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理学论文,五子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5-0137-10
中国古代自秦代以来，受孔子“述而不作”主张的消极影响，儒家学者多以注疏先秦经文为首务。因此，著述虽多，甚至可号称汗牛充栋，但理论创新较少，自成体系者更少，大都显得支离破碎。不过，这种情况，在宋代有所改变，高明的学者多特别主张“自出义理”[1]（P274）[2]（第三章第四节）并付诸实践，因此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得比较突出的成绩。
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界对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从思想到思想”，脱离社会历史实际，忽视思想赖以产生和变化的历史条件与环境。对此，漆侠先生生前曾予以批评[3]（P49）。其二，即使“从思想到思想”，也比较普遍地存在孤立化、片面化倾向，忽视理学家原有的思想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任重道远，有待重新审视、深入研讨的问题还很多。
凡是人都有思想，但只有那些具有系统思想并影响巨大的人方可称为思想家。传统理学史上的那些宋代理学家，确实都有自己的理学体系。然而，多数理学家生前并没有主动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其著作和思想见解显得散乱无序，而是由其弟子、再传弟子或其他宋代学者梳理出来，厘成体系。这种情况，可称为“他定体系”。少数理学家生前就亲自把其理学思想加以系统总结并著书以传世人，这种情况可称为“自定体系”。宋代之后的学者根据自己的学识和需要，重新加以总结、阐发，有得有失、有优有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自定体系”，是宋代理学家的原典本义；“他定体系”，见仁见智，最易产生歧义，但毕竟也是宋代理学家构建的一种理学体系。要评判后世特别是今世学者总结、阐发的优劣得失，再启新局，开拓前进，很有必要首先考察、对照宋代学者对理学体系的总结和认识。限于篇幅，本文先探讨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周敦颐的理学体系
周敦颐及其理学，在北宋时影响不大，默默无闻。南宋以来，在朱熹等人的抬举下，光芒四射，被置于宋代理学开山祖的崇高地位。这一从幽到显的变迁，与周敦颐的著作及其特点有很大关系。
关于周敦颐的著作情况，其友人潘兴嗣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记载说：（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4]（卷10《濂溪先生墓志铭》）按照朱熹、也是传统的标点和说法，周敦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易说》久已不传于世”；“《易通》疑即《通书》。……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5]（卷76《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今人邱汉生对潘兴嗣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的标点和看法是：“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易通》即后来长期习称的《通书》；“今应恢复原名，称为《易通》”[6]（上册，P49-51）。本人采信邱说。周敦颐的学术见解，集中体现于《太极图·易说》、《易通》中，其他著作无关轻重。
《太极图·易说》（包括传统学术史所讲的“太极图”及其《图说》），是周敦颐关于宇宙、人类、万物的起源、生成、演化、运动基本原理的学说。篇幅不大，总共只有279个字。至迟在南宋初期，程颐师徒所传授的《通书》之末附有“太极图”（并说）。后来朱熹订定《通书》，将“太极图”（并说）移至篇首。朱熹认为，“太极图”（并说）是周敦颐学说的纲领，“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5]（卷76《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而《通书》（《易通》）也较简略，总共才有2601个字。
周敦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北宋中后期寂寥无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其著作过于简略，如上前述的代表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总共2880个字，思想容量相当有限。二是因为著作简短而字义晦浑难懂。南宋最有学问的通儒大师朱熹说：他早年伏读《通书》（《易通》），“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断断续续地研读三十年之后，“乃若粗有得焉”[5]（卷81《周子通书后记》）。周书如此难读费解，少人问津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朱熹潜研不息并使之大放光彩、后来学者遵从朱熹识珠慧眼并尊奉周书为宋代理学开端之首篇，绝非偶然。
