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园诗论文,宋代论文,蕴涵论文,民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4-0144-06
两宋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民俗也异彩纷呈，对文学创作的浸润匪浅，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在词学研究领域，已有学者从民俗学的观点和角度，重新审视宋词的价值。但对善于表现日常生活的宋诗而言，其与民俗的密切联系则更有待深入发掘。
一、宋代田园诗对生产劳动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的描写
与其他题材的诗歌创作有所不同，宋代田园诗所涉及的民俗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村野民间文化的典型呈现。具体而言，宋代农村的生产劳动民俗以及岁时节日民俗是其重点描写的两个方面。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农民形成一系列有特定内涵和意味的行为方式，这就是生产劳动民俗。宋代田园诗对这些民俗作了充分展现。首先来看各地田间劳作民俗，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其十一：“吉日初开种稻包，南山雷动雨连宵。今年不欠秧田水，新涨看看拍小桥。”[1] (P375)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四记载：“布谷鸣时，农功兴作。……吴农于是择谷种……每亩以一斗，用蒲包之，绳缚之，陂塘浸之，或盖瓦盎盛之，昼浸夜收，凡数日，自五六日至七八日，名曰浸种。芽茁二三分，候天晴明，撒布田间，盖以稻秸灰。”[2] (P146)范诗反映的正是苏州农村浸种以及选择吉日开蒲包的劳动民俗。黄大受《荆州人种秧击缶于田间以乐农者呜呼其尤有先王之世之遗意欤》：“鼓声响答缶声喧，歌笑声多日易昏。尚有乐农遗意在，要知此地近中原。”[3] (P36090)则表现了宋代荆州农村种秧时击鼓、缶的民俗，《周礼·春官·籥章》记曰：“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荆州击鼓缶以愉悦劳动者、提高劳动积极性、协调劳动节奏的民俗，颇具上古遗风。陈藻《田家妇》：“莳秧郎婿晚归来，白面匀妆是乃妻。笑说福唐风俗恶，一田夫妇两身泥。”[3] (P31305)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记载，福唐即福州福清县，曾于“天宝元年改为福唐县”。陈诗反映了福唐一带男女一起下田的民俗。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庭的劳动分工比较明确，一般是男耕女织各司其职，而福唐一带风俗独特，《福建通志》卷九福州条记载：“女率作同于男。”泉州条亦记载：“妇女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可见福唐一带女子常与男人共同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田夫妇两身泥”便是这种民俗的写照。在耕种过程中，自然界的阴晴旱涝至关重要，农民总是期盼风调雨顺，一些祈晴、谢雨的民俗应运而生。陆游《村社祷晴有应》：“丛祠牲酒走村村，赖是龙归为解纷。爽气收回骑月雨(自注俗谓二十四五间有雨，往往辄成霞潦，谓之骑月雨)，快风散尽满天云。……”[4] (P3334)诗歌表现了山阴农村的祈晴民俗，着意营造云收雨散后的喜悦氛围。毛珝《吴门田家十咏》：“西乡本是最高乡，今岁收成亦倍常。瓦鼓彩亭连日闹，谁家不谢白龙王。”[3] (P37487)据《吴郡岁华纪丽》卷三“白龙生日”条记载：“吴之阳山多云雾雷电，在昔典午隆安中，有缪氏女产白龙。”[2] (P131)因此白龙是当地司管雨水的神灵，“谁家不谢白龙王”的谢雨民俗正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占物候是古代农村一种习见的民俗。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劳动人民发现自然界在特定时日的气象以及物象与农业生产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据此来推断年成。明王鏊《姑苏志》卷十三“风俗”云：“农既专力，其用心自精，占测气候，详密多验。由元旦至于岁暮，凡风云旸雨之变，潦暵丰歉之兆，趋避弛张之宜，咸有口诀韵语，汇类极繁。”比如“元旦侵晨占风云(风自东南来则岁大稔，东风次之，东北又次之，西则歉；西北有红黄云则稔，白黑则歉。)……八月二十四日为稻稿，此日雨则虽得谷藁亦腐重，九晴则藁干。小雪日雪则谷贱。