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经济动因可引致企业粘性成本行为吗——基于社会成本理论及中国市场背景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本论文,粘性论文,动因论文,实证论文,中国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当代成本会计研究领域重要发现之一，近年来粘性成本行为(Sticky Cost Behavior)，即企业成本在业务量增减变动时呈现的非对称性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理论上，企业跨期成本的变化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固定成本在一定时间内衡定，变动成本则以特定系数随业务量线性增减；但众多研究表明，跨期成本的变动未必能够机械迅速地“配合”经营状况而调整。成本水平实际源于企业管理层依据相关决策信息实施的各期资源投入，[1]有意识的人为参与增加了成本变动的复杂性，但也提供了研究企业管理层成本管理行为的新视角：源自管理层人为因素的非对称性成本行为。作为成本决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的直观表现，成本行为不仅描述企业资源投入的现状及趋势，也体现管理层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策略。因此，研究粘性成本行为及其成因，对准确理解企业生产耗费水平、分析管理层成本调整动机，以及进一步探察其成本管理能力和模式均有着“见微知著”的作用。在Anderson等[2]首次使用大样本数据验证美国公司粘性成本行为的存在后，众多文献开始探讨其成因。现有粘性成本行为的理论解释集中于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及代理成本三方面，即粘性成本行为源于管理层对调整已投入承诺资源(Commitment Resource)的收益与代价的权衡、对资源现状与预期业务量的比较以及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谋求。上述成因有一个共同特征：均为管理层基于经济利益目标，以实现企业长期资源最优配置或自身经济利益最优为动机的主动、前瞻性管理。而本文则思考一个被现有研究忽略的问题：企业管理层的非经济因素动机可引致企业粘性成本行为吗? 社会成本正是这样的一个潜在因素。作为社会的细胞体，企业行为与社会相互交织，[3]企业任何决策和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其所处社会及其中个体。由于生产活动的外部非经济和非完全市场下产权归属的不明晰，[4]整个社会为企业生产付出的代价并不能由企业经济盈利完全涵盖和补偿。企业在单纯经济利益外对其所处的社会应同样给予关注，如社会整体福利、持续稳定发展等；企业为实现此类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代价可概括称为社会成本。[5，6]福利经济学领域社会成本理论由来已久，但少有研究涉及社会成本对企业具体跨期成本决策及行为的影响。由于企业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其社会成本也难免存在差异。设想在同样经济形势下、拥有同等技术规模和产出的两个企业，其成本行为本应相似，但若其社会目标存在差异，一家企业可在市场需求变动时迅速调整成本水平应对业务量变化，另一企业则可能因考虑承担的社会成本而维持现有生产投入、延缓成本调整。这可形成不同的盈利能力，也反映出管理模式及理念的差异，故探讨社会成本这类非经济动因对企业具体成本行为的影响是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的。 实际经营中，企业管理层考虑社会目标的动机各不相同，或出于名誉、组织文化等自愿因素，或源于法律约束、公众压力等被动缘由，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环境下此类目标也各有差异。在我国特有制度背景下，不少企业是由经济体制变革前国企转型而来，此类企业实际由各级政府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控制。这使得我国市场中有大量企业因天然的政治联系而面临带有公共服务特征的政策性社会职能，如提供社会福利、维持稳定、保障就业等，为达到此类社会目标的资源投入即成为企业的社会成本。当业务量变动时，企业很可能因此类社会目标(如稳定失业率、社会福利等)而继续维持相应资源投入量，延缓成本调整，形成粘性成本行为。因此，本文在结合福利经济学对社会成本导致粘性成本行为的机制进行阐述的同时，基于我国市场背景实证考察社会成本这一非经济动因对企业粘性成本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成本确可引致企业粘性成本行为，承担社会成本更多的企业成本粘性程度显著更高，且该影响机制区别于其他经济动因对粘性成本行为的影响机制而独立存在。 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不局限于仅从经济动机考虑企业粘性成本行为的思维模式，将社会成本纳入粘性成本行为成因的研究框架，基于非经济动因分析粘性成本行为，为粘性成本行为成因阐释及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第二，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与我国制度背景相关的社会目标对企业成本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处于中国市场环境下的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更深入地认识企业成本行为及其所影射的成本管理水平。第三，为经济学社会成本理论中社会成本对企业成本投入的具体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理论的解释力。此外，本研究也可促使实践中企业管理者及投资者考虑企业经济动机的同时不忽视社会目标等非经济因素对成本决策的影响，这既有助于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改进，也可使外部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司成本管控策略及决策行为，提升投资效率。 