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问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问答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请您谈谈，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有哪些特点？
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事实上，在西方不大用史学理论这个词。那儿习惯用的是历史哲学一词。可是实际上，历史哲学和我们说的史学理论基本上不是一码事。历史哲学是很抽象的，和史学研究实践没有什么关系，往往是哲学家感兴趣的事，历史学家则往往对之很反感。这种对历史哲学的反感在西方史学中是相当普遍的，即使是在西方新史学中影响最大的法国年鉴派也不例外。年鉴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勒高夫就曾指出：“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抱有敌意是没有疑问的，费弗尔和布洛克也这样，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即使不是理论探索的必要性，至少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索的必要性。”（勒高夫与俄国历史学家古列维奇的谈话，载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莫斯科1993年版，第299页）由于人们往往容易把历史哲学就等同于史学理论，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西方史学完全不注重理论。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上述勒高夫的话，虽然说得很留有余地，但也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与史学研究实践有密切关系的理论探索，具体地说也就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索还是很有兴趣的。不仅如此，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作出了许多贡献。譬如，费弗尔和布洛克提出的“总体史”、“问题史学”，布罗代尔提出的多种时段的时间观，第三代年鉴派明确提出的“心态史”等，就都属于这类很有影响的理论探索。他们并且都把这样的理论探索和具体的史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分别写出了卓有成效的历史著作。可见，西方新史学反感的是那些与史学理论研究实践相距甚远、十分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理论探索。相反他们很注重结合史学研究实践进行理论探索和概括，注重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可以说，这正是西方新史学和传统史学不同的一大特点。我们所说的史学理论研究，应该着重注意的也正是与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的这一层次，或者说是史学本身层次的理论问题，主要也就是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问题。
张：这样说，是不是对西方的历史哲学就不必注意了呢？
陈：也不是。从直接的影响来说，西方的历史哲学的确对史学的影响不大；西方的历史学家至少是对历史哲学不感兴趣，当然也有像勒高夫说的，对历史哲学抱反感乃至敌视态度的。关于这点，我国的学者早就指出过。例如，李幼蒸指出：“历史哲学对当代西方历史理论只有间接影响，而对‘年鉴派’和其他有社会学倾向的历史研究则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李幼蒸：《国外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分类》，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第44页）。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了解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的确不能把重点放在对历史哲学的了解上，而是应该放在对西方史学及其本身层次的理论发展的了解上。重点是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这点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注意不够的。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这并不是说，对西方历史哲学可以完全不去管它。历史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反映一个社会思想和意识领域最本质的东西、最深层的内涵、最主要的流向。因而它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所反映，如文学、艺术、社会人文科学等，史学自然也在其内。因而即使历史哲学对史学只有间接的影响，甚至几乎就没有多大影响，我们也需要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哪怕只是大致的了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了解西方史学发展的思想上的背景；了解它是在怎样的思想氛围下发展的，才能加深我们对它的理解。否则把史学的发展完全孤立、割裂开来，是很难了解深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发展就不能说与历史哲学毫无关系。自然，这个看法也许当前西方持后现代哲学观点的学者不会同意，他们反对哲学是文化之王，认为哲学不能临驾于社会科学之上。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对历史哲学有所研究和了解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上面。
张：那么，在您看来，当前西方和国外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陈：要谈史学理论的发展的确要与史学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已有不少介绍，成绩是不容置疑的。不过，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对西方和国外史学发展的最新情况还注意得不够。这主要指七、八十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发展。这方面的介绍虽也有一些，但比较零散，显得很不够。这就使我们对西方和国外史学的了解与实际情况有一段差距；在不少文章中所介绍的情况和所讨论的问题已不符合或不大符合国外当前的实际。这自然与我们的研究跟不上有关。实际上，在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和国外史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其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少国外学者都高度重视。例如，勒高夫就认为：“20世纪末是建立史学新方法论的时候。”（勒高夫：“从天到地”，载《奥德修斯，1991》，莫斯科1991版，第25页）西方最有影响的新史学杂志《年鉴》在80年代末就当前史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处于转折阶段组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讨论，最后发表的结论性的编辑部文章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在当前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不仅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人文科学同样也如此。我们对此可能还注意不够。我有个印象，比起哲学、文学等领域来，我们史学界似乎在这方面要更迟钝一些。
