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机制的运作逻辑研究
——基于多案例分析
许 琼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三社联动”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与服务，项目运作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对于破解社区服务困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区活力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和社区服务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运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多个实践区社区服务“三社联动”的模式和经验，探讨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多元主体参与、“三社”协同合作、项目化运作和构建长效保障机制，以期为今后社区服务“三社联动”试点和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
关键词： 社区服务；三社联动；运作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多元主体合作、协同共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1]。“社区”作为凸显地域性和体制性的国家治理单元，是实现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平台[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社区服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转型中社区服务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三社联动”一经提出就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重视。“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通过项目运作满足群众需求，实现协同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新型社区服务机制和有效社会动员机制，对于破解社区服务困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区活力、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三社联动”不仅是政社分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重要机制创新，更是民政部在实践先行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制度供给。“三社联动”最早开始于上海创新实践，随后，为了深化基层社会体制改革和社区治理创新，民政部在2011到2012年期间确认了第一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并自2013年起将“三社联动”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工作，要求各地在城市社区推进。自此“三社联动”在全国实践领域开始广泛开展，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及武汉等地逐渐形成特色的做法和创新经验。
目前国内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关于“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陈金城、叶南客认为“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3]。徐选国、顾东辉、汪冬冬、王华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内涵进行重构，提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者之间分工合作，形成合力服务社区，实现联动互助新格局。在“三社”的主体界定方面，王思斌、徐永祥认为“三社联动”中的社区是一个场域，从社区治理实务出发，社区被界定为社区居委会，学者对社区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平台性”向“主体性”“平台性”和“共同体”多维度转变的过程[2]。社会组织的界定逐渐丰富，既包括有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也包括备案类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主要包括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社工和社区中持证的社工。二是关于“三社联动”的理论支持研究。陈金城从公共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系统理论三个角度构建了“三社联动”的理论支撑。肖唐镖、谢菁提出公民参与理论和民主治理理论可以为“三社联动”机制的创新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和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4]。徐永祥认为嵌入性理论要求遵循“社区嵌入社会”的本质机理，为“三社联动”政社分开与团结机制提供基础[5]。三是关于“三社联动”的模式分析。叶南客、陈金城等学者根据联动模式的差异将其归纳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和体制创新型五种模式[3]。李文静、时立荣根据“三社”主体发挥作用的不同，将“三社联动”归纳成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四种模式，并指出项目指导型最为普遍[6]。曹海军分析得出地方推进“三社联动”的模式包括“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前者主要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后者包括公益创投等，但目前国内“嵌入式”为主流方式。四是关于“三社联动”实践模式的内在机理、机制和实践逻辑的研究[7]。顾东辉从“主体联动”和“要素联动”两个视角研究“三社联动”的内涵，并提出“三社联动”的演绎策略应该是从要素增能到主体联动，最后实现整体联动[8]。曹海军认为从“三社联动”运用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三个运行机制实现街道和社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有效衔接[9]。徐选国、徐永祥从政社的分开与团结和嵌入性理论两个角度分析了“三社联动”的逻辑动因即社区需求是内因，政府和社会力量是外因[10]。五是对社区治理中“三社联动”的实践路径研究。李文静、时立荣、徐选国、陈丽、冯新转、吕青等人结合江苏锁金村社区、厦门市、广州市等地实践进行案例研究，针对“三社联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增强居民参与意识、完善监督体系、拓展资金来源渠道、释放社会活力等建议[6][10-12]；姜振华基于北京市将台地区的实践探索，从社区协同治理的视角探讨了“三社联动”中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运作机制和内在机理，提出要运用“在地化”的发展策略实现社区再造[2]。王学梦、李敏针对当前“三社联动”存在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提出“接纳-嵌入-融合”逻辑分析框架，构建同构共融的“三社联动”生态系统[13]。
“三社联动”发展至今，实践层面的尝试探索和理论层面的分析探讨都已经展开，然而现有政府表述和学者解读研究个案居多，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三社联动”机制的运作逻辑尚缺乏深入的理论解释，缺乏理论框架性的梳理；其次，现有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模式分析和策略研究，缺乏对微观层面实践逻辑和运行机制的深入探讨，且大都停留在社区治理层面，缺乏对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机制的规范性研究和思考，同时，关于“三社联动”机制和实践逻辑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没有根据现实情境进行实证。社区服务中的“三社联动”有哪些参与主体？各个主体的职能定位是什么？“三社”之间如何“联”如何“动”？“三社联动”如何长效运行？这些都是接触和认识“三社联动”创新的人会提出和关注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针对全国典型实践案例展开研究，对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机制的运行逻辑做尝试性探析，以期拓展和丰富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以后社区服务“三社联动”试点和实践提供有益指导和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与文献研究
