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原因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启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2—0022—08
一．对苏联剧变根本原因的看法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这里讲的苏联剧变所包含的内容有：（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轨；（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所谓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苏联剧变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种种问题。笔者一直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P333)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这个专政的主要特点是不受法制限制。（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在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饿死的人数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伯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推行强迫的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在后来的长达20年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P5)
二、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改革进程与问题
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从客观原因去分析这一问题，如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当时苏联正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并受到战争的严重威胁，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等等。客观因素无疑对形成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有极其复杂的原因，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若是对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一模式的形成、确立、巩固与发展是以下8个紧密联系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产品经济观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理论基础；（2）未能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作出正确判断，把这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政策，视为长期有效的；（3）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1929年斯大林宣布抛弃新经济政策，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4）工业化运动使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更加巩固。通过工业化斯大林不仅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最大最集中的工业，[3](P280)而且使其经济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5）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标志着整个苏联朝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迈进；（6）“大清洗”运动是导致斯大林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因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又使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7）历史传统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俄国的主要特征是集权与扩张。而这必然要求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作用不可忽视。普遍认为，坚毅、刚强与政治敏感是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主观片面、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与嫉贤妒能是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方面。
我们在考察斯大林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过程后，不得不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强制、暴力与流血。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
下面分析体制改革进程。
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时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曾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它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如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落后国家从事基础工业的发展和备战或战争时期（西方往往称苏联经济是备战经济）。第二，就是在这种体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而对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困难。第三，斯大林经济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普京在2009年12月3日回答电视观众时说，斯大林时期“这种管理国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我认为很难说这一时期的成就，是苏联历史上的光辉的篇章。第四，随着历史的发展，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并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远。最后，它与构成斯大林模式的其他各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导致苏联剧变。
面对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苏联在战后应下决心进行改革。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很有利，人们期待改革，战后苏联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斯大林个人威信空前提高。但斯大林不仅不改革，反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战时的经济体制。他的主要理由是，首先，战争胜利证明苏维埃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要优越。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说：“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4](P492)第二，战后，斯大林个人崇拜大大发展了，达到了神化的程度，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斯大林思想深处，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1945年4月，他对铁托讲：“战争快结束了，再过十五—二十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5](P89)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6](P584)赫鲁晓夫如何解决面临的种种难题，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先要站稳脚跟，掌握权力。他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这里顺便说一下，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与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来看，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如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者有着巨大的影响”。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合并农庄、农场，搞“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继续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证明，他基本上实行的仍是斯大林的那套政策。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仍有人不顾客观事实，一提到赫鲁晓夫就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坚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联剧变归罪于赫鲁晓夫。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7](P5)这把因果关系全颠倒了。
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抓了农业，这是因为当时苏联的农业形势十分严峻。有学者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8](P36)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措施是，首先于1954年1月22日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纠正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宣布的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的不实之词，明确指出苏联尚未解决粮食问题。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个人副业管理制度改革；拖拉机站的改组；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改革；垦荒；等等。
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从1953年起开始探索改革，先在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是1957年的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其主要内容是改变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达到消除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中央与扩大地方权限的目的。为此，撤销了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141个部，同时成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管理工业与建筑业。
尽管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国民经济混乱并产生了严重后果。但不应由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的改革，他的历史作用突出表现在：第一，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第二，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
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个人，而并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二是其改革从来就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第三，改革思路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而不是把改革重心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第四，改革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第五，其个人性格中急性、主观、唯意志论缺陷；第六，国际压力。这指的是当时出现的波、匈事件与中苏大论战。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完全错误的立场。”[9](P133)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取代了赫鲁晓夫，并执政18年。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作了调整与修改，目的是克服苏联社会经济的混乱状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停止把党分为工业党与农业党的做法，恢复部门管理原则，继续对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试验；等等。他与赫鲁晓夫一样，首先抓农业，196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也称为柯西金改革，指的是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与目标为：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但改革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到后期改革处于停滞状态，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只能用“完善”一词了。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第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要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整个改革过程只是在增加或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扭来扭去；第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另外，改革绝不允许涉及所有制问题；第四，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所以，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我还认为，研究苏联剧变，如果不认真与深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少问题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执政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1）经济体制仍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2）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得不到遏制；（3）农业继续衰退；（4）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是拉大趋势；（5）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6）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7）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他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应该把人看成为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的是解决企业的内在动力，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苏联发展到这个时期，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已非常强大。1988年之前的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月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专门有一个题目：“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在这次会议上，他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经济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有：（1）在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先错了第一步；（2）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的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的结合；（4）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5）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停步不前。
