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突厥语族语言民族的“父辈经典”——《先祖考尔库德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族论文,突厥论文,先祖论文,父辈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 (2000) 02-0092-05
最古老的乌古孜—突厥“父辈经典”——史诗《先祖考尔库德书》是当今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和呷高乌孜人祖先乌古孜人英雄时代故事传说的艺术和诗歌源泉。虽然史诗的最早抄本（11世纪）和后来的抄本（15-16世纪）属于第二个千年的头五百年间，但根据世界突厥学家见解所达成的一致看法（巴托尔德、凯普勒、Α·阿比德、Γ·阿拉斯拉、Ο·Ш·吉其阿衣、М·西依德夫等），《先祖考尔库德书》史诗（歌谣、传说）的形成应属于5-7世纪这一长时期内，然后《先祖考尔库德书》的故事歌谣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补充和改造：特别是在9-15世纪，史诗中有时渗入宗教信仰因素，在旧约时代相关联的突厥处世观的主题，还有部分与神秘信仰以及萨满风习相关联的主题被排挤或替换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部硕大文献第一句话所包含的关于史诗作者考尔库德先祖的信息：“先知健在前，巴亚特地区出现了一个男人，人们把他叫父亲考尔库德，他就是乌古孜人的全知者。”先祖考尔库德大概比先知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6-7)世纪还早一些。史诗本身给人的印象还表明，先祖考尔库德的诗体故事起源于伊斯兰时代以及其文明之前。因此，在20世纪末来纪念《先祖考尔库德书》1300周年是极其自然的。
史诗如同其发现一样，有自身的历史。我们已知的史诗《先祖考尔库德书》有两个手抄本：德列斯甸抄本（12组故事）和梵蒂冈抄本（6组故事）。还在1815年，弗里德里希·济慈(1751-1817)首次把一篇达斯坦（叙事诗）—《巴撒特斩除独眼龙铁莱敦孜之歌》介绍给学术界并附有德语译文。德列斯甸手抄本，由东方学专家Τ·诺耳德凯(1836-1930)开始译成德语。但史诗全译本是由俄罗斯的东方学家Β·Β·巴尔托耳德在1922年完成的。
《先祖考尔库德书》的第二个手抄本，是由意大利学者艾托里·罗西在梵蒂冈发现的，并且他于1925年在赫尔辛基出版了附有注释词表的手抄本的原文。
在20世纪，史诗全文已先后在土耳其、阿塞拜疆、英国、德国出版。
从这部史诗开篇中，可以了解到先祖考尔库德是一位歌手、是一位吹笛和讲故事的大师，是萨满教的巫师——巴赫西，是一个咒语词曲的创作者，他也是所有达斯坦说唱故事的说书人和演唱者。这些说唱故事表现乌古孜英雄题材的不同的十二种场面，描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团结在巴彦都尔可汗周围的许多乌古孜英雄。这是乌古孜人的一致性，这种团结统一在史诗时代的11篇诗歌中得以保留，只是在第12篇描写乌古孜勇士可汗之间开始的内哄、分岐时，这种统一才遭到破坏，因而出现了乌古孜民族悲剧时代，它带来的是历史遗忘、乌古孜“终结的开始”。
顺便说一句，勇士们表现出奇迹般的英雄气概。他们不仅与侵犯的外来者斗争，而且与体现善恶、生死的地上、天上神化人物的化身作战。而女勇士在这方面也不逊于男人，她们准备以其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来征服死神。在这方面史诗的第5和第6篇极其精彩，这些诗的突出特点是包括了全人类的道德、哲学和美学内涵，其中一篇是勇士与死神的搏斗，勇士的妻子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拯救勇士的生命。另一篇诗中，描述了坎·吐拉勒有关求婚和反映乌古孜人日常礼仪的传奇故事。
