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输出民主的理论逻辑及其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实质论文,民主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0)11-0052-06
美国的“输出民主”，指的是美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作为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认为美国负有将自己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的使命，以最终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制，建立美国治下的大同世界。[1](P406)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在海外促进民主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目标。最开始的时候，美国输出民主的对象仅限于拉丁美洲；二战后，美国成了西方世界的领袖，开始向全世界输出民主；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烙印，并取得了不少“成果”。[2](P94-99)冷战结束后，美国加大了输出民主的力度，从老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到克林顿政府的“参与扩展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化改革方案”，美国输出民主的努力不断推进。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卖力地向外输出民主。美国在输出民主时，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论为其造势和正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定命运论”、“民主和平论”、“主权有限论”、“民主促进人权论”、“民主普世价值论”和“历史终结论”等。对这些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美国输出民主的实质。
天定命运论
美国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大多数国民信仰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美国就是由清教徒（基督新教徒中的一支）建立起来的国家。基督教教义、尤其是基督新教的教义具有强烈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思想。因此，“选民意识和救世的使命感在美国国民意识中普遍存在，救世主义也就成了国民意识中一个普遍因素。”[3](P109)美国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最符合上帝旨意的社会制度，是最符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目的的制度，也是对人最仁爱的制度，所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去实现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的使命和义务。“天定命运论”就产生于美国基督教徒的这种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1845年，美国《民主评论》杂志主编约翰，奥沙利文(John L.O'Sullivan)利用基督新教的“上帝选民”建立“希望之乡”、“山巅之城”的理想率先提出了“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ation)的扩张主义理论。他宣称：美国的创建是天定命运，美国的扩张是上天的安排，美国的天赋使命是传播民主制度，有义务强行拯救邻近国家。一年之后，罗伯特.温斯罗普在国会中正式提出“天定命运”，这标志着美国整个政界普遍接受了这种观念。在这种思潮的鼓舞下，在随后的近一个世纪中，美国的版图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13个州向西一直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成为横跨北美、濒临两洋的世界大国。
当大陆扩张完成之后，美国的使命不再仅仅作用于领土扩张上，而是更加侧重于向海外输出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自由传统和价值观，“天定命运”发展为“新天定命运”。这种观念认为，美国不仅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而且还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主制度、自由传统。
在天定命运论的影响下，“推进民主”几乎是历届美国政府自封的使命。20世纪初，以“理想主义”著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公开宣称，美国的旗帜“不仅是美国自己的旗帜，也是全人类的旗帜”，到一定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要转向美国来寻求那种奠定一切自由基础的道义力量”。[4](P31)威尔逊视美国为整个世界的“救世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他提出了结束一战和战后世界蓝图的“十四点计划”。“十四点计划”标榜“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从而将美国的使命感发挥到了极致。冷战时期，使命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杜鲁门宣称“美国已经负担起上帝先前安排我们承担的领导这一代人的任务”，表示“应始终牢记美国指导世界走向和平的使命”。[4](P31～32)约翰，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鼓吹，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美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担，应付任何艰辛，联合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5](P168)。提出要在全球进行“民主革命”的里根则声称：“我们的使命是培植和保护自由民主……我们必须支持一切民主盟友，决不让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每块大陆上那些为抵抗苏联支持下的侵略……而甘愿冒生命危险的人失望……支持自由斗士就是自卫。”[6](P44～51)
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明确把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和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视为神圣使命，加紧对外输出民主。天定命运的思想对小布什政府的影响尤为明显。2002年6月1日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说，美利坚的旗帜不仅仅代表权力更代表着自由。我们国家的事业总是长于我们自己民族的防线……我们要为自由和人权而战。我们要打倒恐怖分子和暴君以捍卫和平……我们要在各大洲传播自由，这是美国人的使命和挑战。[7]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在21世纪，美国握有把自由对所有仇敌的胜利发扬光大的机会。美国愿意承担领导这项伟大使命的责任。”美国“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和自由市场的希望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8]小布什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所有生活在暴政和绝望境地的人们，请你们铭记：美国对你们所受到的压迫决不会熟视无睹，对那些压迫你们的人必定严惩不贷。你们争取自由之时，就是我们给予支持之日。”[9]美国人“替天行道”、舍我其谁的心态在小布什的身上显露无遗。
