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个人主义论文,根源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0－0058－07
一、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概述
个人主义方法论（individualistic methodology）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一般而言，个人主义方法论主张：（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只考虑个人，只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①具体到经济学领域，这一方法论意味着对任何经济现象的解释，“只容许个人是决策者”②，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解释成个体消费者和个体的企业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由于分析的出发点是个别的经济主体，现代主流经济学把自己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近代以来，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重商主义作为一种“国家主义经济学”③，强调国家干预，因此往往从整体而不是个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问题。古典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理论渊源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认为具体的感官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最终来源，所有复杂的、抽象的观念原则上都可以还原为感官印象，这种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表现为个人主义，卡尔·普里巴拉姆认为，“个人主义乃是哲学唯名论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④。由培根、洛克等人开创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终于在18世纪末在经济学领域结出硕果，亚当·斯密最早系统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进行经济分析。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效仿牛顿的经典力学模式，把经济人这一社会的“原子”作为出发点，系统地解释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一切经济现象都被解释成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⑤斯密所建立的个体主义分析范式为整个古典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是古典经济学家通常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整体主义方法论在其思想中所起的作用仍比较大。这种内在的冲突伴随整个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随着德国历史学派的诞生，这一冲突激化了。历史学派反对古典学派把抽象的“经济人”作为研究起点，认为这将割断经济主体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联系，因此强调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和有机性。边际革命兴起后，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和历史学派的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标志着经济学中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彻底决裂。门格尔坚持从抽象个体出发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他认为可以通过将经济现象“还原至其组成因素，即还原至其因果关系中的个体因素，通过探究由这些因素一步一步形成这里所讨论的人类经济的这些复杂现象的规律，来获得对这些现象的理解”⑥。这场争论虽然表面上不分胜负，但是边际革命后，个体主义方法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整体主义随着历史学派的衰落在经济学中逐渐边缘化。奥地利学派虽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差异很大，但是在个人主义方法论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米塞斯就曾强调：“所有的行动都是由个人从事的……‘我们’实际上不可能采取行动，而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代表自我采取行动。”⑦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强调总量分析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有所复兴。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致力于为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的经济学分支都以自利的经济人为起点进行分析，传统上被认为是黑箱的企业、政府、集团等都被成功地分解开，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逐渐获得近乎垄断的地位。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更侵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被认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
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成功并非偶然，它与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渴望有关。以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验科学总是以一定的“公设”或“假说”为出发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的出发点应该是“不证自明”的。⑧ 科学用已知来解释未知，如果一切都是未知的，解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有某些事实被看成是已知的。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把个体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的巨大好处是“限制了可以被接受的已知事实的数量”⑨。一个理论如果能够用尽可能少的原则解释尽可能多的事实就被认为是符合思维经济原则。另外，个人主义方法论被认为具有明晰性和直观性。一方面，只有个体能够直接呈现给我们的感官，而对国家、民族等集合体我们只具有间接的认识，所以哈耶克认为社会集合体“对我们的观察而言，并不是‘给定的’，而是惟有通过努力才能加以重构的”⑩，因此经济学“应该从个人的行动出发，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的唯一事物。离开了个人的行动而可以运行和表明自己的社会的观念是荒谬的。每一个社会的事物都必定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个人的行动中认识的”(11)。另一方面，每个人对自己的苦乐感受的认识最为清晰，“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的、最敏感的判断者。因此不要让任何其他人去干涉他”(12)，因此主流经济学认为每个消费者对自己的偏好有清晰、准确的把握，由此建立起消费者理论。
