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和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一国在国际体系内的行为呢？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提供了一个回答该问题的手段。所谓分析层次，根据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解释，是指将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分类，以帮助人们确定该如何去寻求国际关系问题的答案。根据西方国际关系学中较普遍的观点，可将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因素归类为三个分析层次：国际体系、民族国家和个人。国际体系层次假定，国家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它们因国际体系之势而动，并以彼此相同的方式对类似的形势作出反应。即国际体系的外部特征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行为。体系层次涉及影响国家间联系和交往的各种因素，包括国际体系内主要的政治行为体的数量及相互间力量对比的情况、指导和处理国家及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制度和规范、以及在民族国家“之上”或“之外”起作用的力量等。与体系层次强调共同的外部因素促使国家采取类似的行为不同，国家层次注重民族国家内起影响作用的因素，它假定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强调国家特质的不同导致不同的国家行为（或者说国家行为是各民族国家之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国家层次主要涉及民族国家之政治和经济制度、政治结构、官僚体制、历史和文化等因素。最后，个人分析层次强调领导人个人的决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正如世界各国既具有一些普遍特征而又有各自独特特征一样，人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也在一些方面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民族国家领导人个人的背景、经验、领导风格以及个人目标和信仰对国家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
分析层次概念的意义在于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结构框架。以此为基础衍生了大量而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
一、国际体系分析层次
体系层次假定，外部因素鼓励国家的某些行为同时又阻碍另一些行为。（注：Robert Keohane,"Theory of World Politics:StructuralRealists and Beyond,"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66.）即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结构的变化（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因素。下面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理论学派入手阐明体系因素如何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
1.现实主义学派：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学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负盛名和影响最大的一种范例。它有经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也称新现实主义）之分。前者假定国际体系是一个“狗吃狗”的世界，一些国家天生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另一些国家则希望保持现状。鉴于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来控制个体国家的行为，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家如摩根索、基辛格等认为，各国都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和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来保护自身的重大利益、政治独立和领土主权。要之，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兴衰进程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是相通的：在世界无政府的状态下，和平只能够通过霸权或力量平衡来实现。
结构现实主义与经典现实主义有一些共同点，如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所有国家都是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国家最优先关注的事项是生存等。但差异也是明显的，与经典现实主义强调人性可怕和冲突的性质不同，结构现实主义主张从国际体系而非人类本性入手来解释国家的行为。（注：See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Joseph Grieco,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Europe,America,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and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此外，尽管结构现实主义承认国际体系包括世界上所有国家，但它却只注重大国，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大国间的力量分配所决定的，即由体系内大国的数量及相互力量对比决定。
国际体系的结构通常用“极”来描述（体系内的每个大国代表一个“极”）：单极体系指国际体系内存在一个单一的支配性大国；两极体系指体系内有两个大国；多极体系则指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大国。结构现实主义关注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国家的行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其基本的命题是，国家间力量分配的变化将促使国家以相似的、可预测的方式作出反应。根此，一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将促使它谋求改善和加强自身地位。在两极体系内，这种努力常通过内部平衡（增强一国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如战后冷战时期的情况。而在多极体系内(1648-1945)，平衡则通过建立同盟或联盟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两种情形下，由于所有国家都希望生存，这将促使它们寻求建立一个针对支配性大国的同盟或联盟以达到共同目的。虽然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结构、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分歧或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们采取相似的行动。