其一，周书以传统儒家经典精神为本，糅合道、佛，就宇宙、人类、万物的生成和演变等重大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崭新的基本原理和命题，既突破了传统儒、道、释之旧说，又开启了新儒家——宋代理学之端门。前引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清楚地表明，周敦颐“深于易学”。其书以易经为主干，又吸收孔子、子思、孟子、《大学》、《乐记》等儒家学说[6]（上册，P65-66），间受道、佛影响①。周书最大贡献，也是最受朱熹等理学家推崇的是宇宙起源学说。朱子评析说：“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不顾旁人是非，不顾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若于此看得破，方见得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5]（卷6《答陆子静书》）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典籍《近思录》，首章讲“道体”，首先引录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宇宙起源理论。周文首句“无极而太极”，都不是新名词，《老子》、《周易》和之后的儒、道、佛经典中早已有之。但周文用法和立意确实不同以往，周文词简意浑而使后来者义解纷纭。南宋以来的理学家只要讲到宇宙起源，谁也绕不过周子。而朱熹的解释，使宋代理学家关于宇宙起源理论既不同于、又超越了道、佛，弥补了传统儒学欠缺、疏浅的一大环节。“在宋明理学中最重要而又比较容易引起理解上混乱的概念是理、气、心、性。”[7]（第二版，P12）对这些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周书都有探讨，南宋以来理学家对其见解颇为重视。
其二，周书思想见解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初步创立起一套粗略的理学体系。首先看到并总结出周书理学体系的是朱熹。他说：“《太极图》（并《图说》）首尾相因，脉络贯通。”[8]（卷94，P2386）他认为：《通书》“本号《易通》”，是发明《太极图》（并《图说》）意蕴之作，“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氏既没，而传者鲜焉”[5]（卷81《周子通书后记》）。朱熹说周书创立了一套精深严密、几乎无所不包的理学体系，这套理学体系超越秦汉以来诸儒，也非宋代学者所能够明识，显然多有溢美。但朱熹看到周书新创一套不同于旧儒学的理学体系，确属卓识高见。不过，周书这套理学体系，比较简略，也不严整。
《太极图》及其解说，只有279个字，只是略述宇宙、人类、万物生成和演变之梗概。《易通》（《通书》）虽较详明，也只有2601个字，共分四十章，即诚（上）、诚（下）、诚几德、圣、慎动、道、师、幸、思、志学、顺化、治、礼乐、务实、爱敬、动静、乐（上）、乐（中）、乐（下）、圣学、公明、理性命、颜子、师友（上）、师友（下）、过、势、文辞、圣蕴、精蕴、乾损益动、家人睽复无妄、富贵、陋、拟该、刑、公、孔子（上）、孔子（下）、蒙艮。虽然论列甚广，尤其在宇宙论、人性论、伦理道德观、修养论、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颇有创获，但对道、佛之学毫无议论，对历史观问题毫无建树，对“格物穷理”（认识论）问题也无专论。再从该书章节字数和结构看，有四章只有22-24个字，文义简晦难明，模棱两可；章次内容也不够连贯。总之，“《易通》不是一部结构严整的著作。……（但）还是展示了周敦颐理学思想的体系”[6]（上册，P66-67），“可以说，周敦颐初步建立了理学的理论框架，以后的理学家正是在他建立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立起一个新型的世界观，并恢复了儒家文化价值理想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9]（徐洪兴《导读》，P28）。
二、张载的理学体系
张载的辈分和生卒年，均早于二程。其创立的关学，在北宋中期独树一帜，对程朱理学有直接影响。张载的理学体系，体现于《张载集》中[1]。朱熹、吕祖谦编录《近思录》时，摘引张载著述共有七种：1.《横渠先生正蒙》。2.《横渠先生文集》。3.《横渠先生易说》。4.《横渠先生礼乐说》。5.《横渠先生论语说》。6.《横渠先生孟子说》。7.《横渠先生语录》②。其中的第2、4、5、6种今已散佚。目前研论张载的理学体系，只能以《张载集》为主要依据。
