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183;达木丁苏伦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Ts论文,达木丁苏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Ts·达木丁苏伦一生的大部分文学研究活动均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密切相关。注重蒙古族文学与周边文学关系的研究，是Ts·达木丁苏伦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在某种意义上讲，Ts·达木丁苏伦有关蒙古族文学关系方面的著述奠定了蒙古族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基础，为蒙古族文学关系、文化关系研究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Ts·达木丁苏伦将对蒙古族文学关系方面的思考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归纳，多次公开发表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本文主要根据Ts·达木丁苏伦《蒙古古代文学的民主方向》、《从蒙古族文学研究历史谈起》、《保护文化遗产》、《蒙古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蒙古古代文学简述》、《〈蒙古族文学概要〉之编写的一些经验》、《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蒙古族文学源流》等多篇论文及其相关个案研究，初步梳理Ts·达木丁苏伦在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理论阐释及其实践意义。
一、对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意义的体察
对于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借鉴研究的重要意义，美国学者约瑟夫·肖总结道：“直接的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借鉴的研究却仍然是文学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任何新的文学研究的书目都可以表明，这类研究在比较文学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被人认为可以取而代之的各种研究领域，无论是平行类同的研究，各种‘流派’的研究，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或是各种主题及其在各个时代、各种文学中不同处理的研究等等，都不能取消直接文学关系这一项研究存在的理由。”（注：〔美〕约瑟夫著，盛宁译《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Ts·达木丁苏伦对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意义的认识是基于他对蒙古文化关系敏锐洞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曾说：“蒙古族文学中存在着印度、西藏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这并不是可以认为蒙古作品不是蒙古作品的证据，这只能作为说明印度、西藏、蒙古人民在古代文化上有着深厚联系的有力证据。”（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蒙古族文学概要〉之编写的一些经验》，蒙古国《作家报》，1988年9月13日，第220期(17123)。） 他能够从一些平常的文学现象洞察到现象背后普遍存在的问题。
每一个民族由于其“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注：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2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的不同，创造出千差万别、水平不一的文化。Ts·达木丁苏伦能够敏锐地洞察到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为他的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排除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情况而孤立地发展。蒙古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有着深厚积淀的蒙古文化与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都曾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注：季羡林先生将人类文化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欧洲文化体系。详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2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同样，民族文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系统中进行，一个民族的文学与他民族文学的交流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蒙古族文学也是一方面继承了本民族古老而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另一方面还受到来自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不同程度的影响。
历史上，印度文学、我国藏族文学、汉族文学等周边民族文学在内容、文体、人物形象、主题或手法、风格等方面对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普遍的影响，促进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蒙古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了蒙古族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是封闭孤立和绝无往来的，而是在与周边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之中发展成长的。蒙古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决定了研究蒙古族文学史不能脱离蒙古族文学的关系研究。“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注：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譬如，研究19世纪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必须考察其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含义与相互关系，尹湛纳希是如何取材和使用它们的，它们对于他和他的作品有什么意义。毋庸质疑，对于尹湛纳希是如何取材曹雪芹的《红楼梦》，又如何加以改造，从而创作出《一层楼》、《泣红亭》等问题的探讨对于撰写文学史与考察尹湛纳希的创作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学研究中普遍遵循的规律，如在研究普希金“个人创作和解决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时，就不能忽视普希金与国际间的文学联系和交往这一事实。”