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认识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居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明显地扩大了，如何认识当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针对当前的收入差距，在认识上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一、当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处于过大区间，但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基尼系数、库茨涅兹指数、阿鲁瓦利亚指数以及实际收入、金融资产的分布状况等。基尼系数虽然具有不精确的缺陷，但是可以大体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收入分布结构。从国内外不同机构对我国基尼系数测算数值来看，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处于0.4—0.5之间，这就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处于过大区间。从其他几个指标来看，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同时，各种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居民的收入差距没有进入两极分化的阶段。两极分化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从质上来说，由于收入差距而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的心理极不稳定，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从量上来说，社会成员的总体差距已经足够大并进入两极分化的界区。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还不能做出两极分化的判断。我们不能把一个年收入100万元的富翁与一个年收入1000元的穷人进行直接简单比较而得出如此大的差距就是两极分化的结论。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进入两极分化的区间。
二、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从总体上来看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产生的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差距，是相对差距，而不是一部分人越来越富，一部分人越来越穷的绝对差距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高收入者，他们更多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途径获得的。考察收入差距不能仅就收入论收入，还要把收入与贡献结合起来考察。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流传甚广的《经济学》一书中给收入下的定义是：“收入是指在一定时期（通常1年）内赚得的或取得的货币总量”，表明收入是一种结果，是收入的占有者通过为社会作贡献而获得报酬的货币化。只有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应该看到绝大多数高收入者获得的收入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的。绝大多数高收入者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智慧。私营企业主是我国的一个高收入阶层，我们不能只看到其收入，更要看到他们的辛勤劳动。江苏省工商联2005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江苏私营企业家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3小时，这说明私营企业家的付出要远远高于企业的其他人员。私营企业主用于日常经营管理和各种学习的时间，随着资本规模的递增而增加，而用于公关招待、娱乐休闲或陪伴家人的时间则随之减少。资本在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每天用于经营管理和各种学习所花费的时间比资本在一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多0.4和0.3小时。江苏的私营企业主普遍重视教育和学习。被访企业主平均每天有1.1小时用于各种学习活动，教育费用则占到被访者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25.82％。教育费用同样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而增长，资本在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其教育费用是百万元业主的4.15倍。可见收入是与劳动投入、与人力资本投资是成正比的。缩小收入差距不是要实现收入的完全均等化而是要在保护合法收入和效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通过收入的再分配确保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要把社会成员引导到通过贡献获得合法报酬的轨道上来，而不是简单地比较收入本身。因此我们必须破除一说高收入者似乎都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非法收入或通过不合理手段获得的不合理收入的说法，不能以“仇富”的心态来看待高收入者，在看到表面上高收入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背后付出的辛勤劳动，包括管理劳动、市场创新劳动、科技研发劳动等复杂劳动，要看到他们为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当然对于非法收入要给予严厉打击，对于不合理收入要予以整顿。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差距而不看贡献。从总体上来看，虽然产生了不少的高收入者，但数量仍然很少，高收入者的财富仍然很小。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越多，他们对国家的税收、就业等贡献越大，低收入者的收入越能够更快地提高。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低收入者的收入也有了巨大提高，即使贫困人口的生活与以前相比也得到很大改善。可以说，以前的贫困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而现在的贫困则是温饱中的贫困，是缺钱的贫困。2007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了30多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134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43元，到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4140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786元。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6年的4000多万。之所以还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人口，他们的生活还比较贫困，是由于多种因素如自然因素、地理因素、家庭成员长期疾病等造成的，不能一提低收入者似乎都是观念落后、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人。我们不能仇富，同样更不能以嫌贫的心态看待低收入者。
三、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适当的收入差距，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体现了多贡献多得、少贡献少得，其结果，从城乡居民个体来看，有利于刺激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和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加了居民收入，因为收入与劳动付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国家层面来看，就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而在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下，劳动付出与收入没有多大关系，出工不出力的偷懒现象普遍发生，最终必然是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我国的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把贡献与收入直接挂起钩来。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没有差别的富裕，但也绝对不是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贫穷的两极分化。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进入过大区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就会出现两极分化，这与改革的目标是相违背的。