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六简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新论论文,第二十六论文,诗论论文,上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6－0103－04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第一册中二十九枚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1]（图版P13－41，释文考释P121－168），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第二十六简评论了《小雅·蓼莪》和《桧风·隰有苌楚》，对准确解读这两篇作品、把握孔子文艺思想深具启示意义。
一、孔子论《小雅·蓼莪》
《蓼莪》是《小雅·谷风之什》的第二篇。全诗共六章，第一、二、五、六章章四句，第三、四章章八句。当今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首孝子悼念父母的诗。孝子因苦于征役，在父母生前未能尽赡养之责，故写此诗抒发哀痛之情。如陈子展云：“这诗是孝子在服役中哀伤父母死亡之作，确然无疑。”[2](P785)高亨云：“诗人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下（或在徭役中）不得奉养父母，父母不幸死去，因而写出这首诗来抒发内心的哀痛。”[3](P307)程俊英云：“这是一首人民苦于兵役，悼念父母的诗。作者深痛自己久役贫困，不能在父母生前尽孝养之责。”[4](P625)黄怀信云：“这是一首怀念父母的诗，诗人感念二老生前为自己受尽劳苦，积劳成疾，现在去了，剩下自己无依无靠，没着没落。又想起二老对自己的生养关爱之恩，现在欲报之而不能，所以伤感自己不能终养父母。”[5](P125)尽管如上学者对《蓼莪》诗义的概括具体用语不尽一致，个别章节内容的表述也未必准确，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该诗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笔者以为，他们的认识大体符合《蓼莪》文本实际，同时，这些结论也是接受汉儒观点影响的结果。
汉《毛诗序》概括《蓼莪》诗旨为：“《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郑笺》具体解释云：“二亲病亡之时，时在役所，不得见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录《鲁诗》之解并疏之云：“《尔雅·释训》：‘哀哀、悽悽，怀报德也。’郭（璞）注：‘悲苦征役，思所生也。’《尔雅》正释此诗之旨。是《鲁》说以《蓼莪》为困于征役，不得终养而作。”《齐诗》亦云：“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瓶之罄矣，维罍之耻。’言己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韩诗》无异议。综上可见，除《毛诗序》坐实《蓼莪》“刺幽王”缺乏实据而不足凭信外，鲁、齐、韩、毛四家解《蓼莪》诗旨均包含两点：一是孝子为不能终养父母以报养育之恩而自伤；二是孝子不能终养父母的原因是困于征役（徭役或兵役）。宋儒朱熹《诗集传》亦完全赞成汉儒说，云：“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此诗。”细读《蓼莪》，该诗确实表现了这两方面的思想内容。
诗歌第一章和第二章，以蓼莪起兴，哀叹父母生育自己的辛劳，为自责不能尽孝作铺垫。两章反复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第三章则直言自己不能终养父母的原因是统治者的征役。前二句“瓶之罄（空）矣，维罍（酒罈）之耻”，以酒瓶空是酒罈的耻辱，比喻民穷不能养父母是统治者的耻辱，直斥统治者；末二句“出（出家服役）则衔恤（含忧），入（回家）则靡至（无亲人）”，直言服役误了为父母送终。第四章追忆父母养育之恩，抱怨老天不给报恩机会。前六句“父兮生我，母兮鞠（养）我。拊（抚）我畜（爱）我，长我育我，顾我（在家时对我照顾）复我（外出时对我挂念），出入腹我”，追忆父母养子之恩和爱子之情；末二句“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无定准）”，怨恨上天降灾让自己服役，父母死去，欲报养育之恩而不得。前忆父母之恩愈详，后怨征役之祸愈深。第五、第六章，以别人幸福对比自己不能送养父母之不幸，凸显哀痛抱怨之情，从反复咏唱的“民莫不榖（赡养爹娘），我独何（蒙受）害”，“民莫不榖，我独不卒（送终）”诗句足可证之。总之，《蓼莪》全诗贯穿了作者的孝子之心，同时也贯穿了对统治者的怨恨之情，并且，后者是全诗的落脚点和目的所在。