又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者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5] 这种占物候的民俗在宋代田园诗中屡有反映，例如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四：“湔裙水满绿蘋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诗末自注：“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1] (P375)该诗描写的即是吴地上巳日占蛙声的风俗。再如陆游《杜宇行》诗序云：“乡中以杜宇早鸣为蚕麦不登之候。”诗曰：“去年杜宇号阡陌，家家聚首忧蚕麦；岂惟比屋衣食忧，县家亦负催科责。今年略不闻杜宇，蚕收麦熟人歌舞；岂惟襦新汤饼宽，邻里相约先输官。”[4] (P3521)诗中反映出绍兴农民通过杜宇叫声占卜年成的民俗，作品运用对比手法，描写出物候给农民带来的或忧或喜的感受。在中国古代农村，甲子日的阴晴备受关注。唐张鷟《朝野佥载》记曰：“俚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冬雨甲子，飞雪千里。”其中“秋雨甲子，禾头生耳”是指秋季甲子日若有雨，则会导致连阴，庄稼难熟易烂，严重影响收成。所以秋季甲子日占阴晴是一种非常受重视的民俗。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其六：“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1] (P376)就写出了农民期盼秋日甲子晴朗的心声；陆游《甲子晴》：“今日甲子晴，秋稼始可言。老农喜相觅，随事具鸡豚。”[4] (P1185)则描写了农民盼到晴日后的欢欣雀跃之情。
蚕桑生产是农村重要的劳动项目，与蚕桑相关的民俗也相对较多。例如祈求蚕桑丰收的民俗。范成大《照田蚕行》记载了吴县农村在腊月二十五日夜晚“以秃帚若麻稭竹枝辈燃火炬，缚长竿之杪以照田，烂然徧野，以祈丝谷”[1] (P409)的民俗活动，场面相当壮观——“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云起飘流萤”，农民往往根据火把的明亮程度和火焰风向占卜明年收成，并进行祈祷：“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夜阑风焰西复东，此占最吉余难同：不惟桑贱谷芃芃，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平日里到神祠祈蚕是浙东一带的民俗，陆游《雨晴风日绝佳徙倚门外》：“茶酽无端废午眠，杖藜信步到门前。青裙溪女结蚕卦，白发庙巫催社钱。”清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一五解释第三句：“卦，疑当挂。乡里妇人用线穿茧，悬神祠以祈蚕。浙东亦有之。”在蚕眠之际，蚕房忌风尘、忌生人出入，吴可《村巷诗》：“村巷深深桑柘烟，园林寂静落花天。柴门有客忙相揖，摇手低声蚕大眠。”[3] (P13024)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其六：“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1] (P375)都反映了蚕眠时的禁忌民俗。
除与生产劳动相关的民俗以外，农村的岁时节日民俗在宋代田园诗民俗描写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宋代的节日名目繁多，除朝廷规定的庆典性节日和宗教节日外，以自然节令为基础的就有元旦、立春、元宵、上巳、清明、立夏、端午、七夕、立秋、秋社、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等。这些节日都有不同的民俗。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中“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一年一度游山寺，不上灵岩即虎丘”，“郭里人家拜扫回，新开醪酒荐青梅”，“中秋全景属潜夫，棹入空明看太湖”，“村巷冬年见俗情，邻翁讲礼拜柴荆”等就对苏州社日斗草、寒食踏青、清明拜扫祖坟、中秋赏月、冬至拜小年等节日民俗作了生动描绘。陆游《乙卯重五》：“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4] (P2223)《岁暮》：“筛辣捣香篘蜡酒，染红丝绿簇春盘。”[4] (P2163)《壬子除夕》：“前村后村燎火明，东家西家爆竹声。”[4] (P1860)《新岁》：“载糗送穷鬼，扶箕迎紫姑。”[4] (P3685)也分别描写了绍兴端午包粽子、插艾草、腊月漉新酒、做春盘、除夕放爆竹、新年里送穷鬼、迎紫姑神等几种重要的节日习俗，反映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宋代的农村并非每个节日都过得隆重热闹。