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工业发展：一个综合区位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工业发展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与分析框架
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无疑是极其独特的。90年代以来，一些地理学者已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并运用实证分析、行为主义、公司地理等现代区位分析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4］。但已有的研究并未能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生与发展、宏观分布与微观布局等给出一个全面系统而又逻辑一贯的理论解释。农村工业化为何能在中国广大乡村大规模快速推进？其推进过程中为何存在巨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其企业布局为何高度分散？在新世纪发展中，其可持续性如何？本文试图根据国际经济与工业地理学关于区位分析方法的最新进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础，提出一个综合区位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对这些问题依次作出解答。
自韦伯（A.Weber ）于20世纪初创立“工业区位理论”以来，空间集聚分析一直是西方经济与工业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地理学对“后福特主义”的争论以及对“新产业空间”的研究，随着经济学对制度和演化问题的日益关注，基于对生产集聚的微观与中观分析而进行的对特定区位产业空间组织的研究开始成为区位分析的主流［5］。斯科特（A.J.Scott）和斯托波（M.Storper）认为，要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道路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将其必要的制度环境、发展演化的动力、地理基础和地域特征三方面有机结合，为此需要将规制理论（Regulationist theory）、制度和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三种理论工具有机结合［6］。因此， 现代经济地理学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将经济活动放入区域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
将制度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分析框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7、8］。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决策要受到资源、制度和技术等外部限制条件和个人知识结构与知识传统的约束；人的理性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理性经济人不仅追求物质效用的最大化，同时也追求精神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制度和技术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和技术的变迁是组织和它们的企业家追求潜在财富最大化的结果［9］。 因此，有必要将制度、技术整合到区位分析框架，并在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以演化的观点分析其对区位的影响。同时，由于“市场”在解释现代企业和工业增长及其空间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和“区位资源禀赋”的初始作用以及它们对制度和技术变迁的影响，因而在区位分析框架中，应将“市场”和“区位资源禀赋”作为与制度、技术并列的另外两大区位因子。这样，本文的区位分析框架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地理学、新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以及规范性区位分析三方面理论工具的一个整合（见图1）。 其核心是：经济人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必然要在变化着的制度、技术、市场、区位资源禀赋的激励和约束下寻求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最低的经济活动及其地理区位，从而内生地决定了工业的发展和其区位布局的集聚与分散形式。由于交易成本在现代分工经济中已占有较大比重，制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能够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降低生产活动的交易成本，因而将制度引入区位分析框架，从本质上克服了传统区位分析对法律、法规、产权、文化等影响缺乏有效分析工具的缺陷，从而使包括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综合成本区位分析成为可能。
2 制度及其变迁与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区位
2.1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村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史时才可以理解。”［9］中国是一文明古国， 手工业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制度的形成，农村手工业也获得恢复和发展。在“追赶型”现代化（工业化）战略支配下，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首次掀起农村工业化浪潮。这种利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权力，以行政命令和刮“共产风”方式而兴办的公社工业，由于它是无偿侵占合作社和社员财产的产物，致使个人和企业的产权受到严重侵害，资源无法通过自愿的产权交易进行配置，从而使经济活动丧失了正常的产权激励。公社工业化失败后，中国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资本高度稀缺的资源禀赋，进一步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制度化，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隔离制度。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由于没有纳入正式制度安排，其发展一直受到正规制约的排斥和抑制。但基于悠久的手工业传统、对“农业现代化”的追求、“公社工业化”的经验、人民公社制度下社队企业与农业相比更高的比较利益和在产权安排上更为有利的控制权、享益权，乡村社区在人口压力和产权激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仍有发展社队企业的强烈冲动。