尽管个人主义方法论被主流经济学看成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仍有很多非主流学派对其提出尖锐批评，不过这些批评似乎都无法动摇其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的研究都局限于个人主义方法论本身，争论的焦点是这一方法论是否正确，反对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揭示它的谬误之处上。(13) 但是无论这些批评多么尖锐，其论证多么有说服力，都无法动摇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根基，主流经济学对反面的证据往往置之不理。这一现象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仅仅积累更多的证据来说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错误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追问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这一存在明显缺陷的方法论，以及这种坚持的心理基础是什么。人们为自己的某种立场辩护的表面理由和潜意识中的真正原因往往是不同的，这种潜意识不发生改变，个人主义方法论就会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当然，其地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本文试图初步揭示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心理基础，即促使人们坚信它的“潜意识”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个人主义方法论显得不证自明。
二、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隐喻
古希腊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区分了“本质”与“现象”，其成熟形式即柏拉图的“理念论”，人的感官所能认识到的只是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而现象是不真实的，由此无法获得真理，而只能获得“意见”，只有运用理性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本质——理念世界，由此获得对真理的认识。(14) 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思想又在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中复活了。牛顿运用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了当时所能观察到的几乎所有运动现象，从而将天体运动和地上物体运动统一起来。牛顿证明了杂乱无章、变动不居只是世界的表面现象，实际上所有物体都服从严格的秩序，永恒不变的力学规律统治着世界。物理学的成功使其成为经济学的楷模，主流经济学也强烈地渴望成为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15) 人们不由自主地设想，既然物理现象的背后是物理规律，那么经济现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经济规律。经济生活的混乱无序只是一种表象，它必然服从严格的秩序。这一基本的类比启发了早期的经济学家，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经济世界和物理世界应该是相似的。经典物理学采取了还原论的研究范式，“认为整体要在部分的层面上得以解释”(16)，一切现象都应该用某些最简单的因素加以解释。受经典力学所获成功的鼓舞，“正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一种还原论的研究方案”(17)。在经典力学中，最基本的单位就是没有大小的刚性“质点”，相应地，主流经济学选择抽象的经济人作为自己的最基本单位，整个复杂的经济系统都可以通过这种经济人得到解释。由此可见，个人主义方法论是近代科学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在经济学中的体现，“科学的实践就是在一个比被解释的事物更低的水平上来解释有待于解释的事物……对微观基础的探寻……事实上是科学的普遍特性”(18)。由此可见，对经典力学的隐喻对主流经济学的构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尤其表现在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中。自边际革命以来，均衡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均衡分析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灵魂。但是均衡的概念显然来自经典力学，质点只有在所受到的合力为零时，才可能处于静止状态，因此经济生活中必然也存在着某些方向相反的“力”，比如供给与需求，当这些力达到平衡时，经济系统就处于稳定的、静止的状态。对经济世界的理解完全来自于同物理世界的类比。没有这种隐喻，也就没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因此正如迈克洛斯基所指出的，这种隐喻绝不是装饰性的，而是实质性的。(19) 但是物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发展使它早已经突破了经典力学，而经济学的基本隐喻仍然没有变化，并没有紧随物理学发展的步伐。当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建立起来之后，就获得了独立性，从而成为“自我强化的标准”，“经济学不再受物理学的影响，而是受自身动因的推动”(20)。日趋僵化的主流经济学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基本隐喻的源头，而是从字面上理解“经济人”、“均衡”等基本概念。由于不承认自己进行隐喻，才使得这一借自经典力学的隐喻更加顽固。这一隐喻所支撑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已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缺陷。首先，其背后的还原论思想从逻辑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也许经典力学所设定的无大小的“质点”是最简单的，但是“经济人”从什么意义上是最简单的呢？如果可以把经济现象还原为个别的经济主体，那么这些主体也同样可以还原为基因，而基因可以还原为分子，如此等等，这个过程将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并没有什么理由能够保证经济人就是最简单的、不可分解的单位。事实上道金斯就认为基因有可能是更基本的选择单位，而有机体不过是基因自我保存的工具。(21) 其次，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也揭示出还原论思想的困难。“突现”的思想与还原论背道而驰，它意味着“一个实体或者一种事象产生于某一‘较低的’水平，并且受该水平的特性的制约和决定，却又不能从后者预知”(22)。