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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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与技术的进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并走向科学前沿,是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人文社会科学既具有一般科学的共性,又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和重要的社会功能。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特殊的发展态势,需要学界做出有力的现实回应。

一、在概念界定上的推敲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称,有时也被称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科等。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界定模糊、争议颇多的基本概念,其中涉及对认识活动、科学划界标准与知识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

1.对科学概念的两种理解

吴鹏森等概括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对科学的理解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英美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应是具有高度的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a)首先是具有尽可能的严密的逻辑性,最好是能公理化;其次是能运用数学模型,至少也要有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b)能够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二是德国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就是指一切体系化的知识。人们对事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不管它是否体现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性,都应该属于科学的范畴。按照英美的理解,只有自然科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科学勉强可以算科学,而人文方面则不能看成是科学。因此,英美等国把所有的学科分为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人文学只能是学问,是一门学科,不能称之为科学。但按德国的理解,则人文学也应当属于科学。德国人把所有科学只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显然,这里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1]吴鹏森本人倾向于德国传统的理解,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由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构成,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

魏镛认为:“关于人类知识的区分,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法。最普通的分类法是把人类知识分成四类:即以物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物理科学,以生物和生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生物科学,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以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在以上四类知识中,人文学通常都只当做一种学科,而不当做一种科学。因为人文学科中的宗教、哲学、艺术、音乐、戏剧、文学等学问都包含很浓厚的主观性的成分,着重于评价性的叙述和特殊性的表现。”[2]这是一种以认识对象特点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它将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科学一分为二,物理科学就是无机的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就是有机的自然科学;而将我们所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也一分为二,社会科学可当做科学,人文学只是学科类概念,并不当做一种科学。魏的知识划分及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与英美传统接近。上述英美传统与德国传统以及吴、魏两人的看法是这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人文学科的理解上。

2.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

人文学科的英文词humanities源出于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原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如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而人文科学的德文词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意思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人文学科,相当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3]在我国翻译的西方文献中,英文humanities一词有时被翻译成人文科学,有时也被翻译为人文学科,即使在同一段落中,这两种译法也常常并行。这表明在译者心目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是同义词,可以不加区别地混同使用。

可以认为,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都以人类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都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探究,目的在于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使心灵和生命有所归依。在汉语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词源意义是有区别的,前者直接就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音乐、美术、戏剧、宗教、诗歌、神话、语言等作品以及创作规范与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成果的系统化、理论化,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实际上,前者(人文学科)形成于先,后者(人文科学)发展在后;前者是后者展开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很难截然区分。

但须指出,用“人文学科”还是用“人文科学”来称呼这一知识集合体,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是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知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人文学科”的称谓一方面侧重于这一知识体系的特殊性与传统形态,与科学各异其趣;另一方面认为该知识体系发育虽历史悠久,却仍不成熟,与“科学”标准尚有较大差距。不过,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一称谓时,应看到这一知识体系的科学化趋势。“人文科学”的称谓则侧重于这一知识体系的最新发展和某些学科的相对成熟性,认为该知识体系的发育日渐成熟,已具备了“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但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称谓时,应注意“科学”一词已经比习见的意义更泛化了。

从该领域知识发育整体看,我们倾向使用“人文学科”称谓。因为,在使用这一称谓时,不应忽视该知识体系发展的历史状况。目前这一知识体系的发展,与一般公认的“科学”标准(可检验性、解释性、内在完备性、预见性)尚有较大差距;而且该知识领域还有一些重要的不能以“科学”来涵盖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古老而常新的,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以“人文学科”称之,比较严谨,也比较切合目前该学科群的发展实际。

3.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仿效自然科学模式,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从多侧面、多视角对人类社会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力图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机制、变迁、动因等层面的深入研究,把握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更好地建设和管理社会。与“人文学科”相比,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较强;而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较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知识领域的科学性依次递增。

无法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就是在社会场景中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社会现象又源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活动的产物构成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社会生活整体,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社会生活,因而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二者内在的亲缘性与统一性,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客观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皮亚杰有很深刻的见解:“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人性’还带有从属于特定社会的要求,以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在所谓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之间做任何区分了。”[4]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往往把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知识领域,即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有时也简称为社会科学。这里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在承认人文现象与社会现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差异的前提下学科融合的产物,这一趋势充分体现了学科综合的时代特征。