而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对城市工业的破坏、人民公社制度下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重工业化战略引致的农村人地关系矛盾激化，又迫使政府不得不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持容忍或默许态度，尤其是70年代农村自力更生推进农业机械化、积极发展“五小”工业的政策，有力推动了社队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人民公社制度下社队工业的发展，是农村在人口压力下向城市特权挑战并与其交易的产物，即城市默许农民办工业的一些权利，农民继续承担低价农产品的义务，以补偿他们在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利益上的损失［10］。显然，这一时期农村工业的发展，还未在制度上取得合法地位，是独立于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之外的相对封闭的工业形式，仅仅是按“三就地”原则（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发展的支农工业，具有强烈的社区性、自我服务性和行业局限性；在微观布局上，自然依社区呈高度分散状态。
1978年开始，在现代化目标导引下，顺应全球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以渐进方式率先在农村开始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1984年起又启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但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实施的城乡隔离制度却没有被革除，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民的根本财产——土地和劳动力的流转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农村生产要素的动员和使用只能局限在农村各个社区内部。农村工业化奇迹就是在此独特的城乡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首先，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工业化大规模发动的基础和前提。它不仅确立了家庭经济和乡村合作经济的合法产权，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微观基础，同时又通过由它促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的快速提高，为工业化发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市场需求和劳动力、原料、资金等生产要素供给。其次，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是农村工业高速发展的根本依托。它逐步消除了制度上对社队企业、个体私人企业发展的障碍，明确了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性质及其合法地位，节约了农村社区政府和农民创建与发展企业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农村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进入范围，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赋予了企业运营的市场机制和经营活力。第三，在城乡分割体制和双层经营体制下，社区政府的强力推动是80年代农村工业异军突起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财政、税收、工商、金融、物质、运输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进一步节约了企业创建与发展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作为“经济人”的社区政府在社区目标引导和财政机制、政治机制的激励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资源行政动员为手段［11］，对农村工业给予了富有效率的直接推动，既为企业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廉价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节约了企业的创办成本、生产成本和企业从不完善市场获得生产资源的交易成本，同时还通过行政干预减免企业的各种税费、对企业实施社区保护来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第四，乡村社区和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信任，是农村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市场很不完善的条件下，非正规制约因素中的家庭关系网络和人缘、地缘网络在农村企业资源动员和经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显降低了企业创建和管理的交易成本［12］。第五，与变迁的制度环境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创新是农村工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转型早期的80年代，市场制度很不完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迟缓，农村工业的模糊产权和乡镇政府与企业经理对企业的联合控制，既有利于新企业的高速创建与投资扩张，也赋予了农村企业比国有企业更高的产权效率，它的所有权更加具体，对企业家、社区政府和职工的激励更加直接，经济上的选择权更加自由，其分散化的决策过程大大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递的成本，避免了许多官僚主义和不必要的交易成本［13］。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原来企业社区属性和社区政府直接干预所产生的节约交易成本的正效应开始向增加交易成本的负效应转变，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农村工业的产权制度创新明显加快，股份合作、产权交易、公司制改造、企业集团组建等，均以不同方式明晰了企业的产权，扩大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任与权益，强化了企业发展的产权动力，减少了社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与控制，渐渐淡化了企业的社区属性，从而使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得到维持和加强。