主流经济学认为复杂的经济现象至少原则上都可以解释为个体行动的结果，一切都是可以预知的，但是突现思想认为总有一些特征是不可解释和不可预知的，这样，极端的还原论就失效了。面对这些强有力的反驳，主流经济学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调整迹象，仍然固守着还原论式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如果说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是依靠与经典力学进行类比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追问，难道这是唯一可能的隐喻吗？既然隐喻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是否存在比经典力学更好的隐喻呢？由于遗忘了自己的隐喻之源，这些问题对主流经济学来说是不存在的。这在实际上造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僵化，阻碍了经济学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对经典力学有意识的模仿只能解释经济学发展初期选择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动机，而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仍顽固坚持它。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索个人主义方法论背后的心理基础。
三、他人自我问题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
个体之间的交往是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课题，它是以个体对他人的理解为前提的，这意味着我除了知道自己是一个“我”，同时还知道对方也是一个“我”，而且是与我自己的“我”不同的“我”。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对他人自我的把握是“为人文科学确立基础的基本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为社会学奠定哲学基础”。(23) 这一结论当然也适用于经济学，经济学把经济交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然涉及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如果我和他人进行交易，那么他人就不可能仅仅被当做一个物体，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经济学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但是却在潜意识里做了回答，正是这一回答使得个人主义方法论显得不证自明。
舍勒认为在对待外感知与内感知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现代哲学的普遍观点是“内在感知与自然界的外在感知不同，不会产生假象”(24)。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心灵对自己而言都是透明的，我们可以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心灵，他人的心灵则藏在其身体的铁幕之后无法被我们直接把握。这样的话个体对他人的理解只能通过类比推理或移情的方式进行，我只能通过外感知观察到与我自己的身体相似的另一个身体，由于我的心灵支配着我的身体，因此我可以猜测另一个身体里也隐藏着一个心灵。(25) 基于这一观点，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只能被认为是后天建立起来的，从而这种联系本质上是偶然的。彼此孤立的个体是第一位的，他们首先封闭在自己的心灵中，然后碰巧通过猜测的方式把握到他人的存在。可见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正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由于我们首先把握的是自己的心灵，而且这一把握不会出错，所以每一个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这样，经济分析最恰当的出发点就是对自己的偏好有清晰、完整把握的经济人，他人本质上都是通过猜测被把握的。近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由于我们对他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26)，这显然与类比推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对每个个体来说，他人的出现都是偶然的，因此与他人交往的唯一动力是这种交往有助于增进我的福利。经济交往作为手段被理解，这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一般的思维方式，复杂的市场经济体系被理解为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产物。人们频繁地进行交易，但是彼此把对方当成手段来看待，交易本身并不具有价值。
舍勒认为类比推论说从逻辑上就不能成立，因为从另一个身体现象我们只能推出“我的自我这时也再度出现，而不是外来的另一个自我出现”(27)。这一批评也适用于移情理论。这两种理论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它们隐含了这样两个假定：第一，个体首先把握的总是他自己的“我”；第二，他人最先呈现给我们的是其身体表象及其变化、动作。(28) 现代思想认为这两点都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严格的现象学描述，会发现这两点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在内在直观中最先被给予的并不是本己的我。“人‘最先’更多地生活于他者之中而不是自己本身之中，更多地生活于共体而不是自己的个体之中”(29)，从幼儿身上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此时个体完全融入家庭或群体之中，独立的自我意识出现得很晚。精确地计算自身效用的理性经济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晚才出现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本身就是需要经济学进行解释的，因此以它为起点来解释经济现象，一定程度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其次，我们首先把握的并不是他人的身体，而是透过其身体呈现出来的心灵生活。如果进行严格的现象学描述会发现，我们首先看到的并不是他人脸部的形状，而是其情感，我们看到某人是快乐的、悲伤的、痛苦的，只有在具备这种直观能力的前提下，猜测他人情感才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人对于个体而言并非偶然被给予的，而是渗入个体的生存结构之中。主流经济学总是从一个鲁滨逊式的经济人出发来构建其理论体系，却往往忘记了，鲁滨逊本人并不是社会的起点，而是切断社会联系后的产物，其孤独感恰恰证明了他人已经是其生存的本质构成部分。个体的经济活动同样也不是首先关注自身的效用，而是与他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仅是所面对的物，更多的是与他人的比较，因此生产与消费活动的重要目的是炫耀，通过超越他人而获得社会声望。(30) 交换也往往不是获利的手段，而是能提高参与者的声望。从原子式的个体出发，这些现象都是很难被解释的。由于“经济人”一词有浓厚的追逐私利的色彩，主流经济学逐渐将其拓展为更为中性的“理性人”(31)。理性人并不一定只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利他、名誉、声望等社会性因素也可以进入其效用函数，但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一定文化与社会条件塑造的。如果鲁滨逊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产生的，那么反过来用他来解释该经济环境的形成就很难令人信服。经济人含义的拓宽表面上增强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但实际上却使个人主义方法论所隐含的矛盾更加突出。
