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以来论文,中国人口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的最基本出发点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倍受学人的关注。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20多年来中国的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上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做文献的回顾和评述，并将在最后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标，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早期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1～3]。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当然，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4]。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而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 李竞能等[5]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我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通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于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6]。 田雪原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7]。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是比较早的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的，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需要至少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我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8]。 《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9]。
改革初期，我国面临的突出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刘铮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10]。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11]。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术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12]。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术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
3.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看法。俞金顺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13]。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14]。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中的一个，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梁中堂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15]。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七年里，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为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从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术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1.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我国解放以后三十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16]。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17]。
为了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18]。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注：包括上海、天津、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广东、湖北、陕西、四川和贵州。），研究结果发现：①在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②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③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一个有效的途径[19]。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20]。不过，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三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21]。
2.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识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学者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22]。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 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3]。
3.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24]。许金声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 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 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25]。通过利用 PQLI （注：PQLI由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三个指标换算而成，主要反映身体素质和部分智力素质。）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 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
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 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26]。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27]。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28]。
4.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比较早的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29]。“P－E－R ”（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于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A，B，C和D 四大类。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即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即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C类， 即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的省区最多， 有贵州、广西、西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即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30～31]。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术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是，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等，但是大量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的一个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专著《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注：这里的人口—经济增长的涵义指在人口增长条件下，超过维持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动态过程，研究结果显示：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32]。
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方向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A，B，C和D四种人口经济类型。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 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九个省区，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 新疆和海南四个省区，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33]。
2.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比较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①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②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③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34]。客观地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开拓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
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35]。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36]，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质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 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做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37]。
3.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从1994年起，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由张纯元、曾毅主编的《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的《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即人口总量和亚群体的变化对市场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商界需要及时地把握住这些变化，并且能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策略[38～39]。
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4.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我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40]。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注：蒋正华所估算的最大人口容量是16亿。）。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上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惟一因素[41]。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二是研究具有更加实用性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里，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于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十年里对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从微观上，我们对于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而从宏观上，我们对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以便能够指导实践。
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目前，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我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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