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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6)03—0049—05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群雄逐鹿,战乱连绵,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士人阶层)的“英雄时代”,也可以说是他们悲剧的第一幕。当时私学并起,百家争鸣,诸子纷纷标新立异,成一家之言。其中显学首推儒墨。道家创始于老子,庄子① 加以发扬。司马迁认为,庄子之学“无所不窥”[1]。确实,诸子百家无一不是在批判和吸收各家的基础上才有所创新的。但是,除老子外,庄子之学所窥以何家为最多呢?儒耶?墨耶?抑或其他?一部《庄子》,谈儒,谈孔子,谈孔门弟子之处比比皆是,篇篇都有。孔子屡屡出场,达130次,孔门弟子也纷纷登台,子路达23次,子贡达17次,颜回达15次,曾参达12次,冉求达3次,而谈墨家、墨子处仅30次,且大都是儒墨并称,先儒后墨,其它各家,谈得更少,均是连类而及,没有系统反映出其思想。很明显,庄子与儒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庄出于儒”这个说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庄子思想师承于儒家思想;第二层含义是指:庄子思想和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很难确定庄子是孔门后学,但从庄子对儒家思想典籍的熟悉程度看,可以肯定庄子与儒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前人对此作出了种种论述。大致说来,以“庄出于子夏之门”和“庄出于颜氏之儒”两种学说较有代表性。
明确提出庄子学说渊源于子夏儒学的,是唐代韩愈,继之有清代的章学诚和姚鼐。韩愈和章学诚都是从师承关系上入手的。“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2] (P344)“荀庄皆出子夏门人。”[2] (P345)姚鼐也接受了这种论断,但他不是简单地从师承关系上而是试图从学术思想内容的某种关联上证明这一点。他写道:
子游之徒述夫子语……子夏之徒述夫子语,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已而志气塞乎天地。其言礼乐之本亦至矣。然林放问礼之本,夫子告以宁俭宁戚而已。圣人非不欲以礼之出于自然者示人,而惧其行和而不以礼节也……韩退之谓庄周之学出于子夏,殆其然与!(《庄子章义·序》)
他曾说:“庄子传颜氏之儒,述其进学次第。”[2] (P346)这是从师承关系上说的,而郭沫若的论述则从两方面着手,十分明确地发挥了章太炎的观点。他在《庄子的批判》一文中详细地谈了两点论据:第一,《庄子》中记述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很多,“这种文字必然是出于颜氏之儒的传习录,庄子征引得特别多,不足以考见他的师承渊源吗?”第二,颜回是有出世倾向的人,庄周是位厌世的思想家,在思想倾向上也是接近的。
崔大华先生的《庄学研究》详细分析了“庄出于儒”的这两种学说,证明其理由的不充分,认为“无论是从师承关系或理论渊源上说,把庄子思想,归于子夏之门或颜氏之门,都是困难的”。[2] (P350)
一 庄子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昭示
众所周知,儒家或儒学是脱胎于殷周宗教观念、西周《诗》《书》文献和“礼”的行为规范的思想体系。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丘生活在春秋末年,约早于庄子200年。既然儒家思想形成在庄子思想之前,又是显学之首,庄子不可能不接触并熟悉它。事实也是如此。“六经”、“十二经”这些后世儒家专用名词,不见于《论语》、《孟子》,却首见于庄子的《天运》、《天道》,《论语》中的人物、故事、思想多次重现于《庄子》之中[2] (P357-364)。
翻开《天地》、《天运》、《天道》、《在宥》、《秋水》诸篇会发现其中融汇儒术之处颇多;《天下》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先秦学术思想史”,庄子先六经而后各家,把儒家放在第一位,充分肯定儒家经典的巨大作用,准确概括了儒家君子风范是“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并且言简意赅地总结出儒家要旨是“内圣外王之道”,成为不易之论,以至于后世儒家均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目标。再考察后代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不难辨认出荀子思想,《易传》、《礼记》以及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三个儒学理论形态,对庄子思想都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吸收,庄子思想中的许多名词概念(如气、太极、大一、自然、理)、命题、意境等都丰富了儒家理论,无怪乎苏轼曾感叹:“庄子盖助孔者”,“其尊之也至矣”[2] (P68)。
我们还可以举出几条重要材料,来揭橥庄子同儒家联系密切:
1.《庄子·齐物论》(下引《庄子》皆只注篇名):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辩。
杨伯峻先生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3] (P9)孔子不大言性与天道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避免答复死和鬼这些属于“六合之外”的存在,所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可见庄子是充分学习并领会了儒学思想内核的。
2.《田子方》: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者知天时,屦句履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
3.《说剑》: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请治剑服。”所谓“必儒服”,就是坚持穿儒服的意思,庄子不仅身着儒服,平时以儒士自居,而且十分明白儒家服饰的象征意义,俨然一位深谙儒术的大儒。纵然这里面有寓言的成分,但是寓言的主人公为什么要设计为庄子本人?是否表明:庄子的内心深处是赞同儒士,特别是真儒士的?无论怎样说,这两则故事中,儒服之儒士是被肯定的正面形象,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儒士。