史诗典型地表现乌古孜历史及其事件，但作为民族优秀韵文史记，无论是史诗的布局，还是形象结构都与这种叙述风格特有的实际活动的英雄化有关：英雄独特，事件夸张。史诗宣扬和激起的崇高意向和情感——战斗的忘我精神，热爱自由的天性，勇士的顽强、英勇和力量，对自己的土地、民族的自豪感，对家庭团结和故乡的感情，对女性权力神化的感受。史诗中的勇士是夸张了的高大形象，忠于共同的事业，并且紧密团结在捍卫统一和完整的头领乌古孜周围。尊重族长和领袖，为了祖国领土的崇高荣誉，随时准备牺牲自我，保卫国家，不惜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这一切构成了史诗的主旋律。
与巴比伦时代和中世纪时期不同，20世纪的重大意义，不是由于发现了新大陆，而是由于发现了“新的过去”；文明中最伟大的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化，从历史和地球的深处被提到时间和地球的表面，这是早期的泥板文字。石板和羊皮纸书写的历史文献的原型——史诗《比加美斯》二万年中首次出世。确切地说，是我们发现了比加美斯的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公元前2万年和公元后的2千年，在第三个千年的门坎发生碰撞，而正是在这一碰撞里，久远的往昔字符与现在—未来的比较中产生更伟大更崇高的印象。
神话包含“空间极远和时间极远”（勃留索夫语），在精神领域表现我们的历史—地理记忆的内在和永久的遗传密码。由《加比美斯》到《玛纳斯》和《先祖考尔库德》的线索就从这里开始。科学已经承认和确定了这一遗传联系密码传承。由于神话根源和民间故事起源的共性，《考尔库德书》接近于《比加美斯》。同时，科学界赞同阿塞拜疆的民族考尔库德学将先祖考尔库德经典原文的“年龄”确算为1300年的合理建议。突厥学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突厥语族语言国家的组织也接受了这一确算。
史诗中讲述的几百年那段历史到底包括那些历史时期呢？每次给新生儿起名字时，考尔库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一句话：“我给他起名字，让至高无上的神赋予他生命”。作为诗人后裔的学者们为考尔库德本人确定某种寿命时限，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合理呢？
日常生活和道德方面的游牧方式传统，可明显感知的萨满教回声，光、水、飞禽、树木的拟人化形象，对武器、战马和野狼的崇拜，
等人名，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突厥的古老。史诗包含的神话象征主义特点，令《考尔库德书》被视为仿古结构，《考尔库德书》在风格上叙述特征的功能——语义特点使它与萨满教联系在一起。而那些特征细节和历史人物刻画都使它与中世纪和中东的民族文化体系接近。在希腊、阿拉伯、法尔西（波斯）突厥史料中经常讲述《考尔库德书》中提到的艾米尔、头领、大臣、先知、宣讲人。如果说一些神话讲述考尔库德，是用比喻和寓意手法，那么，族谱则把他呈现为个人，呈现为历史上的现实人物。民间文学中，考尔库德则是一个预言家老者、魔法师、医师、萨满、巫师。他宣讲，唱歌，驱赶恶魔，劝导人们走正道，教人演奏哨笛，歌唱“突厥人”，为英雄命名……毫无疑问，史诗最初形成的日期，我们已知的梗概，原文最原始抄本都是不同的。因此，考尔库德作为主人公和作为作者，是经过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编年史和族谱的积淀而进入《先祖考尔库德书》中的。
至于说到宣讲人的历史故乡方面，谈到考尔库德的历史民族属性原型及其他，那么，史料一致认为，先祖考尔库德是一个概括了的民族——部落族源概念，属于完整的突厥民族文化体系范围内的一定的全局问题的事实和现象。现代考尔库德学克服了把《考尔库德书》绝对地、单独地局限于具体历史和地理范围内的不真实的“幼稚病”。但是，史诗中有相当多的民族学、地名学细节描写令人推测到，最古老的史诗最初形式是从阿塞拜疆突厥人祖先的“胸中摇晃出来的”。指出一点就够了：还在17世纪，圣人切列比，依照他的说法，他亲自朝觐过德尔班特的考尔库德墓（“先祖苏丹墓”，“大苏丹墓”）。正如标题中所写到的史诗是乌古孜民族——部族的达斯坦，也就是所有乌古孜人的达斯坦。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每种文明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形式对待考尔库德。同样，伊斯兰教使考尔库德具有穆斯林的圣服，而苏联兵营制度把它变成镇压的牺牲品。经过很多世纪和年代，价值标准改变了。但是，考尔库德赋予世界和人的精神及道德价值却毫无改变地处于其颠峰之上，它体现民族产生的记忆。
