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世新[1]2003年在《加拿大自由党：从主导到一党独大》文中研究指明加拿大自由党在加拿大政治生活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这是因为加拿大社会地方主义影响较大、民族矛盾突出，一个政党很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本文试图找出自由党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的原因。作为全面、客观的总体分析，我们也不能回避自由党的失败及自由党在当前的一些问题，这些方面文中均有论述。本文共有五部分。 第一部分 自由党主导地位的内涵。从执政时间上自由党长期执政，这种长期执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自由党长期执政的地位相对应的是，自由党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例长期多于其他政党。1993年之前自由和保守两大政党在议会中议席比例是此消彼长，两党占据了议席的绝大部分。但1993年以后保守党的分裂，两个新党的出现使议会中的席位一方面集中于自由党，一方面分散于其他四个政党。自由党在议会中的相对优势更趋加强，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形成；从议席来源看，1984年之前，自由党主要的议席来源是安大略和魁北克，安大略和魁北克一起构成自由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但是1993年以来，自由党的议席主要来自安大略。 第二部分 自由党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了自由主义在加拿大的主导地位和加拿大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的特点，以及在自由主义指导下自由党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和自由党关于省权的立场，这些政策使自由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并获得了安大略和魁北克长期的支持；从主观上来说，自由党产生了一些杰出的领袖，这些领袖的出色才能，也使自由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保守党各种政策的失误和其长期的内讧也有利于他的竞争对手自由党，最后保守党的分裂，使自由党面临的竞争大大削弱了。自由党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兀不群。 第叁部分自由党几次大选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既有自由党自身的失误，也有长期的执政引起了选民的厌恶。这一部分也论述了自由党在1984年大选中遭遇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第四部分自由党的回归。论述了自由党在1984年大选后经过特纳和克雷蒂安两任党领袖的努力，克服了加拿大选民对国内政党政治的日益冷淡和适应全球化等新的时代要求，重新获得执政地位，回归到原来的主导地位。在这一部分还结合1993年以后的叁次大选分析了加拿大第四个政党体系，即自由党的一党独大和两个传统政党的衰微，以及两个新党的出现。当然自由党的地位并不是永恒的，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隐患。自由党过分依靠安大略的支持、争夺领导权的内江和自身的腐败间题都会损害自由党的主导地位。 第五部分总结了前面的论述和分析。既总结了自由党的主导地位确立的原因，也概述了自由党失败的原因，对前文进行了简洁的概括。
麻雪峰[2]2012年在《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民主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从十九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民主的潮流就开始向世界蔓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端于南欧的“第叁波”民主化浪潮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冲击着全球。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建设民主已成为国家政治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政治领导人已不能回避人民的民主诉求。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现代化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现代化所带动的工业化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两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观念的现代性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全球化则将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传输到世界各地，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虽有失败、挫折、倒退，但其民主发展的趋势却是坚定不移，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已成为两国精英和人民的共识。韩国在实行了多年的威权统治后，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移转”的方式成功转向民主政治。新加坡则坚持发展自己的民主形式，探索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两国的经济发展、政党政治、政治精英、国际环境和政治文化等是影响两国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对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国民主化进程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总结两国民主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也对其它国家民主的发展和建设有借鉴意义。本文由正文八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介绍论文选题的依据、研究范围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理论假设,用于分析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及文章的主要概念。提出了论文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对论文的整体框架作简单的交代。第二章，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发展。对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及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有助于对影响两国民主化进程的结构性因素展开分析。第叁章，经济发展、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经济发展使韩国和新加坡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推动了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市民社会形成。