4.《列御寇》:孔子曰:“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向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这里的九征之法的标准:忠、敬、能、知、信、仁、节、则、色,完全是儒家的尺度,而这种方法,也正是孔子“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的察人方法的发挥。
5.《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姓之家,时或称而道之。如果不是深入研读这些儒家典籍,恐怕不能扼要精当地概括其内容和作用。
6.《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
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史记》被称为“信史”,他视庄子为不走正道的儒士,应该有其理由,但不管他的说法是否正确,至少可以证明庄子与儒家有密切联系。
二 《庄子》寓言对孔子的借重
对于孔子个人,庄子是给予尊重的,盛赞其“勤志服知”,慨叹“不得及彼”。《寓言》记载:
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正如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所指出的:“虽然庄子存心也颇想同仲尼比赛,但他的心悦诚服之态,真可说是溢于言表。”《德充符》中借鲁哀公之口褒扬孔子,说:“吾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这种过分的褒扬态度,如非内心真正尊儒,怕不会如此下笔。
《秋水》中借河伯之口感叹:“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说明庄子对孔子学问的渊博是持肯定态度的。
尽管孔子大都被庄子放在贬损的地位,但那是借以立道家言论的需要。其实庄子记载的孔子的活动情况,还是符合历史上的孔子原貌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叙了孔子在外奔波求仕的经历,《庄子》书中多次反映了孔子的不得志,《天运》、《山木》、《让王》、《渔父》诸篇均讲孔子“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并且身边总有弟子颜回、子路、子贡随从,在师生的交谈中,仍不失孔子的儒家风范。
《人间世》篇中记述,颜回将至卫,请行于孔子。孔子第一句话便说:“嘻,若殆往刑耳”!又曰:“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作为老师,孔子不厌其烦地劝说颜回全身远祸,不居乱邦,甚至提出了“心斋”的修炼方法。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事于孔子。孔子先以“命”、“义”这两种“天下之大戒”提出“孝之至”、“忠之盛”的观念,指出“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又提出:“凡交近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无迁令,无劝成”。这些都是鲜明的儒家思想。
孔子讲“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庄子》中的孔子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他谦虚地说:“丘则陋矣,丘,天之戮民也”,“丘也请从而后也”,“丘将以为师”(《德充符》)。他与宋元君谈神龟托梦之事,从而得出“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的结论。孔子主张“志于道”(《论语·里仁》),他与弟子总结佝偻承蜩之道时,高度赞扬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心之道(《达生》)。孔子欣赏颜回的安贫乐道,提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让王》中孔子更明确发挥了这种思想,说“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
当孔子经常被作为道家思想的宣扬者、崇拜者出现在《庄子》书中时,庄子是在借重孔子立论言道,目的在于把儒家追求的伦理道德目标置于庄子所追求的回归自然的目标之下,这是艺术的真实,而非历史的真实。
颇值得注意的是,汉儒也认同了庄子对孔子的刻画,以至于《韩诗外传》中以庄子思想释孔子:“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势利,以持养之。”这里的语言色彩十分近同于庄子,并把《庄子》的概念、意境重新加以组合,构筑了兴仁义的道德之域。
三 “庄出于颜氏之儒”说之补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庄子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我们能否进一步肯定,“庄出于子夏之门”还是“庄出于颜氏之儒”呢?我认为,相比之下,归于颜氏之儒的可能性更大些,章太炎、郭沫若二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庄子》书中谈及儒家及孔门弟子之处举不胜举,可奇怪的是,子夏作为孔子比较有影响的弟子,却一次也未谈到。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在《论语》中,子夏(卜商)是提到最多的孔门弟子,有23次,而颜回才15次。[3] (P217)即使是出自子夏之门的田子方,《庄子》中也仅出现1次,至于以《田子方》命名的外篇,并非突出表现了田子方的思想行为,只不过因为第一句是“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而命名的,无甚深意;而且,文中田子方向魏文侯描述自己具有“全德君子”风貌的老师,但这位老师并不是子夏,而是东郭顺子——一位于史无征,极难考辨的道家人物。所以,“庄出于子夏之门”说既无师承关系,也无理论渊源。
