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斯兰教视野下的文明冲突[*]_亨廷顿论文

从伊斯兰层面看文明冲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层面论文,冲突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根据之一，是把伊斯兰文明置于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绝然对立的状态之中，这种化约论只能反映历史上东西方关系的部分现实，而不足以解释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外交政策。赞同文明冲突论也就是公然赞同国际关系中的双重标准。文明冲突论只能加剧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冲突和对抗。

主题词 文明的冲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穆斯林对西方的态度由仰慕、模仿向敌视、拒绝的转换，经常被化约为分离的和独特的（几乎互相排除的）文明的冲突：

原教旨主义的领导者们在下述一点上并没有错：他们在西方文明中看到了对他们希望为自己的人民保留或恢复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最大的挑战……现在这一点应当是明确的：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绪和运动，这种情绪和运动已经远远超越了争议和政策以及奉行这种政策的水平。这是一场不亚于文明的冲突——也许它是非理性的，但它肯定是一种古老的竞争的历史的反映，以及世界范围内对二者所作的解释。[1]

二元对立的强化模糊了复杂的现实：伊斯兰教对立于西方，原教旨主义对立于现代性，僵化不变的传统对立于富有活力的变化，简单地回归或保存过去的愿望对立于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应。所有的“原教旨主义领导者们”都被拼凑为铁板一块，模糊了这一事实：即许多的伊斯兰主义者们都受过现代教育，占据着负责的专业岗位，参与民主进程。而且，冲突的根源被不费力气地化约为一种文明的冲突。竞争性的政治利益、政策和问题的首要意义，被一种历史悠久的“他们”与“我们”之间互相竞争的意识一笔勾销了。历史再一次地目睹了伊斯兰教被拖入反西方、反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的和世俗的西方”的深渊，一种互相竞争、互相冲突的全球性意识和使命的对峙。这一路径是有效的和有用的，正如萨达姆·侯赛因（像他以前的阿亚图拉·霍梅尼一样）企图把西方反对他个人的行为化约为十字军帝国主义反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被压迫大众的手法一样。

否认提出具体的政治或社会经济问题的必要性，同时也就否认了共同承担责任的任何观念。西方如何能够对那些明显是属于情绪性的和“非理性的”东西，对一种由于一些民族莫名其妙地受到激情和仇恨的驱使而对它发动的攻击作出回应呢？如同詹姆斯·皮斯卡托利所观察到的：

不论是奥斯曼帝国企图挫败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图谋，还是穆斯林从西方获取独立的图谋，伊斯兰教横竖都是狂热性的，因为它与帝国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正是这一逆反定律成为对穆斯林的行为的标准解释：伊斯兰教是仇视西方的，因为它是狂热性的……结果，穆斯林逐渐被整齐划一地视为一个感情用事的、有时不讲逻辑的种族：他们像一个躯体一样移动，用一个声音讲话。[2]

上述模式今天仍继续被袭用。如同过去用撤退到“穆斯林狂热主义”的鬼怪来勾销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的政治现实一样，今天的穆斯林则被描述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他们尽管是彬彬有礼的并具有一种丰富的宗教传统和文明，可是一旦被激怒，便会陷入仇恨和愤怒的情结之中：

可是，当处在动荡不安和混乱无序的时刻，当深深的激情被激发起来之时，这种对他者的尊重和礼让便会让位于一种愤怒和仇恨相交织的情感爆发，这种情感甚至会驱使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伊朗）的政府——乃至一个伟大的精神和伦理性宗教的发言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去支持绑架和暗杀行径，并试图从他们的先知的生平中寻找对这种行径的赞许或先例。[3]

许多的人们——包括信徒和非信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基督徒、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当他们的生存或利益受到威胁时，都会变得怒不可遏。愤怒和仇恨，或为使其行为合理化和合法化而利用宗教，不独是穆斯林所特有的特性。事实上，大部分“文明的”民族，通常彬彬有礼的和善良的民族，他们都把以愤怒来对待敌人的邪恶和仇恨看作是对凶残的罪恶、战争中的敌人、绑架人质和恐怖主义行为所采取的正常的回应。难道十字军和异端审判所、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浪潮的教训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吗？难道我们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的教皇和君王们，教士、文职工员和士兵们，他们不是也经常以宗教和上帝、国家、王冠和十字的名义来证明行为的合法性吗？