市民社会对政府权力形成了制衡，社会和个人自由得到了发展，这是民主政治建立的前提。经济发展是一个基础性因素，经济发展为两国民主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第四章，政党政治与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政党政治在现代化的环境中也不断发展。不同政党之间的互动推进了民主的发展。政党是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工具，同时也为政治精英发挥自己的才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第五章，精英与民主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精英的领导和推动，精英通过自己的政党来推动政治经济的发展。韩国和新加坡执政精英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斗争与合作推动了两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第六章，政治文化与民主化。文化是制度建立和运行的一个重要背景与基础，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外来文化对韩国和新加坡的本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两国也逐步形成了与现代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韩国和新加坡都重构了本国的政治文化，新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人们新的价值观念，使其有利于本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运转。第七章，国际化与民主化。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一国的民主化实际上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因素通过国内因素而发挥作用。本章主要阐述国际因素在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浪潮对两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美国因素对韩国民主发展的影响；英国因素对新加坡民主建设的影响。第八章，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前景。主要分析韩国和新加坡如何巩固自己的民主成果及对两国民主的发展作一个展望。结语。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发展是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最大共性，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党政治、精英结构、政治文化和影响两国的国际因素的不同，是造成两国民主政治进程差异的主要原因。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以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让民主成为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西方民主的具体形式不是“地球村唯一的游戏”，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民族和文明的多元化决定着民主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各国的民主形式千差万别，但各个民族国家都必然走向民主，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政府权力得到必要的约束和控制。
孙坚[3]2014年在《当代苏格兰民族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将举行独立公投,自1707年建立的联盟将经受严重的考验。独立公投的举行是苏格兰民族运动发展的一个高峰,苏格兰民族运动是如何发展到举行独立公投的程度?为何建立了300多年的联盟政体将面临如此大的挑战?这些既是引发本文写作的缘由,也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在苏格兰的形成过程中,苏格兰的民族意识在教会,王朝等国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历史上,苏格兰与南部的强邻英格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发生了绵长的战争,苏格兰称之为“独立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苏格兰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条约宣誓了自己的独立主权。通过王室联姻,苏格兰和英格兰王室之间具有姻亲关系,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逝后无嗣,表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建立了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两个王国间实现了王朝联合。在两个王国间建立更加紧密联系的意图一直存在,终因英格兰一方的消极懈怠而无果。17世纪末苏格兰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两个王国间的联合王朝也出现继承危机,在协商谈判后,双方签订协议于1707年5月实现了议会联合,建立了新的联盟国家大不列颠,最终实现了两个王国间的完全合并。合并后的苏格兰取消了自身的议会,改派议员参加设立在伦敦的新议会,但是却保留了包括宗教、教育、法律、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市民社会的自治系统,为民族认同的留存提供了基础。相对落后的苏格兰,在联盟建立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也为英帝国的建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不列颠认同也在苏格兰人中得到发展。在19世纪末,随着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发展,苏格兰也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政治诉求。然而,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影响力上看,苏格兰的自治运动明显要弱很多。一战后,苏格兰因经济结构不合理而逐渐陷入发展困境,而要求自治的力量却在继续加强。支持自治者原先依托于自由党的推动,现在却把希望寄托在工党身上,虽然工党对苏格兰自治持积极态度,但是没有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在20年代,经过两次自治法案的失败,苏格兰支持自治的民族势力开始对主流政党产生不满,并且开始寻求其他推动自治的途径。在这一时期,苏格兰兴起了多个民族团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格兰人民族联盟(SNL), SNL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组建民族政党,通过政治选举的方式推动民族诉求的理念。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几个民族团体在1928年组建了苏格兰民族党,首开建立民族政党的先河。