制度及其变迁对中国农村工业发生与发展的决定作用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隔离制度，如果没有经济体制渐进性的市场化变迁，如果没有农村的先行改革，中国就不可能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在城乡隔离制度下，中国农村社区“类似于一个在自由贸易的社会体制下具有要素不可移动性和固定汇率的微型国家”［10］，其资源的利用只能局限在本社区，发展传统、工农业的巨大效益差别和农村生产要素供给的增加，使作为“经济人”的农民和社区政府必然发动农村工业化；而农村工业作为独立于传统计划经济格局的一种市场化力量，它受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就最为突出，与国有经济相比更有效的竞争机制和产权效率有力刺激了它的高速创建与发展；同时，从发展传统尤其是各种血缘、地缘、人缘关系网络继承的乡村企业的社区属性和个体私人企业的家庭、家族属性，同各种有利的正规制约的变迁相结合，既大大节约了农村企业建立和发展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村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劣势，又决定了企业规模小、布局高度分散的微观特征。
2.2 制度及其变迁与农村工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中，制度因素日益受到学者的密切关注［14，15］。中国农村工业宏观布局巨大区域不平衡性的形成，制度同样起决定作用。中国地域广袤，制度文化的区域差异十分突出。在宏观地域上，鸦片战争后，受资本主义入侵影响，我国不同地区尤其是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经济文化的分异日趋扩大。商品经济传统逐步在沿海和南方地区建立起来，而内地和北方的大多数地区则依然受传统文化和小农经济的支配。人民公社时期，虽然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是单一路径，只存在人民公社这种单一经济组织，但沿海地区受传统商品经济文化等非正规制约的影响，社队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比内地迅速。1978年后，虽然不同地区仍处在同一制度环境中，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向北部、中西部地区逐步推进的，东部地区强烈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较强的制度利用能力使市场经济制度在沿海地区获得优先发展，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迅速促成了农村组织的分化、新型经济组织的形成，并在组织活动和制度创新之间形成了良性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推动了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几种富有区域制度特色的发展模式：如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晋江模式等。沿海地区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农村工业分布的地理重心持续东移。1988年后，国家宏观调控、外资导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促成了广东、福建等南方省区农村工业的活力和相对更快的增长，从而导致了一些学者发现的地理分布重心南移现象［3］。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受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组织创新能力较低，诱致性制度变迁难于有效形成，国家和各级政府发起的以推广东部经验为主要形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又难于符合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技术、市场条件，缓慢的制度变迁速度和有效制度安排的缺乏形成了高昂的交易费用，既难于为现存组织的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又难于促成新型经济组织的形成。因此，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水平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滞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
3 市场、技术对农村工业发展和区位的影响
3.1 市场与农村工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工业，一直受到市场进入与规模的限制。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强力约束下，其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市场限制，国家计划没有它的户头，物质调配没有它的份额，国营商业没有它流通的渠道。因此，社队工业是在庞大的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存在的，它具有很强的社区自我服务性、拾遗补缺性。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逐步迈向了市场经济的轨道。1979－1983年，市场扩张成为拉动农村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建国以来国家重工业化战略的持续推行，使轻工产品形成了巨大的供给缺口；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和长期压制的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但这一时期，计划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农村工业发展仍时常受关键投入品市场来源短缺的制约，许多市场的进入仍受到计划的严格管制。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步入国民经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对滞后，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培育，城乡工业联系的深化，既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市场空间，大大拓展了农村工业的市场范围和产业领域，使其由社区性、区域性市场走向城市、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而且也大大改善了生产要素的市场来源。根据城乡经济投入产出流量分析，1987年农村工业产出中被城市经济作为中间使用的比重高达44.29％，被用作城镇最终消费的占7.9％；在农村工业投入中，来自城市经济的投入占42.38％［16］。因此，城市工业和城市经济已构成农村工业增长的主体投入来源和市场来源。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城乡工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在开放政策推动下，农村工业在继续加强与城市工业联系、拓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引进与利用海外生产要素，努力拓展国际市场，从而加快了生产经营国际化的步伐，1996年全国乡镇工业完成出口产品交货值已达6008亿元，占全部销售产值的比重达18.05％。伴随着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市场条件向买方市场的急剧变化，农村工业发展已明显受国民经济和国际市场波动的严重影响。1997年以来农村工业发展的剧烈波动，显然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出口下降密切相关。