《张载集》除书前的张岱年论文和《编校说明》外，共有七种著述：一是《正蒙》，二是《横渠易说》，三是《经学理窟》，四是《张子语录》，五是《文集佚存》，六是《拾遗》，七是《附录》。从探讨张载理学体系的立场来看，这七种著述的价值和地位，相差悬殊。《附录》全是后人述论，均非张载原文，只能作为旁参而已。第二、四、五、六种虽是张载重要的原著或原话，《近思录》多有引录，但散离无序，都没有系统性。第三种《经学理窟》，朱熹、吕祖谦于宋孝宗淳熙二年编辑《近思录》时并未引用该书。张岱年认为：“疑朱熹编辑《近思录》时尚未见到《理窟》，或者虽见到而以为不足依据而不取。今存的《理窟》，内容和赵希弁所述目次相同，但其中有些是程颐的《语录》，而从大部分的题材语气来看，又确像张载的话。疑宋代《理窟》有两个本子，一题金华先生，一题横渠先生。金华先生可能是编者。这本书当是张载、程颐语录的类编，后人因其中张载的话较多，所以算作张载的书了。书中只是门人的记录，不是张氏手著的，不完全可信。”[1]（P15）[10]（第五卷《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P155）因此，不可把《经学理窟》视为张载理学体系的主要依据，只能审慎地供作参考。但该书以类分编，展示了与《近思录》等书颇为不同的体系框架，所以，对探讨南宋理学体系，别有价值。
最能显示张载理学体系、也最受学者们所重视的是《正蒙》。从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和苏昞、范育《正蒙序》等文献记载中可知，张载生前并未亲自把其著作整理成系统性的《正蒙》，该书是其弟子苏昞在张载去世后编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苏昞编辑该书时，既征得了张载的同意，也得到了张载提供的书稿。《正蒙》初稿编成后，先后在张载弟子之间小范围流布。熙宁十年（1077）张载应召到京师开封供职太常礼院时，弟子范育“始受其书而质问焉”。显然，《正蒙》的编辑义例和体系，得到过张载的亲自指导和首肯。但现存《正蒙》一书，是苏昞在张载去世后编成并流传于世的，其义例、体系等虽有张载本人的指导意见，但也并非完全是张载之意，间有弟子们的总结之见③。
《正蒙》共分为十七篇：太和篇第一、参两篇第二、天道篇第三、神化篇第四、动物篇第五、诚明篇第六、大心篇第七、中正篇第八、至当篇第九、作者篇第十、三十篇第十一、有德篇第十二、有司篇第十三、大易篇第十四、乐器篇第十五、王禘篇第十六、乾称篇第十七。篇名多取自正文前二字，间抽取正文第一句中之二字。因此，篇名并非本篇内容之概括，也缺乏系统性。另外，《乾称篇》是张载此前所精心写作的《订顽》、《砭愚》（张载后采纳程颐意见改名为《西铭》、《东铭》）二篇短文的并入。《订顽》与《砭愚》，主旨较明。《正蒙》舍而不用，改取正文前二字，以《乾称》名篇，主题反而不显。
细读静析《正蒙》十七篇，不难看出，每篇确实各有主题，全书具有较强的内在连贯性。《太和篇》论述宇宙的本质和变化，因其变化而生成天、地、万物。宇宙的本质是气，宇宙的变化是气的聚散攻取。以宇宙万物唯气论，否定佛、道的空无论。《参两篇》论述天、地、日、月、五行的性质和运动变化规律。《天道篇》论述天道决定地道（万物）和人道，圣人贯通天地之道。《神化篇》论述圣人顺从天地。批判释氏失于过、庄子失于不及、百姓失于不知。《动物篇》说明气的聚散升降和天地之道决定人道，人的生死、同异是天道决定的。《诚明篇》论述“诚”的本质和重要性。穷理尽性为诚，耳目闻见的小知浅说，不明天人之道均非诚。不诚，则不能知天、知性、知命，最终不能知人。《大心篇》论述认识之道。主张人要大心、尽心、合天心、合内外，不以褊狭的耳目闻见禁梏其心，更不能以释氏“心法”去以小末缘大本、妄自起灭天地。《中正篇》论述做人之道的要点。主张修身养性、持中行正以超凡入圣。《至当篇》进一步从日常修养和行为方面论述认识并遵循天下之理的重要性与要点。《作者篇》论述孔子之前的圣人们治国安民的“制法兴王之道”的本质和表现。《三十篇》专论最大传道圣人孔子的言行及其义理。《有德篇》论述处世之道，主张依道而言行处世。《有司篇》论治国安邦的政道。《大易篇》专论、表彰《周易》关于人道的精华和要义。《乐器篇》阐释《诗》、《书》之中的一些重要义理。《王禘篇》论述“三礼”（《礼记》、《仪礼》、《周礼》）之大义，显示张载关学重礼特色。《乾称篇》的第一部分（即《订顽》，后改称《西铭》），表达张载对人性的基本看法，认为现存人伦等级关系具有天然合理性，将传统儒家的政治观、伦理观哲理化。第二部分（即《砭愚》，后改称《东铭》），概述张载的宇宙观、世界观、认识观、性命观，批评佛、道割裂虚实有无而不知性理的根本错误。
张载的理学体系是，先探讨宇宙论、气论和天地日月五行理论，最后探讨人论。详言之，第一、二、三篇，首先探讨宇宙、气和天道、地道；说明宇宙、气和天道、地道决定人道；只有圣人能够贯通天道和地道。第四至十六篇共十三篇，全是人论。这十三篇人论，又有层次上下、顺序先后的逻辑性。第四、第五篇是人性论。他认为人的一切是由气和天地之道决定的，人类都应像圣人那样顺从天地之道。第六、第七篇是认识论。他主张人应合天心、合内外，穷理尽性。第八、第九篇是修养论。主张明道循理、持中行正以超凡入圣。第十篇论述兴道、行道者。第十一篇论述传道者（孔子）。第十二、十三篇论处世之道和治国之道。第十四、十五、十六篇阐发儒经中必守不逾的人道义理。第十七篇是对前述十六篇内容的概括。