1932年,部分与民族党观念相左的民族主义者,组建了与之相对的苏格兰党。在民族党的重要人物约翰·麦考密克的周旋下,及民族党对自身主张和政策有所妥协的前提下,两个民族政党在1934年合并成立苏格兰国民党。在国民党的成立初期,因各种因素的限制,其在政治选举中的表现很差,因此激发了内部潜在的多种矛盾。在1942年召开的国民党年会上,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分裂,一部分温和派的自治主义者离开国民党,国民党的纲领方针重新调整为类似原民族党的左倾独立路线。在二战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国民党只是一个微弱的边缘政治团体,勉强维持生存。经过60年代初的内部发展,逐渐壮大的国民党抓住了60年代下半叶的有利外部环境,在1967年的汉密尔顿补选中实现了选举突破。随后保守党和工党都因国民党的兴起,加大了对苏格兰民族议题的关注。国民党在1974年的两次大选中,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直接促使工党推动苏格兰的分权进程,以抑制国民党对自身选票的挤压。1979年举行的苏格兰分权公投,因没有达到规定的支持比例而失败。支持公投的工党和国民党在随后都经历了内部的分裂和调整时期,保守党成为公投失败的最大赢家。然而1979年上台执政的撒切尔政府,实行了对苏格兰伤害较大的私有化改革,并且反对对苏格兰的分权,激起了苏格兰人对保守党和撒切尔本人的反感。即使苏格兰人在接下来的几次大选中都选择了工党,保守党仍然凭借其在英格兰地区的选举优势,连续执政了18年。在“民主赤字”和民族情绪高涨的前提下,权力空间受到挤压的苏格兰市民社会和支持分权的政党一起推动了苏格兰分权的发展。1997年上台的新工党,快速地兑现了分权承诺,于9月举行了苏格兰分权公投,在获得高比例的支持下,进而推动了1998年苏格兰法案在议会的通过。在此基础上,苏格兰议会在1999年建立,自此以后,苏格兰的民族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苏格兰议会建立后,受益于新选举体制的实行,国民党在前两次苏格兰议会的选举中都取得了仅次于工党的好成绩,成为苏格兰议会中的最大反对党。然而国民党在21世纪初的几次选举中都遭遇了失利,国民党领袖约翰·斯温尼在2003年对政党实行了内部改革,使之变得更加专业和适应选举及执政的需要,其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新一轮的发展壮大。2007年,在亚历克斯·萨尔蒙德的带领下,国民党以微弱多数取得了苏格兰议会选举的胜利,并在随后组建了少数派政府。在四年的执政中,国民党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接下来的连任奠定了基础。在2011年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新选举制度抑制一党独大的初衷被打破,国民党令人惊奇地组建了多数派政府。从90年代便致力于推动独立公投的国民党,终于有机会在任内推动这一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举措。2012年初,英国政府和苏格兰政府纷纷发布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政策意向,经过双方的协商谈判,在10月15日,关于公投大致原则的“爱丁堡协议”签订,2014年秋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得到双方政府的认可。此后,支持和反对公投的两派竞选团队,就苏格兰独立后的多个重大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从90年代开始,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民众约有叁成,但正式的公投竞选开始后,支持独立者的比例一直处于低位,随着公投日期的临近,该数据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而不确定者的比例却在明显上升。根据民调走势判断,苏格兰公投通过的可能很小,但这一事件仍将在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历史、甚至英国国体的未来走向上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从苏格兰建立早期的历史、与英格兰联盟的建立及联盟建立后苏格兰的发展叁个方面阐述了苏格兰民族历史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主要从苏格兰地方自治的发展、苏格兰民族政党的建立及国民党在建立初期的发展叁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苏格兰民族运动的起源与初期发展；第叁章主要从国民党在六七十年代的兴起与发展、主流政党对苏格兰分权运动的操弄及撒切尔执政对分权建立的促进叁个方面论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苏格兰民族运动发展的主要脉络及苏格兰议会的最终建立；第四章主要论述后分权时代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发展平台,经过内部的改革及优秀政党领袖的领导,在竞争对手变弱的前提下,国民党不仅从2007年开始上台执政,而且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连任。在此情形下,苏格兰独立议题也成为热点话题。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分析了影响当代苏格兰民族运动发展的内外因素,并论述了苏格兰独立公投将产生的影响,最后对苏格兰民族问题作了概要总结。通过以上内容的研究,作者认为,当代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是受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内因即苏格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留存为民族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苏格兰国民党的建立及发展,通过选举政治的途径把苏格兰的经济、社会等议题民族化,直接推动了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发展；外因主要是英国缺乏规范民族运动发展的宪法文本,而且选举政治的弊端也容易让主流政党为了选举利益而对民族事务进行妥协,同时政治领袖也很难形成一贯的民族政策。区域化和地区化的发展,及民族国家的式微也为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背景。通过对当代苏格兰民族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对当下苏格兰独立公投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对英国的政体发展及内部民族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也可以对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相似民族问题有初步的了解。反观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希望对这种相对“高级”的民族问题的研究,能够产生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沈远新[4]2002年在《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阶级分析、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政治代表关系角度切入，着重对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所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认识个性、把握共性，总结现代政党执政的若干规律认识，总结和提出国外执政党在完善代表机制方面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从而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功能和执政基础，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 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由导论和正文十章组成。 