4.人文社会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

应当指出,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学术界多用“人文社会科学”一词,而行政管理部门多用“哲学社会科学”一词,二者可以通用。毋庸讳言,有时这二者间的差异并非只是字面上的,而是表现在内涵的取舍上。“哲学社会科学”的称谓是基于哲学的抽象性、统摄性和基础地位,把哲学从两类科学认识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抽取出来。这里一般设定,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高度抽象的意识形态,对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更是特别密切。因此,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行并统称为“哲学社会科学”。但应看到,社会科学并不能涵盖人文学科,哲学学科本身的涵盖面也是较窄的,一般不包括除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学科。相对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外延则较宽泛,几乎涵盖了除自然科学之外的所有知识门类,哲学作为它的一个子集也被纳入其中,学问探究的色彩较浓。

二、从与自然科学比较的角度看

人文社会科学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知识体系。当然,两者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发展规律的揭示,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其发展趋势将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但根源于人类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的特殊性,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点,仔细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有助于了解它们的特点。

——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技术现象的差异是造成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根源。自然现象具有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主客体界限分明,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即使涉及人,也是把人作为没有意志的客体看待的,如医学、心理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人。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主观自为性和个别性,其中充满复杂的随机因素的作用,不具备重复性;研究对象本身又是由有意志、有目的和有学习能力的人的活动构成的,涉及变量众多、关系复杂,贯穿着人的主观因素和自觉目的,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界限模糊。即使涉及自然物,也是用以再现社会关系与人类精神。如诗人眼中的玫瑰花表示爱情,经济学家眼中的商品体现着劳动价值、生产关系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大多与时代背景无直接关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多带有强烈的时代背景色彩。只有把研究对象置于具体时代背景之中,才能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总之,与自然现象和技术现象的自在性、同质性、确定性、价值中立性、客观性等特点相比,人文社会现象具有人为性、异质性、不确定性、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主客相关性等特点,从而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特色。

——从研究方法角度看。自然科学是以实证、说明为主导的理性方法,而人文学科更多地使用内省、想像、体验、直觉等非理性方法。“(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可以互相补充,因为它们在探究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存在根本区别,它们属于不同的思维能力,使用不同的概念,并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人文学科是想像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6](P760)人文社会现象的主体性、个别性、独特性、丰富性特征,要求认识主体具备把握意义世界的主观感悟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与个体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密切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活动因而带有个体性与差异性特点。因此,一些哲学家认为解释学能够提供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方法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在于其分析和解释的方向;科学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6](P760)

——从研究手段角度看。自然科学通常使用实验手段,在人为控制条件下,使研究对象得到简化、纯化和强化,使对象的属性及其变化过程重复出现,从而观察和认识研究对象,达到客观统一的认识。而人文社会科学很难使用实验方法,即使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的“试验”、“试点”,也总是随时间、地点和具体对象而改变,很难做到研究对象的简化和纯化,也不可能使研究对象的属性重复出现,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大相径庭。此外,数学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基本方法,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现象的复杂性,至今只有经济学、社会学等个别社会科学门类,采用数学方法作为辅助研究手段。至于人文现象,更难以量化和纳入数学模型,很少有采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功案例。

——从研究目的角度看。自然科学主要是在认识论框架下展开的,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界的本质与物质运动的规律,追求认识的真理性,试图规范和指导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维度构成自然科学的核心,价值理性维度多在自然科学视野之外。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在价值论框架下展开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人类文化与社会本质、发展规律的研究,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提升生活质量,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助于营造一个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环境,而且注重探讨与人类生存、发展、幸福有关的价值与意义。“如果人文科学想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它们就必须关心价值。这种关心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明显的区别。”[7]

——从学科属性角度看。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忽视价值判断,可为任何阶级、民族和国家服务。自然科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多是基于认识差异上的学术争论,一般不涉及阶级偏见。而在人文社会科学活动中,认识者往往既是认知主体,又是被认知的客体。作为主体,他能认识客体与自己;作为客体,他是人生意义的产生者、民族文化的承担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自我认识的历史存在。人文社会科学是真理性、价值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多属社会意识形态,往往程度不一地打上阶级或民族的烙印,难以毫无差别地为一切阶级、民族和国家服务。因此,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的干预和控制。正如贝尔纳所说:“社会科学的落后主要不是由于研究对象具有一些内在差别或仅仅是复杂性,而是由于统治集团的强大的社会压力在阻止着对社会基本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8](P549)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民族和国家等利益集团,与人文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利害关系,研究成果往往渗透着各自的知识背景、价值观、民族文化传统,带有阶级倾向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却并存着多种哲学、历史学、法学的原因。