民主和平论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风行一时，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被称为“重新发现的”理论。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永久和平》一书中论述了被称为“永久和平”的安全模式，认为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10]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学者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被西方许多人归结为“民主制度的胜利”，甚至将它说成是“历史的终结”[11]。这大大增加了美国等西方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信心。1993年，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将民主向全世界推广以促进和平的主张。
“民主和平论”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它的主要观点是：从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专制国家之间或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因而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爱好和平。民主和平论最终的落脚点就是：只要是基于世界和平的崇高目的，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在外交上扩展民主就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民主和平论”作为一种指导对外政策实践而创造的理论，尽管它的论证从概念、引用事实和逻辑推理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漏洞，并遭到许多批评，但它描绘了未来在民主制度下国家融洽友善、世界永享和平的诱人图景，因而迷惑了不少人，并为美国决策者们所接受、所喜爱，成为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在美国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专制国家，世界就无法摆脱战争与苦难；美国所认同的民主制度不仅是美国国家安全及其在全球事务中领导地位的基石，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前提条件。因此美国认为，无论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美国都应该用各种手段推进民主。
民主和平论对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克林顿在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出，“在全世界保卫自由和推进民主并非仅仅反映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对于我们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诉诸战争。民主一直是一支稳定力量。它为解决争端提供了非暴力的方法”；“全球的民主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彼此开放思想和贸易”[12](P22～24)。克林顿上台后，“民主和平”的理念成了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在1994年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克林顿宣称：“确保我们安全和建立持久和平的最佳战略是支持别的地方的民主发展。”[13]基于此，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展战略”。1998年12月克林顿政府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支撑美国担当国际领导的支柱是美国的民主理想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力量。民主的扩大对美国价值观是一个支持，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是一个促进。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和侵占人民权利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全世界走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趋势有助于促进美国的利益。[14]
主权过时论
众所周知，主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利，是国家的重要属性。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权利，其基本内容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内表现为最高权，即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事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实行管辖的权利。第二，对外表现为独立权，即国家独立自主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处理国家的内外事务的权力。第三，反击侵略的自卫权，即国家为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对外来侵略或威胁进行防卫的权利。相互承认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的最重要保障，也是联合国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基础，更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承认各国“主权平等”、“政治独立”、“互不侵犯”，是联合国宪章以及它的各种宣言多次重申的基本原则。如果否定了国家主权，否定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否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秩序将无法维持。虽然国家主权要受到国际法的约束，但国家主权原则依然是国际社会合作与交往的基石而不可动摇。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国家主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很多挑战，尽管有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主权观念，但国家主权的地位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在国家主权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对外推广西方式民主和人权，推行新干涉主义，趁机提出“主权过时论”、“主权有限论”、“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
主权过时论认为，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成为束缚人的个性、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发展的桎梏，成了统治、压迫的工具乃至战争的根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人员交流的增多，人们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将逐渐淡化，被“全球价值观”、“全球意识”所取代；现行的以国家主权为依据的国际关系原则乃至以国家和国家主权为基础的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也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等等。根据这种理论逻辑，那就需要通过“全球民主化”来构筑所谓“全球公民社会”，取代现行的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机制。[15]
民主促进人权论
民主与人权本来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西方的民主也并不一定能有效地保障人权，在自诩为“最民主”国家的美国，就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同样，人权政策与输出民主也不能等同。然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民主与人权、自由等概念往往是混同的，因而“多数美国人很自然地把促进人权与促进民主等同起来”[16](P28～30)。他们认为，民主制度是人权的最好保证，促进民主就能改善人权，输出民主本身就是促进人权的努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专家罗伯特，阿特在其《美国大战略》一书中，把“支持民主的全球扩展和保护人权”列为美国第五项重要国家利益，并列出了美国支持国外民主的一系列理由，其中包括“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民主能够最好地保护人权”[17](P88)。美国国务卿舒尔茨1985年1月31日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始终是民主制度的卫士。民主制度是人权的最好保证，也是局势稳定的最长远保证。”[18]克林顿认为，“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19]。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也指出：“民主是90年代的道德命令和战略命令。民主将对所有国际人权提供保护。”[20](P65)