第一篇为“问题与框架”，包括导论和第一、二章。 导论作为全文的逻辑起点，主要是提出问题，阐述木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对本文叁个核心概念，即执政党、利益和代表机制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章主要介绍当前国外政党执政状态的最基本情况，包括：从政治结构角度出发，分析竞争性、合作性和垄断性政党制度下的不同政党执政结构；政党履行执政功能的手段、方式和途径；执政与非执政的转换与机制；这种转换对执政党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从政治代表关系视角提出全文分析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从地位、性质、重要性和内在特征看，政治代表关系是与政治统治关系、政治管理关系、政治领导关系相并列的一种基本政治关系。而执政党政治代表关系又占有特殊重要性和位置。代表性与合法性、先进性、治理有效性紧密相关，是现代政党执政的核心问题。执政党代表性通过一定代表机制得以实现，代表机制的有效性与完备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执政党代表性。 第二篇“过程与机制”，包括第叁至六章，主要从政治活动的过程与运作的具体机制，分析执政党代表机制的结构和各自承担的主要功能。 第叁章主要分析执政党的代表对象，包括：代表对象对巩固政党执政基础的关键意义；执政党代表对象包括基本阶级、基本支持阶层、提供特定利益支持的社会群体、跨阶级阶层的合作等不同类型和情况；从宏观背景看，执政党代表对象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多元性与层次性、交叉性与复杂性相结合的特点；执政党代表对象的适时转换与调整，对加强执政党与代表对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则聚焦于国外政党在大选期间如何通过塑造自身形象，体现选民利益，来加强与代表对象关系，争取选举胜利和执政党地位。包括：选举过程中执政党代表形象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如执政经验和实绩、党的整体队伍、党的廉洁程度、政党领袖和党内精英状况等。执政党为争取执政，如何制定竞选纲领、如何运用选举策略、如何有效进行群众工作等。取得选举胜利后，执政党正式掌握国家行政大权，进入政治决策中枢，运作国家政权。政治过程中的代表关系构成了第五章的内容。主要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执政党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如何发挥主导决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实际发挥到何种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述。执政党的党政关系模式和执政党在政府中的组织配置方式。第六章涉及执政党代表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约束性因素。主要包括利益集团对执政党代表功能的取代和制约；一定政党格局下，在野党对执政党形成的现实政治压力；党内派系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制约；社会公共11 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舆沦对执政党代表性的制约：国内外的突发性危机事件也可以对执政党代表性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 第叁篇“挑战与应对”，包括第七、八两章，主要分析国外执政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执政党腐败问题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代表危机问题。 腐败是政治生活中难以治愈的毒瘤。理沦上，执政党地位极大地增加了腐败可能性；现实上，近几十年来，国外执政党普遍受到腐败问题困扰，构成了执政党代表危机的重要内各。第七章着力介析当今国外执政党腐败所呈现的形式、特点和主要趋势，并总结了国外执政党俏除腐败的主要策略和手段和经验。第八章结合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趋势，提出这一变迁过程总体上对各国执政党代表性构成了重大挑战。并着重从政府治理馍式、执政党改革、国际化背景等方面分沂了执政党代表危机及国外执政党的山对措施。 第四篇“Li｛价与用、考”，包括第儿、十两章。从两大方面进行评价、思考和概括，一是对国外执政党代表hMU的整体性计阶，二是分析如何借鉴国外执政党的执政经验，不断提高中囚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卜。 第九章的整体计价主要从叁方面进行分折：一是从总体上沦述了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局限性和白效成汁两大方面：二是分析国外执政党建构与完善自身代表机制的主要做法；叁是汕牛如问冗行正地认识和分析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的合理成果。第十章是借鉴篇、总结篇，上定十人行＃宵的出发点和落脚处。主要是基十讨日外执政党代表村卜M的比较研究；分析。主川（厂’受邑 叶会结构人转唤的肯景下，中国共一党应与如呵允善代表机制，保旺竟在全面穴蒸厂放和长朋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打旺盛的生命活力，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K为刁能和执政基础。
常保国[5]2005年在《民主、人权与中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叁大政治力量并存的格局:国共两党与中间党派,其中中间党派是介于国共之外的第叁种力量,亦称“第叁方面”或“第叁势力”。在 40 年代的中国宪政进程中,中间党派几乎参与了所有的重大宪政活动或运动,对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与宪政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作者从宪政实践和宪政理论两个视角,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法,对中间党派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八次重大宪政参与活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评述了中间党派的宪政地位、宪政理念、宪政方案,并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与中间力量、中间党派的内在关联。作者认为:中间党派在对中国 40 年代宪政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对推动中国民主与宪政进程功不可没。如果仅仅从统一战线角度,只从中间党派与国共两党离合角度评价他们的得失是不够全面的,作者主张还应该从中间党派对中国民主宪政所做贡献的历史维度去评价他们的是非功过;尤其要从具体的语境中对中间党派在国共对立背景下的宪政立场做出客观的评价。