一、文献回顾 企业粘性成本行为的探讨最初源于传统成本模型能否准确反映生产活动、有效支持决策。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成本计算模型(如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模型①的成本测量、预测准确性及决策有用性的对比中，Noreen等[7]发现，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成本在业务量减少时下降的幅度低于业务量增加时上升的幅度，呈现不对称的成本行为。Anderson等[2]借用经济学中“价格粘性”概念将其称为“成本粘性”，并以美国1979～1998年上市公司的销售和管理费用(SG&A)为研究对象验证美国上市公司的确存在成本粘性行为。该发现动摇了传统成本会计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此后研究者从众多角度验证了成本粘性[8，9]和成本反粘性[10]的存在，Banker等[11]将两者统称为粘性成本行为(Sticky Cost Behavior)。② 粘性成本行为的成因也同时引起研究者关注，现有文献几乎均认为粘性成本行为的形成与企业管理层有意识的成本管理相关。③其理论解释主要分为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及代理成本三方面：(1)调整成本观点认为，粘性成本行为是企业管理者在市场需求变化时对调整已投入资源的收益及其付出成本权衡的结果。企业成本实际是管理者精心考虑后投入的承诺性资源(如员工、机器设备)，增减该资源将引发调整成本(如缩减人力投入时与员工解除劳务合同的花费及需要时重新招聘、培训员工的费用)。调整成本不仅局限于货币性态，也包括心理感受等无形成本(如部门主管不愿解雇跟随多年的下属)。而企业经营中业务量不断变动，管理者必须权衡已投入资源可使用寿命内的边际收益净现值和改变资源投入的调整成本，以达到动态最优的资源投入水平。该权衡下管理者常倾向不即刻变动当期资源投入，以致成本行为的非对称性。调整成本属于“隐形”成本，难以直接测量，现有文献从资产集中度、人力集中度、[2]业务重要性、[8]劳动保护法特征、[9]劳动力市场特征[13]等角度间接检验了调整成本与粘性成本行为的关系，发现成本行为非对称程度与调整成本大小显著正相关；(2)管理者预期观点认为，若管理层对未来市场预期乐观，则在业务量下降时缩减资源投入的幅度较小，以防未来业务量回升时付出更高调整成本，而业务量上升时则立即增加资源投入，故呈现成本粘性；若管理者未来预期悲观，则倾向立即减少资源投入应对当期业务量下降，而在当期业务量上升时减少或不增加投入以规避未来调整成本，呈现成本反粘性或较弱成本粘性。当前研究以销售下降持续时间、GNP或GDP增长水平、[2]连续期间内销售与订单量变化方向、分析师预测作为度量管理者预期[11]的替代变量，均得到与上述分析相符的结果；(3)代理成本观点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自身利益并非完全与组织利益契合，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也可导致粘性成本行为。若管理者意图扩张其职权范围和资源掌控能力，在企业业务量上升时会大量增加投入，在业务量下降时则尽量避免减少资源投入以保持其控制力，形成成本粘性。此类粘性成本行为与调整成本并无直接关联，有效公司治理将减少粘性程度，[14]而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导致企业粘性成本行为被高估。[15]若管理者自身利益与组织短期盈利相关，也会倾向于迅速调整成本实现短期盈利，此时成本粘性程度也会显著降低。[16，17] 上述文献中，粘性成本行为均因管理者基于企业内部或自身经济利益的成本决策所致。然而，企业的实际经营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利益范畴，任何组织都难以脱离生存运营的环境。作为社会资源集中调配的主导者，企业面临着比个体更高的社会准则，[18]非经济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社会成本正是其中之一。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成本最初被概括为行为主体(生产者)财富转移过程中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减少，[19，20]可由企业生产活动的外部性引致。[4]若整个社会范围内财产权被合理定义及划分，则社会成本可准确衡量，企业将其纳入组织内部即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帕累托最优。[21]然而现实市场的非完全性致使社会成本客观存在，即企业使外部性负效应“内部化”所付出的应有成本。[22]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者将社会成本衍生为企业承担其生产活动的社会效应和职责所付出的代价。Kornai[23]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将社会成本概括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提出企业需权衡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效益。此后学者进一步将社会成本概括为企业实现社会职能的非经济功能所耗费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24，25]本文也采用此社会成本定义。一些研究发现，社会成本不仅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也关乎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如社会成本扩张致使国有企业效率损失，[7]转轨经济中的社会成本加剧市场中组织的经营成本，[26]社会整体成本负担加重时民营企业存在社会成本优势，[27]但少有文献从实证角度关注该因素对企业跨期成本管理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引入并分析社会成本这一非经济因素导致企业粘性成本行为的机制，同时实证性地探讨企业社会目标对企业跨期成本管理的具体影响。