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又是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从“五四”时期新旧文化与新旧文学之争，到30年代中西文化观的讨论，经过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直至1993、1994年学术界展开的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价，无不表明胡适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讨论或文化批判运动中常常首当其冲，成为热点。这一方面说明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无法绕开的对象，一方面又反映了胡适思想文化内容的丰富与驳杂。回顾胡适研究的历史，具有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某种反思意义。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成就与影响主要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等领域，胡适研究的主要成果即集中反映在上述方面。本文的评述主要涉及有关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及相关的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因海外胡适研究资料欠缺，本文暂不涉及。
一、始发期：20年代的胡适研究
胡适在“五四”文化讲坛《新青年》一登台亮相，就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时代风云人物。作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首发难者与中坚人物，他的理论倡导与新诗创作得到了一大批新文学倡导者的热烈响应与大力推崇，同时，也受到了守旧势力的诋毁与反对。当时，胡适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对胡适的评价是与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臧否联系在一起的。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一篇文学革命的宣言在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后，1917年2月《新青年》便推出他的《文学革命论》，作为胡适文章的及时的策应。陈明确推崇胡适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并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积极声援。陈独秀明确地肯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始作俑者的地位，这可谓是对胡适的最早的权威性评价。如果说他对胡适的评价过于笼统简单，那么，钱玄同则是具体地评价胡适的第一人。1917年3月《新青年》通信栏中发表的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对《文学改良刍议》作了专门评论。一年之后，钱玄同又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注：1918年2月《新青年》，第4卷第2号）钱氏的前一文是专门讨论胡适“八不主义”文学改良主张的，后一篇是专论胡适新诗创作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胡适研究的起点。钱氏的文章以文学革命同路人的身份，在赞美附和胡适文学改良的基本主张外，对胡适文学主张与创作的缺陷作了较具体的辨析与批评，阐述了自己有关文学革命的观点。
钱玄同在《尝试集·序》开篇指出：“《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俗语俗字入文；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采用俗语俗字，并且有通篇用白话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并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提出：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以前用白话做韵文的，却也不少”，文言的分离是给那些“民贼文妖弄坏的。文章为胡适以白话做诗的怀疑论者与反对派。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十分重要：现在做白话韵文，一定应该全用现在的句调，现在的白话。那‘乐府’、‘词’、‘曲’的句调，可以不必效法”。现在的白话非过去的白话，这正抓住了新诗与旧诗形式区别的本质特征。钱氏的观点又为稍后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谈新诗》所汲取。
对胡适之体新诗作出具有形式批评意味的是愚庵的文章《评胡适的诗》(1992年)（注：北社同人编，载《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出版1922年版。该年选收入的主要是1919年的诗）。该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指出“胡适的诗以说理”为特征，肯定其“宜成一派鼻祖”，却不是诗的本色，因为诗原是尚情的；二是指出胡适之体诗“形式上自成一格，而意境大带美国风。美国风是什么呢？就是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胡适诗歌的“说理”倾向为后来朱自清所认同，至于胡适诗歌的“美国风”特征至今也少有人探究。愚庵文章的结尾指出：“适之首揭文学革命的旗，登高一呼，四方响应，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已定的了。”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注：《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版）有不少内容直接涉及到对胡适文学观的评价，而最具见解的则是他对文言文与白话文关系的意见。他主张，在一段时间内，“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因为“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他在分析了文言与白话的优劣后指出：
今既认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之地位不止。此种地位，既非一蹴可及，则吾辈目下应为之事，惟有列文言与白话文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进行之策如何？曰，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刘半农的主张显然是针对胡适（也包括陈独秀、钱玄同）文学改良观的偏颇而发的，其文学革命态度较胡适温和，但其革新文学的策略，似更符合新旧文学蜕变时期语言形式的变革规律。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复古主义思潮在诋毁新文学时，无不与对胡适文学主张的抨击相联系，其中以林纾为代表。他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那些主张“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断言提倡白话文“万无能成之理”。（注：《论古文白话之消长》，《文艺丛刊》1919年第4期）他在《致蔡鹤卿书》中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徙，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注：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复古主义思潮中的攻击言论与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分歧批评明显有别，前者意在扼杀新文学，后者旨在谋求新文学的顺利发展。