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④，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P376）为天地立心也好，为去圣继绝学也好，都是为了为生民立道，都是为了为万世开太平，都是为人类谋福祉。张载所察、所思、所论、所立的起始点是天地，其理学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天地，其中心和主旨则是人类。《周易》早有天道、地道、人道“三才”之说，影响深远。长期研究易学的张载，颇受启益。张载的理学体系，带有《周易》“三才”之说的明显痕迹。但是，张载的理学体系突破旧说，发明新论，卓有创建。其理学体系及其逻辑顺序是：太虚（宇宙）——气（基本要素）——天道——地道——人道（①人性论②认识论③修养论④法先圣⑤处世论⑥治国论⑦礼仪论）。
三、二程的理学体系
在传统的北宋理学史上，二程著述最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但通观二程及其弟子之所有著述可知，二程本人并未撰述什么足以显示其理学体系的专门著作，及门弟子也未总结、阐发其师的什么理学体系。倒是《二程集》中最后部分的两卷《河南程氏粹言》，共十篇，分门别类，归纳为十个专题，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据张栻《河南程氏粹言序》记载说：
河南夫子书，变语录而文之者也。余得诸子高子，其家传，以为是书成于龟山先生。龟山，河南之门高弟也，必得夫心传之妙。苟非其人，差毫厘而千里谬矣。余始见之，卷次不分，编类不别，因离为十篇，篇标以目，欲其统而要，非求效夫《语》、《孟》之书也。[12]（P1167）
由此可知，《河南程氏粹言》原书本来是由二程及门高足杨时“变语录而文之”，“即用比较文雅的语言将二程（主要是程颐）的语录加以改写而成”[12]（《出版说明》，P2）。但杨本散乱无序，并未体现二程理学之体系。张栻“欲其统而要”，对之加以总结、归纳，分类编排，展示二程之理学体系。此即《二程集》中的《河南程氏粹言》。
《粹言》十篇，其篇目顺序、理学体系如下：第一，《论道篇》。反复申论道之特点与本质，与形而下者之区别，道之普遍性和不可违逆的必然性。虽也论及天地万物之道，但更多的是论述各种人，兼之驳斥佛学和荆公新学之道论。第二，《论学篇》。以求道穷理为本，专论学习的目标、方法、要点和人们学习中的各种弊病。第三，《论书篇》。探讨论述儒家经典和后世书文（重点是“四书五经”）明理传道之独特性质和功能，并阐发其中的一些理义和道蕴。第四，《论政篇》。论君臣治国安邦之道。第五，《论事篇》。核心是论述事与理的关系，重点强调对待天下国家之事必须顺理循道。第六，《天地篇》。论天地之道理及其与人道的关系。第七，《圣贤篇》。阐发圣贤们的本质和言行表现，引导人们超凡成圣。第八，《君臣篇》。论述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和君臣相辅相成之道。第九，《心性篇》。论人心的本质、功能和天心、道心；论人性、天地万物之性及其与人心的关系；批判其他儒者和佛教的心性论。第十，《人物篇》。主要论人、人道与天地万物及其物理的关系，并批判其他学者的人、物观。
《粹言》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本来不及《遗书》和《外书》。由程门弟子记录师言而成的语录性质的《遗书》和《外书》，其价值也有限。据朱熹记载说：“伊川先生无恙时，门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钞先生语，奉而质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读此书。若不得某之心，所记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复读。”[12]（目录，P6）朱熹对《遗书》的可信度，也多次表示疑虑[8]（第97卷《程子之书三》）。语录和《遗书》等，原本就不是十分可靠，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意，作为《粹言》史料来源的杨时之改写后的文献，其真实性就更加稍逊一筹了。正如朱熹谈到《遗书》时所言：“改文字自是难。有时意思或不好，便把来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见皆在此心如何，才昏便不得。或有所迁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张，随其意之所重，义理便差了。”[8]（第97卷《程子之书三》，P2481）然而，《粹言》之整理、分类，毕竟反映出南宋前期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对二程之学研读精深的著名学者——张栻对二程理学体系的一种解读和看法，弥足珍视。