比如七夕乞巧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人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6] (P23)相对于城中的铺张，田家对这一类节日的反应却很平淡，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其二云：“朱门巧夕沸欢声，田舍黄昏静掩扃：男解牵牛女能织，不须徼福渡河星。”[1] (P376)但是有些和农业相关的节日，比如社日、腊月在农村则备受重视，其间形成的民俗也是宋代田园诗描写的重点。
社日的历史颇为悠久，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祀所以来，尚矣。”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春社，举国上下要祭祀后土之神，以求年丰。因为与农业生产有密切联系，所以社日成为农村最重视、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从宋代田园诗的描写来看，是日人们首先要举行隆重热闹的仪式，迎接神灵到来。如杨万里《观社》所描写的：“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杀儿童最可怜。虎面豹头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博渠侬一饷癫。”[3] (P26584)诗中生动刻画了山村农民社日早晨迎神的场面。祭祀活动中村民聚宴欢饮，大醉而归，往往是社日最快乐、最有魅力的场面。南宋黄大受《春日田家三首》其二描写到：“二月祭社时，相呼过前林。磨刀向猪羊，穴地安釜鬲。老幼相后先，再拜整衣襟。酾酒卜筊杯，庶和神灵歆。得吉共称好，足慰今年心。祭余就广坐，不问富与贫。所会虽闾里，亦有连姻亲。持殽相遗献，聊以通殷勤。共说天气佳，晴暖宜看春。且愿雨水匀，秋熟还相亲。酒酣归路喧，桑柘影在身。倾欹半人扶，大笑亦大嗔。勿谓浊世中，而无羲皇民。”[3] (P36087)诗歌的后半部分详细描写了社饮的情景，在一番庄重的祭祀之后，村民不论贫富，坐在一起，邻里亲朋之间觥筹交错，随意聊着天气和年成，喝得酒酣人畅，其淳朴欢乐之氛围仿佛使人置身羲皇世中。汉代以后，人们又将立秋后第五个戊日定为秋社。秋社的主要内容是向土地神报岁功，谢神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范成大《乐神曲》写到：“豚蹄满盘酒满杯，清风萧萧神欲来。愿神好来复好去，男儿拜迎女儿舞。老翁翻香笑且言，今年田家胜去年。去年解衣折租价，今年有衣著祭社。”[1] (P30)诗中描写秋社的礼仪程式也是先供奉酒肉，歌舞迎神，然后农民自己向土地神汇报今年的丰收，感谢神所赐的好年成。畅饮社酒，分享社肉同样是秋社风俗。张耒《田家三首》其二云：“社南村酒白如饧，邻翁宰牛邻媪烹。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去年百金易斗粟，丰岁一饮君无轻。”[3] (P13124)诗中描写的场景比起春社更多了一分丰收后的喜悦。
腊月是农闲之时，辛苦劳碌一年的农民有时间和心情进行一系列的节日欢庆活动。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敏锐而准确地对乡村腊月的节日民俗逐一进行描写，且看其自序：
“余归石湖，往来田家，得岁暮十事，采其语各赋一诗，以识土风，号《村田乐府》。其一《冬舂行》：腊日舂米为一岁计，多聚杵臼，尽腊中毕事，藏之土瓦仓中，经年不坏，谓之冬舂米。其二《灯市行》：风俗尤竞上元，一月前已买灯，谓之灯市。价贵者数人聚博，胜则得之，喧盛不减灯市。其三《祭灶词》：腊月二十四夜祀灶，其说谓灶神翌日朝天，白一岁事，故前期祷之。其四《口数粥行》：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合家同飨，云能辟瘟气，虽远出未归者亦留贮口分，至襁褓小儿及僮仆皆预，故名口数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门故事，流传为此。其五《爆竹行》：此他郡所同，而吴中特盛。恶鬼盖畏此声，古以岁，而吴以二十五夜。其六《烧火盆行》：爆竹之夕，人家各又于门首燃薪满盆，无贫富皆尔，谓之相暖热。其七《照田蚕行》：与烧火盆同日，村落则以秃帚若麻稭竹枝辈燃火炬，缚长竿之杪以照田，烂然偏野，以祈丝谷。其八《分岁词》：除夜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其九《卖痴呆词》：分岁罢，小儿绕街呼叫云：‘卖汝痴！卖汝呆！’世传吴人多呆，故儿辈讳之，欲贾其余，益可笑。其十《灰堆词》：除夜将晓，鸡且鸣，婢获持杖击粪壤致词，以祈利市，谓之打灰堆。此本彭蠡清洪君庙中如愿故事，惟吴下至今不废云。”[1] (P409)