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的报道经常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教——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一模一样的，像一个人一样思维和行动。谈论“一个伟大的精神和伦理性宗教的发言人”，会使铁板一块的穆斯林世界的形象永久化，而这一形象是透过伊朗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镜头看到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是伊斯兰教的一位发言人，而不是伊斯兰教的唯一的发言人或绝无仅有的声音。伊斯兰教没有教皇。通过霍梅尼和革命的伊朗的视角来观察所有的穆斯林和穆斯林世界的所有的事件，这种做法曾经对美国对伊斯兰和中东的认识产生过深刻的后果。它经常模糊了穆斯林世界的分裂和差别——许多国家和许多的穆斯林并不听从霍梅尼的领导；伊朗在输出和激励伊斯兰革命方面遭到失败，或充其量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除霍梅尼而外，还有许多的声音表达了对拉什迪事件的看法。

制造一个想象的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教的形象，导致一种宗教的化约论，这一理论用“伊斯兰—基督教冲突”的基本术语来看待苏丹、黎巴嫩、波斯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政治冲突。虽然这些地区的社团可以用宗教的或信仰表白的术语宽泛地被认定为基督教社团和穆斯林社团，但较之北爱尔兰的天主教社团和基督教新教社团，这种认定则显得不大真实；因为这些地区的争端和战争，更多地是与政治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和不满情绪有关，而较少与宗教有关。

如果说过去人们曾对宗教和文化的作用有所忽视或低估的话，那么今天对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意义的确认，已经导致在一些人中间对即将来到的文明的冲突的一种夸大的信念。关于这一立场的最明确、最富有挑衅性和影响的说明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宣称，在冷战后时期，“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裂线将是未来的战场……下一场世界大战——如果确实会发生的话，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4]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时期是由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所主宰。然而，民族国家，较之于文明，尽管是认同和冲突的更长久性的根源，而这一概念本身却是相当新的，如同它们作为基本的行为主体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一样。在一个越来越变得更小和互相依存的世界上，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种认同的根源正在变弱的世界上，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变得更加突出，这在一个愈益较少世俗性和“归根现象”变得更加突出的世界上十分显著。[5]所有这一切正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亨廷顿所观察到的，即当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由西方主宰的阶段向一个非西方文明作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非西方文明不再继续作为历史的客体，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而是作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加入到西方之中。”[6]

亨廷顿将文明界定为一个“文化实体”……最高一级的文化归类……根据共同的客观因素，诸如语言、历史、宗教、习惯、制度，根据主体的民族自决……加以界定。一种文明可以包括若干个民族国家或仅一个国家。[7]主要文明中包括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过去对宗教和文化在全球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过低估价，如今按照他的观点被一种强调作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文化社团的权能，及其跨国联合以产生有效的经济和政治行为主体的能力所代替。宗教和民族性对许多人，特别是对非现代的精英来说，一向是基本认同的源泉。世俗的预先假定一旦被过分忽视，这些现实便会导致目前像亨廷顿那样过分强调文化差异的倾向。它还助长了一个同样被扭曲的意识，即夸大分割文明间的鸿沟或“断裂线”，从而导致突出跨国的经济和政治威胁的倾向：文明间的断裂线正在取代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线，作为冲突和流血的闪光点。[8]

亨廷顿认定，已经出现的“儒家（教）—伊斯兰教联系将会对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权力构成挑战”，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是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教—儒家（教）国家之间”，（第45页—48页）。这观点有滑入一种文化威胁的种族观点的危险性。他把伊斯兰和西方描述为历史悠久的宿敌：“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沿着断裂线的冲突已经持续了1300年”（第31页）。由于在意识形态上敌视西方，“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教会与国家分离观念，通常很少在伊斯兰教和其他文化中产生共鸣”（第40页）。他从观察从非洲到中亚的“新月形的国家集团”，以及穆斯林与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的冲突，与印度的印度教徒、以色列的犹太人、菲律宾的天主教徒等其他冲突中得出结论：“伊斯兰在流血的边界。”（第34—35页）

亨廷顿在一点上是正确的：他注意到以宗教和民族性作为认同的术语，可以有助于形成“我们”与“他们”相区别的观点。用极化的术语来观察世界的倾向是人类的一种癖好，这种癖好在自我界定、社会关系和国际事务认同过程中总是利用任何差异——我是属于这个家庭或村庄而不属于那个家庭或村庄；我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是信徒而不是非信徒；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是第一世界的而不是第三世界的。这种癖好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一种过去的倾向培育的结果：或者无视其他的宗教或文化，或者把它们作为某种神秘的、陌生的、外来的、低级的返祖现象来对待。结果，文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由于不同的原因，都经常对其他的传统愚昧无知，更容易从“我们”和“他们”的背景来看待它们，更容易把他们国家的理想、宗教或文明与另一个消极的现实加以比较。此外，正如亨廷顿所正确地指明的：“然而，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也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世界：人们用一种标准来对待与自己亲近的国家，而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他国。”[9]