二程生前并不曾主动地亲自总结展示其理学体系，但二程作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见解和理论确实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确有体系。诚然，张栻的整理和分类，只是其一人之见，但却是二程辞世后第一次整理和分类，最具原始性和时代性。据朱熹弟子邵浩记录：邵浩对朱子说：“欲取《程氏遗书》中紧要言语，分为门类，作一处看，庶得前后言语互相发明，易于融会。如何？”朱子回答说：“若编得，也好。只恐言‘仁’处或说著‘义’，言‘性’处或说著‘命’，难入类耳。”[8]（第97卷《程子之书三》，P2481）。可知，朱熹及其部分弟子也认为应该对《遗书》加以整理、分类，便于读者融会贯通；但分类也有困难。毫无疑问的是，二程自己不说不作，后人的分类和总结都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定于一尊。
按张栻的解读和总结，二程的理学体系以道为本原和出发点，以人道为核心和归宿。其理学体系应为：无处无时不在的道——天地万物之道——人道：
①求道穷理的学习之道
②求道穷理的读经之道
③治国安邦之道
④顺理循道的处事之道
⑤遵循天道地道的人道
⑥学习圣贤言行的成圣之道
⑦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
⑧以道为本的心性论
⑨人道与天地万物之理的关系
四、邵雍的理学体系
邵雍是宋代最奇特、最有创造性、自成一个宏大体系的思想家。其著作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邵子遗文》（6篇），是研究邵雍思想的基本资料。朱熹早已指出：“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8]（第100卷《邵子之书》，P2553）《皇极经世》后来多称作《皇极经世书》，是邵雍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最能体现邵雍的理学体系。
邵雍生前即已完成《皇极经世》。但后来各种记载、版本的卷数、篇次、内容都不相同，清代学者已觉其原本不得见。有关该书的各种图像，究竟何为邵雍原作，何为邵伯温、蔡元定和明清学者后来增补，已难确知。通览比较现存各种版本，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皇极经世书》（文渊阁本缺《邵子遗文》，正文也略有差异）内容最可靠。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注明这是当时的“通行本”[13]（第108卷，P915）。然而，该书卷十三、十四即《观物外篇》，通常认为并非邵雍原作，是邵雍弟子记述的邵雍语录；各种像图，四库本《皇极经世书》均无，须征诸其他著作。所以，若要准确认识邵雍的理学体系，宜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皇极经世书》前十二卷为主要依据，以该书十三、十四卷和其他著作为旁参。
邵雍之子邵伯温曾对原本《皇极经世书》的内容和体系作过如下概括：
《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之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为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14]（卷首）
邵伯温的这段总结，有三点值得注意：（1）他说该书与《周易》关系密切。朱熹后来也对二书的异同有过不少论述。冯友兰认为：“邵雍是真懂得《周易》的。”⑤（2）他说该书第三至第四卷“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但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皇极经世书》同卷下列历史年表并非止于五代，而是止于宋神宗。由此可知，文津阁四库本《皇极经世书》也有少量后人增补之文。（3）这是宋人对《皇极经世书》内容和体系的最早总结。唐明邦先生说：“（这）可能也是他父亲提示的要点。”[15]（P96）尽管这一总结比较浅略而隐晦，但值得参考。
从该书前十二卷和其他相关著述来看，邵雍的理学体系大致如下：
第一，元会运世的宇宙时间表。
在邵雍以前，人们是用年、月、日、辰来记量时间。邵雍认为传统记量方法难以记量宇宙演变时间，独创一套元、会、运、世、岁、月、日、辰的时间记量法。按其新法，在传统的1岁12月、1月30日、1日12辰的基础上规定：1元12会、1会30运、1运12世。按从元到辰的顺序依次相乘，则一元有129600岁、1555200月、46656000日、559872000辰。并且，元、会、运、世、岁、月、日、辰可以互乘[6]（上P192）。至于时间推移的具体记述，邵雍仍然采用传统的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10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地支循环往复的记述方法。邵雍新创的这套时间表，是人类第一次对宇宙演变从时间上加以具体描述。同时，它也不是一份简单的日历、年历，特别是其中元、会、运、世的规定，是与宇宙、天地、人事的兴亡变化密切相连的。没有这一宇宙时间表，邵雍的理学体系就将全盘崩溃。《皇极经世书》1-6卷的叙述，完全以此时间表为基础。邵伯温讲该书三至四卷“以天时而验人事”、五至六卷“以人事而验天时”，确实是很精辟的概括。