倒是颜回在《庄子》与《论语》中颇多一致之处,颜回是庄子和孔子赞赏有加的人物,庄子大量记载颜回的言行举止,充分展现了颜回的思想,其对颜回言语的描述还多于《论语》中的颜回,可以说,在《论语》的基础上升华了颜回,甚至还让颜回为师对孔子论述“坐忘”。为什么庄子这样拔高颜回的形象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颜回与庄子同为彻底的隐士,视安贫乐道的生活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清人罗焌曾说:“庄子之论心斋坐忘,所由托为孔颜问答欤?是颜子之同乎道德家者也。”[4] (P112)他也注意到颜回与庄子的共同之处——都是修养境界极高的道德家。从二人的生平来看,他们都生活在贫穷之中终身未仕。《论语》中讲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论语·雍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颜回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为什么会白发?就是因为生活境遇极差,营养供应不足,最终导致早亡。而庄周也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外物》)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履而过魏王。(《山木》)
还被曹商讥笑为“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列御寇》)。庄周除了有过短暂的漆园小吏生涯(严格地说,这并非出仕)之外,其余时间或“钓于濮水”(《秋水》),或“行于山中”(《山木》),拒绝为相,宁愿“曳尾于涂中”(《秋水》),过着隐逸的生活。
庄子与颜回产生强烈共鸣的地方还在于:二人都有致仕之才而放弃出仕,自觉寻求摆脱名利束缚而达至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
颜回是否有致仕之才?这一点应该不被怀疑,即使没有颜回出仕的记载,但他们的老师孔子称赞他为完人:“回也其庶乎”(《论语·先进》);“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孔子在夹谷之会、“堕三都”事件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和治理才能,但他有时还自认为赶不上颜回(《论语·公冶长》)。颜回也曾向老师学习过“为邦”之事,孔子详细地加以讲解(《论语·卫灵公》),“闻一而知十”、“退而省其私,亦有所发”(《论语·公冶长》)、“好学”(《论语·雍也》)的颜回在治世,救世方面是有过深入思考的,并且他也充满自信。当孔子问他志向时,他的志向比子路更高远,是“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所谓“施”,杨伯峻先生认为与《淮南子·诠言训》中“功盖天下,不施其美”的“施”字同义,按《礼记·祭统》注的解释:“施犹著也”,即表白的意思[3] (P53)。后儒也充分肯定了颜回的种种才能。《周易·系辞上》说:“颜渊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而未尝复行。”程颐曾撰《颜子好学论》,王阳明甚至称“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5]。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颜回终身未仕,隐居陋巷。庄子也对自己的致仕之才颇为自负,他自喻为品行高洁的鹓雏,视相位如腐鼠,哀叹自己“士有道德不能行”,若无治世之才,楚威王也不会派人来聘他为相。[6] 只是由于追求逍遥无为的精神自由境界,庄子才主动选择了归隐之路,和颜回一样地“屡空”(《论语·先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物质贫困,却体验到高大、完满、自由的精神追求,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可以说,庄子自觉选择了先贤颜回曾走过的隐士道路,并且把颜回的隐士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为后代隐士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家园。同样,我们也可分析《庄子》对颜回的刻画。
颜回是《庄子》中着墨较多的儒家人物。庄子在《论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满了颜回的形象,有时甚至成了道家人物,而凌驾于孔子之上了。但总的来看,颜回还是符合《论语》原貌的。
颜回有致仕之才,所以他准备好了与乱国暴君相处的两种方法,即“端而虚,勉而一”,“内直外曲,成而上比”(《人间世》)。《论语》中,孔子评价颜回“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颜回十分尊敬老师孔子,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叹(同上)。所以,庄子大量记载颜回师事孔子的故事。《人间世》中,孔子对颜回论述如何与暴君相处,最后得出“心斋”的方法;《大宗师》中,孔子对颜回论超脱生死之情,而“入于寥天一”;《达生》中,孔子对颜回论述凡外重者内拙;《山木》《田子方》《知北游》中均有颜回好学深思精进不已的故事。孔子曾对子贡说:“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曾子亦称引颜回“有若无,实若虚”(《论语·泰伯》)。据此,庄子让颜回对孔子论述“坐忘”(《大宗师》),成为孔子老师。《论语》中未记载颜回拒绝出仕一事,庄子则依其安贫乐道,不求施展治世之才的人生追求,合理安排了鲁国国君以币迎颜回(阖),颜回婉拒脱身的故事,称赞他“真恶富贵也”(《让王》)。庄子还让孔子劝说颜回出仕,颜回说:“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同上)充分展现了颜回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可以说,庄颜二人都是在有意识地超脱世俗,构建隐士的精神家园,获得心灵的充盈自足。正因为心有灵犀,所以庄子尊重前贤名儒颜回,精心塑造颜回的形象,使之变形甚少,也许是在引以为隔世知己吧。
当然,我这里只是推测“庄子之学出于颜氏之儒”的可能性极大,尚不能确定,有待于新的文献和研究。
注释:
①本文把《庄子》视为庄子学派的作品总集,认为是庄子及其弟子的共同思想,尽管内篇与外杂篇在思想方面有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属于庄子学派内部的分歧,并没有损害该书在思想上的完整性,系统性,所以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为了称谓的简便,直接称为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