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软着陆”成功原因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着陆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软着陆”的成功实现，无疑给探索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带来了希望。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是一次在特定的体制背景条件下所进行的极富冒险色彩的伟大试验。然而，“软着陆”的成功是否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宏观控制的“调节器”，为实现“软着陆”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都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总结。因此，从理论高度总结我国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措施及其结果，无论是对下一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还是对探索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一个悖论
“软着陆”是一个治理通货膨胀的总体政策目标概念。其所包括的具体目标有二：一是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适度的水平。在一般的宏观经济理论中，这两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而我国目前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却显示出了相反的结论。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要么是现行的宏观经济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要么是存在一种尚不为人们知道的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现行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不正确的。
从理论上讲，“软着陆”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是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这两个宏观经济的观测指标。根据这两个经济指标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评价，是符合经济学通常作法的。这就是说，“软着陆”已基本实现的判断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软着陆”的成功实现，仅仅能够说明为实现“软着陆”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总体上是基本正确的。这里的目标与措施之间的因果关系链，与一般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推论的因果关系链相比，存在差异。首先，一般宏观经济理论推论是建立在较为发达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而我国的‘软着陆’是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进行的。这种体制背景上的差异，必然导致相同的政策措施在结果上的不确定性。其次，正是因为这种体制背景上的差异，同样的政策措施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从而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的影响。
“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对一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目标取向的总称。其具体含义包括选择政策工具和确定政策工具的目标取向两方面的内容。是对“软着陆”这一总体政策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分析和总结“软着陆”成功的关键在于分析我国“软着陆”的具体政策措施，而不是“软着陆”本身。这种分析，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结论。事实上，在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此，要解释我国“软着陆”成功的原因，必须根据当时我国的总体经济运行情况，对“软着陆”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理论上的解释，才有可能真正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调控办法。
二 改革还是“适度从紧”：对实现“软着陆”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分析
概括起来说，我国实现“软着陆”目标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二是通过财政与金融杠杆来调节和控制总供给和总需求；三是积极推进财政、金融、物价、外贸等体制改革。很显然，如何看待这些政策措施，能否将这些政策措施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政策措施相提并论，是能否真正理解和把握我国“软着陆”成功原因的关键。我们认为，主要是有选择地改革，而不是简单的“适度从紧”政策措施确保了“软着陆”的成功。
首先，从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方面来看，其措施主要是：1、 大幅度地调整了农副产品的价格。1994、1996两年粮食价格分别提高了40%和42%。2、制止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增加了可耕地面积。 清理和整顿了1993、1994 两年盲目兴办的经济开发区， 重新利用了已被占用的2300万亩土地中的可耕地。3、加大农业的投入。 农业贷款每年增长30%以上，并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这些措施在增加供给总量、稳定价格上的政策目标取向是十分明显的。但在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上，与往常不同的是，缩小“价格剪刀差”与稳定物价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按照一般的宏观经济原理来讲，由于两者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在治理通货膨胀期间，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是不适宜的。但在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调整农副产品价格这一收入再分配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在缓解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粮食价格调整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经历了先刺激物价大幅度上涨（在治理通胀初期，通货膨胀中的粮食价格因素约占60%），随后又促使物价大幅度回落（1995、1996年中，物价回落的比例中有3／4是因农副产品价格下降所引起的）。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调整农副产品价格这一改革措施在调节总量平衡上，虽然所需时间较长，但其作用巨大。
其次，从财政金融杠杆的调节作用方面来看，如果按照标准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衡量，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期间所采取的政策工具主要是：1、调整利率。在治理通货膨胀初期三次调高利率，1996 年后又连续两次降低利率。2、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长速度和信贷资金的投向。 一是将信贷规模的增长率控制在20—30%之间；二是采取堵疏结合的办法清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三是将资金主要投向效益好的企业和政府确定的重要建设项目。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到位率达到97%。3、 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强化了政府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很显然，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温和的。其作用的方向主要是控制了资金的流向，强化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其效果是：通过这种办法来达到既抑制需求的总量和优化需求结构，又有力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适度从紧”宏观经济政策的真正含义也就在于此。但是，另一方面，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政策措施并非简单的政策变量的调整，它们包含有很强的改革色彩，是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建立和完善。