第二，“四行”新宇宙构成观。
《周易·系辞上传》的宇宙构成观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宇宙构成观，大都遵从《周易》这种理论。邵雍宇宙构成观不同于前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也承认太极（道）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但他更重视四象，并且赋予四象以新的内容。他曾解释说：“日月星辰共为天，水火土石共为地，耳目鼻口共为首，髓血骨肉共为身。”[15]（第十三卷）与传统的“五行”说不同，他把金归于石，可谓一种“四行”说。这种“四行”观，贯穿于天、地、万物、人之结构及其生灭演变的各个方面。由于邵雍的“四行”（他本人不用“四行”一词，常用“四象”、“四体”、“四时”、“四维”等词）可以分门别类地互交错配，他看到的宇宙万物万事都是“四”，都是“四”的网络结构。朱熹对邵雍的“四行”观，多次论及：“想见他看见天下之事，才上手来，便成四截了。”[8]（第100卷，P2543）“康节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转，久之理透，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8]（第100卷，P2546）“想他每见一物，便成四片了。”[8]（第100卷，P2546）“它分天地间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风露雷，皆是相配。”[8]（第100卷，P2547）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宇宙构成观，是“太极生两仪”和“阴阳五行”说。邵雍的“四行”说，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其深化细化古代宇宙观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邵雍的宇宙时间观是纵架，那么，“四行”宇宙构成观则是横架。缺了这些横架，邵雍的理学体系也就坍塌了。
第三，四象交配的宇宙演变论。
正像《周易》主要讲论变易一样，邵雍在《皇极经世书》等著作中，也以探讨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为根本宗旨。当然，邵雍的探讨方法和基本看法，与众不同，自成一家。
邵雍探讨宇宙演变的主要方法及其特点是，在宇宙时间表的基础上，把宇宙中的一切物象（万物万事的表象和本质），以四为准，分门别类地上下叠推、纵横交错，从而更加深细、更加全面地揭示宇宙万物万事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物极必反的变化景象。在《皇极经世书》前6卷，按时间顺序具体揭示宇宙万物和（中国）人类社会的演变。第7至10卷，围绕声音唱和来描述天地万物的交感变化，时间性比较笼统。前10卷是以表格的形式进行论述，类似于《周易》之经。第11至14卷，对前10卷涉及的问题进行多少不等的文字论述，也补论了一些新问题，没有时间顺序，类似于《周易》之传。
邵雍的宇宙演变观，是根据当时中国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国历史知识，借鉴《周易》的一些概念、原理，直接针对天、地、人而观察总结出来的。与其独特的宇宙构成观密切关联，其宇宙演变观的特点是四象交配。邵雍的宇宙演变综合观，集中体现于《经世天地四象图》中。其中，天、地之四象各有8组，详见表1⑥：
邵雍认为，宇宙的演变，就是天之四象（上表右侧），地之四象（上表左侧）、天地六十四象之间的交、感、应、变、化。至于如何演变，他在卷11《观物篇五十一》即《观物内篇》之一中有具体论述。他认为，除人之外，其他物象的变化感应都是有特定限度的，只有“灵于万物”的人，“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所以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鼻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因此，天地生人，天地的演变决定人的演化。
第四，皇帝王伯的历史观。
