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引导的结构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态度的形成和改变既涉及多种主观因素，也涉及多种客观因素，由此，社会引导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结构。要有效地进行社会引导，就要分析这个系统结构中有哪些相关的基本因素在起作用，从而决定相应的引导策略。下面就是这个结构的基本模式：
这一模式表明，社会引导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引导者有目的地向引导对象发出经过设计的信息过程。简言之，即在何种情况下，谁对谁怎样传递哪些信息进行引导。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一模式的各个环节及特征。
一、引导者及相关特征
作为引导信息的设计者、发出者，引导者本身的特征对于引导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明显，引导对象对引导者的评价越高，也就越容易被其说服。海德(Heider,F.)用平衡机制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涉及到引导者的适当人选，事实上，即使是相同的引导信息，引导者不同，其效果就可能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就引导者而言，涉及引导效果的主要特征是威信。“凡欲服人者，必先具威信；有威则可畏，有信则乐从”（荀子）。一般认为，引导者的威信主要由权威性和可信性构成。
（一）权威性。哈夫兰特(Havland,W.)以大学生为被试，把他们分成两个组，两个组都接受同样内容的宣传。对第一组被试交待说宣传者是个权威，对第二组被试交待说宣传者是个平凡的人。结果，两组被试在态度改变方面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组有23%改变了态度；第二组仅有7%改变了态度。阿伦森(Aronson.E)等人的实验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向被试列举了几种不同的现代诗人的诗，要求被试作出评价。在被试对一首诗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后，实验者告诉被试说，有人认为这首诗相当好。当他们向被试介绍这个作出肯定性反应的人是一位著名诗人时，改变评价的较多，而当他们介绍此人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时，改变评价的几乎没有。（注：弗里德曼：《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02页。）
当引导者在对象心目中具有权威性时，引导过程相比而言要顺利得多。但是，应该明确，权威性并不单纯指社会地位以及担任职务的高低，名望等，引导者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包括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以及实际从事的职业、实际的社会经历和经验也是构成权威性的因素，而且往往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一位著名政治家和一位普通的医生劝我们服不同的药，你听谁的？一位电影明星在为某种饮料做广告，你的一位朋友却告诉你：“这种饮料我喝过，很难喝”。你听谁的？
构成权威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来自群体团体的影响，或归结为社会从众的压力。穆勒(Mowrer,O.)曾经对学生进行过语言及道德行为是否受到从众影响的实验。在第一组实验中，不附加任何条件，学生一般都能作出正确判断；而在举行第二组实验时，穆勒告诉学生说：“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结果，改变自己意见而去适应大多数人意见的竟达8%。著名的由阿希(Asch,S)主持的实验证明，许多人如果在知觉、判断、信仰和行为方面与大多数人意见不一致时，他就会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以至于不由自主地否定自己而保持与多数人的一致，他甚至不相信个人感官得到的证据，哪怕这种证据确实可靠。（注：阿伦森：《社会心理学入门》，群众出版社，第81页。）
（二）可信性。可信性指对象对引导者及其传递的引导信息信任的程度。与可信性相关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为在实际的生活中及临场的引导中，引导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及态度特征。在上述场合，如果引导者表现出不公正、不友好、不诚恳、不真实以及胆怯、被动、犹豫、心虚等特征时，对象则容易对他产生不信任感，进而对他的引导动机及引导信息的可信性持怀疑态度。