其实，早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将在海外扩展民主列入其人权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行所谓的“民主革命”。里根总统在1986年3月15日的对外政策咨文中声称，“民主革命”的潮流给美国“带来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希望”，咨文强调美国支持“民主革命”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21]布什总统在《1990-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中申明，美国将寻求“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作为人权及经济和社会项目的最可靠保障”[22](P11)。克林顿政府把人权政策的重点放在民主建设上，提出了以巩固和扩展民主制及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扩展战略”。
民主普世价值论
在美国的统治精英们看来，“民主”、“自由”是上帝赋予他们的道德旗帜，是无与伦比的“普世价值”，他们有在全世界推广和实施这种“普世价值”的权利和义务。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总结了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好处。达尔认为，民主有助于防止残酷统治和凶残的独裁者；保障公民一系列根本权利；确保更为广泛的个人自由，激励人的发展；培育更高水平的政治平等；促进和平，导致繁荣；等等。美国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麦克福尔对所谓“普世民主”也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于今作为国际行为准则的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势，而民主本身被广泛视为一种理想的政府制度。民主也在全世界分属不同族群、宗教和地区的人们当中有着几乎无所不在的吸引力。”“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目标，促进民主已经越来越为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23](P147～163)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是宣扬民主普世价值论的典型代表。他们鼓吹美国价值观优越论，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民主、自由理念是全球最好的，应当成为“普世价值”。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先驱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古希腊经典作一种抽象主义的阐释，推崇古典思想对普遍性所持的非历史观点，强烈信奉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特定文化传统的普世价值。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基于这样的政治哲学，加强对自己传统的认可，对那些他们认为“野蛮”和“丑恶”的文化要进行干涉。这也是新保守派主张对外推广民主的哲学源头。
小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是民主普世价值论的极力践行者。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式民主“对我们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其他很多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面对不同情况的国家也成功地把这些原则纳入他们自己的治国体制”，因此美国将“把自由和发展民主体制作为我们双边关系中的关键议题”。“美国必须保卫自由和公正，因为这两个原则真正适用于每个地方所有的人民”。
事实上，美国所倡导的所谓“普世民主”，充其量只是美国式民主。美国民主在美国适用，在别的国家或地区就不一定适用或根本就不适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殊性，而且美国民主还存在“多数的暴政”这一致命缺陷。但美国为了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经常把民主当成“普世价值”到处推销，采取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经济援助与经济制裁、武力威胁，甚至政权更迭等。但是，当别人的民主政治对美国不利时，美国宁愿不要民主这个“普世价值”，而选择独裁专制。所以，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它能够真正成为“普世”，前提条件是必须对美国有利。由此，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在美国人那里是相对的。
历史终结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西方世界陶醉在“民主胜利”的乐观主义气氛之中。在这一背景下，日裔美国人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1989年，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继而又在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对历史终结论进行系统的阐发。
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和绝对胜利，它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仅在理论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福山关于西方民主制度在当今世界取得最后胜利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苏东剧变后，中国、古巴、越南等一些国家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平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与此同时，国际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此外，西方自由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方兴未艾。
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但这一理论为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历史终结论的逻辑，既然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那么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就有义务和责任去促进这一制度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实现。因此，历史终结论的政策相关性在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得到了体现。[24]克林顿上台之时，恰逢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喧嚣一时。福山所认为的世界最终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成了一种真正的政策诉求，成为这时期美国三大全球战略——经济、安全与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什政府上台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大行其道。新保守主义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在对外政策上主张用武力维持世界秩序，并把推进民主看成是维护美国安全的根本途径。新保守主义的这种观念基础实际上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映照。而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力推行的对当地“民主”制度的改造，似乎正是走向历史终结论极力鼓吹的“民主”与“自由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终点”[24]。