我们的祖先考尔库德，毫无疑问，是历史时代的环节，它在每个时代都把过去和将来连接在现在当中，使“时代的联系不致断线”……先祖考尔库德启示给我们一个普遍的真理，也是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只有神话及其永恒性才能拯救精神价值免受摧残、空虚和遗忘；只有史诗歌谣和故事可以保护起源的记忆免受“历史硬化”。在捍卫民族文化道德宝库的英勇斗争中，《比加美斯》、《玛纳斯》、《考尔库德》永远战胜了死亡。他们口头构成的史诗像金字塔一样牢固和永久，这未必不是抗拒无情时间和陌生空间的最有效的良方。
突厥史诗总是像一座要塞塔楼，既保护神话与历史、记忆与时代的和谐，也保护它们之间的不和谐，它还是异族武士道路上的路障。山墙上刻有《乌古孜父辈之书》题词的考尔库德的这座“非人工”塔楼在高加索高仰着“不屈的头颅”（普希金语）……《Κитаби деде Горгуд зли лисани таифейиОгузан》（《用本族乌古孜语写的我的父辈考尔库德书》）名称本身充分地证明，史诗语言是乌古孜—突厥语，而史诗本身既是书面语文献，也是民间创作文献。史书和神话、史书与史诗的完全不同存在于史诗的所有语言以及诗学方面。正如人们谈论史诗中的时代共生现象——神话时代与民族形成时代（还有英雄时代、说唱者时代、抄写者时代等）共生现象一样，我们也能准确地谈论语言方面、诗体方面以及其他结构方面的共生现象。对《先祖考尔库德书》史诗问题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和历史分类研究，显然需要这样一种方法，即进行平行分配的某些问题的同时，最好既综合语言与风格在语篇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联系，结合语篇特征和诗流（叙述与诗的节奏、布局、题材等）的相互关系、相互联系，同时又综合权力、管理、民族部落等制度，还有族谱纪年等方面与其在史诗中反映出来的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联系。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提供理由来怀疑考尔库德书中人物的乌古孜族属及其一定的具体历史性和民族产生的独立性这样一种明显的真实情况。
毫无疑问，史诗中的“先祖”、“乌古孜”称谓对于所有生活在乌古孜人土地上的族支和家族都有直接的起源关系。另外，《先祖考尔库德书》是共同突厥范围统一的思想趋向和目标的纪念物。同时，全面分析零星材料、成分和细节构成的统一体——这些都与《先祖考尔库德书》中的专有名词、族称和地名学色彩与诗体、语言和风格、与历史地理的年代地理学有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份乌古孜民族文化树冠最大的部分在乌古孜树干的许多分枝中落到阿塞拜疆——突厥人身上。《先祖考尔库德》乌古孜宝库中，阿塞拜疆——突厥精神文化、道德及美学价值的瑰宝占有更大比重。引用著名突厥学家、考尔库德学家穆罕默德·法德·科普柳留扎德有关史诗的话语可以断言，如果阿塞拜疆方言占天平一端，另一端是其余的突厥方言，天平将向阿塞拜疆方言一端倾斜。顺便说一下，著名的古突厥（考尔库德时代！）“丝绸之路”怎样穿过大突厥斯坦和小亚细亚到达里海岸边的顶峰地点，那么我们伟大的祖先、英明的父辈考尔库德恰是这样完成了高加索地带的“乌古孜的《奥德赛》”。
毫不奇怪而且极其自然的一点，是土耳其的史诗研究者们不否认在史诗里的突厥语族乌古孜语支的各种乌古孜语成分中，阿塞拜疆语占有优势这一事实。另外，史诗研究巨著的作者马戈拉姆·埃尔金写道：《先祖考尔库德》是一部完全彻底由阿塞拜疆人创作的作品，在《书》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不仅这些，语言本身也有阿塞拜疆的痕迹。只要了解一下《书》的内容，就能立即感到你来到这一国家每一行的词汇、成语、词法和句法都使你面对面地遇到阿塞拜疆突厥语。