张：请您具体谈谈当前国外史学的变化和发展状况。
陈：我本人的研究也开始不久，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最近我们申请了一项九五国家重点项目，题目是《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这个项目就想把欧美史学的最新发展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研究。现在研究工作还处于初步阶段。因此，目前我只能谈些初步的想法。我认为，要了解西方和国外史学的最新发展，应着重了解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西方新史学的所谓转型问题；第二是后现代史学问题；第三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的发展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复杂的问题，都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今天限于时间，只能很简单地提一下。先说第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转型问题，是指新史学战后在西方各主要国家先后取得主导地位并于六、七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以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和偏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致引起很多责难、争论和批评，并导致80年代关于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大讨论。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西方史学是否已遇到普遍的危机，今后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这说明西方新史学正在深刻地进行反省和总结，正在酝酿着根本性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危机”，一般是指生长中的危机。例如，法国年鉴派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说过，危机是一种科学的正常状态：不感受到危机的科学，是处在停滞状态的科学（参见《“年鉴派”对社会科学的冲击》，载《评论》1978年第1卷第3—4期第260页）。同时，大致从70年代起，西方新史学本身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自然，西方新史学的变化至今还在继续，有关史学发展的讨论也并未结束，因此现在还远不是结论的时候。不过，关于西方新史学这段时间的变化已可以看出些端倪。下面简单地说一说。
《年鉴》杂志和勒高夫都曾指出，当前的方法论危机的重要表现是，过去曾很有影响的或公认的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原理，现在却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威力。这些方法论原理包括：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结构主义和计量史学。实证主义，主要产生影响是在上一世纪；西方新史学在本世纪诞生后就一直反对实证主义，尽管在文本分析方面仍受到实证主义不少影响；现在则被认为已彻底过时。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结构主义、计量史学，则与西方新史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密切关系，有的本身就构成新史学的一部分，如今也已失去昔日的光辉。这些方法论原理的式微意味着什么呢？对西方新史学来说，这四种方法论原理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而就后三种方法论原理来说，彼此之间虽然也有许多差异，相同之处就更多了。它们都强调研究历史发展中的规律、结构、系统功能、长时段过程等等。因此，说这些原有的方法论原理已丧失威力，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实际上就表明今天的研究重点已经变了，或者说，风向已经变了。现在强调的已不是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强调的研究重点已不是规律、结构、功能和过程了。曾风靡一时的长时段理论也遭到冷落。《年鉴》杂志1989年的编辑部文章承认长时段理论已失去其特别有效性即是一例。
张：所谓“叙事史的复兴”就是指西方史学研究的这种风向转换吧。
陈：所谓“叙事史的复兴”的提法是由于劳伦斯·斯通的文章而广为受人注意的。它强调了西方史学从结构史、计量史、长时段研究向叙事史、政治史、人物研究的转变。斯通很重视这种现象，对它的出现的意义看得很重。他甚至认为这表明新史学已经消亡，接着取代新史学的是一种他称之为“新叙事史”的更新的史学，尽管他对“新叙事史”这个名称也认为并不怎么确切。不同意斯通这种看法的，在西方史学界也大有人在。譬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当时就撰文表示不同意斯通的看法。又如勒高夫也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他在上面引述过的《从天到地》一文中，把不止一次出现的回到叙事史、事件史的尝试看成是企图克服计量史学等已经暴露出的局限性所作的努力，但他强调“叙事史、事件史早已丧失威信”。显然，在他看来，叙事史、政治史的重新兴起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从深层次看，他认为“年鉴派一新史学”虽然也有变化，但并没有离开过去的轨道，还是在原有的传统上前进。他不同意另一部分年鉴派史学家（如肖努、菲雷、贝桑松等）认为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布洛克提出的“总体史”主张已经过时、史学已经“碎化”的看法，强调应在过去的基础上，寻找新的途径，建立新的总体史。他说：“‘总体史’、‘整体史’（generale），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历史’（universelle）。”为了建立新的总体史学、寻求新的历史综合，需要进行许多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探索。这些限于时间今天不可能去详细讨论，何况在西方新史学家中对许多问题也并无定论，还在争论之中。
张：那您能否简单谈谈西方新史学转型的一般特点？
陈：今天只能简单地指出几点。第一，新史学的转型是新史学本身的调整、发展，并不是回到传统史学去。这点在西方新史学家中基本都是同意的。这说明西方新史学在取得重大进展并暴露出不少问题后，正在认真地进行反思、总结、讨论。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积极地进行方法论、认识论方面的探索。这个过程也就是新史学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第二，对西方新史学的变化的特征还需要继续观察，还难以下最后结论。不过有些特点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譬如，从研究内容来说，西方新史学家的重点显然已转向与人的精神、心理、心态、思想等有关的方面，而不是过去的结构、时段、功能、趋势、环境、局势等比较难以突出人的生活、特别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那些方面。研究人，可以用传统史学的方法，但那往往只能局限于所谓精英人物。新史学对人、尤其是人的精神方面的研究，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这里，拿法国来说，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就不是偶然的了。第三，对以勒高夫等为代表的年鉴派——新史学家们坚持总体史方向的探索特别值得重视。他们这种大胆而深刻的探索，可能预示着西方新史学的变化不是局部性的、枝节性的，而是涉及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转折性变化。当然，我们还需要花费很大力量继续对西方新史学的发展变化进行跟踪研究。这正是我们的新课题需要做的工作。今天所讲的自然是很初步的了。