（注：〔俄〕日尔蒙斯基著，倪蕊琴译《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干永昌、廖鸿均、倪蕊琴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2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Ts·达木丁苏伦独具慧眼，充分认识到文学关系研究在蒙古族文学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文学翻译在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起着巨大的、不可抹杀的作用。”（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著《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第28-31页，乌兰巴托，2000年版。） 这一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Ts·达木丁苏伦对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认识。
二、确立周边文学关系研究在蒙古族文学史中的地位
Ts·达木丁苏伦对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翻译文学的认识上。翻译作为不同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载体，历来受到比较文学学者的青睐。Ts·达木丁苏伦也不例外。他充分认识到文学翻译在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首创性地将文学翻译写入蒙古族文学史，以此确立了蒙古族文学关系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Ts·达木丁苏伦在其《蒙古族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专门提出三条原则，以此衡量哪些翻译作品可以写入文学史。他是这样衡量的：
1.尽可能地从多角度、多方面探讨这些译作。例如，从藏文翻译而来的《故事海》在蒙古广泛传播，对蒙古人的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样的作品必定要纳入文学史。又如：近年来从俄文翻译而来的苏联文学作品在蒙古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对整体文化带来影响。
2.被翻译的作品促进并影响了类似作品的创作，并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定位置的话，就应该探讨这部原作。这类作品有萨班·贡噶坚赞的《萨迦格言》等。
3.探讨译作逐渐变异，反映出蒙古状况，具有蒙古特色等方面。这样的作品包括《乌善达拉汗传》、《尸语故事》，等等。（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著《蒙古族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第63-64页，乌兰巴托，1956年版。）
由上观之，Ts·达木丁苏伦已经将翻译文学看作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从翻译对蒙古族文学的作用、影响及蒙古读者、作家、社会接受翻译作品的角度，阐明了翻译文学是蒙古族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在国内外学术界，不少有远见的专家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中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早在140年前，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说过：“假使文学史应当谈谈社会的发展，那么它同时应当一视同仁地注意对这个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的最初表现是属于哪个民族、哪种文学的。”（注：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一)，第4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事实”指的就是文学翻译。他的观点在Ts·达木丁苏伦的上述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Ts·达木丁苏伦认为翻译作品不仅对蒙古本土文学，而且对蒙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出鉴于译作对于蒙古本土文学、文化、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应该把翻译作品写入文学史之中。这个观点的提出，源于他对翻译文学在蒙古族文学史上所起作用的客观认识，即翻译文学参与了蒙古民族文学的发展，并为蒙古民族文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尽管Ts·达木丁苏伦是在探讨撰写蒙古古代文学史的问题，但是他对翻译文学的考虑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蒙古古代文学上，而是还把目光投向了蒙古现代文学——“鉴于从俄文翻译来的苏联文学作品在蒙古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对蒙古整体文化所带来的影响，这类作品应该写入蒙古族文学史。”可见，作为文学史的编写者的Ts·达木丁苏伦不仅仅站在作家的立场上，而且还从蒙古读者、接受者的角度来考虑文学史的撰写。这样书写文学史可以更加全面，避免产生片面性和局限性。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每一个新的欧洲民族的翻译文学都在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中，或者……在教育以及审美鉴赏力的发展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到了对于翻译文学比现在一般所做的更加注意的时候，文学史著作才能避免十分不利的片面性。”（注：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一)，第4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譬如，在19世纪，有大量的汉文作品，尤其是汉文小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被译介到蒙古地区，它们在蒙古地区的广为传播为蒙古作家借鉴和学习汉文创作，丰富和提高蒙古本民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和便利的条件，对蒙古本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文小说的蒙译及广泛流传，不仅推动蒙古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还促成了19世纪蒙古族文学的历史变迁，为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如果没有对汉文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蒙古族文学就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性变迁。如果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忽略汉文小说的蒙译，那么就无法准确地把握19世纪蒙古族文学史发展的客观情况。