尽管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们都赞同国际体系内所有国家都谋求通过保持力量平衡来获得安全的观点，但却对哪一种结构最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意见不一。一些理论家认为，国家之间力量的均衡分配或某种力量平衡最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而当国际体系内出现一个支配性大国时则可能爆发战争。另一些理论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力量的不平衡或国际体系由单一的大国支配最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力量的均衡分配则易于导致战争。另外，西方理论学者在两极和多极体系哪一个更有利于国际体系稳定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应当说，这些分歧主要源于对“稳定”含义的不同理解。稳定概念有狭义和广大之分。前者指不发生任何战争、国际体系内的所有国家都持续保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后者则指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即使发生一些有限战争（大国同一般国家之间的战争或一般国家之间的战争），国际体系仍被视为是稳定的。据此，冷战时期虽发生了许多地区冲突，但由于超级大国之间未爆发战争，因而国际体系是稳定的。同样，由于结构现实主义依据大国数量来定义国际体系，根据广大上的稳定概念，当国际体系内的一个大国衰落、崩溃、分裂或被摧毁从而使该体系不复存在时，该体系就将是不稳定的。据此，目前的国际体系即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2.自由主义学派：经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学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范例。它接受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些命题（如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暴力等），但认为这不一定妨碍合作。世界政治是一个变和(Variable-Sum)游戏，各国通过相互合作而共同获得利益是可能的。（注：而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世界政治是零和(Zero-Sum)游戏，一国的所得即为另一国的所失。）自由主义学派也有经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前者假定世界并非总是充满战争，国家除了追求权力和安全以外，还追求别的目标；由于各国也注重经济、福利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诸价值，在这些问题上它们之间是经常可以合作的，因而国际体系并非注定是一个“狗吃狗”的环境。
新自由主义是在经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接受后者关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暴力的假定，但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和暴力可通过细心设计的国际合作机制而得以克服。（注：See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Axelrod and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 tions,"World Politics 38,no.1(October1985),pp.226-254.）比如条约、国际法、国际组织、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安全合作组织等等，就可鼓励国家在经济、安全、环境及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国际关系的历史也表明国家间的合作远比冲突为多。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在许多方面是相互依赖的，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由此导致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行使主权控制能力的下降，国家会日益趋向机制化的合作，从而减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体系理论在解释国家行为方面既有强点也有弱点。强点在于无论是解释合作或冲突都相对简洁和不复杂。当对一国的行为进行预测时，体系理论不要求（或很少要求）对该国及其政治和经济制度、领导人和决策者等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而仅通过考察其在国际体系内地位的变化及现行的力量分配情况便可得出结论。并且，据此作出的结构性预测通常引人入胜和有力，比如结构现实主义能够对现实世界政治中国家的行为作出较清楚的概括。当然，体系理论也有着粗略、时间框架模糊和过于宽泛等弱点，因而并不能够预见一切。比如力量平衡理论就很难预测出哪些国家会抗衡霸权国，更不能预见哪一个特定国家会这么做。还有，体系理论可较好地解释国家行为的一致性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变化，即可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以相似的方式对相似的形势作出反应，却不能解释为何在相似的形势下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但尽管如此，体系理论仍暇不掩玉，毕竟它们能够对大量的国际行为作出有效的解释，使人们预知国家将如何针对力量分配的变化作出反应，以及懂得为何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仍是可能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体系理论勾画出了国家间交往的一般模式，尽管并不能够对一国的具体政策作出解释。正如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华尔兹将其理论与重心理论相比所指出的，“尽管它能够预见物体将会向下降落，但却不能预测一片降落的树叶之难以控制的路径。（注：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21.）
二、国家分析层次
如前所述，体系理论勾画了国家间交往的一般模式，但并不能对特定形势下一国的具体政策和行为作出解释。因此，要确切地了解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就必须考察其国内政治及决策过程。这属于国家层次分析的范畴。国家分析假定，一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外交政策选择具有最重要的影响；政府形式、国家政治机构及其传统实践等决定国家的利益和行为。
1.政府形式及国家政治机构
政府形式及政治机构可以多种方式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形式和内容，并能提高或限制该国在国际体系内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首先，政体类型对一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具有重大影响。一般说来，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较易奉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1935年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侵略埃塞俄比亚和30年代初日本法西斯政权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就是典型事例。而在所谓的民主国家，由于个人和利益集团参与外交决策过程，国内利益冲突容易“外溢”到国家的对外关系中。例如美、日和欧盟内势力强大的农业利益集团就经常参与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结果导致三方之间不断发生农产品贸易摩擦。
其次，选举制度对国家的行政与立法关系有重要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影响外交政策。以美国为例，由于行政首脑和立法者都通过选举担任固定的任期，因此总统常根据选举日程表来确定提出外交政策倡议的时机；通常在选举年会避免这样做，以免遭到政敌或国会中反对派议员的反对。此外，为避免不受欢迎的决定影响选民的投票，就有争议的问题或经济问题举行的辩论也往往被安排在没有总统或国会议员选举的年份进行。然而，在许多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由于立法者的任期不固定，这将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执政党可利用政治上有利的时机要求举行选举以试图获得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胜利；（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是，1982年英国马岛战争获胜后撒切尔夫人随即要求举行选举，结果她领导的保守党在选举中大胜。）二是政府随时有可能被不信任投票推翻。此种情况尤其对一个联合政府的总理或首相压力很大，使得他（她）在奉行有争议的政策时必须十分小心，否则领导地位将有可能不保。
再有，政党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也非常突出。不同的政党执政经常可使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差异，例如以色列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相比更容易接受“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而英国保守党在使英国经济融入欧盟方面比工党更加谨慎。此外，政党还可反映一国政治制度的机构特征。在多党制国家如以色列和德国，保持执政联盟团结的必要性使得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趋于复杂化。而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如日本（50年代至90年代初自民党在该国长期执政），保持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则相对较为容易。