对《尝试集》取攻击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最有代表性的是学衡派代表人物胡先骕。他花费一月功夫，作成一篇二万多字的文章《评〈尝试集〉》，一方面责难《尝试集》“似诗非诗，似词非词”，“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一方面预言《尝试集》是“必死必朽”之“死文学”，“模仿西欧颓废派”而“有如是之失败”，胡适尝试的道路只能是“此路不通”。“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胡适批评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征：其一，是一种同时代人的文学评论，主要是新文学倡导者之间的同人对话，不具备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与系统性；其二，充分体现了批评的主体意识，除了对批评对象发表意见外，更多的是围绕有关讨论的问题，正面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充分表现自身的价值，决不作应声虫式的附和或吹捧；其三，鲜明体现出新文学倡导者文学观念的同人倾向，形成了批评者与批评对象宗旨一致，观念上多元互补的思想体系；其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此期的胡适批评是与“五四”文学观的建构互为联系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胡适批评本身。上述特征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新旧文学论战的时代背景，使胡适文学观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是“五四”民主科学的风尚使胡适批评充满了生气与活力。
“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光彩耀人，但是，他在20年代上半期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形象依然在文学界、学术界引人注目。胡适曾回忆说：“从1920年到1993年，在短短的14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12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30万字（的考证文章）。”（注：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1919年初，在北京大学新旧文化思潮的斗争中，新潮社最早提出整理国故的问题。胡适于同年8月，就关于整理国故的问题，写了答新潮社成员毛子水的一封信，分开发表在《新潮》2卷1号上。他一方面赞成新潮社主张的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有用无用”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这一年11月，胡适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1月），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意义的全部内容。由于胡适的加入，整理国故的论争逐渐变成为一个文学思潮而产生广泛影响。在这场论争中，胡适还发表有《中学国文的教授》、《〈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注：分别刊于1920年3月24日《新教育》、《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注：《读书杂志》，1923年第7期）等文章。于是，胡适成了整理国故运动中最有影响性的人物。
胡适的系列文章与整理国故运动引起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关注。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鲁迅等都发表了文章参加讨论。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把“整理中国旧文学”作为自己重要的任务之一写入了他们的简章。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办的同时，《小说月报》14卷1期开展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郑振铎、顾颉刚、王伯祥等人在文章中一致认为：整理国故是反对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必要条件。开始，文学研究会与整理国故派的目标追求是一致的。不过，到了1924年，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清楚地看到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文化界封建势力借题发挥，当研究国学“的调子越唱越高”，为国粹派拍手叫好时，他们便旗帜鲜明地转向了对胡适等人整理国故论的批评。
雁冰在《进一步退两步》（注：《文学》，1924年第122期）中指出：“在白话的势力尚未十分巩固的时候，忽然做白话文的朋友自己谦逊起来，自己先怀疑白话文是否能独立担负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重任，甚至于怀疑到白话文要‘做通’，是否先要文言文有根基——先做通文言文打底子”；“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做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但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反倒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遂引起旧势力“到底还是文言好”的嚷声。他从现实环境出发，深入地分析了整理国故运动客观上给新文学运动带来的危害。他没有将整理国故与复古主义一同看待，认为整理国故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发誓不看古书”。他从复古主义思潮抬头中，指出整理国故将会为反动势力所欢迎，从而断送新文学运动的成果。他没有纠缠于整理国故中的具体问题，而是从大局出发，从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与新文学的历史命运着眼，对整理国故作出了根本意义的评价。它典型地反映了茅盾文艺批评严谨客观的现实主义批评风格。
创造社对整理国故的态度也大致与文学研究会相仿，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郭沫若开始认为，整理中国的古书，是必要的，其最大的目标，是使有用的古书普及。到1924年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注：《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1月13日）时，站在批评的立场上指出：“不问社会需要”，四处向人宣传整理国故，“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而侵犯了他人的良心”，因而“招人厌弃”；对“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计过高”，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