四、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实践根源
近代思想在他人自我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普遍认为他人的心灵无法被直接把握，而只能以间接的方式被猜测到。通过简单的现象学描述就可以发现其谬误，但是这种观点却被广泛接受，甚至被看成一种常识。这启发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一种谬误能够被看做“明显”正确的？理论思维也许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不能脱离其社会条件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中立往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经常受到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制约，对他人自我问题的不同立场，对应着不同的“生活共体形式”(32)。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生活在群体里，“‘群体’是由生活的历史、传统、血缘统一起来的”，此时个人并不是首先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的，而是生来就与群体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的”，“共同感觉、共同愿望负担着全部价值：个人是群体的器官，也是群体的代表，群体的荣誉也就是个人的荣誉”，(33) 人与人之间很少体验到陌生感和疏离感，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他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猜测是不必要的，在这种生活背景下，一种类比推理的学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恰恰在现代条件下，“社会”现象才更为典型，与一般的观点相反，并非由于群体规模的逐渐扩大使得社会得以产生，社会反而是“各群体内在的分解过程之后的残余和遗迹”(3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松散，血脉相连的感觉被怀疑感和陌生感所取代，他人总是心怀叵测的，需要猜测和揣度，只有自己的感觉才最真实。在这种社会条件和体验结构下，对他人自我的把握很自然地被归结为“类比推理”的结果。群体瓦解之后，人们体验到个体之间是彼此隔绝的，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个体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偶然的，因此个人主义方法论自然地成为研究的起点。由此可见，个体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体验结构下才显得是最基本的。与个人主义兴起相对应的是对道德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当人的生命力旺盛的时候，道德倾向于“极深地扩张自身的‘责任心’”，道德责任的特点是“休戚与共”，这意味着“看到他人的罪过，我们应当感到自己也‘同样负罪’”(35)，在这样的时代，道德不可能被理解为维系社会的工具。而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尽可能缩减个人的道德责任，“只要可能就拒不对‘他人的’行为负任何罪责”(36)，每个人都被逐回自身之中，变成道德上的原子。由于社会被看成是众多彼此孤立的个体的集合，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道德理解为“规范”或“约束”，如诺思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37)。道德很自然地被看成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如果人们是一盘散沙，当然需要有某种机制把他们聚拢在一起。
这背后的原因是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生命有两个方面，“从一方面看，它是营养和吸收，从另一方面看，它则是产出和生殖”(38)。就第一个方面来看，生命的特征是匮乏，因此要不停地索取，这是生命的消极方面。但是索取的目的是为了积蓄能量，这种能量过剩时就需要消耗。当生命释放多余的能量时就表现为创造和奉献。所以相对于索取，创造和奉献才是生命最根本的特征。不同的人、同一个人的不同生命阶段乃至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各有不同，比如青年人生命力旺盛，他倾向于牺牲自己，热衷于创造性的活动，而老年人生命力衰退，倾向于索取，逐渐趋于自私。当一个人进行奉献和创造性活动时，生命能量充盈并溢出，他感觉不到有节约它们的必要，因此也不会进行精明的算计，甚至常常因过度的奉献而燃尽自己。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强大的生命力并不善于自我保存，因为它毫不吝惜自己的能量。反之，当生命力衰弱时，一个人会强烈地感觉到匮乏，因此他要尽量节俭，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杜绝浪费。由此可见，现代思想是把生命的消极一面理解为生命的本质，把衰弱的病人作为人性的代表。在生物学中，进化论把生命活动都理解为“自我保存”，与此相应的是经济学把人理解为“经济人”。正如生命力旺盛的人很难体验到匮乏，一个生命力衰退的人总是感到缺乏，因此“稀缺性”成为人类无可逃避的基本处境。但是正如博兰尼所指出的，“对一些文明体系来说，稀缺状态几乎完全是一种例外，而对其他文明来说，稀缺却显得十分普遍”(39)，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稀缺性已经被制度化了。只有在把衰弱的人理解为典型的人的时代，稀缺性才会显得不可避免。由于手段是稀缺的，所以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冲突就要求理性经济人必须节俭，即所谓“效用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以实现效率。人的本性就是尽可能多地攫取，而不是奉献，对于消费者来说所攫取的是“效用”，对于企业来说所攫取的是“利润”，尽可能多地索取并拒绝奉献的守财奴心态变成了理性经济人的典型心态。主流经济学总是假定人的初始状态是一种匮乏的状态，为了消除匮乏形成了“需求”，经济人被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胃，不停地吞下它所遇到的任何东西，但是非餍足性假定又意味着它永远也吃不饱。因此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理解总是消极的，它忘记了人也可以像太阳一样通过燃烧自己来奉献光和热。从表面上看，主流经济学拒绝思考奉献型的人格的原因可能是它很难被数学化，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现代人生命力的衰退。正如生殖活动是一种消耗和奉献的过程，不肯奉献的经济人恰好是不生育的，他没有性别，没有配偶，没有年龄。一个奉献的个体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体，只有一个不断索取的个体才可能是孤立的。所以对于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假说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失去了一个，另一个也无法独立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揭示出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三重根源，理论上的根源虽然对主流经济学选择个人主义方法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现代人特殊的体验结构，由于人与人在现实生活中彼此隔阂，才使得个人主义方法论显得如此不证自明。因此单纯靠积累证据证明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错误的并不能驳倒它，如果现代人的体验结构不发生变化，主流经济学就不会放弃个人主义方法论。
