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183;传统资源#183;美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育论文,美学论文,生态论文,传统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两位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生态美学”论题，引起了众多中国学人的热切关注。十年来，生态美学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不过，严格说来，将生态美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为时尚早，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还处于不确定状态。在研究对象、范围方面，目前存在着生态美、自然美、生态审美观、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等不同看法；就研究方法来说，生态美学提倡突破西方哲学、美学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感性与理性二分的思辨方法，但现在仍处于挣脱二元对立思维方法的过程之中。针对生态美学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有的学者提倡综合研究，但这很容易导致研究方法的游移和随意。此外，目前生态美学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概念、范畴系统，现有的“生态美”、“生态审美观”等概念在内涵界定上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在传统资源与现代深层生态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存在着相当丰富的生态美学资源，这些资源在理论内涵的方面丝毫不逊色于现代西方深层生态学理论。但一方面，这些资源需要做系统的挖掘、整理，另一方面，传统资源作为前现代思想观念如何向现代转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现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将传统资源做肢解的、片断性的处理，并与西方深层生态学进行简单的比附或机械附会的阶段。比如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资源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根据这个线索进行梳理是可行的。但“天人合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观念系统，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合一。冯友兰先生曾经将中国古代的“天”的含义归纳为“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至上神）、“命运之天”（运气）、“自然之天”（自然界）、“义理之天”（天理）（注：冯友兰：《中国哲学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天”的这些含义在“天人合一”观念中都有体现，大多与深层生态学、生态美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自然之天”，不仅有理解的片面问题，而且很难真正把握传统生态观的真髓。道家、包括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自然”概念主要不是指作为物质实体的自然界，而是指本体意义上的“自己如此”、状态意义上的“自然而然”，此外还有“必然”、“当然”等多重含义。将“自然”这一概念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行现代解读，不足以掘发传统生态美学的价值。生态美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但它毕竟属于美学学科，应该有其独特的学科特性。生态美学研究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西方深层生态学理论；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生态观；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四是当代西方现象学、存在论哲学、美学；五是一般美学理论。目前的生态关学研究从总体上看应该说还没有摆脱对这几个方面的依附状态。因此，如何将这几个方面有机地融合成一个理论整体，确定生态美学独具特色的学术风貌，是当前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尽管在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就已经出现了有关生态美学的探讨，但将它作为一个学科问题提出却是中国学者的首创。生态美学在中国兴起，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和多重理论背景。中国虽然仍处于现代化阶段，但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也同样面临着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自1984年奈斯与乔治·塞欣斯提出了著名的深层生态学8原则后，深层生态学与后现代思潮紧密结合，从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反思人类与自然生态尖锐矛盾的内在动因，批判主客二元对立的排斥性科学人文主义，提出了反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树立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平衡发展的“生态论的存在观”等价值理念，构成了生态美学重要的理论资源。而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及深层生态学经常引述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调的中国传统思想，包含着极为高明的生态智慧，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生态哲学（注：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论纲》，〔北京〕《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因此，生态文化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一条现实的思路，并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一种重要选择。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长期受德国古典美学和前苏联美学的影响，以主客二元对立为主要思维方式，侧重对美学问题的形而上的本体论思考。这种美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不断在演说着西方话语，另一方面，它的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丧失了中国传统美学独特的诗性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严重缺乏对现实人生审美问题的理论关注，导致“失语症”、“智力游戏”、“美学不美”等批评不断出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审美文化的发展，美学研究逐渐向传统回归、向现实的审美存在转向，进行着走出困境的尝试。生态美学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的角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纳入理论视野，不仅体现出对人类存在与命运的美学关切，而且实现了传统思想资源与西方生态学的平等对话，从而为当代美学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显然，生态美学乃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但作为人文学科，生态美学的理论关注应该是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而作为美学学科，生态美学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理论特色应主要落实在审美观的更新上。海德格尔通过解读诗人荷尔德林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使其成为存在论美学的标识。如果套用这句诗来理解生态美学，那么，人类现在的问题是这片“大地”已经越来越不适宜人类“栖居”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的严峻挑战。而生态学包括以其为中心的学科群落，以及“可持续发展”、绿色和平运动、生态环保等所要解决的正是如何使人类能够继续“栖居在大地上”。这样，生态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如何使这种“栖居”变得更富有“诗意”。因此，生态美学不仅拥有与一般生态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即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而且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视野，即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的角度处理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审美关系，使人的发展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共生的审美状态。尽管生态美学可以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等广阔的学术领域，但与人类存在和发展密切攸关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系无疑是根本性的、核心性的问题。当然生态美学致力于“诗意地栖居”，主要是解决其中生态审美观的建构问题。