对引导动机的归因直接涉及到引导者的可信性。如果对象认识到引导是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仅仅维护自己的观点及利益时，就会增加对引导的信任度，从而易于被说服，否则，引导效果就难以保证。阿伦森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向被人轻视的罪犯和受人尊敬的法官可以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关键在于人们对罪犯和法官的行为归因。研究呈现了四种实验条件：第一是法官主张对罪犯要严厉些；第二是罪犯认为对罪犯要严厉一些；第三是法官认为对罪犯应该宽容一些；第四是罪犯认为对罪犯应该宽容一些。结果表明，在第二、三种条件下，被试在态度形成和改变方面的效果最佳。
可信性还涉及一些微妙因素如引导者的仪表特征。仪表特征的影响可以归结为晕轮效应，也可以归结为由于人际吸引而形成的平衡机制。事实证明，衣着整洁、体格健壮、外貌端庄、举止文雅都容易引起对象的喜欢，增加说服力。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喜欢”作为一种态度，具有明显的泛化及投射作用，这也包括对引导者是否可信的理解。此外，仪表特征也与社会角色期待有关。当一位领导者的手指上套着几个金戒指在台上作有关廉政建设的报告时，听众会怎么想呢？
二、引导信息及相关特征
社会引导是一个通过信息传递引起对象形成或改变一定态度的过程。在引导的结构模式中，引导信息的传递是引导是否有效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内容编排。引导者应该是信息及信息传递的“看门人”，他必须把握引导的特定情境和对象的人格以及态度特征，依据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心理机制来决定引导信息的内容编排。例如，在材料选择方面，以理性说服为主或是以情感激发为主；在材料安排方面先呈现什么后呈现什么；向对象提供单面论据或是双面论据；向对象提供理论论据或是事实论据等。
提供充分的论据往往是决定引导是否有效的关键，其中，决不能忽视事实论据的意义。事实论据由于具有直接性和“易于印证”的特征，因此，容易使对象产生明显的甚至强烈的感性体验，进而影响对象的理性结构。事实论据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真实性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对象的理性认识可能模糊，也可能出于自我维护的心理需要，对自己的错误态度及行为作“合理化”的辩解，但感性体验是确切的，要否认事实，除非自己欺骗自己。列宁就曾经尖锐地指出：“要知道，现在用空话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事实才能说明他们。”（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卷，第1896页。）
值得强调的是，引导信息的内容编排应该结合对象的相关需要进行，特别是对象的主导需要、优势需要。勒温(Lewin,K.)的场论指出，外界的引力只是一根导火线，是情境的力场之一；而人的需要是一种内部趋动力；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向决定于内部系统需要的程度与外界引力的程度；如果内部需要不强烈，那么，再强的外界引力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反之，内部需要很强烈，那么，微弱的导火线也会引起反应甚至强烈的反应。
（二）形式组织。引导信息的形式组织指信息呈现的具体方式如采用直陈或者暗示。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们都有一种倾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自主地位”，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干涉和控制，费斯廷格(Festingr,L.)的实验指出，当对象觉察到外界是有意要说服自己时，往往会产生心理上的准备，从而警觉起来，对引导进行挑剔。此外，有关研究也发现，当对象对引导者存在心理障碍特别是情感障碍时，直截了当的引导则可能引起对抗心理甚至逆反心理。由此，引导有时应该仅提供必要的暗示，让对象自己去判断并得出结论。
直接的形式组织指书面语言及口头语言的运用。不同文体的书面语言及使用不同副语言（音量、音质、速度、节奏、语调）及类语言（表情、姿势等）的口头语言在不同情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在口头语言使用中，如果语言与副语言所表达的信息不一致，则对象往往依靠副语言来进行判断；在副语言与类语言所表达的信息不一致时，对象则主要依据类语言来进行判断。
非语言例如行为本身也可以作为信息传递的形式，起到暗示作用，促使他人模仿。实际上，社会个体的众多态度、行为都是通过模仿而习得的。
三、引导对象及相关特征
作为引导结构模式的终端，引导对象决不会机械地接受引导信息并被动地形成或改变一定的态度、行为。对象对信息有一个自然的选择和加工过程，由于固有态度及人格特征的差异，他们可能不同程度地接受引导信息，也可能进行抵制。