注释：
① 转引自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郁仲莉、陈建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②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陈越、王铁生、尹俊骅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③ 埃克伦德、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张凤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④ 转引自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5页。
⑤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
⑥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⑦ 转引自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吴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⑧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⑨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陈越、王铁生、尹俊骅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⑩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7页。
(11)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12)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建、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05页。
(13)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70页。
(14)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5页。
(15)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马霄鹏、于宛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
(16)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17)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18) 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
(19) 迈克洛斯基：《经济学的花言巧语》，石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8－53页。
(20)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21)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2) 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138页。
(23) 舍勒：《论他者的我》，朱雁冰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37－338页。
(24) 舍勒：《自我认识的偶像》，罗悌伦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15页。
(25) 舍勒：《论他者的我》，朱雁冰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65页。
(26) 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
(27) 舍勒：《论他者的我》，朱雁冰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67页。
(28) 舍勒：《论他者的我》，朱雁冰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72页。
(29) 舍勒：《论他者的我》，朱雁冰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75页。
(30)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5－79页；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1) 朱富强：《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内涵演变及其缺陷审视》，《财经研究》2009年第4期。
(32) 舍勒：《论他者的我》，朱雁冰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60页。
(33)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罗悌伦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22页。
(34)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罗悌伦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22页。
(35)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罗悌伦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98页。
(36)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罗悌伦译，载《舍勒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99页。
(37)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7页。
(38) 居友：《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余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39) 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侯利宏译，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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