（注：扎拉嘎先生曾在题为《汉族文学影响与蒙古族文学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梳理了汉文小说蒙译活动对19世纪蒙古族文学结构变迁的影响轨迹：“十九世纪蒙古族文学结构变迁，汉文小说的翻译活动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汉文小说蒙古文译本的广泛流传，改变了蒙古民族的文学欣赏理念，化解了蒙古族文学传统的创作与欣赏之间的循环结构，使书面文学和受到书面文学制约的本子故事，成为文学欣赏活动的主流。文学欣赏习惯和文学欣赏心理的改变，为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参见扎拉嘎著：《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第285-293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Ts·达木丁苏伦提出的第二个原则，实际上涉及了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影响问题。“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注：〔美〕约瑟夫著，盛宁译《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例如，在中国魏晋时期，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广而深的影响。这种影响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文学中产生了两种新的体裁——传奇与变文。它们是与印度影响分不开的。到了宋代，这种影响更加深入，更加细致，许多元杂剧的题材都取材于唐代传奇。这样，印度文学间接影响了元代的戏曲。（注：详见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105-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因而，在考察唐代传奇和变文以及元杂剧时，印度文学的影响不能忽视。蒙古族文学中也同样存在着周边其他民族文学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譬如，Ts·达木丁苏伦提到的《萨迦格言》就属于这种情况。《萨迦格言》是13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噶坚赞所创作的格言诗。《萨迦格言》问世不久被索诺木嘎剌翻译成蒙古文，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影响了蒙古族文学中同体裁作品的创作，如《智慧入门》、《贤明的教言》、《纸鸢》等作品都受到《萨迦格言》的影响。故而，Ts·达木丁苏伦指出“《萨迦格言》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将它编入蒙古族文学史。“一个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最终将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决定他们的作品的基本灵感和艺术表现，如果没有这种影响，这种灵感和艺术表现就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或者不会在作家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出现。”（注：〔美〕约瑟夫著，盛宁译《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Ts·达木丁苏伦将周边文学作品的流传与蒙古族文学自身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考察。他不仅看到周边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而且还发掘出它们是如何丰富和促进了蒙古本土文学的发展。他将翻译文学看作文学研究的对象，从翻译对蒙古族文学的作用和影响、从蒙古读者和作家以及社会对翻译作品的接受、从深入探讨蒙古族文学发展状况的角度考虑，提出了这三条标准。
三、提出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的两个重要课题
(一)关于文学翻译中蒙古本土化的理论阐释
在上述原则的最后一条，Ts·达木丁苏伦指出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是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Ts·达木丁苏伦在《蒙古族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继续阐发这个观点。他说：“特别是需要细致地研究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作品融入蒙古族文学中的迹象及其变化，以及该作品所具有的蒙古族文学的特色。……对于翻译文学逐步发展成为蒙古的作品给予重视和研究，是当前蒙古族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蒙古族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第65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
这里，Ts·达木丁苏伦从接受的角度，首先谈到了翻译作品的归属问题。通常，一部作品在被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之前，并不属于被接受民族的文学传统。但是，“从文学被接受的角度看，字对字的翻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把一首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只有当它能投合新的读者的趣味时才能站得住脚。”（注：〔美〕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3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口味，也为了达到本民族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目的，翻译者们往往将原作的文体和语言加以变革，在本民族传统中为它找到适当的文体、形式和语汇。经过变化的作品，一方面，通过译者的再创造，被赋予了独立的艺术价值，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另一方面，经过译者之手，已经打上了译者所属民族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生活习俗等烙印，折射出译者所属民族的精神，逐步发展成为这个民族文学传统的一个部分。
蒙古的翻译家们在将其他民族的作品转化成蒙古文字的过程中，采用转译、改编、节译、编译等再创作方式，使这些作品更容易地被蒙古的读者群体所接受。同时，由于受到蒙古民间文学口耳相传过程中进行再创作观念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他民族文学作品时，进行增删和改写，将自己的审美理想注入其中。毋庸质疑，其他民族的这些作品经过翻译家的再创作，融入了蒙古的文化背景，审美标准、生活习俗，折射出蒙古的民族精神。Ts·达木丁苏伦将这种渗入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的译作称为蒙古本土化的作品。
Ts·达木丁苏伦在其《〈蒙古族文学概要〉之编写的一些经验》一文中肯定了印度文学和中国藏族文学对蒙古族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还论述了蒙古族文学是如何接受印度文学和中国藏族文学的问题。他说：“我们在接受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不是刻意地保持其原有的状态来接受，而是根据自己本民族的生活环境对其进行修改、加工以后才加以接受。”（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蒙古族文学概要〉主编写的一些经验》，蒙古国《作家报》，1988年9月13日，第220期(17123)。） Ts·达木丁苏伦的这段话阐明了一个“文学影响与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注：乐黛云、陈跃红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蒙古人民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周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而被本土文化所过滤后的周边文学才能对蒙古族文学发生作用。