张：请您再讲讲关于后现代史学的问题。
陈：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譬如，是否存在后现代史学，似乎在西方就是有争议的。比较一致的是，存在着各种后现代史学理论。但理论上的存在，不一定在史学实践中反映出来，至少不一定完全反映出来。有没有反映，究竟有多少反映，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在谈后现代史学理论之前，需要那怕只是极简单地谈一下后现代主义本身。
这又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我们可以从西方学者中找到许多不同的对后现代主义的说明，也有不少西方学者根本就不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因此要简单地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后现代主义的界定，还不大好办。我们只能简单地勾勒一下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以期对它有所了解，但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了。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思潮，被有的学者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王治河：《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这种思潮是在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至于具体兴起的时间，学者们的说法也不完全一致。例如，美国学者诺曼·N·霍兰德认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于1950年前后（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他接着说明，这种划分是很相对的。多数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因此可大致看作兴起于60年代。我国学者刘北成在谈到当代法国思潮时指出，在法国，后现代主义是继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之后兴起的，时间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众所周知，法国在战后西方思潮的变迁和更迭中，往往是走在前面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完全在于法国，但法国显然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很多是法国人，如福柯、德里达、布贺丢、利奥塔德、德吕兹等。
后现代主义至少是在兴起的初期，特别明显地表现为对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大反思、大批判，并且表示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批判。但在指出这点的同时，必须紧接着作几点重要的补充说明。第一，后现代主义不仅有这种主要是批判性的类型（也被称之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而且有较晚兴起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它主要不是进行批判，而是进行建设性的探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罗蒂、霍伊、格里芬等。不过，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一般说来，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似乎要更大些。第二，如果单纯从历史的角度，也就是时间的角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把后现代仅仅看成是一个继现代之后的历史时期，那至少是不全面的。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不能认为在现代之后的时期内发生的一切必然就是后现代的，反之也不能认为在这一时期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同后现代主义无关。第三点，我要略微多说几句。
张：我们还有时间，您不妨多说些。
陈：好的。无疑，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追求不稳定性，向绝对的观念挑战。它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采取一种怀疑、否定、批判的态度。而西方现代社会被看作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和价值，如理性、民主、人权、自由、科学和历史的观念，始终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思想理论支柱。后现代主义对这些都加以怀疑和批判。需要指出的是，对启蒙运动思想和价值的怀疑和批判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才开始的，至少在上个世纪之交（即19／20世纪之交）就已可察觉。这种对启蒙原则的怀疑是和对现代性的怀疑相一致的。一般称之为现代主义。那末，既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对启蒙原则和现代性持怀疑态度，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绝非几句话所能说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后现代主义绝非现代主义；就像有些学者所说，它是现代主义的否定，是现代主义的超越，是现代主义的推进等等。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要比现代主义彻底。有学者指出：“现代主义是一种有限的 思维方式，它总是从某种给定（或假定）的东西出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无限的思维方式，它反对任何的‘前提’、‘基础’、‘中心’、‘视角’。”（王治河，前引著作）不过，这个区别并不总是很清楚的；在史学领域里或许更不容易区别清楚。
张：那就请您结合西方史学谈谈后现代主义问题。
陈：在具体谈西方史学之前还要说明一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存在于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学、建筑、音乐、雕塑、绘画、电影、舞蹈、电视、哲学、美学理论、心理分析、语言学、史学、科学等。但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和程度是不同的。现代主义大体上也是这样。其中，在文学艺术领域是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在史学领域，我认为是表现得不很明显的。譬如，在文学领域，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说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在史学领域就不大容易。在文学领域，人们不会怀疑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在史学领域则不然。在史学领域中，一般说来，很少听到现代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说法。当然，这也不是说，这些思潮的影响在史学中就不存在，而是说它的表现不那么明显，比较间接些。这样，我们在考察时也就更困难些。