美国输出民主的实质
为美国输出民主造势的上述一系列论调，无异于是在向国际社会宣示：输出民主是美国出于其崇高道义和理想的利他行为和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它合乎正义，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世界各国应该欢迎和接受美国的民主输出。于是乎，美国国内一批政客、学者、舆论喉舌，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某些向往西方民主的人士，为美国输出民主摇旗呐喊或高唱赞歌，将美国输出民主的动机归结为美国理想主义的驱动。
当然，我们不否认美国外交行为中的理想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一样，理想主义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传统之一，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理想主义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正义与全世界进步，主张国际关系“实现道德理想”，以美国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是非曲直，并力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美国式民主推广到全世界。美国输出民主的理想主义成分主要来源于美国的基督教信仰。
然而，相比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现实主义强调美国外交的出发点应是现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抽象的道义原则；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本国利益和权力是正当的，实力是利益的后盾。美国学者承认，美国外交政策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现实主义[25](P27)。
美国输出民主，其理由冠冕堂皇，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外交，但其实质更多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因而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部分。对此，西方学者也承认，美国输出民主很少单纯地出于理想主义动机，它往往有着复杂的战略目的。美国输出民主最重要的是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安全、自由贸易和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等目的。[26]首倡人权外交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就说过，“什么时候道德和保卫自由民主的决心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得到最为明确的强调，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最为强大而有效。”[27](P166)
美国输出民主的战略利益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政治上，在美国看来，只有采取了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反美情绪，并与美国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结成战略盟友和合作伙伴。美国的最终目标是独霸世界。为了实现世界盟主的梦想，美国企图把世界各国变成美国式的民主国家，用美国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把多元化的世界统一起来。[4](P39)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所说，通常来讲，大国总是试图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力量相对弱小的国家。因为它们认为如果在自己周围创建了一个能与你和谐共存的政权，就会容易对这个政权施加压力或与它进行合作。多伊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就是这么做的，尤其是冷战后的美国。[28](P38)因而，输出民主成为美国在海外实现其政治与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经济上，由于开拓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关键，美国作为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广阔的市场，但它不可能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争抢殖民地，因为殖民地已基本被瓜分完毕，美国于是标榜“反殖民主义”，采取制度输出的办法，从经济、政治上把一些国家变成自己本土的延伸。输出民主有利于美国占领海外市场。因为通过输出民主，一方面可以在海外建立美国式的自由企业制度，美国的垄断资本就可以通过自由投资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占领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在其他国家建立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与制度，为美国海外投资提供保护。随着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美国更加注重在全世界推广美国式的民主，以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单一或统一的民主模式。即便是国体相同的国家，其政体也会因具体国情不同而有差异。正如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基本特征一样，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各国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而美国不顾他国的国情，采取经济、政治与军事等手段，对外输出民主，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这是美国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的表现，是用输出民主的办法来谋求世界霸权，同世界各国维护独立自主的本质要求相对立。
美国输出民主并不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民主。大量的事实证明，被强力推行美国式民主的许多亚非拉国家，其内部往往是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民主选举甚至成了党派间恶性竞争以及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民主遭遇严重困难就是明证。美国在输出民主时，以“促进民主”、“保护人权”和“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推行新干涉主义，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于不顾，不惜发动战争，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国家主权。美国输出民主的霸权主义行为当然不可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和平，往往给输出对象国带来动乱，从而激起输出对象国的不满和抵制，并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和人民需要民主，但需要的不是美国强加的民主，而是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
标签：国家主权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史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