那么，如何认识汉儒之前孔子对《蓼莪》诗义的解读呢？简文中孔子称：“《蓼莪》有孝志。”《孔丛子·记义》（旧题孔鲋撰）载孔子之言云：“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一是说《蓼莪》这首诗表达有孝的思想，一是说从《蓼莪》这首诗发现了孝子思终养父母的思想，两说完全一致。笔者以为，孔子的两处言论，是从《蓼莪》这首诗中发现它表达了孝的思想或是孔子感到孝的思想在《蓼莪》中表现得颇为突出，所以他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是孔子对该诗的肯定性评论，而不是他对《蓼莪》一诗思想内容作出的全面概括和揭示。因此，两处言论，从广度讲，只能算是揭示了《蓼莪》诗旨的一部分，或称作只是部分地把握了诗旨；从深度讲，则只是揭示了《蓼莪》浅层次的思想，而未揭示出该诗的深层内涵。相比之下，孔子确不如汉儒对《蓼莪》一诗把握得全面准确。不过，依笔者理解，孔子不可能看不出《蓼莪》有控诉统治者的思想，他也不应该是有意回避，讳言诗中表现出的这一思想，而是他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关注重点略去了这一方面。因为“孝”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他一直倡导和最为关注的思想观念之一。如，《论语》载孔子之言云：“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孔子认为，事父孝，则事君必忠，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此，他把孝作为君子的立身之本，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认为孝的具体表现，就是终养父母，称孝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而《蓼莪》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正是欲对父母事之以礼、葬之以礼而不能的哀痛之情。孔子还进一步认为，终养父母要怀着敬重的心情，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很重视亲子之间的情感因素，认为孝是由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子女对父母的爱。在这种爱的基础上产生的尊敬的心情，愉悦的颜色，乃至奉养的行动，必然是纯真无伪的情感的流露。”[6](P232)而《蓼莪》中作者对父母养育之恩的真情回忆，自己对父母的报恩之心和敬爱之意的真情流露，也正与孔子孝的观念完全相合。所以，孔子只称赞《蓼莪》“有孝志”，而未及其他，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如此，简文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例孔子以礼学解诗的实证。
事实上，后世的人们读《蓼莪》，受到感染和影响的，也确实主要是诗中所表现的“孝”的思想而不是对统治者征役的批判。朱熹《诗集传》该诗题解载：“晋王裒以父死非罪（王裒之父王仪被司马昭所杀），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之感人如此。”清人胡承珙《毛诗后笺》载：“晋王裒，齐顾欢，并以孤露读《诗》至《蓼莪》哀痛流涕。唐太宗生日，亦以生日承欢膝下，永不可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诗。”清人严粲《诗辑》甚至称：“读此诗而不感动者，非人子也。”据此可见，孔子对《蓼莪》诗旨的揭示，最合常人心理。
另外，简文《孔子诗论》和传世文献《孔丛子》孔子论《蓼莪》观点的不谋而合，表述口吻一致，为辨《孔丛子》之真提供了一例佐证，此书很可能并非三国魏王肃之作伪。因为简文出土前，传世文献中没有此类言论可供王肃借鉴，其作伪似不太可能与孔子之评如此巧合。
二、孔子论《桧风·隰有苌楚》
第二十六简：……《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
《隰有苌楚》是四首《桧风》中的第三首。其诗义历来众说纷纭，迄今仍无定论。原诗为：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汉《毛诗序》解其主旨为：“《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鲁诗》、《齐诗》、《韩诗》皆无异议。因从原诗中看不出半点刺国君“淫恣”的影子，该说纯属穿凿附会，离诗歌本义实在太远，所以已为历代学者所否定。宋朱熹《诗集传》否定《毛诗序》而解云：“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依朱熹之解，该诗当是一首民歌，作者是一位平民，因其不堪忍受政和重赋，故羡慕苌楚的“无知”、“无家”、“无室”，不像自己拖家带口之艰难。其依此理解，则释“子”为“苌楚”，“知”为“知觉，认知能力”，“无知”为“无知觉，无认知能力”，将全诗视为“赋”体而非“兴”体。