最后，除了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和立法者外，非选举产生的官僚也可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再以美国为例，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担负着为决策者处理信息的工作，理应及时向决策者传达不带有任何偏见的信息，以便后者能对各种外交政策选择作出利益和代价的估算。然而，现实中对官僚机构的许多研究表明，当制定一项外交政策时，大的官僚机构通常按既定的决策指导方针提出常规性建议，一般不对所有的选择方案之优劣作出估算。比如军事机构会建议发展防务计划，外交人员则试图处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情报机构希望创建信息收集网络，经济部门倾向于制订贸易和投资计划。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外交政策产生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治竞争。（注：Graham Allison presents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 in Essence of Decision(Chicago:Scott Foresman,1971),pp.144-184.）即等于说，某个官僚的政策立场实际反映了他（她）所属机构的利益，就如一个华盛顿谚语所说，“你站在哪里（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取决于你坐在哪里（来自哪个联邦官僚部门）。”
2.社会因素
西方理论认为，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是一个由多种社会团体和力量广泛参与的游戏；在外交政策过程中，那些将从政策中获得利益的团体和可能失去利益的团体之间将发生冲突。因此，国家政治机构并非自主和公正无私的，而是反映了社会中最强大的团体或力量的利益和目标。
在各种社会团体之中，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最为突出。有些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外交事务（如美国军备控制协会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有的则主要是为维护国内经济政治利益而间接地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比如许多国家的军工企业都谋求扩大对外军火销售，以及劳工联盟强烈反对自由贸易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国家环境利益团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例如德国绿党自80年代参加政府后，就促使德国在欧盟内提出了关于减少交通工具和工厂废气排放的立法倡议，以及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会议上倡议对二氧化碳排放实行国际限制。
军事——工业联合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非常突出。在许多国家军事组织和生产军事装备的工业部门之间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对国家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产生过多乃至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英美两国最为突出）。其危险性在于军工联合体受利益的驱动往往鼓励和支持政府奉行主动的、侵略性的军事方针。有些时候军工联合体甚至被指责参与煽动或挑起战争。（注：Benjamin F.Cooling,ed.,War,Business,and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Kennikat Press,1977).）冷战的结束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工联合体的影响，但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军工企业及相关的政府军事部门仍可能继续对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公众舆论也是外交政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公众影响外交政策最明显的方式是选举包括行政首脑在内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一般都非常关注公众舆论及有关外交政策的民意调查，并通常在择定某项政策之前作认真的考虑。另外，公众也可通过全民公决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政府面临对政策或宪法进行重大修改时通常会通过全民公决来获得公众的授权。比如1994年瑞典、芬兰和挪威三国就加入欧盟问题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瑞、芬两国公众投票支持加入，而挪威公众则否决了加入协议。
除了国家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影响外，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等因素在政治机构及更广泛的社会体系内起作用，它们也对国家和社会如何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产生影响。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根深蒂固。崇尚所谓民主和自由的英美就经常以“在全世界捍卫民主”为依据制定外交政策。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坚信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导致和平与社会主义，因而在外交政策上主张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尤其明显的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为抵御所谓共产主义的渗透和扩张，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手段援助并控制西欧和日本，以对苏联进行全球性遏制。苏联则坚信保持自身的强大对维护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至关重要（当然也包括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利益的考虑），为此不惜手段在东欧营造一条安全地带，并组建华约组织与西方和北约对抗。意识形态冲突强化了美苏各自对对方威胁的理解，从而加强了它们的全球政治竞争。
政治文化也对一国外交政策及外交风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自我认识就是一个重要方面。15和16世纪，西班牙视自己为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和保护者，并因此进行海外探险和征服，其目的不仅是要开拓新的贸易线路和侵占领土，也是为教会招募更多的信徒，为西班牙王室争得荣耀。三个世纪后，世界霸主英国谋求将自由民主思想传播给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人民，以完成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基普林称之的“白人的负担”。法国也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并作为贯彻其“教化使命”的一部分，将自己的语言和政府模式强加给非洲和亚洲人。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样适用于美国。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风格明显表现出以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十字军东征的理想主义和完全脱离国际政治的孤立主义冲动之间的冲突。（注：See 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1);and Stanley Hoffmann,Gulliver's Troubles,or the Sett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Mc-Graw-Hill,1968);and Walter Mcdougall,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7).）除了上述国家，其他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也都受到了各自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鼓励了一些中东国家要求摆脱美国的影响、以及将苏联军队赶出阿富汗和消灭以色列的斗争。