作者通过对中共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的系统梳理,通过对《共同纲领》和新政权组成力量的分析,也得出了中间力量、中间党派在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与实践中所具有的稳定的宪政地位。论文共分六章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重点介绍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间党派的基本状况,对中间党派的代表人物背景进行了列表分析。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叁、四章。具体阐述了中间党派在 40 年代八次重大宪政活动或运动中的宪政立场、宪政设计、宪政理念及与国共两党的互动、离合。这八次重大宪政活动依次为:1939-1940 年的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1943-1944 年的第二次宪政运动高潮;1946 年 1 月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 年 4 月的宪草审议会议对“五五宪草”的修订活动;1946 年 11 月的“制宪国大”;1948 年的行宪国大;1946-1948 年内战爆发前后的“中间路线”思潮;1948 年 5 月到 1949 年 10 月中共发起的“新政协运动”。在这八次宪政活动中,中间党派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发起和推动了 40 年代初两次宪政运动高潮,草拟了极富民主精神的“期成宪草”;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与中共密切合作,迫使国民党做出诸多让步,多次以其宪政智慧化解宪政僵局,对最后达成政协五大决议功不可没;折衷国共诉求,兼顾美苏之长,草拟了中华民国宪草,对弊病甚多的“五五宪草”“做出了重大修正;多数中间党派坚决抵制了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制宪国大,强烈抨击了行宪国大。通过各种方式弘扬民主、人权、自由,从而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次宪政的再启蒙。在中共胜利在望的情况下,放弃了“中间路线”,最终走向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并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从而奠定了今日多党合作制的基础。以 1946 年国民党单独召开制宪国大为界,中间党派在国共高度对立,缺少回旋余地的情况下产生了分化和分裂,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少数中间党派如民、青两党参加了违反政协决议的制宪国大,行宪国大,甚至与国民党直接合流,支持通过《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而放弃以往一直坚守的宪政立场,为独裁者增添了合法性基础。这也体现了中间党派的妥协性。需要指出的是:既使如民社党、青年党、一些无党派人士参加了制宪国大,甚至参与国民党政府之中,但他们并非一味地屈从、取悦国民党,而是高扬民主、宪政旗帜,对国民党内的反民主势力进行了不断的抵制、抗争、批判,甚至多次以“退出”相威胁,迫使国民党做出许多让步。在主张“中间路线”的同时,不支持中共的革命主张,更否定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第叁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从理论角度对中间党派民主宪政的理论基础和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进行梳理,分析。1946-1948 年国共内战爆发前后的“中间路线”思潮,既是 40 年代多元化的民主宪政思想的交锋,也是中间党派民主宪政诉求完整的理论形态;在充分占有当年论战资料基础上,对“中间路线”思潮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第六章以《毛泽东年谱》为线索,系统梳理、考查了中共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的形成过程,总结了它对中间力量、中间党派的宪政定位。从国体看,即从国家的阶级性质看,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赵宬斐[6]2009年在《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性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向全球拓展的人类新时代的精神,是人类经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工业化革命叁大运动对以往的认识和思想进行了一次颠覆性活动所取得的最显着的成果。现代性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状态与历史秩序,在经济上表现为实行市场经济,追求责任契约与平等竞争;在政治上坚持实行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同时,现代性还指涉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境遇,它尊重人的正当利益,注重人的个性与能力的发挥,确立理性的权威,崇尚人的自主,维护人的权利,倡导人的主体性与解放,追求人的权利与自由;现代性又是一种反思的精神,它包含着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与代价的一种审视、反思和批判。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人类逐渐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制度模式,表明生活在现代化中的人们不仅渴望追求自由与平等而且渴望获得秩序与价值,为此人类逐渐确立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制度模式即现代民主制度。政党政治作为人类特殊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民主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现代性得以拓展和延伸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把政党政治纳入现代性的视域中,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对现代性理解上的丰富和完善。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政治共同体的现代性意识与诉求愈加突显,共同体内部必将因利益而产生分化、差异,因利益谋求妥协与整合,进而诉求政治参与,最终导致政党政治的生成。正是从现代性演进的角度切入本篇论文的主题,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语。在导论中,主要探讨论文研究的旨趣、意义及价值,同时指出对政党现代性研究要有自觉意识、开放意识和反思意识,不仅有一个全球的视野,还要有一个共进的共时性眼光,更要具有一个深邃的历史性眼光,即对政党现代性研究应当采取“结构性”、“历时性”和“共时性”叁重向度。正文:第一章,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简要的梳理,并指出政治现代性作为现代性构成的主要部分,是现代性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径,以民主、自由、平等和权利等价值理念作为内在的元素,以民主、自由、平等和权利等构成的现代民主制度作为其外在的支撑。