3.2技术与农村工业的发展
农村工业的产生得益于中国农民悠久的手工业技术传统。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的1954年，农村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人员约达1000万人。这些富有传统技艺的农民后来便成为“公社工业化”的技术骨干。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且又具有以劳动替代资本的特点，企业创办的技术门槛非常低。其技术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公社工业化”的遗留和“边干边学”、自我创新；二是城市工业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及其动态变化，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技术选择空间。在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城乡经济联合、吸引与利用外资、东西部乡镇企业合作等一系列有利制度的激励下，农村工业的技术来源更为多样化。首先是城市工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城市工业在轻纺和机械设备生产等方面已具有较高技术能力，因而农村工业的建立与发展没有受到“一般技术”供给不足的制约，又由于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进程相对迟缓、机制不活，致使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转向为农村企业服务。从城乡工业技术经济联系来看，1987年城市工业投入占农村工业总投入的比重高达38.7％，其中能源、机械、冶金、化工、纺织、造纸、食品等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工业生产投入的影响较大［16］，说明农村工业对城市工业具有极强的技术依赖。同时，伴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同农村企业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越来越多，有力促进了农村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次是传统技艺、技术的自我创新和农村工业内部的技术扩散。农村工业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的生产弹性和劳动对资金的替代，使传统技艺和自我创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近年来，农村企业非常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尤其是已成长为大中型规模的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大了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从而提高了技术的自我开发能力。同时，通过“星火计划”、“合作示范工程”、组建企业集团等，农村工业内部的技术扩散能力也明显增强。再次是海外。中国较为成功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些地区与海外紧密的亲缘、地缘关系以及非常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使海外较为先进的技术通过中外合作、合资、独资、“三来一补”、技术转让等途径流入农村工业，从而使农村工业在技术上成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多层次体系。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工业较大的技术选择空间和多样化的市场空间，非常有利于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
3.3 市场、技术与农村工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区位市场与技术环境也是理解农村工业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型式的关键。旧中国沿海地区因其与资本主义和民族工业的联系及其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工业的技术水平就比内地高，市场区范围也较广。人民公社时期，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受城市辐射影响，农村工业的发展在市场和技术上就得到了城市工业的大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有的受益于中心城市的辐射、有的受益于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有的受益于与海外紧密的亲缘地缘关系、有的受益于传统技术的继承与创新、有的受益于专业市场的发育与建设、有的受益于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和集体经济能力，富有不同市场与技术环境的区域在制度的激励和“路径依附”的制约下，农村工业不仅高速增长，而且形成了富有优势和潜力的不同发展型式［17］。而内地由于城市辐射能力弱，经济发展水平低，又缺乏改革开放的地缘和政策优势，农村工业的市场和技术环境远比沿海发达地区差，它主要靠矿产资源开发和农副产品加工逐步发展。
4 区位资源禀赋对农村工业发动的初始作用
4.1 农村资源禀赋、人地关系与农村工业的初始发动
从全国总体看，农村工业的发展与其资源禀赋和人地关系压力的演变密切相关。“一五”时期，许多农村劳动力被吸收到城市工业。到1957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均拥有耕地面积达0.544hm[2]，负担播种面积0.765hm[2]，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土地的压力还不太明显。“公社工业化”造成的农业生产资源向工业的大量转移和生产的低效率，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使我国工业化很快陷入“李嘉图陷阱”。“公社工业化”后，在产权低效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隔离制度下，农业剩余以“剪刀差”方式向城市转移，农业自我积累能力低，增长十分缓慢。1969与1957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仅增长了8.16％，然而全国人口却增长了24.78％，其中乡村人口增长了21.66％，农业劳动力增长了40.44 ％。即使不考虑耕地面积的减小，“马尔萨斯法则”所揭示的人口压力已使农业生产蕴藏严重危机。作为缓解危机的一种手段，政府号召积极推行农业机械化，依据地方资源大力发展“五小”工业。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行，粮食产量有了显著提高，但农业劳动力也开始出现明显剩余，于是人口压力又在“生存”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就业。从此，农村工业便在“为农业机械化服务”和“增加就业”推动下，以低廉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特定区位的矿产、农副产品、城市工业的下角料等资源为基础而恢复与发展起来。