很少有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行为轨迹记录如何——把自己描述为战争贩子、弱者的压迫者、剥削者。他们把这些判断留给别人。许多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把他们自己的传统看作是致力于和平和社会正义的，但很快便相信其他的传统和民族（如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是更加好斗的和喜爱战争的。我们的战争是反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其他人则追随一种圣战传统。区分侵略与自卫、抵抗与恐怖主义，经常取决于一个人站在怎样的立场。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安全区”的“维和部队”的士兵，在许多黎巴嫩人和阿拉伯人眼里是“占领军”；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一些人视为抵抗战争的行为，在大部分以色列人看来却是恐怖主义者的恐怖行为。一方面美国政府拒绝向英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希望美国制止爱尔兰藉美国人的卷入和停止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支持和请求让步，因为后者被英国政府指控为恐怖组织而非抵抗运动或自由运动；另一方面，美国确实向以色列人和美国犹太组织希望美国采取行动阻止对“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提供类似的支持和请求让步。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又因为这一倾向而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人们总是把那些当权者看作是合法的，不论他们是否是专制的和压迫性的。政府的代理人（警察、军队、保安部队）可以使用“合法的”力量，而武装的反对派团体则经常被描述为从事暴力和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或游击队组织。问题在于：什么是极端组织？什么是恐怖主义？结论经常取决于一个人站在何种立场。

今天的政治和宗教的挑战，甚至要远远超过过去。在一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仅要承认我们互相竞争的利益，而且要承认我们共同的利益。美国对日本或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不是以一种共同的文化、宗教或文明的意识为基础，而是以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为基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转变及其对多元文化的适应性，是以其历史经验和最终承认需要这样做为基础。合作固然可以产生于共同的宗教和民族背景。然而，更常见的情形是，合作来自对共同的国家和战略利益的确认。尽管文明的冲突可以成为嘹亮的号角据以证明侵略和战争的正义性，但未来全球性的威胁和战争将较少是因为文明的冲突，而多是因为利益和经济及其他相反的东西所引起的。

亨廷顿对文明的关切和所取的路径受到一种观点的制约，这一观点从冲突的根源的术语——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对抗共产主义）和冷战来看待历史，因此在寻找未来冲突的根源时，他强调信仰和价值上的差异性。但是，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例如，尽管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在教义、戒律、制度和价值上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彼此之间也有许多的相似性。这一共同的观点近年来通过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一观念得到承认，而这一新概念如今正在缓慢地被一些谈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的人们所扩充。尽管确实发生过较大的历史性的冲突和暴力的对峙，但它们并不代表整个画面。事实上，正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也曾经发生过。伊斯兰文明因为许多的渊源而感激“西方”，这些渊源使它能够借用、翻译并进而发展了一种高度的文明，从而使它在西方陷入黑暗时代之时，在哲学、科学和技术领域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同样地，西方反过来又从伊斯兰文明中重新获得了经过革新的哲学和科学遗产，重新解释和重新占用了那些知识，它们后来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在现代时期，穆斯林们自由地占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在许多方面，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审察、重新构建和重新恢复活力的时期。如同西方的宗教改革一样，它不仅是一个理性激发、宗教争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宗教和政治不安，暴力和革命的过程。

文明冲突问题贯穿在多种不同的现象之中，在多重的背景下被人们提出来。其中更突出的问题中包括人口威胁问题。这一问题产生于穆斯林人口在西方的不断增加，产生于从吸收人口问题到诸如世界贸易中心爆炸这样的激进的行为问题；此外，还有拉什迪事件及与之相伴随的自由言论对抗死刑判决问题；萨达姆·侯赛因企图把海湾战争描述为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之间历史文明冲突过程中另一阶段的问题；以及宣称伊斯兰教与民主和现代性不相适应的问题。

[*]本文节译自《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标题为译者所加。本文的翻译已得到作者的授权。——译者

冯超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注释：

[1]詹姆斯·皮斯卡托利：《民族国家的伊斯兰世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2]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1990年9月号。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第22页、39页。

[4]同上，第26页。

[5]同上，第23页。

[6]同上，第24页。

[7]同上，第29页。

[8]同上，第36页。

[9]帕特里克·布切南：《崛起的伊斯兰可能压倒西方》，载《新罕布什维尔星期日新闻》1989年8月20日。

标签：亨廷顿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明冲突论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穆斯林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塞缪尔·亨廷顿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