这十首《村田乐府》完整表现了宋代苏州农村腊月里的节日习俗，既有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也有生动的对白，还有形象的场景描绘，对农民腊月里舂冬米、买花灯、祭灶神、煮口数粥、放爆竹、烧火盆、照田蚕、除夜守岁、儿童卖痴呆、打灰堆等一系列民俗，进行了全面写照。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二评曰：“其《村田乐府》十首，于腊月风景渲染无遗，吴中习俗，至今可想见也。”[7] (P476)或许是受范成大的启发，南宋张侃《田家岁晚》：“田家舂米盛土仓，祠灶新鲙鲤与鲂。粥分口数顾长健，不卖痴呆汝自当。爇爇火照田蚕好，打灰如愿从所祷。一声竹爆阳春回，城里看灯归已晓。”[3] (P37127)把丰富的腊月节日民俗汇集在一首诗中进行表现，短小精悍，与范诗相得益彰。
二、宋代田园诗的文化志录意识及对村野文化的肯定
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来看，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是文学与民俗两种文化形态交叉互动的结果，而且蕴涵着更为深层或内层的文化因子——宋代诗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
首先，宋代诗人在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中，流露出对民间文化的自觉的志录意识。他们出于纪实的目的，用诗歌的独特方式记录和保留各地民情习俗，与当时记载土风的方志、笔记创作异构而同质。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之后统一了全国的北宋政权，把编纂方志看作巩固和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曾多次下诏令征集图经。”[8] (P59)到了南宋全国各州县更是普遍修志，“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9] (P8333)宋代方志数量激增，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收录的书名统计，约六百余种，大大超过了此前历代方志的总和。不仅如此，方志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以前的方志，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从汉到唐，方志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山川形势、疆域沿革、土地物产等等，内容不出地理书的范围。”[8] (P63)到了宋代，民俗成为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志对各地的民情习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都有详尽的反映”。[10] (P273)
除方志记载民俗之外，宋代日益盛行的笔记创作也多涉及各地民俗。如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了富有岳阳地方特色的妇人服饰、医药丧葬、婚嫁等民俗，以及从正月宴饮到寒食拜扫、四月八日祀神及先祖、端午竞渡等节日民俗；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记载了广西农业劳动中踏犁、舂塘，婚嫁过程中送老等民俗，并着意记载了种种方言；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渭州、楚州、泗州、真州、苏州等地避讳民俗，以及邓州顺阳县元日家家闭户、宁州腊月八日食粥、浙人七夕聚饮喫巧、澧州除夜燃放爆竹时呼“大熟”、襄阳正月二十一日穿天节妇女求子等节日民俗；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记载岭南独特的称谓风俗；洪迈《容斋四笔》“渠阳蛮俗”条记载靖州瑶族生活民俗；周辉《清波杂志》卷七“吉阳风土恶弱”条记载海南民俗、卷十“黎洞白巾”记载广南白布裹头、男女同浴等民俗。宋代还有一些笔记大量记载都市岁时节日民俗，如吕希哲《岁时杂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曰：“(吕希哲)在历阳时与子孙讲诵，遇节日则休，学者杂记风俗之旧，然后团坐饮酒以为乐，久而成编。”此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西湖老人《西湖繁盛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也都真实记录下不同节日的民俗。如《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记载了朝野上下从元旦至除夕的节日民俗，共43条之多。