以上从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分别谈了如何解释国家的行为，那么哪一种分析更为重要呢？应当说，这确是一个难以解决的争论。这里不妨将国家与人之间作个类比。人类的心理结构本质上相似，有着许多共同的需要、愿望和恐惧，这些共同点导致他们采取相同或相似的行为方式（饥饿的人都会设法寻求食物）；但同时人在许多方面又都是不同的，在力量、资源、价值观、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去追求相同的目标（有多种因素决定一个饥饿的人是去饭馆还是去打猎）。由此可见，尽管凭借对人类行为知识的了解可对人在某个特定形势下有可能做什么作出统计性预测，但对是什么因素导致他（她）以某种具体的方式行事则是难以确定的。国际关系与人类行为之间的类比还提醒人们，尽管全球政治语言中充满了国家、政体、社会力量等抽象的字眼，政治决定却总是由作为个人的国家领导人作出并加以贯彻的。因此，领导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
三、个人分析层次
尽管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分析在解释国家的行为方面存在着激烈竞争，但它们都承认个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外交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毕竟很多情况下紧急的外交决策都是由领导人作出的。下面着重谈谈领导人的个人经历和领导风格对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的影响。
首先应当指出，即使在同一个政治体系内，领导风格也会因人而异，对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1945年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时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但是其国内政治经验却很丰富，于是他便运用这种经验来建立对国际关系的观点，并最终奠定了对美国在战后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立场。与杜鲁门相比，布什熟谙国际外交和商业事务，善于在非正式或个人的基础上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打交道。布什的对外政策远比其国内政策成功得多。他喜欢国际外交，不喜欢国内政治的打斗。他领导反伊（拉克）联盟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但却未能赢得国内的大选。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领导风格也反差明显。赫氏性格外向，喜怒形于色，具有对抗的性格，当政期间（1958至1964年）屡屡在外交政策上冒险，导致了东西方之间危机频繁发生（如苏伊士危机、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勃氏则是一位深思熟虑、处事谨慎的领导人，他作出重大决定之前通常要征询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以使其政策获得全体一致同意。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尽可能避免采取冒险政策，即使西方对苏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承认，勃氏领导下的苏联至少是可预测的，不大可能作出会引发东西方危机的冒险之举（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除了领导风格，领导人所处的那代人的经历也会对他（她）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注：See Michael Roskin,"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 and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9,no.3,(Fall 1974),pp.563-587.）
这种经历有时会导致领导人作出错误的决策。例如19世纪后半叶俾斯麦进行的德国统一战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就导致欧洲领导人（以及许多欧洲公众）误认为战争是光荣的、短暂的和有益的，并带着这种共同的认识卷入到1914年的危机中。（注：Richard Ned Lebow,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A Dangerous Illus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247-254.）大战于同年8月爆发后，许多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士兵将会在“树落叶之前回家”。其军事计划也是基于这种判断制定的，即如果能够很快完成动员，那么一场进攻就会迅速摧毁防御力量。（注：Stephen Van Evera,"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ummer 1984),pp.58-107.）欧洲领导人显然没有预见到新技术带来的影响，结果战争陷入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血腥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促使一代欧洲领导人谋求防止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30年代德、意两国的侵略奉行绥靖政策。而战后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那一代苏联领导人，也从西方对希特勒的绥靖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即苏联必须在其周围特别是东欧建立一条安全“防疫带”以维护自身安全。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的经历则使包括领导人在内的一代美国人认识到，使用武力很容易招致更多的问题和麻烦。正是由于担心陷入“另一个越南”，导致美国90年代初不愿意卷入前南地区冲突和卢旺达、索马里等国的内战。
总之，虽然难以确定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中的确切作用，但在承认国际体系和国家因素对外交政策具有强大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因为，领导人在作出外交政策选择时通常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即使他们公开宣称形势使他们“别无选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概念为如何寻求国际关系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方法和手段。当然，由于各自不同的理论假定，从上述三个分析层次对世界政治进行解释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对冷战的兴与灭的解释为例，依据体系理论分析，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两极体制造成了美苏间的竞争和敌对；苏联的崩溃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从国家因素分析，美苏冷战是由于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造成的；俄国的“自由解放”带来了冷战的结束。根据个人层次分析，则斯大林和杜鲁门之间的误解和双方的互不信任是造成两国竞争和敌对的重要原因；只有当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建立起合作关系时两国关系才趋向缓和。也就是说，国际关系问题的解答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研究者本人的观点和目标而定。在这方面，政治学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并无太大的不同，即它也包含有主观判断的成分。最后，应强调指出的是，三个分析层次的许多理论看似相互竞争，本质上却是互补的。体系理论适合于解释长期的趋势，比如体系结构与稳定之间的联系。国家分析可帮助解释一国的外交决策过程可能导致的具体政策结果，比如一国对加入WTO或欧盟的立场。个人分析层次的解释则告诉人们当领导人面临紧急形势时将如何行事和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比如当肯尼迪突然面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时的情况。鉴于此，只有同时进行三个层次的综合系统分析，才有可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