由于历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失败，苏联经济建设难以搞好，这样，苏共既不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因此，苏联经济的发展亦难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与苏共垮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邓小平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后的1990年3月3日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黑体是笔者所加）。[10](P354)胡耀邦谈及苏联问题时说：“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好，内部建设和对外关系都存在很多严重问题。看来主要问题有：第一，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日用品至今还解决不了，集体农庄粮食产量仍然很低，工人和农民都不满，都有意见；第二，外交政策很失败，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老子党’自居，还在国际社会中实行大国霸权主义，把革命强加于人，企图统治全世界；第三，民族团结问题也没有搞好，实行大俄罗斯主义，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口号掩盖民族间的矛盾，但是掩盖不了；第四，民主问题、领导作风问题、‘家长制’、专制独裁，等等，问题还有不少。”[11](P2)很清楚，在这里，胡耀邦把苏联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归结为经济建设没有搞好。
三、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总结苏联7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建立基本制度后，必须改革经济体制，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10](P370)“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不改革死路一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改革是革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这里就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说点看法。主要问题有三：腐败、垄断与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搞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我赞成后一种看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进程应加快；垄断部门应走向市场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化。我认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另外，中国出现的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二）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所谓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共同文明的方向或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普世价值观。
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他在1992年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P1342)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来又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理解的尊严的含义。温总理把“人民的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把“尊严”提到如此高度、深度和广度，这反映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我认为，如果实现“尊严”的以上三个内容，那就是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三）坚决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所谓体制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产品经济就形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就形成市场经济模式。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从经济理论来讲，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以来否定商品经济，一直批判市场经济。苏联历次改革未取得成功原因甚多，但不坚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总是在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框架内进行修修补补，是个重要因素。一直到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经过激烈争论，才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总方向。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得的成果，不应把它拒之门外”，“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二是所有制理论。这是苏联历次改革都不能触及的。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不论在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化了的或者说苏联化了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3](P832)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把这种所有制称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14](P21)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侵害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这一理论误区长期以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深化。
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特别在股份制推行的起始阶段，不少人就认为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上述问题亦是合乎逻辑的：既然国家所有制是高级形式，或者像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15](P428)那么，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而实际上，国家所有制也好，全民所有制也好，都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
（四）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才能代表先进思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党面临以下极其复杂的局面：体制改革要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要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与重大的变动；各阶层、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分配急需调整；在过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日渐突出，这必须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的探讨，推动理论的创新。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P336)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与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十分明显，只有民主化进程有了大的发展，才能为理论创新创造需要的政治环境，党才能不断地吸收先进的思想、理论，从而提高执政能力。
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一个共同性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甚至出现倒退，从而传统的政治体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
第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根据目前的情况，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根据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这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该用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思想来完善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要充分估计到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此情况下，不革新理论，党的思想就会失去先进性，也就不可能准确地认识当今世界；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公正、人权、自由、权力制衡等）。否则，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改革要求用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只有通过改革消除理论创新的种种障碍。
（五）应正视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与俄罗斯类似的问题，即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应该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拿能源消耗来讲，我国单位GDP能耗目前是世界水平的2.2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另据报道，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成本很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付出了过多的资源能源成本；二是环境被严重污染了；三是劳动力价格被过分压低了，消费严重不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严重偏低。[16]可见，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提高经济素质，提高经济的竞争力，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性。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要保证中国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已把改变发展模式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在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很大。中国居民消费率1952年为69％，1978年降为45％，2008年进一步降至35.3％。而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目前世界上居民消费率大体平均在50％上下，只有中国低到35％的水平。
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很多方面，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
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都离不开深化改革，必须有体制机制做保证。正如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指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关键在理顺体制机制，难点是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要靠改革创新。”[17]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18]其中的“五坚持”，阐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与重点。有些学者提出，这次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未来，这也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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