宋代诗人有的本身就是方志学家或者笔记作者。如范成大，他不仅著有《桂海虞衡志》等风土笔记，还编纂了一代名志《吴郡志》，清人黄震评价他“踪迹遍天下，审知四方风俗”；[11] (卷67)再如陆游，其《老学庵笔记》零星记载了湖南辰沅靖州土著民俗、故都开封民俗等，陆游虽未有方志著作，但嘉泰元年(1201)，由会稽通判施宿、陆游的长子陆子虚等人修撰的《会稽志》成书，陆游还曾亲自为之序。这些诗人对民俗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把诗歌看作方志或笔记之外的又一种志录方式，如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诗末云：“谁修《吴地志》，聊以助讥评。”陆游《戏咏山阴风物》诗末亦云：“图经草草常堪恨，好事它年采此诗。”他们这种良好的、自觉的文化志录意识渗透到了诗歌创作中，不仅在田园诗中大量描写民俗，而且采用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一方面，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力求完备，表现在多用组诗形式对一方民俗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其内容甚至可以与方志相互参照。如上文所引范成大的《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将苏州岁末年俗悉数备录，明人莫震所撰《石湖志》卷五“风俗”第一条“岁暮十事”，即全录此十首。再如南宋毛珝《吴门田家十咏》也较完整地记录了当地田家开春后用龟壳占卜年成、用竹罾夹取沟渠河泥积肥等生产习俗，秋收后到白龙王庙谢神等信仰民俗，以及田家少妇“白角冠儿皂盖头”、年轻儿郎嬉游时“长襟侈袖若僧衣”等服饰民俗，与范成大《吴郡志》、王鏊《姑苏志》等记载大致相同。
另一方面，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力求真切，表现在大量运用俗语、谚语、方言，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可与方志、笔记著作中的语言民俗记载相互印证。如南宋陈造《房陵十首》就用当地俗语记录了湖北房陵一带的风土人情：
竹屋高低正复斜，蔚蓝影里著人家。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椀茶。自注：土人晨饮茶，云胜山岚气，又曰房(防)三分瘴。
夏田少雨富来年，多雨何妨穑事求。已戒日供皮子麺，更教晚稻饱霜收。自注：麺皆墋，不墋者曰皮子麺。稻待霜乃收，日饱霜米。
跨牛待得夕阳回，在处诸嬷笑口开。已借蜡钱输麦税，免教缉捕闯门来。自注：弓手下乡，目以缉捕。
农闲闾里有逢迎，白饮傍边骨在羹。老稚不妨顽过日，边头难得是升平。自注：俗谓戏曰顽，羹曰骨在。
刈罢秋禾未敢慵，更须趁逐过残冬。城中竹筊今年贵，盐茗新来免阙供。自注：卖枯竹供爨曰竹筊。
杯酒清浓肉更肥，咸言趁社极欢嬉。丁宁向去坐年日，要似如今敛脯时。自注：年日饮食曰坐年，社日曰敛脯。
翁媪同围老瓦盆，倒篘新酒杂清浑。枧南枧北皆春社，且放乌犍卧晏温。自注：村落所聚曰枧。[3] (P28229)
这些诗作采用原汁原味的土语描写房陵饮茶避瘴气、用枯竹烧火等民俗，极具地方文化色彩，民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五《湖北·郧阳》中即将其作为原始的方言民俗资料全文收录。再如陆游，清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十五云：“放翁诗好用越中土物俗语，不一而足。”[12] (P386)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二亦云：“陆诗：‘妇喜蚕三幼。’自注：‘乡中谓蚕眠为幼。’又‘山中户户作梅忙’，自注：‘乡俗谓选择杨梅为作梅。’‘年年来及贡梅时’，自注：‘乡俗谓杨梅止曰贡’。陆诗此类甚多，不备录。”[13] 陆诗此种特色与其《老学庵笔记》卷三所记“吴人谓杜宇为‘谢豹’”等在保存宋代语言民俗的意图上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宋代诗人在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中，隐含着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对村野文化的肯定与欣赏。