今人黄怀信、于茀部分地继承了朱熹的“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说，而又创新解。黄怀信云：“而乐或羡慕别人没媳妇、没成家、没妻室，无疑是后悔自己有媳妇、已成家、有妻室。”[5](P127)于茀云：“《隰有苌楚》凡三章，分别于每章尾句言‘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郑笺》云：‘知，匹也。’可见，此三句为同义复咏，此是诗的主旨，以子之无室家为乐，实即羡慕别人没有室家，犹今言羡慕单身汉。可见，此人已经有了室家无疑，如此羡慕别人没有室家，必然悔不当初。”[7](P228)可见，黄氏、于氏也和朱熹一样视该诗为民歌，也认为诗之主旨是羡慕对方无忧而悔自己有家室之累，但黄、于二氏认为，对方“子”不是苌楚而是“少年”，不是植物而是人。依此之解，诗歌每章前二句就不是“赋”而是“兴”了，是以苌楚的婀娜“兴”少年的水灵。其第一章末的“无知”也不再解作“无知觉”，而是依《尔雅·释诂》、《郑笺》解作“无匹”即“无配偶”了。对整首诗感情格调的理解，也不像朱熹那样沉重，认为作者不是因为不堪忍受生活的艰难而羡慕对方，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羡慕未婚青年的无忧无虑，追悔自己已有家室的拖累。黄氏还依自己的理解，将原诗作了翻译，其第一章译为：“湿地长羊桃，枝叶真婀娜。少年水灵灵，乐你没媳妇！”[5](P127)如此，一章末句“乐你没媳妇”与二章、三章末句“乐你没成家”、“乐你没妻室”便成为同义复咏句。笔者以为，黄氏、于氏所持“羡慕青年无忧，追悔自己成家”的新说，似乎比较切合诗歌本义，也比较符合生活实际，笔者更倾向于此说。不过，此说还有两点疑问需要解决。一是每章第三句首字“夭”怎么解？“夭”本义为草木之初生者，或草木未长成者，这里能否转化为“少年”或“青年”讲？笔者甚至认为，“夭”字之解是旧说或新说被接受的关键。抑或苌楚初生可比喻人之少年？二是第一章末字“知”能否解作“匹”？因《郑笺》解其为“匹”，是为附和阐释《毛诗序》之义而作此解，有无主观因素在内？
清方玉润又对《隰有苌楚》诗旨作了另一种解说，其《诗经原始》云：“此必桧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携幼，挈妻抱子，相与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无家之好，有知不如无知之安也。而公族子姓之为室家累者则尤甚。”[8](P295)可见，方氏将该诗视为比朱熹更为沉重甚至沉痛得多的话题。其将诗作者定为桧国破落贵族，将诗歌创作背景定为桧国灭亡举城外逃之时。郭沫若从诗歌表达出的情绪入手呼应方说，解其为破落贵族的厌世之作，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云：“这大约也是‘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的‘终窭且贫’的做官的人。……便绝端地厌起世来。自己这样有知识罣虑，倒不如无知无识的草木！自己这样有妻儿牵连，倒不如无家无室的草木！作人的羡慕起草木的自由来，这怀疑厌世的程度真有点样子了。”[9](P147)方、郭二氏之后，今人多从其说。余冠英《诗经选》认为：“这是乱离之世的忧苦之音。诗人因为不能从忧患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10](P145)这里余氏虽未明确称其为破落贵族之作，但所谓“乱离之世的忧苦之音”，实是对方氏有关社会背景描述的概括性表述。程俊英《诗经注析》不仅明言“这是一首没落贵族悲观厌世的诗。桧国在东周初年被郑国所灭，此诗大约是桧将亡时的作品”，而且还在征引方玉润、郭沫若的观点后，直称两人之说“均合诗旨”[4](P389)。陈子展《诗三百解题》亦称：“《隰有苌楚》，疑是破落贵族悲观厌世之作。”[2](P537)“诗意说喜爱苌楚的无知，因为人有情欲，有痛苦，就在于有知。诗人见物起兴，自恨不如苌楚，话极沉痛。”[2](P539)总之，他们都以为《隰有苌楚》是乱离之世破落贵族的厌世之作，抒发了极度的厌世情绪，其厌世对比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草木。这后一点又与朱熹的认识相一致。笔者以为，这一影响最大、信从者最多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可聊备一说，但可质疑处也最多。一是该诗收在《国风》的《桧风》之中，而《国风》多民歌，贵族之作则多收在《雅》、《颂》之中，虽不排除个别作品有跨类情况，但其大体归类还是遵循以上标准的，因此，该诗民歌的可能性比贵族之作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二是方玉润对该诗创作背景的描述与渲染，似主要凭主观想象而来，问题是他凭什么就认定该诗必是“桧破民逃”时的作品呢？不以实证确定创作时间，作品本身又反映不出创作背景的影子，故主观所定创作时间和背景就不足凭信；三是反复吟诵全诗，其感情基调并不像众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悲观，笔者感受该诗反有几分轻松的格调。决定该诗感情基调的关键句子是“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试读“厌世”说坚定主张者程俊英的译诗，以感受之。云：