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社会成本引致粘性成本行为的机制 沿用现有文献，本文以“企业为实现社会职能的非经济功能所耗费的成本”作为社会成本定义。现实中，由于组织间不能实现完全市场下财产权利的清晰划定进而“内化”外部效应，而负外部性效应又难以避免，势必形成因生产、经营活动消耗且未计入自身成本费用(私人成本)的社会整体效益的损失。而承受该损失的社会及个体应得的补偿即成为企业须弥补社会总体效用(福利)的代价，即社会成本。故社会成本在非完全市场中客观存在，企业几乎均面临社会成本。其实质也是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厂商成本要素之一，企业同样应承担，[28]具体如为实现社会稳定、人力资本保障、环境保护等非经济目标形成的资源消耗。作为社会资源集中使用的主导者，企业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其所处社会，既包括股东、供应商等经济利益相关者，也包括任何受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的个体与群体。企业资源消耗并非只对应经济利益，而其经济盈利也不能完全涵盖社会整体为其生产经营所付出的代价，因此社会成本对企业资源投入的影响不容忽视。 成本决策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即实现企业运营中资源的有效投入；而社会目标作为企业经营面临的客观因素，与经济目标一样也须由企业具体决策制定及执行实现，故仅从经济利益动机分析企业成本管理及成本行为是不够准确的。由于非完全市场中社会总福利无法恰好在组织之间完全分配，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配置，[26]在成本决策时考虑社会目标与否很可能形成不同的资源投入：若厂商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最优资源投入水平依据“私人边际成本=厂商边际收益”确定；若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最优资源投入水平则取决于“私人边际成本+外部边际成本=厂商边际收益”。而在不完全市场中，厂商外部边际成本常不为零，故基于经济利益最优的资源投入势必偏离基于社会福利最优的资源投入。 相应地，企业跨期成本决策也不应忽略社会目标因素。当不同期间内业务量变化时，若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应迅速调整各期相应成本投入。某种意义上，因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代理成本导致的粘性成本行为其实也是管理层应对业务量变动的“迅速”反应，只是其并不局限于当期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企业长期经济利益最优或管理层自身经济利益最优的“迅速”反应。而由于不完全市场中企业资源投入的边际社会成本、收益与经济意义的边际成本、收益并不一致，社会效益最优目标可能使企业“反应不足”，无法迅速调整资源投入以应对业务量的变化。例如，失业可导致个体及家庭收入减少、引发犯罪等，企业裁员可形成社会总效益的减少。若考虑失业的社会效应，当业务量上升时，增加雇员的边际社会效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企业倾向于增聘员工；而当业务量下降时，减少雇员的边际社会成本则大于边际社会收益，重视社会整体效益的企业则可能牺牲经济利益而不对雇员做出调整，由此形成粘性成本行为。该成因与基于经济利益目标的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代理成本不同，是出于管理层非经济动机的成本管理：由于社会成本的存在，业务量变动时企业管理层出于社会效应因素考虑，放弃经济利益最优而延缓或取消当期资源投入调整，导致成本变动与业务量变动不一致，形成粘性成本行为。具体细分，若增加资源投入的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社会成本(如前例)，更易形成成本粘性；若增加资源投入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社会收益，则更易形成成本反粘性(如环境污染企业在业务量上升时，可能考虑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而不增加相应资源投入)。社会成本导致粘性成本行为的机制与现有经济动因形成机制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源于管理层非经济动机的成本决策；既可能是管理层积极主动为之，也可能出于市场规则、政治任务、法律等被动因素制约；管理层动机不局限于企业内部利益，涉及整体社会范畴。 由于企业承担社会职责的动机迥异，既可基于地区文化、名誉或战略等自愿因素，也可受制于公众压力、法律制约、政策引导等被动缘由，故社会成本也难以避免市场、法律特征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经济体制、法律规范、社会保障体系下的社会成本必然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地区中企业承担社会成本的程度与类型也并不一致。同时，企业既需考虑面向组织外部的社会职责，如环境污染问题等，也需考虑对组织内部肩负的社会性职能，如职工福利保障等。故本文接下来聚焦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环境及企业实际经营境况的社会成本研究变量，实证性检验企业社会动机对跨期间成本决策的影响。 2.假设提出 在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我国市场中不少企业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改革转型而来。