（一）态度特征。固有的态度会起到定势作用，影响对象对引导信息的接受或抵制。固有态度越稳固，态度嵌入程度越高，这种影响也就越大。凯利(Kelley,H)认为：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定的心理结构，如同一个“有色镜头”；人们看到、听到的一切事物都要经过它的过滤；由于心理结构的不同，对社会刺激的认知便有差异。凯利所指的心理结构实际上也包括个体的固有态度。当对象的固有态度为中性时便容易接受不同的信息，能够对信息作较为理智的判断，因而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较大；而当对象持极端相反的态度时，不仅认识倾向，同时包括情感倾向也使他不容易接受对立的信息。
在固有的态度体系中，个体的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代表一个人对周围事物总的评价标准，由此也影响对特定事物所产生的认知、情感和意向。社会学家施瓦尔茨等人对一组大学生进行了两次问卷测验。第一次是了解学生们的价值感受及社会责任感。三个月后，进行的第二次问卷测验是了解学生们对于为盲人做好事这一类利他行为的态度。结果表明，在第一次测验中表现积极的更愿意为盲人做好事；而第一次测验中表现消极的很少同意这类请求。（注：北京图书馆编：《心理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18页。）
（二）人格特征。人格特征也属于心理结构，同样影响对象对引导信息的反应。这种影响除了反映在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向性及程度方面，更多地是表现在接受或抵制引导信息的方式上。
就智力而言，一般认为，智力水平高的人能够全面地分析来自外部的正反两类信息，并善于对信息进行判断，因而，其态度的确立具有主动性。智力水平低的人则容易受他人暗示、感染，表现出相符行为，其态度确立往往带有被动性。
方式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向性和程度的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智力水平高的人比智力水平低的人更不容易被引导，或者相反。智力与引导的有效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像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态度形成及改变还有其特有的心理机制。调查结果表明：平均地看，高智力和低智力在被说服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问题在于引导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如高智力较少受不合逻辑的论证的影响，低智力较少受复杂论证影响。
性格及气质特征由于“投射”作用也具有一定影响。例如，性格多疑的人往往站在不信任的角度评价引导信息；自我防御机制突出的则特别注意维护自己的态度体系；低自尊的人往往比高自尊的人更容易被说服，他们容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却有可能误解，因而常常迷失复杂意见的要点，结果是缩减了真正的态度改变。
四、引导情境及相关特征
引导过程不是在引导者和引导对象之间孤立地进行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情境条件。构成情境的因素很多，但直接的因素则是由于时机、场合等情境条件所形成的心理环境。从引导的结构模式可以看出，引导情境对于引导者、引导信息、引导对象都具有影响，这就是说，引导情境是整个引导过程的“背景”。背景不同，引导效果就可能出现差异。
由时机、场合等情境条件形成的心理环境也包括个体心理环境及社会心理环境，两者是相互渗透的。研究表明：在实验中阅读令人愉快的文章比阅读令人不快的文章更能产生利他行为。当对象处于积极心境时，则容易对引导抱以宽容友好的态度，相反，则可能形成明显的情感障碍，甚至有意挑剔、抵制。一般说来，当一个人处在积极的心境状态时，由于投射和泛化作用，就容易对周围事物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当然，这类现象也不仅限于引导对象。事实上，当引导者处于胆怯、焦虑、自卑、厌倦、抑郁等状况时，其引导的积极性和效果也不能保证。
社会心理环境作为氛围能促进个体之间的情绪感染，也能促成态度的模仿、从众。伯曼(Berman,J)在蒙太纳大学以学生为被试，给一组学生看有关帮助他人的电影，另一组则不看。然后，实验者安排“同伙”与被试一起散步，途中发现一个男人昏倒在走廊上。这实际上也是实验者故意安排的。实验者的“同伙”假装未发现，而观察被试的反应。结果，前一组被试中有43%的人产生了利他行为，后一组仅有21%产生利他行为。
认识引导情境的意义在于，社会引导应进行有效的心理组织，如把握时机、调动情绪、利用社会舆论、社会助长所产生的效应，其中，也包括利用特定场所中的色彩、音响、设施、空间距离等物理环境来影响对象的心理环境，减少或消除对象的心理障碍，使引导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试想，在一个肮脏、嘈杂的环境中，要求对象爱护清洁注意卫生、遵守秩序能有什么效果？而当对象置身于一个优雅的环境中，听着亲切友好的“背景音乐”时，有谁还好意思往红地毯上吐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