从田园诗的创作传统来看，其艺术旨趣绝不仅是简单地描写诗人自己或农民的田园生活，诗中往往蕴涵着诗人的文化观念，反映出诗人在不同的文化冲突面前做出的价值判断和取向选择。在宋代田园诗中，一种新的文化冲突——城乡冲突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乡矛盾也开始凸现。在经济上，城市“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农村的经济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上，宋人张俞《蚕妇》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就用文学的手法揭露了这种矛盾。在文化上，城乡的差异也日益加大。城市文化在经济条件的保障下，逐渐形成繁华、奢侈、新巧、精致等品格与特点，这些我们从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西湖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记载中不难看出；而相比之下，村野文化则带有朴拙、单调、粗野甚至低俗的色彩。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更接近前者，而对后者并无太多共鸣。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这两句诗固然旨在称赞京城琵琶女的精湛技艺，但也依稀流露出诗人与村野文化的隔阂以及对城市文化的欣赏。再如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师有灯恨不得观》：“月色灯光满帝都，番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在上元节都城赏灯和乡村赛紫姑神两种民俗之间，李商隐的取向是非常鲜明的，无论是诗题中的“恨不能观”还是诗末的“羞逐乡人”，都表明他对都城文化的急切向往和对村野文化的鄙视与不屑。然而宋代诗人们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取向，试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二首》其二：“春光都在柳梢头，揀折长条插酒楼。便作在家寒食看，村歌社舞更风流。”[3] (P26528)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曰：“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朝庙供应，则忌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喜焉。”[14] (P46)可见宋代的山歌与村笛依旧是“呕呀啁哳”，但是诗人的心态却发生了变化，一句“村歌社舞更风流”，堪称宋代诗人的文化宣言。这种文化宣言也被其他诗人所认可，如陆游《春社》：“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4] (P1883)参军与苍鹘是宋代杂剧表演中的人物；斋郎是宋代舞队的一种，当为“十斋郎”省称，《梦粱录》卷一“元宵”条记载南宋杭州元宵节有“十斋郎”等不下数十种舞队表演，“自十四日为始”，“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陆诗描写了乡村社日的生活，丝毫没有李商隐那种对城中生活的艳羡，相反它刻意表现了村野社日杂剧表演的热闹红火，反衬出城中元宵节后舞队散场的冷清局面，诗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言而喻。陆游《初夏闲居》：“箫鼓赛蚕人尽醉，陂塘移稻客相呼。长安青盖金羁子，也有农家此乐无？”[4] (P3735)《村舍》：“露草干时儿牧羊，朝日出时女采桑。一床絮被千万足，不解城中有许忙。”[4] (P4260)以及俞桂《农事》：“东作农家处处忙，金珠非是疗饥方。京华只识笙歌乐，岂识男耕与女桑。”[3] (P39042)萧立之《偶成》：“雨妬游人故作难，禁持闲了下湖船。城中岂识农耕好，却恨悭晴放纸鸢。”[3] (P39166)刘克庄《田舍即事十首》其八：“草草衣装挈自随，婿贫毕竟与齐眉。绝胜京洛倾城色，锁向侯门作侍儿。”[3] (P36284)等都反映出宋代诗人们对城市文化浮华本质的否定与对村野文化淳朴本质的欣赏。
乡间民俗是村野文化的精华，它们固然不及城市民俗华丽、雅致，但自有朴素、天然的风韵。在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中，诗人们有意将这种风韵彰显出来，借以传达他们对村野文化的认可。可以说，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是一种颇有文化意味的形式，对城市文化有所厌倦的宋代诗人们通过这种描写，塑造出一个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道的桃花源般的纯净世界，这是他们心灵的栖息之地，也是他们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