后现代的史学理论首先是针对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念。这种观念最初是从犹太——基督教来的，即认为历史有一个目标，或一个方向。启蒙运动以后，历史更被看成是一个连续的、从低到高的进步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一个统一体，有内在规律，最终会通向一个理性的社会；历史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过程，因而研究历史就可以通向教育和文化。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存在着一种贯穿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这个看法在19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可以说是被普遍接受的，持不同看法的人极少。之后，这个看法遭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怀疑，直至被抛弃。现在的看法是：不是存在一种历史，而是有多重的历史；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多重的、多层面的。如果历史只在一个时代之中前进，那末当它作为整体失去意义的时候，历史就只能终结了。尼特哈默在《后历史学》一书中指出，除了这种统一的历史以外，还有很多人的历史，很多群体和文化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从根本上说要比一个统一的历史所投射出来的抽象观念更接近真实（参见尼特哈默：《后历史学·历史是否终结？》，赖因贝克1989年版，第164—172页）。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的连续过程的看法，是和把时间看成是一个直线前进的、连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相一致的。这种时间观念贯穿于整个现代史学。现在的看法也变了。不是存在着一种时间，而是存在着许多时间。布罗代尔、勒高夫、汤普森的著作都谈到这个问题。
后现代的史学理论除了对历史过程的看法与过去不同外，对历史学本身的看法也有根本变化。过去认为，对历史发展作出一种融贯的科学解释是可能的，因而历史是科学的，至少有其科学性，也就是客观真实性。如19世纪的史学大师兰克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并不完全否定史学的科学性。他还假设，历史学的对象可以科学地、客观地加以掌握。之后，狄尔泰、克罗齐、柯林武德这一流派虽然强调思想是不能通过经验考虑加以重构的，但也承认是可以理解的。而布罗代尔、福格尔这一流派虽然强调超人的结构，但也认为可以科学地掌握这些结构的性质。然而，现在这一切都遭到了怀疑。后现代的史学理论怀疑任何一种融贯的解释，怀疑历史学中的解释学和分析的科学观念，怀疑一种严格的科学思维的可能性。这也就是否定历史学对现实的反映，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即客观真实性。如罗兰·巴尔特和海登·怀特都强调，历史学与诗歌创作没有区别。加达默尔和利科则认为，没有一种文本的原意是能够被人理解的；对福柯和德里达来说，甚至文本的作者也被取消了。这样，在科学的历史学和虚构的历史学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成了问题。
后现代的史学理论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怀疑是与对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怀疑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与对启蒙运动原则的怀疑结合在一起的。19和20世纪的西方史学对科学和世界的理解，依靠的正是启蒙运动的原则，现在对这运动本身发生了怀疑。这个问题前面已有涉及，就不多说了。
张：看来，这些理论大多与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有关。
陈：是这样。另外，你是否也已注意到，提出这些理论的很少是历史学家。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在西方的具体史学研究领域看到的并不是史学研究的解体，而是另一番情景。简单说来，在史学研究领域，是题材的空前扩大。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或很少接触的各种题材，现在都有人去研究。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社团，都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和注意。随之而来的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这种更新不仅超过了传统的史料考证，而且超过了新史学前段崇尚的计量方法。还应引起注意的是，人们已不满足于过去存在的历史研究的比较统一的范型，而是追求多重的研究战略。总之，不能说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已完全放弃了对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追求和信仰。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总受有关文本之类的理论讨论的影响。即使是现在比较热门的文化史的研究者们也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看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复杂的思潮更应如此。有位学者这样描述后现代主义。他觉得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感，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后现代主义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向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陈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参见李杨、白培德：《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67—268页）。如果这样的表述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的话，我们的结论也是清楚的，即对后现代主义必须采取科学的、批判的、分析的态度。后现代主义强调创新，强调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盲目屈从权威，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并不是任何反叛都是正确的，也不是任何限制都是多余的。如果不讲条件，不看效果，不分是非，一味只强调反映，为反叛而反叛，那就很成问题了。因此，后现代主义既有可能促使创新，推进多样化；也有导至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多元化的危险。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这点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是否就简单地谈到这儿。
张：您是否再谈谈当前俄国的史学状况。
陈：这个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也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今天已谈得很多，是否等以后有机会再谈。好在我与于沛、黄立茀合著的《苏联史学理论》一书即将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我在书中写的部分题为《前苏联学者对苏联史学发展的理论反思》，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俄国史学界的当前情况。等书出版后，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
张：十分感谢您今天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