再次，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我们全面进行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所需的重大改革。根据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全面推进各项构造新型体制框架的关键性的改革是有很大风险的。这种违反常规的作法，不但获得了成功，而且同时成功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这两者之间绝非偶然的巧合，它清楚地表明，正是因为这种适时的改革，极大地缓和甚至消除了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体制障碍和结构矛盾。从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外汇体制、外贸体制等旨在完善市场体系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改革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各种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极大地增强了各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效益观念，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动约束资本需求的经济机制，有效地消除了资本市场的虚假需求；财政体制改革规范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其它市场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健全了各级政府、其它市场主体的预算约束机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外汇体制改革纠正了被长期扭曲的人民币汇率，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外汇市场；关税和外贸体制改革基本理顺了对外贸易中的经济关系，不仅促进了出口的迅速增加，更主要地增强了利用世界市场来调节国内市场的能力。这些都从各个侧面充分证明了改革改善了市场供求的形成机制，在抑制通货膨胀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体制改革与“软着陆”
既然实现“软着陆”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都属于改革措施，那么，深入分析体制改革在实现“软着陆”的政策目标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这种分析与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改革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
从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对我国90年代出现的通货膨胀成因的认识，占主流的看法是“综合型通货膨胀论”，且在时间上，大都以1994年为起点。如果将时间跨度稍微拉长，则不难发现，造成我国90年代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在存在明显的资源错误配置倾向的体制基础上和隐性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条件下，政策追求产出最大化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治理通货膨胀的首要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加快改革。
1、就体制背景而言，我国90 年代产生的通货膨胀的体制背景是转型经济。一方面，其资源配置模式是多种机制并存的交叉混合模式。具体表现为资源配置信号的不真实和资源配置模式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供给和需求的形成机制很不规范。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供求关系及其矛盾并非通过改变经济参数就能解决的。必须改革不合理的体制，规范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这不但可以改变供求结构，而且可以因体制摩擦的减少带来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2、从我国经济实践的结果来看，我国历次治理通货膨胀， 大都采取简单的总量紧缩措施，而不是从改善经济运行机制入手，理顺经济关系。从而使体制和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没有得到及时释放。因而将治理通货膨胀的着力点由简单的总量控制转移到体制改革上来，在方式上是由“治标”转为“治本”。其最终效果，不仅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因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而释放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效应。“软着陆”的成功证明，是改革、而不是“适度从紧”的总量控制政策在实现“软着陆”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3、“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也以一定的体制为背景， 但其政策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数量上的调节而非制度上的变革。正如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所证明的，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数量上的调节往往效果明显、操作简单和见效快。但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双重政策目标。因此“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软着陆”的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4、从实现“软着陆”的具体路径的选择上来看， 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始于1994年，这似乎与高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因而很多人将通货膨胀与改革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而将“软着陆”的实现与“适度从紧”的政策措施等同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其实，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具体措施的选择是双管齐下，如果没有理顺经济关系的全面改革，恐怕目前的宏观经济态势将是另一番景象，可能重蹈80年末所进行的宏观调控的覆辙。
四 “软着陆”的一般意义及其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实现“软着陆”的经验是：
1、 政策措施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通货膨胀成因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从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仅仅只是经济运行过程各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其深层次的原因既有可能来自于市场机制的固有矛盾，也有可能来自于经济体制的缺陷。那种把通货膨胀简单地看作是市场经济固有矛盾，或者是由于某个或几个经济变量的偶然波动所引起，以及根据这一认识建立起来的理论是没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说，一方面，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各种政策措施对经济参数的影响并不完全服从于某一固定的模式。
2、灵活地运用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条件。理论分析和实践已经证明，刺激供给和需求管理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两者的配合运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在治理通货膨胀的不同阶段，灵活掌握两者之间的“度”，才是操作中的关键。
3、我国“软着陆”的成功证明， 适时的和必要的改革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政策措施。那种完全寄希望于改变某些政策变量来达到治理通货膨胀目的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其政策理论的前提是建立在以制度安排为给定条件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其理论体系中不包括制度调整这一政策工具。实际上，通货膨胀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往往是制度安排的缺陷。适时的改革，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特别是对于因体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治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4、政府直接掌握和控制资源的配置方向，保持必要的投入， 是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处于尚未发育完善的阶段，这无疑是决定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