“翻译不仅属于某一外国作家在某种文学中被接受情形的研究范畴，而且也属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范畴。”（注：〔美〕约瑟夫著，盛宁译《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Ts·达木丁苏伦也正是基于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考虑，提出了关于翻译作品蒙古本土化的课题。因而，这个课题的提出为深化蒙古族文学的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对蒙古族文学研究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Ts·达木丁苏伦是蒙古学者中提出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问题的始作俑者。
(二)关于甄别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同类题材作品的阐释
“比较并不取消所研究的现象(个人的、民族的、历史的)的特殊性质；相反，只有借助于比较，才能判明其特性。”（注：〔俄〕日尔蒙斯基著，倪蕊琴译《文学流派是国际性现象》，干永昌、廖鸿均、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3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这正是Ts·达木丁苏伦提出甄别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同类题材作品的出发点。他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甄别这些作品的蒙古特性，理清作品状态，纠正早期西方学者对蒙古族文学的片面认识。
甄别类似题材作品的课题是Ts·达木丁苏伦为解决蒙古族文学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蒙古族文学在保持优秀的民族传统的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周边文学的优秀传统而逐步走向成熟。蒙古作家主要通过翻译、改写、模仿、再创作等多种方式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他们从汉语、藏语、梵语等语种翻译而来的作品的数量蔚为可观。同时，蒙古的翻译家们还有转述或改写其他民族作品的传统。他们在翻译介绍中国藏族、汉族和印度古典文学作品时不是依据藏文、汉文、梵文逐字逐句地机械翻译，而是采取一种灵活的手法，通过改编和加工等方式来完成。改编后的作品与原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出入，已经具有再创作的性质。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研究者，尤其是欧洲学者在未曾对这些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详尽的考证的情况下，将它们完全看作是翻译作品，忽略了这些作品的再创造性质，得出了一些错误的认识。著名蒙古学家罗费尔称蒙古族文学为“翻译、转述、复述他人的文学”。
随着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佛教经籍的翻译大规模展开，其中除了数量庞大的佛教典籍被翻译成蒙古文，还有不少世俗文学作品也流传到蒙古地区。尤其是一些佛经故事在蒙古地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异，逐步转化成为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作品。喇嘛僧侣们在宣讲或注释佛经故事时，并非原封不动、只字不易的照本宣科，而是结合蒙古地区的生活特点和人们的欣赏趣味作了初步的世俗化的加工工作。如《宝贝修饰》在解释叙述佛经《佛说鳖猕猴经》的故事时，其中就有六处情节为注释者所改编添加，是佛经原作中所没有的。（注：色道尔基、梁一儒、赵永铣编译评注《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卷，第26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同时，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使用蒙、藏两种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他们用藏文创作了不少作品。过去，由于一些欧洲学者仅注意到了印度文学、中国藏族文学对于蒙古族文学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得出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认识。著名蒙古学家B·Ya·符拉基米尔佐夫曾说：“‘佛教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没有世界闻名的作品，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本地的游牧生活的反映和对游牧民族的理想的描写，也不足称道。它没有本地的草原的气息。在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佛教情绪’，这种文学经常像是第二流的藏族文学。”（注：〔苏联〕米哈伊洛夫著，张草级译《蒙古现代文学简史》，第6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还有观点认为：“蒙古人把产生于其他人民中的故事穿上自己本民族易于理解的外衣。”（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D·曾德主编《蒙古族文学概要》第二卷，第522页，乌兰巴托，1977年版。）
在这种情形下，辨析蒙古族文学的民族特性，确认蒙古族文学在亚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就蒙古族文学研究而言，就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鉴于此，Ts·达木丁苏伦指出：“许多印度文学作品通过西藏传到蒙古地区。他们被叫做《五卷书》、《罗摩衍那》、《健日王传》、《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尸语故事》、《故事海》、《佛本生故事》等。这都是事实。但在这些事实的背后又有许多不是那么真实的东西。佛教文学《故事海》、《佛本生故事》从梵文译成蒙古文，从藏文译成蒙古文印行以后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事实。而世俗性质的故事翻译成藏文、蒙古文后发生的变异也很多。不仅如此，西藏、蒙古的作家们在印度作品中自己编写并添加了部分章节或片段。尽管藏文、蒙古文的一些作品在名称和形式上与印度原作品相似，但在内容上则完全是另一部作品。”（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蒙古古代文学简述》，第63-64页，乌兰巴托，1958年版。）