到1978年，全国人口已达9.6亿人，其中乡村人口7.9亿人，乡村劳动力3亿人，扣除在非农产业就业后的农业劳动力2.7亿人，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已减小到0.347hm[2]。强大的人口生存压力诱发了1979－1983年农村产权制度的变革，而制度的变革既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使多年积累下来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不足明显化。在人口迁移仍受到严格限制的制度安排下，作为农民自我就业的一种方式，社队企业继续发展，同时个体、联户企业应运而生。1984年后，制度对乡镇企业的认可和社区政府对社区就业、收入最大化的追求以及私人企业家对家庭收益最大化的追求，迅速引致了农村工业化的全面发动。因此，70年代末期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和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实质上也是人口压力诱发和突然释放的必然结果。同时，充足、廉价而又富于弹性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廉价的土地供给，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不断得到发展和改善的农村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通过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刺激企业在农村社区分散布局和发展，从而为80年代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
4.2 农村资源禀赋、人地关系与农村工业发展型式的区域差异
人口压力和资源禀赋也促成了区域差异的形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人力资本质量也较高，拥有靠近海洋和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发动农村工业化的基本要素如资金（包括外资）、技术、人才、市场条件较好，制度创新的收益较高，发展工业的内在冲动较强，农村工业发动的时间较早，在发展型式上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弱，而对制度、技术和市场的依赖比较强，以城市辐射发展型、外资外贸推动型、人力资本推动型、市场加工推动型为主［17］。而广大内陆地区，人口压力虽然也比较突出，但由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运输成本和文化隔阂较大，发动农村工业化的要素和市场、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在传统文化约束下，制度创新的收益较低，大规模发动农村工业化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在一些靠近城市或富有矿产资源、农副产品和传统技术等优势的地区，由于城市辐射的影响，市场需求和比较利益的推动，农村工业也能较早发动，但在发展型式上，多以城市辐射发展型、农副产品加工型、矿产资源开发型为主［17］，对初始发动优势资源的依赖比较强烈，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诱致性制度创新能力则相对较差。显然，农村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既与发动的时间早晚有关，也与发展型式的优势与潜力有关。由于区位资源禀赋、人地关系和区位优势均是动态概念，因而发展型式虽受“路径依赖”的制约，但也会随时随势创新和变化，进而区域差异也会逐步发生变化。
5 结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主导中国农村工业发生、发展、区位布局的首要因素在于制度及其市场化变迁，历史传统和改革开放后有利的市场与技术环境为其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农村人地关系的变化和特定的区位资源禀赋既诱致了农村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又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动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要素；农村工业没有走向集聚发展而呈高度分散的微观布局，并非是农民和社区政府的“不理性”行为，其关键在于制度非均衡变迁过程中企业的社区性和对地方各种“关系网络”的利用所节约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明显大于集聚布局的收益，本质上是农民和社区政府在既定制度、技术、市场、资源制约下理性选择以及初始选择后“路径依赖”的结果；农村工业的区域不均衡发展和不同发展型式的形成，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的区域不均衡性，市场、技术、区位资源禀赋和人地关系压力的巨大区域差异对这种不均衡性起着基础作用。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推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国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等宏观环境的变化，农村工业因社区属性和分散布局而具有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会逐步丧失，由此所形成的竞争能力也会日趋弱化；但环境变化中也存在着众多潜在的制度、技术创新和区位调整收益，如产权制度改革对产权的保护和竞争机制的优化，组织和经营的集团化、国际化、弹性化对竞争能力的提高，相对集中布局和地方合作环境、创新环境的培育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节约，知识技术外溢和组织学习对技术水平的提高，收入增长和市场容量扩大对创业机会的增加等。因此，在21世纪初叶，中国农村工业必将进入一个分化和区位调整的剧变期，产权制度改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尤其是人口流动的制度创新以及集聚本身所形成的新的“路径依赖”，将促使其布局由分散转向相对集聚，大量富于特色的专业化的“新产业区”将在农村形成；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将更受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工业竞争的影响，发展趋于与国民经济同步；中西部部分地区因其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以及中央政府的制度支持，农村工业也会取得一定的增长，但由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以及“路径依赖”的“累积因果”效应，许多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将会更加艰难，全国农村工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仍将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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