随着生态美学的兴起，一向被美学研究悬置的自然美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自然美显然不等于生态美。自然美是大致可以确定指称的对象，而生态美作为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范畴是很难做科学界定的，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实际进展甚微。生态学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万物平等。但绝对的“万物齐同”论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在实践上也很难成立。因此，生态学包括生态美学离不开人类存在与发展这一价值尺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美学所提倡的不应该是简单的、纯粹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涉及到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而就此来看生态美学价值意义和发展，建构生态审美观可能更为重要，这种审美观应该是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注：参见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上我们可以大体确立生态美学多重话语资源相互遇合、对话的价值基点，同时也可以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美学通过生态美学进行现代价值转换的可能思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在本质上要求审美观、价值观的深刻变革。深层生态学提倡人与自然万物平等，人类有责任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对西方文化传统主客体二分的价值理念的反动，同时，它对人类存在与发展问题的关注也是与现代西方哲学、美学从本体论向存在论转向是紧密联系着的。深层生态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家一样，注意向东方传统思想寻找理论资源，对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产生深切认同。如当代著名生态哲学家卡普拉指出：“在伟大的宗教传统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态智慧的表达之一。它强调本源的唯一性和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能动本性。”（注：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再如，现代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阿·施韦兹提到：“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注：阿·施韦兹：《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实际上，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校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远比深层生态学更丰富、深刻的理论蕴涵及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因此，在生态审美观建构这一契合点上，东方与西方、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人类生活实现平等对话，从而也产生了相互融通和价值转换的可能。而这种对话、融通与转换应该具体落实在生态审美观的培养上，也就是生态美育的问题上。这也是传统生态美学资源通过生态美学实现现代价值转换一个可取的思路。
生态审美观建构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的“静观”、“移情”等审美观念的更新。“静观”、“移情”是美学理论中对审美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学说，这两种学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自然对象看作是僵死的客体的倾向。而在生态美学看来，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万物谐和、互动、平衡发展的生命整体，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个生命整体息息相关，它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同时又与美育的学科性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现代美育学科是由席勒提出并初步建立的，而席勒提出“美育”问题主要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人“异化”，即整体的、和谐的人格的分裂、对立，人的工具化、片面化发展的美学反思。因而，美育学科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切，具有明显的现代性。20世纪的西方现代美学面对着人类生活比席勒所处时代更为尖锐、严重的“异化”问题，逐渐摒弃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美学和二元对立思维，走向存在论美学、人生美学，从而使美学具有浓厚的美育意味，其中的核心问题正在于审美观的重建。因而，生态美学的提出就其对人类整体的存在与发展问题的关注来说，就其将学术焦点集中在审美观、价值观的革命性转换上来说，是与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一致的，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美育意味。
近年来，审美文化、文化诗学研究繁兴，继实践美学之后相继出现了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以及存在论美学，都具有浓厚的切入现实、皈依传统的意味，与当代西方美学的整体走向是一致的。而生态美学，尤其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更从生态审美观的角度将当代美学研究与深层生态学理念、当代西方美学的现代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美学发展的新思路，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美学的“美育转向”。
这种“美育转向”具有深厚的传统哲学美学的价值根源，中国传统美学尽管可分为儒、道、禅三大流派，但儒道互补、儒道禅交融契合，儒家的入世情怀，道家的自在逍遥，佛学的顿悟禅机，都具有浓厚的人间情味，因而它在总体上名副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美学。这种始终保持着对现世人生的审美关怀的人生美学不仅极具美育况味，而且本身就是与美育融为一体的。中国传统美育以儒家“中和”论美育思想为主体，从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出发，进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其最高理想就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这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总体倾向。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美学就是美育。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美育思想包含着相当丰富深刻的生态美学资源，如道家的“万物一体”论、在与自然相融相契中追求逍遥自适的人生境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伦理关怀、注重以人格修养为中心的情理和谐、追求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强调人的“参天地，赞化育”的伦理责任，等等。这些资源与传统美学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受儒、道、禅思想影响，中国传统美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既有尊重自然万物的敬畏感，又表现出万物一体的亲和感，始终视自然为生生不息、跃动着无穷生机的生命整体，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因此，中国传统美学内在具有着通过生态审美观的建构而实现现代价值转换的可能性。
正是在生态审美观的建构这一理论基点上，传统资源与现实境遇、东方智慧与西方观念可能和正在发生着对话、融通、转换，从而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值得充分重视的学术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