“不比较不能鉴别”，“衡然后知轻重”。显然，局限于蒙古族文学范围内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对于这些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特点的作品进行分析和考察，必须突破民族、语言、国家的界限，在比较映照中发掘和确定这些作品内在的蒙古民族特性。因而，Ts·达木丁苏伦首创性地提出了甄别蒙古族文学与周边文学中题材、主题类似作品的课题。他试图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鉴别出这些作品的蒙古族文学属性，确认它们的蒙古族文学身份，以达到纠正错误观念，提升蒙古族文学地位之目的。
四、Ts·达木丁苏伦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的特点
(一)撰写文学史之准备
Ts·达木丁苏伦的文学关系研究，集中反映在他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萨迦·班第达的〈萨迦格言〉及其注释》、《古代印度著名学者龙树的〈育民甘露〉及其注释〈如意宝修饰〉》、《杜鹃传》、《檀丁的〈诗镜〉概述及其注疏》、《西藏、蒙古的尸语故事》、《关于健日王传的三本书》、《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月兔本生》、《天鹅处女故事》、《〈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西藏古典文学及其蒙古译本》、《〈五卷书〉的西藏、蒙古故事汇编》等著述中。这些著述大部分是Ts·达木丁苏伦在筹备编写蒙古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撰写的，并且都收入他主编的《蒙古族文学概要》中。它们普遍反映出一种思想，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蒙古族文学在保留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创造性地丰富发展起来。这是Ts·达木丁苏伦在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多次实践、反复探索后得到的一种认知。此外，在将翻译文学作品纳入文学史的三条原则中，我们发现Ts·达木丁苏伦并不主张把蒙古族文学史上所有的翻译作品都盲目地写入蒙古族文学史，而是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选择的纳入，而写入的标准是出于全面撰写文学史的角度考虑的。可见，Ts·达木丁苏伦的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并非是基于探讨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渊源，而是以探究蒙古民族文学传统在与周边文学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如何丰富和发展起来为目的的。“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的确定很显然是编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注：〔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第29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Ts·达木丁苏伦的文学关系研究，是他从蒙古族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书写蒙古族文学史所做的前期准备。
(二)从接受角度进行的文学关系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者可以从产生影响的作家的观察点出发研究，也可以从受影响作家的观察点出发研究。”（注：弗朗西斯·约斯特著，廖鸿均等译《比较文学导论》，第4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在以往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影响的研究中，往往侧重于影响的结果上，重视某作家受到某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影响，而相对忽视对翻译作品本身的研究。Ts·达木丁苏伦能够从接受的角度，提出了翻译作品的蒙古本土化的研究课题。这是Ts·达木丁苏伦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特色。
在文学关系研究中，尽管Ts·达木丁苏伦积累和掌握了蒙古族文学中与周边文学题材、主题相类似的大量作品，但是他并不局限于只是找到这些作品之间的渊源关系，或是仅仅考证和阐明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事实和流传途径，他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作品中有哪些因素被蒙古作家吸收了，哪些被变革了，哪些被排斥了。蒙古作家吸收这些东西之后做了些什么，所完成的文学作品又产生了什么效果等等问题。他着重于分析文学传播中的过滤、变形、转化、融合和创造，提出了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及甄别与周边文学题材类似作品的课题。他的《萨迦·班第达的〈萨迦格言〉及其注释》、《西藏、蒙古尸语故事》、《育民甘露的蒙藏注释》、《关于健日王传的三本书》、《〈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五卷书〉的西藏、蒙古故事汇编》等大多数著述都以考察蒙古作家、翻译家、读者等接受群体如何接受印度和中国藏族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因而，立足于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的Ts·达木丁苏伦的文学关系研究，主要从翻译、模仿、借用、影响等蒙古族文学借鉴周边文学的各种方式上展开。
(三)注重事实联系
注重事实联系是Ts·达木丁苏伦文学关系研究的特色之一。他曾明确指出：“在合理的范围内，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比较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注：〔蒙古〕Ts·达木丁苏伦、D·曾德主编《蒙古族文学概要》第二卷，第433页，乌兰巴托，1977年版。） 以事实依据为其立论与展开论述是Ts·达木丁苏伦文学关系研究的根本依托。他的《天鹅处女故事》、《〈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西藏、蒙古尸语故事》、《关于健日王传的三本书》等研究均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实事求是地对蒙古族文学与周边文学关系进行梳理和解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Ts·达木丁苏伦因为其开创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蒙古族文学研究史上确立了自己突出的学术地位。他对周边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视及其实践，对于蒙古族文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有关蒙古族文学关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弄清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交往与关系，才能够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在蒙古族文学研究中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深远意义和美好前景。从这个意义说，Ts·达木丁苏伦是蒙古比较文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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