邵雍探讨的重点所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在北宋理学五子中，邵雍最重视历史，最具有“通古今之变”的气概。他的历史观，与其宇宙观连为一体，也是一分为四，四四交叉，在史学史上独立一家。邵雍的历史观，以皇、帝、王、伯理论为核心。他从宋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中总结出四种历史模式：（1）皇。以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早的人物“三皇”为典范。这种历史模式的特点是崇道、尚无为，“以道化民”，具体反映于《周易》这部经书中。（2）帝。以中国古史中的“五帝”为典范。这种历史模式的特点是崇德、尚让，“以德教民”，具体反映于《尚书》这一经书中。（3）王。以中国夏商周三代开国之王为典范。其特点是崇功、尚正，“以功劝民”，具体反映于《诗经》之中。（4）伯。以春秋“五霸”为典型。这种历史模式的特点是崇力、尚争，“以力率民”，具体反映于《春秋》这部经书中。在《皇极经世书》对宋代之前中国历史大事的叙述中，卷3至4“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卷5至6“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从宇宙论或理学综合研究的角度看，这是“天时”与“人事”的互验。但从社会历史研究的角度看，邵雍是以此向读者表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是由“天时”决定的。邵雍的历史观并非悲观论，其皇帝王伯的历史模式也不是单纯、僵硬而是互容、变易的。他明确指出：皇政中包含帝政、王政、伯政；帝政中也包含皇政、帝政、王政、伯政。以此类推。用他的话说：“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14]（第十一卷《观物篇》六十） 虽处伯世，仍有、仍可行皇政、帝政、王政。邵雍的历史哲学，在宋代理学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中，都是最为精密、最值得重视的。皇帝王伯的历史观，是邵雍理学体系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15]（第8—9章）。
第五，四民崇圣的人生观。
万物不齐，众人不同。邵雍根据其宇宙观和历史观，并不满足于传统的把民分为四大类（即士农工商）的理论，而是交互迭用皇、帝、王、伯分为十六类；再交互迭用仁、礼、义、智划分其十六类特点；又交互迭用“当”民数量⑦，划分其十六种能力[14]（第十二卷《观物篇》六十二）。上述划分和观点，主要是就被统治阶级而言。就统治阶级而言，分为圣、贤、才、术四类。邵雍最推崇的至高无上之人，是圣人。圣人，是“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14]（第十二卷《观物篇》五十二）。这种圣人境界，正是邵雍的人生追求。北宋理学五子，都有同中有异的人生观。其中，尤以邵子的人生观最为高深。
第六，“四运”生成的自然观。
《皇极经世书》以“观物”名篇，决非偶然。在北宋理学五子中，邵雍对天地万物和人体器官的论述是最多的，他最重视自然界和人体器官的万物之理。这些内容，相当于现在的自然哲学。
邵雍的自然观，建立在宇宙时间、宇宙构成、宇宙演变的基础上。在《皇极经世书》前十二卷中，重点展示邵雍自然观的基础和总则，如“动植通数”、天地万物的分类和性能及其变化总规律。在卷十三、十四即《观物外篇》中，对天地万物和人体器官总数、总规律仍有探讨，但比例较小，更多的是对天地万物和人体器官具体物质及其类别、特点、生成演化规律等问题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论述。涉及并探讨的具体对象和范围，相当广泛，上自日月星辰、历法历理，下自水火土石、山水地理、水族生物（鱼、珊瑚、鸭、蟹等），中及春夏秋冬、雨风云雷电露、草木谷菜等植物、禽类兽类人类等动物，十几种人体器官和血肉。涉及天文学、地质学、数学、生物学、医学等至少五大学科。其自然观除了继承阴阳、天地、道理决定万物人的传统外，创新之处和突出特点是非常重视以其独有的“四运”理论来观察和论述万物人。
邵雍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并且确实付诸人生实践，颇获卓见，后人岂能轻弃其自然观？朱熹评论邵雍的学说时指出：“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8]（第100卷，P2542）“自有《易》以来，只有康节说一个物事如此齐整。”[8]（第100卷，P2546）“康节以四起数，叠叠推去。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8]（第100卷，P2546）余敦康先生认为：“邵雍的《皇极经世书》……突破了《周易》原来的框架结构，依据他所发明的先天象数重新编织了一套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易学体系。”[16]（P176）今日看来，邵雍的学说是对《周易》的继承发展，多有创新。其研究论述范围之广，思想体系之完整，在中国古代学者中罕有匹敌者。就宋代学者而言，探讨范围超过邵雍者并不罕见，但系统性和完整性则无人超过邵雍。
五、几点总结和补论