鲁迅的态度也大抵如此。鲁迅指出：“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帜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注：《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另一篇有名的文章，则是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而作的《青年必读书》（注：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派为青年大开国学书目的针锋相对的批判。在“青年必读书”一栏中，鲁迅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栏中指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927年鲁迅写文章说：数年前，中国的学者们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现实社会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年代上半期，正是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整理《中国小说史略》时期（该书分上、下册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可见，鲁迅仍在做着整理国故的工作，并未对民族传统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1922年到1924年，鲁迅与胡适就古典小说考证还互有通信称引。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与他所躬行的小说考证同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一样，都是用科学的态度重新估价一切，“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与“追慕国故”，把“国渣”也当“国粹”的复古主义思潮是鲜明对立的。
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是为了重估国故价值，还国故的本来面目，反对守旧派的盲崇。但其初衷没被新文学思潮中的先锋人物们所赞同，而客观上反为复古派所欢迎，这是其料未及的。
二、形成期：三、四十年代的胡适研究
三、四十年代的胡适研究较之20年代就冷清得多了。这主要是因为，20年代的胡适批评是与新文化、新文学思潮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胡适是作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受到关注的。随着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人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热情逐渐淡化，胡适个人的纯文学、纯文化活动越来越少，而对政治活动兴趣日浓，至抗战时期成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因此，胡适在三、四十年代被学术界冷落也就势所必然了。不过，这个时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有关胡适文学活动的研究文章中，出现了几篇有特别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一是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注：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一篇胡适专论，却可以称得上是胡适研究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其特色如下：其一，具有了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自觉批评意识，是关于文学本体范畴诗歌问题的专论，与20年代社会化泛文学批评显然有别；其二，具有了批评的理论意义，将批评对象纳入到了一个批评的理论框架中，与20年代感受性或情绪化批评不同；其三，具有了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历史感，与讨论的问题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又体现了批评主体鲜明的历史观，与20年代同时期的评论性文章呈现出不同风格。
朱自清在“导言”中指出：“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胡适倡导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入手，胡氏以为诗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朱自清还指出：胡适提倡说理的诗，讲究诗的“具体的做法”。上述分析，是对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及其理论创作的本质性透视。胡适发动的白话新诗运动正是以诗歌形式革命为根本，以谋求诗体解放为宗旨，使“五四”新诗运动形成了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次诗歌革新运动的区别，最终完成了新旧诗歌形式的本质蜕变。“说理”与“具体做法”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自由体新诗的共同特点。同时朱自清还指出，胡适为代表的白话自由体新诗“太晶莹透澈了，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他的分析又始终是从胡适新诗理论主张出发的，将胡适的《谈新诗》看作是早期新诗“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认为它切实指出了“解放后的路子”。从胡适的新诗创作到理论主张及他代表的早期白话自由体新诗运动三方面的批评入手，初步构成了一个胡适诗歌研究的系统。
30年代胡适研究中又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冯文炳（废名）。1929年冯文炳在北大英文系毕业后，受聘于北大中文系任讲师。他给学生开设现代文艺课，专门讲授中国现代诗歌。他最先从胡适讲起。他的讲义于1944年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印行，名为《谈新诗》。其中，第一、二、三章是专门评论胡适新诗的，构成了对胡适新诗较为系统的研究。冯文炳的胡适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从“解诗”入手，评价胡适新诗得失；二是以胡适诗歌为佐证，阐述自己的新诗观点；三是在与古典诗歌的比较中，评价胡适诗歌的价值意义。冯文炳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观念展开：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乎白话与不白话，重要的是“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什么是“诗的内容”？他以胡适的《蝴蝶》、《四月二十五夜》为例，认为“诗里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里头所有的”，“诗之来是忽然而来，即使不写到纸上而诗已成功了”。概括而言，他把“忽然而来的诗的情绪”与“灵魂的气息”的真实吐露（即自然而真实的情绪）作为新诗的内容。
冯文炳认为胡适之体新诗的贡献，就在于使中国诗歌具有了“诗的内容”，与旧诗真正划清了界线。在诗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他主张：“我们的新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有了这个诗的内容，然后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他认为《尝试集》与旧诗的区别首先不在语言形式上，而是在“诗的内容”上。这样，冯文炳的胡适诗歌研究的价值取向正好与朱自清主要从“诗体解放”的角度评价胡适不同。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向。