低湿地上长羊桃，枝儿婀娜又娇娆。细细嫩嫩光泽好，羡你无知无烦恼！
低湿地上长羊桃，繁花一片多俊俏。柔嫩浓密光泽好，羡你无家真逍遥！
低湿地上长羊桃，果儿累累挂枝条。又肥又大光泽好，羡你无妻无家小！
四是《孔子诗论》对该诗所作“得而悔之也”的评语，为“厌世”说提供了反证。由此前我们对简文孔子评《诗经》作品的研究情况看，他不论是概括作品主旨的言论，还是从某一视角评论作品的言论，多准确而深刻，从中可见，其对每篇《诗经》作品的内容都烂熟于心，把握得很好。因此，按常理推测，孔子对《隰有苌楚》一诗性质的认识不可能有大错。既然孔子评该诗为“得而悔之也”，若此评语不错的话，就说明该诗表达了作者得到了应得的东西后又追悔的思想感情。按“厌世”说的解释，作者认为人不如草木，其追悔的当然就只能是不应当为人，不应当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事实是，为人不为人，来不来到这个世界上，恰恰是由父母决定而不是本人所能选择的，因此，后悔这一点不合情理。人追悔的，只能是自己主观上参与过的事情。就《隰有苌楚》一诗而言，作者所追悔的只能是自己结婚成家之事。而追悔这一点，似不能理解为极度的厌世情绪。
对《隰有苌楚》的主旨还有另一种解释。高亨《诗经今注》称：“这是女子对男子表示爱情的短歌。”[3](P190)此解可谓语出惊人，令人耳目一新。笔者估计，可能高氏感受到该诗所用语汇及所描写苌楚比较优美，感情基调较欢畅，便将“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诗句理解为少女对少男的示爱口吻了。高氏之解，似离诗意较远，不宜信从。且高氏仍注“夭”为“草木之初生者”，而未释作“青年”，亦未作修辞或表现手法方面的说明，致使字面之解与主旨概括之间不统一。
那么，孔子所云“《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的言论价值何在呢？笔者以为，除上文所述其反证“厌世”说不能成立的作用外，该言论的主要价值，仍是正面揭示了《隰有苌楚》一诗的主旨和要义。孔子认为，该诗表达了作者得到应得到的东西后又追悔的思想感情。很明显，作者所追悔的就是诗中所言的结婚成家之事。这种追悔之意，在诗中没有正面表达，而是通过写对未婚者的羡慕侧面流露出来的。为人所熟知的“乐子之无知（匹）”、“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诗句即是。至于诗中这种追悔，仅仅是一般性的调侃和自嘲，还是有感于结婚成家生活的不易，不如未婚者活得轻松无忧？还是“政烦赋重”，生活艰辛“不堪其苦”，真心羡慕单身汉不负家庭责任的生活？抑或是经政治变故，历家庭磨难而羡慕无家者甚至无知者？孔子没有讲，作品本身也未明言。作者表达追悔之意时的情感痛楚程度，只能靠读者吟诵作品去感受。而几千年来，历代读者对该诗感情基调的感受又千差万别，人人各异，难于统一。其真心抒发的何种情感，恐怕只有作者本人知道了。依笔者的感受，这首诗的感情格调还是比较轻松的，大体为一般性的追悔和对未婚青年的羡慕。不知此看法，合孔子评论之意否？
还有另一种情况。简文“《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的“悔”字原竹简隶作“
”。《集韵·十九侯部》“”同“谋”。《玉篇·心部》：“，莫胡切，受也。”整理者马承源依《集韵》“侮”古作“
”，读简文为“《隰有苌楚》得而侮之也”。笔者依“”同“谋”，尝试将简文读作“《隰有苌楚》得而谋之也”，但对读原诗，不谐。又尝试依马氏整理之文作“《隰有苌楚》得而侮之也”，但马氏是将“”当作“”，又进而将“”读作“侮”了。而实际上，古代“”与“”不是同一字，古书中未见两字互用现象。因此，笔者从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一文改整理者原“侮”为“悔”了，惜李氏读“”为“悔”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如果有朝一日有实证证明“”确可作“悔”，则笔者对孔子评语及《隰有苌楚》一诗诗旨的分析则可能颇有意义。若找不到“”作“悔”的实证，反而找到了“”作“”进而作“侮”的实证，则对《隰有苌楚》一诗诗义的解读，说不定要大变思路，真要信从方玉润、郭沫若之说，即孔子认为，《隰有苌楚》一诗表达了作者获得家庭、权力、财富终将受侮的思想。亡国时的贵族怀有位高受辱的思想情绪是正常的，也是普遍的。各说皆存疑备考，以俟方家指点迷津。
总之，《孔子诗论》的面世，为我们全面把握《诗经》作品主旨，合理解读诗歌内涵，辨正汉儒以来学者对《蓼莪》、《隰有苌楚》等作品的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
收稿日期：201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