在市场化改革前，企业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单位组织”，具有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多方面功能。[29]在该背景下企业实际担当着社会福利实施者的角色，形成工资、劳动保险之外的“集体福利”分配模式，在生活、医疗、住房等方面为内部职工甚至家属提供全方位的福利保障，以维持社会稳定、改善民生。[30]故我国职工福利自诞生起就与社会职能性质密不可分，其既包括交通补贴、住房等各种以货币或实物方式发放的显性福利，也包含附属学校和医院、运动设施等隐性福利。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企业特别是国企向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转化，集体福利制度逐渐淡化，职工福利的来源渠道和开支范围也均得到限制，但其社会功能仍在延续，并涉及众多面向组织内部的非经济职能支出。因此在我国市场环境下，企业福利支出与企业社会目标密切关联。这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如李培林等[6]将职工福利支出作为社会成本的操作性衡量变量，但在当时会计制度下企业福利费用实际包含与经济运营目标相关的支出。李晓东[30]则基于社会成本理论论述了我国经济环境下职工福利支出导致的企业社会成本增加及经济效率降低。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及会计制度准则的不断完善，企业职工福利在会计信息系统中的核算也逐渐精确。最初职工福利中带工资性质的交通补贴等已被直接纳入职工工资，而保险项目及工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等也分别在应付职工薪酬相应子科目中进行核算。在2006年新会计准则实行后，“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科目实际核算企业为职工提供的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纳入工资总额管理的补贴、各类保险年金外的福利待遇支出，这主要包括企业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离休人员的医疗费、过节费、职工困难补贴等支出。从核算内容来看，与生产运营联系紧密的福利部分已被剥离出“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科目，现有科目中的福利部分与企业经济目标并无直接关系，且带有明显的民生性质。更重要的是，该科目还核算企业内设福利部门发生的费用，如福利设施、设备维修折旧费、福利部门人工费用等，该部分福利支出也与生产运营等经济活动无直接关联，反映明显的社会福利特征。因此基于现有会计准则，职工福利费科目实际主要包含与社会目标相关的非生产性福利支出，并反映出企业对内承担的社会性职责。而当业务量变动时，此类面向组织内部的非生产性福利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成本行为：当业务量增加时，企业因扩展规模、增聘员工等往往提高相应福利规模，因而提升了成本费用中与福利支出有关的投入；而在业务量下降时，考虑到缩减福利相关投入的负社会效应，企业又可能难以迅速缩减当期成本费用中与员工福利有关的部分，最终形成成本粘性。而职工福利支出越高，说明企业对于社会职责重视程度也越高，越倾向延迟相应成本费用的下调，最终形成更高程度的成本粘性。 此外，企业也常需应对面向组织外部的社会职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关注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开始逐渐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即企业的社会捐赠支出。作为一种反馈社会的利他行为，[31]社会捐赠支出明显区别于其他以经济收益为目标、直接投入生产经营的资源耗费，其实质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外对维护、增进社会福利职责的承担。[32]虽然企业进行捐赠的动机较难被清晰地辨别，既可能是回馈社会的自发行为，抑或是社会压力所迫。但总体而言社会捐赠本质上仍是为组织界线外的人或事物进行的资源投入，是一种能改进社会福利、承担社会职责的活动。[32]故其支出为企业实现社会职能所耗费，同样属于社会成本范畴。与对内的职工福利支出所不同的是，社会捐赠支出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企业对外承担社会成本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中拥有更多资源或更富有的行为主体往往被期望能为社会整体利益承担更多责任，而企业作为市场中可集中使用资源的组织，社会的关注和期望常成为企业捐赠和持续捐赠的外部压力，[33]对于盈利企业更是如此。由于企业社会捐赠等慈善行为的时间长度反映了企业在社会担当方面的坚守，[34]故不少企业倾向较长时期维持其捐赠行为，以体现重视社会福祉的价值观并期望获得公众认同。当业务量变动时，这种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的、面向组织外部的资源投入也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成本行为：当业务量增加时，企业因盈利提升、公众形象等因素增加与捐赠相关的成本费用投入；在业务量下降时，考虑到向下调整社会捐赠的投入负社会效应及声誉等因素，企业又可能难以迅速缩减此类成本费用规模，最终形成成本粘性。而企业捐赠支出越高，说明企业在捐赠过程中越重视社会目标，越倾向延缓相应成本费用的下调，最终形成更高程度的成本粘性。因此，本文将侧重对内承担社会成本的职工福利支出与对外承担社会成本的社会捐赠支出结合，将其总规模作为社会成本的可操作性研究变量，以反映企业社会职责的承担程度。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企业职工福利支出与社会捐赠支出的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更高程度的成本粘性，且该机制主要源于企业非经济职能，应独立于经济因素。