这一宝贵的父辈之书、荣誉与纯洁的英雄百科全书，完全可以与《比加美斯》、《阿勒帕美什》、《阿维斯塔》或者与《摩诃婆罗多》以及《伊里亚特》相媲美，与宣布了的永恒历史记忆、永不枯萎道德理想的不朽文献相媲美。因此，把《先祖考尔库德书》与苏美尔、埃及、伊朗、中国、印度及其他史诗联系起来的、把它与神学书籍联系的新潮流和新思想今天引起特别的兴趣。而且这部史诗总体来说，是没有被遭破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占统治地位的初创与“纯洁”的那个时代的文献。战马奔驰的节奏，生活方式和运动的速度，苍穹、蓝海、荒原一望无际，不成文的法律——神的精神准则，神的奇妙旋律撒向人间，空中回声荡漾，所有这一切都是牧人和骑士在《先祖考尔库德书》中所经历的。这并不是对比，而神话与历史并不矛盾，而是和谐一致，这首先在史诗中得到经典式的反映。
你在思考历史记忆和神话体系、有关宇宙和族谱的神话传说问题时，思考史诗原文的民族与科学批判内容、风格及其版本形式时，还有思考到史诗、语言、历史、哲学、美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史学——类型学的相悖关系、影响范围以及认知性质等题目时，你会一步步地，一次一次地沉思那种象征意义的现实，那就是：在划时代的世纪之交，人类正带着阿塞拜疆的、乌古孜——突厥世界的考尔库德、正带着它的生活的哲学学派、伦理道德法规及美学信念，一起迎接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纪元的第三个千年。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各族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这部最伟大的史诗。世界上愈来愈多的民族成为养育过考尔库德子孙的阿塞拜疆人民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随着阿塞拜疆繁荣幸福明天的临近，阿塞拜疆本身的团结一致正与考尔库德一起日益增强。世界在抛弃技术统治、技术至上的文明带来的贪求利益时，恰恰正在接近《比加美斯》、《阿尔帕美什》、《玛纳斯》和《考尔库德》。白发苍苍的智者考尔库德在史诗尾声出场担保说：如果得不到永生，如果他无法找到永恒的秘密，反正他给人民留下了神圣的记忆、精神的永恒，这就是史诗中获得不死的民族。对《先祖考尔库德书》的每次重读，都是迈在通向“活在我们内心的神话”的一步，也就是通向至高的神降示的基因的、血缘的记忆。
在巴库举行的《先祖考尔库德书》纪念活动表明，世界舆论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阿塞拜疆人民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的兴趣，不仅仅局限在对这个富饶地区的丰富矿藏资源上，在巴库，从各处流向石油“复兴”以及“世纪合同”时代的不仅有外国石油公司的代表、商人，而且也有考尔库德心灵的火焰和智慧的光芒，以及全人类意义上的瑰宝——吸引来的人道主义者、科学和艺术工作者……。
最后，为纪念最古老的乌古孜英雄史诗1300周年，在巴库举办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各种纪念活动，特别是对于阿塞拜疆人民来说，具有道义——政治教育、爱国主义以及品德上的重大意义。正当考尔库德的琴弦在吉恰和阿克里撒城已经折断，正当考尔库德的哨笛在舒沙和拉秦城打得粉粹时，就在这种时刻举办了纪念活动……如果这时，现代科学关于史诗的论断在考尔库德的哨笛伴奏下响遍全世界，那么，纪念《先祖考尔库尔德书》的活动，正在获得阿塞拜疆人民命运攸关的，有独特意义的历史象征含义。
作为阿塞拜疆人民最重要的历史文化源泉之一的史诗《先祖考尔库德书》自创作时起已经过1300年，反映乌古孜突厥历史的先祖考尔库德已作为高尚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讴歌者进入了世界人民精神财富的宝库。
〔收稿日期〕1999-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