结合，等等。这就是100 年来艰苦卓绝历程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同一句格言，在年轻人和老年人那里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老年人是用其全部历史和经历去理解，因而，那格言对他来说是具体、丰富的。同样，只有具体地了解了百年来曲折艰辛历程，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生命悠关的意义。在这一方面，《马》著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马》著和其他同类主题的著作相比，有如下特点，或者说优点。
其一，更具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从时间跨度上说，该书可能是目前所见到同类论题的著作中，最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史的一部著作。它以翔实的史料，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学习、研究、教育、运用和发展的具体状况，从而全面论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酝酿到形成与成熟的全过程。关于在中国传播、介绍、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该书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作用，但又不局限于党的少数领导人的功绩，还充分肯定和客观评价了国内外、党内外专家学者、进步作家、艺术家，其他党派人士乃至外国传教士自觉不自觉作出的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应用的领域来说，该书不限于通常的政治和经济实践，还总结了在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等各个研究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丰硕成果。例如，该书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30年代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艰难环境中，各个领域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如在哲学领域，李达1935年发表的《社会学大纲》，就已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矛盾；这一矛盾在敌对社会和非敌对社会都存在，但性质不同。此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也有独到见解。当时苏联学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母体，而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这一时期也是史学界等领域的丰收期。（参见第165—196页）应该说，在当时艰难条件下，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就更为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二，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使该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深刻性方面有新的拓展。历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这种研究能帮助人们深刻理解历史经验。而历史经验总有正反两个方面。仅看重成功的经验，忽视对挫折、失败教训的研究，很难避免肤浅和片面性。《马》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力求全面分析百年来胜利和曲折及其经验教训，充分体现这个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它力求把成功经验说够说透，又不惜大量笔墨深入剖析挫折、失误的教训。由于占有了大量历史资料，对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全面的对比分析，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曲折历程中，一切胜利都是克服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错误路线的结果；一切挫折和失误都是这样那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路线的结果。
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否定乃至敌对态度的人们，往往把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挫折、失误，当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以此来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为了有力地回击这一类的挑战和攻击，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透彻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失误的教训进行深入研究。《马》著在这方面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关于我国革命、建设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多次受挫和失误，《马》著坚持唯物史观的观点，对导致这种失误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全面、历史的分析。对于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该书除分析当时有关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外，还着重指出历史条件方面的局限性，如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极左错误路线的推行，有着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初期，特别是3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的缺陷，主要是翻译、理解的不正确或不准确；革命和战争环境恶劣，反动当局的严厉查禁和镇压，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少而难觅；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误多于正确的遥控指挥；广大党员多数出身于贫困农民，文化水平一般较低甚至是文盲，因不能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易受错误路线蒙蔽等等。同时，成功的经验也证明，全党、全国人民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正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战胜各种机会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光辉前景的根本保证。
《马》著注重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来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该书关于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的辩证分析，对于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该书肯定毛泽东作为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真诚地、时时处处想按马克思主义去实践，希望像在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有所贡献。该书还分析了他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指出：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讲求实效，即他一贯倡导的“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从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有选择地去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敢于提出新问题新思想。这个特点也是他的优点，使他能够避免和战胜教条主义，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方面，书中有大量论述（例如第四编第四章就以新的史料详尽阐述了遵义会议以后战胜王明路线干扰、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也有缺点。一是运用理论制定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功，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世界观这两个方面不能同步，使他产生骄傲情绪，独断专行。二是他的学习，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较少，读第二手的著作较多，读结论性的“语录”、“章节”较多。这样，容易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导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他一方面提倡少读书，“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另一方面又轻言“超过马克思”，“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结果，还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就要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势必铸成大错。毛泽东晚年把经验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如在经济建设中照搬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残存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把唯意志论当成辩证法等错误，都和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这个缺点有着直接关系。（参见第六章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误解）
这是一条极为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恰恰相反，它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这个教训还告诉我们，无论是党的领导干部，还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就决不可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刻苦钻研。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应该注意这一点。
其三，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使该书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学术性。从以上的评述已经能够看出，《马》著的作者具有严谨的研究态度，不是从某种先入之见出发，而是尊重历史事实，敢于正视现实矛盾，作实事求是地考察和分析，尽量使论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例如，该书重新审视了五四运动至3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几次论战，既充分肯定了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贡献，也恰当地指出了他们理论上某些不足以及对方意见的某些可取之处。从这些分析看，此后以至建国后的某些失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这些不足确有某种渊源关系。
再如，在分析历史教训时，剖析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的错误，并不抹煞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历史功绩，还肯定了他们犯错误的教训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样，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教训，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具有这种借鉴意义。正如胡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 才找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可贵的传统。
《马》著正是以这样的思路，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酝酿、形成过程，全面阐发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并给以高度评价。同时还指出：“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的发展——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它要接受的考验还要继续下去，并且与新的历史条件与实践经验结合，继续发展下去。”（第635 页）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是本着这个精神，该书“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灿烂前景”一章，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们当前面临的四个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低下，维持困难，使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受到威胁；两极分化严重，共同富裕难度加大；反腐倡廉，任务艰巨；民主政治建设，举步维艰。同时又指出：值得庆幸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邓小平理论都呈现出灿烂的前景。”不回避现实矛盾，坚信理论能够经受新的考验而得到新的发展，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就是值得称道的唯物主义的态度。
正如该书顾问丁守和先生在本书绪论中所指出的，系统研究论述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学术界前所没有的事情，“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困难的工作。”作者们的“努力和辛勤劳动是很值得肯定的。”自然，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在为我们提供重大启示的同时，也会留下某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商榷的问题，理论性也有待加强。这里仅指出一点，谨供参考。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目前众说纷纭。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如费正清）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接受西方民主，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马》著正确地驳斥了这种谬论，认为就传统的因素来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人民无神论传统的自然结合。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该书还认为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相吻合这个因素，认为孔子所追求的治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大同’思想的源泉。”（第50页）应当说，中国传统观念中确有“大同”思想；然而，儒家的“大同”能否与共产主义思想相吻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冯契先生就认为，古代的“大同”理想和近代以来的“大同”理想根本不同：前者是复古主义的，是向后看的；而后者却以未来社会为理想，是向前看的。因此，共产主义思想与儒家的“大同”理想之间的联系，是批判的继承，应该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参见冯契：《智慧的探索》第384—389页）在这类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是更为深刻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实践的需要更根本。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满足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需要。这是把《马》著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