冯文炳还敏锐地看到了胡适在新诗变革方向指导上的理论迷失。他不同意胡适将“元白”一派看作是“诗的正路”。他指出：“元白”易懂的一派与“温李”难懂的一派，他们的不同大约是他们的词汇，决不是他们的文法；而他们的文法又决不是我们白话文学的文法；至于他们两派的诗都是同一的音节，更不待说。他认为胡适之先生只是从两派之中取了自己所接近的一派作为诗的正路，似乎“元白”一派从古以来就做了我们今日白话新诗的同志，其结果我们今日的白话新诗反而无了立足点；若按“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文字”来看，“温李”的诗“倒似乎有我们今日的新诗的趋势”，具有了“诗的内容”。冯文炳从“诗的内容”来取舍传统，而胡适主要是从诗的语言形式来选择传统的，应该说二者皆有偏颇。冯文炳的批评看准了胡适诗歌理论与创作的某些本质性缺陷，但是对胡适诗歌形式探索的成就也是明显研究不够的。
如果说20年代胡适的戏剧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那么，这个时期开始有了关于胡适戏剧活动的最早的权威性评论。1935年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注：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首先对胡适改良中国戏剧的理论主张作出评价：“胡适的教人去学习西洋戏剧的方法，写作白话剧，改良中国原有的戏剧，他的目的，是要想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胡适“写出一篇《易卜生主义》，竭力推崇”，对于后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广大的。洪深对胡适的另一评价是对《终身大事》的分析。他说：“五四”时期戏剧创作十分贫乏，“只有胡适底《终身大事》一部剧本，是值得称道的”；“田亚梅是那时代的现实的人物，而‘终身大事’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出反映生活的社会剧”。洪深肯定了胡适对西洋戏剧的提倡，特别肯定了胡适对易卜生为人生的社会问题剧的引进与推崇；在对《终身大事》的分析中，指出了易卜生主义对胡适戏剧观念与创作的积极影响，突出了胡适在早期戏剧中开创社会问题剧的地位。洪深的“导言”虽然不是一篇胡适专论，却开创了胡适戏剧研究的先河。
三、混乱期：建国后30年的胡适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胡适被当做资产阶级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代理人而遭到全面批判。1950年下半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写了一份思想反省材料，对父亲作了激烈批判，并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文章的一部分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在《文汇报》(1950年9月16日)发表后，为其他一些报刊转载。这可谓是胡适批判的序幕。1951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中文、历史等系联合召开“控诉会”批判胡适思想。其后，上海文化界也举行了“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此时，并没形成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胡适批判的高潮是从1954年9月、10月间开始的。由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1954年9月)发表了本校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学生、红学专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10月10日《光明日报》专栏《文学遗产》第24期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在读了李、蓝的文章后，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页），对李、蓝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坚决支持。他说：“这是30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按照这样一个“定调”，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成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10月24日至12月8日，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先后8次召开座谈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郭沫若在发言中指出：“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我们拟定了九项内容，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我们想用这样的办法，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学术界的遗毒，加以彻底清除”。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便在全国展开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由三联书店编成《胡适思想批判》出版，共8辑，总共约200万字。
这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最先在文联与作协中发动展开，对胡适文学思想的批判自然成为主要内容。在批判运动中，许多文人学者都写了文章，但绝大多数都是照上面的“定调”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很少有学理意义上的讨论与学术批判中的真知灼见。因为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要打倒“学术界的‘孔子’”与文化界资产阶级的偶像，缺少一个学术争鸣的最起码的氛围，基本上与《武训传》的批判性质相同。
50年代上半期的胡适思想批判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胡适的评价。文学史教材基本上是把胡适作为形式主义改良派或资产阶级学者加以批判性介绍的。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较有代表性。他说：“至于胡适提倡白话，主张‘文学改良’，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大。但是，胡适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中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胡适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使他早在文学革命的倡导时期就显明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面貌；他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的主张，也大多是拘泥在形式主义和改良主义范围之内的一些货色。”从阶级观决定文学观的先验的理论前提出发，在对胡适文学改良主义的批判中，存在着明显的政治意识偏见与简单化倾向。“文革”十年，胡适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50年代上半期的胡适思想批判，使二、三十年代初步形成的胡适研究格局被搅乱，又从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上直接影响了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学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适研究成了一个积重难返的“重灾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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