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成本粘性程度与职工福利、社会捐赠支出规模正相关，该机制独立于调整成本、代理成本等成本粘性经济动因 此外，本文还针对我国企业对社会职能重视程度的差异，分析社会动机对企业粘性成本行为的作用。由于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有着较大影响。[35]国企最初作为一种“单位组织”，兼具经济及社会功能，尽管随着经济改革推进，国企经理人自主权有所扩张，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然存在，[36]在关键决策如涉及就业等社会问题时也仍能施加实质影响，[37]故国企会因天然的政治联系而更加关注社会目标。此外，不少国企又涉及国计民生领域(如石油、电力企业等)，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更加强了其与社会利益的关联。这均使国企承担着有一定政策约束性质的社会职能，面临较高的非经济功能支出，即社会成本。非国有企业虽然也面临社会成本，但更多出于商业伦理、名声等因素(当然，国有企业也需考虑此类因素)，其经济目标重要性高于社会目标。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面临着更高的社会成本，[6]由于国企的社会职能主要源于社会稳定等政策性目标，向下调整资源投入比向上调整更易造成负社会效应，故更可能形成成本粘性，其影响机制表现为：当业务量变动时，非国有企业可更多基于经济动机迅速调整当期成本投入；而国企则很可能基于社会目标牺牲一定经济利益而延缓成本调整，导致更高程度成本粘性行为。该机制应独立与调整成本、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等经济动因。 类似地，在我国市场中国有股股份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都广泛存在。结合上文分析，企业中国有股份比例越高，政府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越大，企业受政策性约束及干预的程度越高。故国有股占比更高的企业更容易受社会目标的影响，在企业运营中面临较高的非经济功能支出，承担更大程度的社会成本，进而形成更高程度成本粘性；同理，该机制也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独立存在。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相比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呈现更高程度的成本粘性，且企业中国有股比例与成本粘性程度成正比，该机制独立于调整成本、代理成本等成本粘性经济动因 进一步看，依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国企控制人名义上虽为国家，但其实际运营由各级政府及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负责。而不同层次控制人国企的经营动机及受政策约束的程度也有所差异，[38]故国有企业间也可能因对社会目标重视程度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社会成本。借鉴Chen等[39]的研究，本文依据控制人行政及经济利益特征将国有企业具体分为：央企④及地方国有企业。⑤由于央企和地方国企控制人特征不同，两类国企的对社会目标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异。地方国企由地方政府或国资委掌控，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履行公共服务和政治职能的终端，在行政层级中最贴近人民生活，与地区稳定、人民安家乐业关系最为直接，是国家稳增长、保就业等政策的直接实施者。由于地方国企负责人的任免权由地方政府掌握，[40]其直面政治联系带来的政策性约束，须更多考虑生产活动的社会效应，对经济效益重视程度相对更低。然而，央企管理层则面临多种提升经济效益的激励与监督机制：[41]一方面，央企管理层可因经营管理绩效改善而得到晋升，有更强动机关注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央企面临着严格监督，且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也更为直接。此外，央企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小，对地方性公共服务等政策性职能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总体而言，相比于地方国企，央企对社会目标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在业务量变化时可更迅速地调整相应成本投入，其成本粘性程度应低于地方国企。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b：不同控制人的国有控股公司成本粘性程度也存在差异，相比于央企，地方国企呈现更高的成本粘性程度 三、研究设计及样本选择 1.变量选取 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在Anderson等[2]经典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引入企业职工福利、社会捐赠支出规模、上市公司控制人性质、国有股比例、国有公司控制人层次等作为我国制度背景下企业社会成本的相应研究变量，探究非经济动因对企业粘性成本行为的影响。本文模型中所用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标签：社会成本论文; 职工福利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成本分析论文; 直接成本论文; 成本动因论文; 目标成本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组织职能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管理者角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