北宋理学五子的理学体系，都受到佛、道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周易》的影响。周敦颐的代表作《通书》，本称作《易通》，其内容也是对《周易》的集中论说。因其不采取常见的分段、分句注解的形式，更能显示周子思想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张载著有《横渠易说》，分散解说，没有系统性。最能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代表作《正蒙》，深受《周易》浸染。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在《周易》基础上别出己见，自立己说，更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周易》各段、各句后面逐一解说。程颐对《周易》也有精深研究与论议，著有《周易程氏传》、《易说》等，惜其采用传统的传注形式，见解分散，缺乏系统性。
在创建理学体系的自觉性方面，周敦颐首开端门，但成就不太大，体系不太完整；张载本人原亦缺乏主动性，是在及门弟子的推动和帮助下总结出他的理学体系。二程（特别是程颐）学识广博，见解精辟，颇具新意，惜其缺乏创建体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著述和见解颇为分散，其理学体系是南宋前期著名学者张栻总结梳理出来的。毅然抛弃传统的支离破碎的传注形式，直抒己意，勇创新说，最具自觉主动性的是邵雍。周子和邵子是“自定体系”；二程是“他定体系”；张子介于二者之间。“自定体系”类著述，前后矛盾之处很少见；“他定体系”类著述，前后抵牾之处就较多一些。这种差别，在研究宋代理学史尤其是理学体系问题时，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今世论述宋明理学史的著作，可分两类。第一类是理学家评传类，这类著作为了求全，一般都很注意揭示传主的理学体系。第二类是宋明理学史之类的通史性著作，虽然多是人物评传的简单排列，但对传主的理学体系不太重视，不少重要学说和贡献被割弃。不重视宋代理学的思想体系，其研究论述必然缺乏整体性，必有片面化、孤立化的缺失。重视理学家的思想体系，而不重视其体系的原典真相，难免脱离实际地凿空立论，以讹传讹。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是科学探讨理学史的必由之路。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说邵雍的理学体系是严密的，北宋理学五子的思想见解具有系统性，也是相对而言。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都认为：“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10]（第二卷《中国哲学大纲·自序》，P2）张岱年先生还指出，“中国哲学书，向来没形式上的条理系统”[10]（第二卷《中国哲学大纲·序论》，P4），“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断片的”[10]（第二卷《中国哲学大纲·序论》，P9）。这种特点和概括，仍然适用于北宋理学五子。但其“自定体系”和“他定体系”毕竟是客观存在、载诸文献的，毕竟比那些支离破碎的注疏类著作更具有形式上和本质上的系统性。“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10]（第二卷《中国哲学大纲·序论》，P4），并且，必须是根据原典原文，正确表出其系统。
注释：
①参见《宋明理学史》上册第二章第二至四节；梁绍辉《周敦颐评传》第三、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梁氏认为《爱莲说》与佛教影响无关，恐难成立。
②此据（清）江永集注本《近思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同治江苏书局刊本影印，1990年版。陈荣捷认为《近思录》摘引张载著述十二种，见氏著《朱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33-134页。
③参见汤勤福《张子正蒙导读》。《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④一作“为天地立志”。
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五册第73页。但冯先生又说过：“其实他（郡雍）也并不真懂得《周易》。”（同书第19页）前后矛盾。
⑥最早见于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此据（清）王植《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下）（文津阁四库本）。表中还有三组人体器官和材料，为王植所加，此处删去。
⑦“当”之意思，邵雍本人没有解释。观其文意，指包含、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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