其内在逻辑演进由神权政治共同体走向契约型政治共同体;由代议制民主共同体走向政党政治共同体,可以说是正是政治共同体的这种现代性意识催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产生;第二章,分析了政党的生成及其现代性运作,指出政党的内涵流变并对政党的基本构成作简要的分类。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政党的运作功能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并提出:(1)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整合,政策的制订等;(2)政党的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包括政治领导的录用、议会和政府的组成等,这为考察政党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第叁章,对政党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展现作了系统分析,指出政党的合法性、政党的民主性、政党的法治性、政党的政治参与性是政党现代性构成的主要组成部分;第四章,系统地分析了政党现代性嬗变的多重维度,指出以科层制为结构支撑,以寡头式或少数人集权为显着标志,具有相对严明的纪律规范约束,主张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等级结构的总体性政党、科层制政党等经典现代性政党与坚持反逻各斯、反中心主义,主张差异性、地方主义、追求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提倡抗议民主、激进民主,谋求权力的边缘化、多元化、平面化的后现代性政党和另类政党在纲领、目标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而作为社会民主党、绿党等反思性政党在治国理念上,既反对经典现代性政党追求的统一和集中,也反对后现代性政党主张的碎片和虚无,更注重从事实中构建规范,主张协商性政治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相结合的民主。可以说政党现代性嬗变的多重维度表明,随着社会的转型,政党的政治功能和自身的合法性也要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从经典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发展变化使政党现代性遭遇了重重危机与困惑。在全球化和存在高度风险的今天,政党如何处置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避免陷入“党派地质学”的震动,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对这些危机与困惑,政党一方面改造传统政治功能,坚持由侧重于行政式的外在控制的统治到侧重于法治式的内在参与的治理转变;另一方面提出新的应变策略和价值理念应对变化,放弃“单一中心式”的主体,而强调“多元多中心”的主体,以妥协包容应对多元社会。在治理过程中,无论是左翼政党的左翼替代战略还是绿党的政治生态主张,无疑都是政党为适应时代要求而提出的一种现代性纠错方案,这正是第五章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在前面几个章节的基础上,第六章、第七章转入了对中国政党现代性的生成与建构的思考,并全面反思了中国政党在现代性试错的基础上,是如何从模仿的现代性中自觉的走出,通过实践把现代性与本土性、民族性进行科学、有效地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政党的中国化开启,进而指出,中国政党新现代性的建构既不同于追求是同一性、普遍性,强调一致和秩序,强调权力统治、中心和等级,偏离价值理性的经典现代性;不同于强调非中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以随意播撒所获得的零乱性和不确定性来对抗中心和本原的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以及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是建立在中国社会新现代性发展基础上的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的新现代性基础上的政党现代性。结语,则指出全球化正改写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为现代性的多向度发展与创新注入着新鲜的血液。一方面,现代性的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从来是全球化中的现代化。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的“文化”容易“趋同”。还表现在,制度和行为层面上的“文化”较难“趋同”。而地方性、民族性、差异性、多元性等后者正是我们探讨现代政治文明时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和中国化的双重际遇中的中国政党如何自觉地调整以适应全球政治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迁以及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这对中国政党提出了挑战与机遇。世界政党生态的深刻变化,促使政党的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正改变和调整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传统政党的一些基质和功能又吸收后现代政党的新质,既孕育着与全球化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留存着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政党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这种现实要求中国政党作出“适应性”的变革,尽快获得现代性自觉意识。这场适应性变革,涵盖中国政党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的各个方面,贯穿中国政党自身管理和领导、执政活动的整个过程,涉及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一场深层次、全方位的政党文明提升和再造过程。
参考文献：
[1]. 加拿大自由党：从主导到一党独大[D]. 焦世新.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D]. 麻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3]. 当代苏格兰民族问题研究[D]. 孙坚. 南京大学. 2014
[4]. 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D]. 沈远新.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5]. 民主、人权与中道[D]. 常保国. 中国政法大学. 2005
[6]. 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D]. 赵宬斐. 苏州大学. 2009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政党及群众组织论文; 苏格兰独立公投论文; 韩国政治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加拿大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苏格兰独立运动论文; 一党执政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