邓小平早就说过，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1](P374)，“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P139) 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要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生产力，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更大程度的改善。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 前两句话解决的是生产力问题，后三句话解决的是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体现在生产力方面，也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生产关系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分配关系中，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需要达到一个结果，这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富裕”，就是要让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一层含义是“共同”，即广大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而不是少数人富裕绝大多数人贫困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是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社会稳定与收入差距虽然不呈现一一对应关系，但却有着正相关关系。收入差距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影响社会稳定：
1.从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平衡。收入差距是客观现象，而心理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客观事物反映到人们的大脑就会产生刺激，长期的过大收入差距特别是两极分化的信息反映到人的大脑，当这种信号累积到一定程度，突破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有可能因此而做出行为反应，轻则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重则对社会产生抵抗行为。
2.从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历史来看，不难发现，收入差距越大，社会越不稳定。18世纪和19世纪，之所以当时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欧洲工人游行、罢工、示威不断，一浪高过一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差距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失业严重，又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工人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其直接后果就是形成工人与资本家的严重对立，社会矛盾异常尖锐。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加大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矛盾大大缓和。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也是这样，从历史来看，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王朝不断更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从现实来看，近30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治安案件总体上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并不完全是由收入差距引起的，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社会调查来看，连续多年收入问题一直是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可加以印证。
三是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制约消费需求的因素很多，如生产、流通、消费偏好等。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生产和流通环节虽然都还存在制约消费需求的因素，但最为根本的因素还是收入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大直接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目前已经形成了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三大收入群体有不同的消费特点，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规律，有消费能力，但无消费欲望；中等收入群体有一定消费能力，但由于缺乏良好收入预期而不敢消费；低收入群体虽然有消费欲望，但缺乏收入而无力消费。因此形成了三大消费断层。要扩大消费需求，还需要大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中等收入者的收入预期，引导高收入者健康消费。
四、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竞争规律天然具有优胜劣汰的作用，适应市场经济就能够生存、发展，不适应市场经济就会遭到淘汰，即使是完全公平的竞争也会产生一个不公平的结果，也会产生收入差距。我们不能空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向于零，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都完全均等。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地理位置、工作性质都不相同，每个人的天然禀赋、付出的劳动量以及劳动的复杂程度都不相同，作为社会回报的收入必然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奢望没有多大贡献的文盲与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获得同样的收入，简单劳动者与复杂劳动者获得同样的报酬。我们需要提倡的是简单劳动者获得简单劳动的报酬，复杂劳动者获得复杂劳动的报酬，这就叫做各得其所，按贡献取得报酬。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平等竞争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要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平均主义分配公平得多。
五、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科技、文化、教育、环境的差距无论从城乡来看，还是从区域来看，都小于收入差距，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差距并不完全与收入差距成正比
通过政府的二次调节特别是转移支付，实施相对均衡的教育政策、卫生、文化医疗保健等，使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生活差距方面要相对小一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反映了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高。收入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更不是人活着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一个收入水平比较低但生活在环境优美、社会关系和谐的小镇中的人，与另一个收入水平比较高但生活在具有环境污染工作压力比较高的大都市中的人，哪个人的生活质量更高。
六、认识收入差距还要结合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全社会居民的收入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贡献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收入，并因此而形成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多大为好，有一些定量分析的指标可作为参考，但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还需要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收入差距太小，就成为平均主义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的不如不干的，最终结果实质是贡献大的人心理难以承受与贡献小的人一样的收入，只能以消极怠工而结束，导致共同贫穷；如果收入差距太大，以至于出现了两极分化，就会突破贡献小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方面是低收入者贫困的积累，另一方面是高收入者财富的积累，低收入者就会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特别是产生严重的仇富心理。