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以集体劳动为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个体劳动为主。自然科学的时代性较弱,继承性较强;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性较强,继承性较弱。自然科学体现的是一种以探索、求实、批判、创新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人文社会科学体现的是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如此等等。总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人文社会科学成为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并且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功能。

三、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社会实践主体所掌握,运用于指导人类生活与社会实践活动,就会发挥出关怀人生、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表现为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决策咨询功能。

1.文化功能

“人文”就是人的文化,就是人的认识能力与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人文社会科学隶属于文化范畴,并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塑造人、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的功能。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性的系统知识,自觉学习和运用这些知识,可以使人精神充实,心灵净化,视野开阔,提高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能力。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促使人们正确处理和驾驭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效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关怀人生、塑造健全人格的功能。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在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创造和阐释人文社会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为目标,具有社会启蒙作用。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滋润心灵,启迪心智,提升精神境界,丰富精神生活。它还为人们提供价值观与理想信念的指导,帮助人们解决人生观问题,给人以终极关怀,抚慰和净化灵魂,安顿生命,为人类守护精神家园。

再次,人文社会科学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依靠理论的力量,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全方位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开阔人们的眼界,提高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有助于激发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从另一方面看,人文社会科学是整个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水平、发展潜力。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揭示人文社会世界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外,还提升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正是从各门‘人文科学’中抽取出来的‘人文领域’的共同问题和核心方面——对人生意义的追求。”[9]人文精神关注人的审美情感、道德理想、人格完整和终极关怀等文化价值。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重要产物,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技术、生产、消费等社会活动普遍异化,生活在物欲横流、充满变数和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终极关怀。

2.政治功能

人文社会科学的政治功能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社会政治生活、军事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与功效,通过对政治家、政治集团与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军事斗争,为制定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政治活动,规范日常政治行为。

人文社会科学的政治功能突出地表现在社会革命时期,提供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斗争方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以社会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成果,可以从思想上武装先进阶级,为他们指明革命的方向,帮助他们制定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步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法律思想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都是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功能的表现。

在社会和平时期,人文社会科学表现出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功能。“统治阶级为着自身的利益,要让他们自己的成员和被统治的人都相信,使他们取得特权的社会秩序是神圣所制定而永远有效的。”[8](P553)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它们一方面同反映旧社会制度的落后意识形态做斗争,另一方面又极力抵制为新社会制度呐喊的新意识形态。

3.社会管理功能

管理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围绕主体行为目标,采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手段,把管理对象涉及的人、财、物诸因素的流转纳入一定程序,以提高活动效率的运作过程,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依靠实践经验从事管理活动,管理效率低下。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学,逐步实现了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技术化、职业化。管理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群,一方面,因为它涉及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必须遵循自然科学规律;另一方面,因为它是在社会领域展开的,又涉及人的心理与行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管理学这个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门类,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等具体管理活动为划分依据的多级学科体系,出现了元科学、基础理论学科、应用基础学科、操作技术学科四个结构层次。管理学是在概括和总结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专业性理论。把管理理论运用于具体管理实践,必将促进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沿着从理论到实践的顺序,管理学各层次学科的实践指导功能趋于增强。

就经济活动领域而言,管理的目的在于实现人、财、物诸生产要素的最佳匹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最佳运行,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此,经济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通过上述途径向经济管理领域的渗透,不仅实现了经济管理功能,而且也派生出间接经济效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是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

4.决策咨询功能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社会化的大生产使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使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确保社会平稳发展的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越来越困难。社会多处于迅速的变化之中,社会科学对某一种形势还来不及做出分析,该形势就已经转变为另一种新的不同的形势了。在现代社会中,单凭领导人个人智慧和实践经验已难以及时掌握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形势,也难以制定出考虑周全、科学严密、推进有序的社会政策与决策。事实上,社会政策的制定与重大决策是一项涉及面宽、影响因素众多、相互关系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周密调研,科学论证,先期试点,反复修改。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政策制定、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具体社会问题总是多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往往涉及许多社会领域,只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社会政策,做出科学的决策。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的作用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政策制定者和决策人,把所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运用于社会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之中;二是委托掌握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智囊团”、“政策研究室”或咨询机构,通过各学科专家的协同努力,完成社会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随着社会政策制定与决策的频繁化、快速化、专业化发展,从政府部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逐步分化出了专门从事社会问题研究、提供政策制定与决策咨询的服务部门。