低收入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要受制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决定于低收入者而不是高收入者，犹如木桶原理一样，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决定于短板而不是长板。从一定意义上讲，收入差距本身不是问题，核心的问题是看低收入者的收入或生活的保障程度，低收入者的收入越高，心理承受能力越强，犹如木桶的短板越长，则盛的水也越多。中国传统的均贫富思想实质上是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社会财富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而提出来的，收入水平越低，越要求均贫富，因为有一点差距，就意味着一部分低收入者难以维持生活。相反，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越多，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越高，对收入差距的关注度也越小，低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越能够接受。
二是分配的公平度，公平度越高，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接受程度也越高；公平度越低，对收入差距的接受程度也越低。那么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的要素贡献获得同样的报酬率就是公平的，其实这一结论蕴涵着平等竞争的前提。公平竞争的结果，贡献小的人获得较低的收入，贡献大的人获得较高的收入。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也并没有过高的奢望，一个公司的普通雇员并没有梦想拿公司总裁的收入。相反，如果分配不公平，同样的贡献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率，则人们对收入差距即使很小也会提出更多的质疑，更不用说收入差距过大了。不公平的分配会在多个层面引起多重的不满，甚至人人都不满的状况。低收入者对自身收入的不满，认为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低收入者对高收入者的不满，提出高收入者凭什么获得高收入的疑问；高收入者内部互相不满，他们自己的收入虽然已经很高，但也会提出其他高收入者凭什么获得了更多报酬的疑问。当前，人们之所以对收入差距比较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的。
三是市场经济中弱势群体的保护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有一些人难以适应市场，甚至被市场所淘汰，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还有一些人天生就有生理缺陷或后天罹患严重疾病等，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对于这一部分人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由政府通过二次分配，确保其基本生活，他们的生活越有保障，越能够对社会起到稳定的作用，对收入差距的认可度越高，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也获得了救助，至于其他人收入多高是无碍的。
七、认识收入差距还需要考虑高收入者收入的使用方向和用途
收入本身更多地表现为货币形式，除了同一个单位或群体内部大体了解收入以外，其他人是不了解的。在收入水平总体比较低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更多地外化为衣和食上，谁吃的饭好一点，穿的衣服漂亮一点就表明收入高一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收入又外化为用、住和行上，即表现为拥有更多的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小汽车和旅行上，实际上这些都是居家所必需的消费品。因此，现在我们无法从穿的衣服上判断他的收入多高，大款穿的也不是金缕玉衣，低收入者也未必褴褛不堪。我们也无法从人们开的小汽车上判断收入的高低，因为大款也未必开豪华轿车。如果高收入者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正常消费，另一部分作为存款或购买有价证券或扩大再生产，而没有外化为过度的奢侈消费，收入差距本身也不是一个显形问题。况且，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越多，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更多的收入又回归到社会。比尔·盖茨无论如何难以消费掉一生所创造的财富，更多地又以不同方式回报社会。相反，如果高收入者把收入更多地外化为过度的奢侈性消费，诸如修建豪华坟墓，甚至搞不健康的消费诸如包二奶、养情妇之类的，为富不仁、为富不节，势必引起人们的仇视，这也是仇富心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认识收入差距还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物价因素
我国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物价水平有巨大差异。因此，在认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时，要考虑物价水平，即生活成本状况。总体来看，我国城市的生活成本要高于农村地区，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要高于小城市，东部地区的生活成本要高于西部地区。在农村能够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在城市只能过上一般的生活。在西部农村地区是属于高收入，能够过上非常优裕的生活；在西部中等城市可能就属于一般水平，只能过上一般的生活；在西部大城市就属于中低收入，只能维持生活；在东部大城市就属于低收入，只能勉强生活而已。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收入的等值化或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这里可以借鉴江小涓等人经过对全国36个大中城市2005年2月价格指数、人均名义收入、人均实际收入的研究，分析我国不同城市居民收入的实际购买力[2]。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即使经过价格指数调整之后收入差距也是存在的，二是经过价格指数调整之后，各个地区之间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了。在调整之前，我国收入最高的深圳市居民收入为25865元，最低的西宁市居民收入为7626元，前者是后者的3.39倍。调整之后，收入最高的是深圳市，居民实际收入为18051元，收入最低的是海口市，居民实际收入为8751元，前者为后者的2.06倍。
九、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人均GDP的提高，都曾经出现过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当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缩小并逐步进入一个合理区间
这就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倒U曲线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提出来之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从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有的国家符合倒U曲线，有的国家不符合。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是倒U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二是即使存在，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是否就自动或自然而然地缩小。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我国还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办法进行完整的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均GDP有了大幅度增加，同时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目前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果说倒U曲线存在的话，我国的收入差距还处于其左侧，没有达到顶点。关于第二个问题，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收入是否就自然而然地缩小，答案是否定的。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虽然绝大多数国家呈现倒U曲线，但也并不是经济运行本身的结果，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加强政府的干预，一方面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形式把过高的收入降低下来，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了市场经济中弱者的利益，收入差距基本上控制在合理区间，因此，收入差距缩小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究竟什么时候是收入差距由扩大趋势向收入差距缩小趋势转变的拐点，关键要看政府调控的效果，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值。如果宏观调控的效果好，拐点会较早地出现，如果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好，拐点就会晚出现，甚至一直扩大下去直至严重的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