应当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决策咨询功能多是潜在的、间接的,无视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多重间接作用,在学术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近视的、急功近利的。还应当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决策咨询功能远未穷尽它的作用,甚至不一定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似乎不及自然科学有用,功利主义思想盛行是造成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地位衰落的重要原因。但这是不正常的,学界有识者近年来已经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关注。

四、历史回顾与现实回应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祖先一直重视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探究,形成了发达的人文学科传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大国。但这一人文传统在当代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接收了国民党败退时遗留下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另一方面受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政治对抗的支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传入基本中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观念和运行中向苏联“一边倒”,鉴于苏联长期形成的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以政治定性代替学术结论的学术制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过于意识形态化,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50年代中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期待出现学术研究的春天。但是,这个方针不久就被重新解释为“放香花,锄毒草”。在这一解释引导下,政治大批判取代了学术争鸣,政治斗争取代了学术讨论,政治定性取代了学术结论。结果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成为领导人意志和现行政策的宣传品,或者限于讲解、注释经典著作,学者畏惧进行创造性研究,学术研究难于深化。流行的意识形态把知识分子置于工农群众的对立面,归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行列,使之处于被改造、监督和利用的地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比自然科学工作者更甚,只得夹着尾巴做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主体丧失了独立精神与人格,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是扭曲的、缓慢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唯意志论恶性膨胀的产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一度中止了正常的知识传播和知识再生产,出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倒退。在这场运动中,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当做“四旧”或“封、资、修”的“黑货”而遭“打、砸、抢”。许多知名专家、教授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暗藏的阶级敌人”等罪名而遭批斗、游街、劳动改造,家被抄,研究资料被毁,子女受牵连。中小学停课,大学停办,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思想改造强制化使知识分子处境险恶,更遑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政治上的唯意志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知识的过分意识形态化,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就变成了“政治”。首先是哲学的过分意识形态化。哲学不仅排斥了古今中外的其他优秀成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既是实用主义的又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在那个政治意志高于一切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所谓学术研究依附于政治权力,成为服侍于政治的婢女,随政治形势的演变而宠辱不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开展的评戏剧《海瑞罢官》、评电影《武训传》、批儒评法、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体现出“权大真理多”的话语霸权。与其说是学术争论,不如说是政治运动更为贴切。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从思想上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辟了道路。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使国人意识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开始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开展经济贸易往来和学术交流,为中国近25年的全面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思想解放运动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也为我国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紧紧围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从多学科领域、多层面进行综合性研究,是这一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大量现实问题直接促进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为人文学科的革新和转型提供了原动力。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已日趋成熟,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过分政治化的倾向大大减弱,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独立精神与人格的形成越来越为人重视。

然而,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片面地按学科经济功能进行社会选择的倾向,使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从总体态势看,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为主体的社会科学非常热火,而以文史哲为主线的人文学科则相对冷清,甚至处于萎缩状态;同时,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元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学科相比,都显得投入少、不受重视。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原因,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外部的社会原因。没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理论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是浅薄的,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过去的20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平凡的100年,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懈努力,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结束了民族屈辱的历史。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新千年,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的伟大使命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面对复杂而艰巨的历史重任和国内外各种严峻挑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做出有力的回应。

与自然界的演化相比,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呈加速态势,许多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特点,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了描述。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速度加快,社会运行速度与生活节奏加快;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类精神世界与精神生活的多元性、复杂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动态性。因此,人文社会世界发展的这一特点客观上要求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也要求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近年来,我国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落后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状况,引起了学界的忧虑和强烈反应,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著名大学,受到严峻考验。近年来一方面积极探索,一方面努力呼吁,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在纪念该校正式命名50周年时,李鹏同志发表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讲话。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2001年8月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三次关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讲话,一再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对主管当局、对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期望。

紧紧围绕未来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应有品格。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4月28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就理论创新、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端正学风和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等方面发表了重要意见,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相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将做出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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