由于“三社联动”作为一种创新机制的复杂性，本文运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探究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机制的运作逻辑。本文选取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武汉5个地区“三社联动”实践作为研究样本，选择依据主要有：第一，案例具有典型性。本文选取的5个案例都被作为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具有代表性。第二，个体多样性。5个案例样本“三社联动”运行机制各具特色，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和总结特色创新经验。第三，数据收集的方便性和全面性。上海于2003年首次提出“三社互动”，开展时间长，经验丰富，北京、广州、南京、武汉作为早期的试点试验区，至今已发展较为成熟，所以素材丰富，资料齐全，便于数据的收集和研究。本文案例分析的文本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法律之星和其他新闻报道信息。因为资料来源都是公开发表或者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由报社记者、各级各地民政干部、专家学者编写，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资料内容较为全面具体，相互补充，具有可研究性和较好的代表性。
(二)案例分析
第一，政策机制。在“三社联动”运行过程中，政府以政策力量进行积极引导，同时利用制度设计对“三社联动”开展进行规范指导。案例显示，各地政府非常重视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如《加快推进“三社联动”的意见》《“三社联动”服务指引》等政策文件的发布，建立民政部门、地区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工作清单、出台《政府购买社区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制定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创投标准等规范行为，从制度供给层面积极推动“三社联动”实践开展。
表1 “三社联动”案例基本信息
注： 表格内容由作者根据相关案例资料整理编制而成。
三、社区服务“三社联动”运作逻辑案例分析
(一)社区服务中的多元主体参与
图1 “三社联动”主体要素框架示意
第一，服务项目设计机制。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办公室或者搭建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层面，由办事处和支持性社工机构合作，对资源进行整合和协调分配，进行项目设计与规划；社区层面，居委会、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参加，收集居民需求。第二，服务供给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专业运作”的联动机制，即政府购买、专业承接、项目运作，其二是由社区根据自身需求自发引入专业社工机构，为社区提供服务。第三，服务联办机制。社区搭建平台，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后，作为承接主体组织开展服务项目，社会工作者带动志愿者形成“社工+义工”模式，带动居民骨干，为社区提供专业服务、发现居民需求、组织项目论证，形成有效的服务联办机制。第四，需求反馈机制。社区需求是“三社联动”机制运转的内在动力，建立社区服务需求反馈平台，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形成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居民等多主体、多渠道反馈机制，以需求为导向设计服务项目，调正服务内容和重点方向，开展社区服务。
社区居委会是主导者，发挥着组织、引导、整合资源和监督的作用。“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9]。南京市锁金村社区居委会建立了居民“三会一审”制度，调动居民表达意愿和参与社区服务的热情。武汉、南京社区居委会建立评议小组实施监督服务过程，提高服务质量。社会组织是重要参与者。社会组织的兴起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破解社区服务困境提供了有效途径[14]，案例显示，社会组织不仅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主要承接者，还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提供有效渠道，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就业渠道。社工队伍是社区服务的专业力量，不仅提供专业服务，还通过专业社工带持证社工的方式提供指导。目前社区的社会人才队伍主要有：民办社会机构的社工、社区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和社区里的社工、以及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的专业社工。另外，社区党委是社区服务的领导者。“三社联动”实践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武汉、南京、上海三地都积极实行社区服务网格化管理，党员成为网格员上门服务，充实基层社会组织力量，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社区居民是社区服务“三社联动”的重要参与者，基于公民参与理论，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听证会、评议会等，充分发挥自治功能，同时还可以成立自组织或者成为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北京市朝阳区、武汉市武昌区、广州市居民建立了居民议事会，南京市锁金村社区建立了居民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审议会制度的“三会一审”制度实现对社区服务的参与。
裂缝在主应力方向上延伸的基础上，向储层降压严重的邻井偏转。通过对韩城区块高产井组排采数据反褶积处理后进行试井分析，对不同年度降压半径扩展速度计算发现：韩城开发区压降漏斗的扩展速度较慢，经过5年的排采，降压半径57.6～187.5 m，韩城区块主流开发井距为280～350 m，因此在渗透率相对较低的区域，压降半径小，不易受邻井压裂影响，渗透率高的井区，压降半径大，易受邻井压裂影响，导致产气量降低。在已知压力波及时间 t 时，可用以下公式推算波及距离为
(二)社区服务中“三社”的协同合作
由文献[10]的分析可知,低次径向力波是引起电磁振动噪声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本文的48 槽8极电机振动噪声起作用的有效模态是0阶和8阶模态。
(3) 专用装置能够保证导流装置与内侧仿形辅助阴极板始终同轴。内侧仿形辅助阴极板无需拆卸，可快速施工。
图2 社区服务中“三社”的协同合作示意
第一，协调机制。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与社区之间的职能协调。一方面，协调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关系，避免社区居委会的“内卷化”。如北京市鼓楼区建立社区居委会“正向清单”和“负向清单”；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取消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的职能，确立居委会在社区服务中的核心地位；武汉市武昌区制定《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广州市取消25项工作任务，规范社区准入事务。另一方面，协调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工作站的关系。如南京市鼓楼区建立中心社区专门负责政府行政性事务，减轻居委会负担。同时，坚持党组织领导居委会的原则。武汉、南京和上海通过社区网格管理体制，发挥党组织的桥梁枢纽作用，引导宣传理念。
在资格认定结束后，申请人仍可提交随时间推移而额外获得的研究数据，从而对COU进行扩展[9]。例如，药效学生物标志物一般用于药物研发早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据的搜集，药效学生物标志物将有机会演变成为替代终点。
在构建了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的主体架构，明确起职能定位和相互关系之后，需要根据实际目标进行项目化运作实现实务层面的联动，即解决“三社”如何“动”的问题。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项目化运作的主要工作机制是：
8.人文素质：主要指人文社科知识及修养，主要包括选修人文修养课的情况及成绩、参加人文及相关教育活动的情况、社会工作的次数和能力、社会实践（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情况）。
在汉斯·霍莱茵设计作品中体现了“万物皆是建筑”的主张，以及卡洛·斯卡帕运用水来扩建建筑表达的可能性，这给安藤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建筑设计中，将水的限制条件运用到建筑设计中，代表作水之教堂。
第三，合作机制。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的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公益创投、区校合作、社工带义工四个方面。
第三，资金保障机制。资金是保障“三社联动”项目长效运转的物质基础。主要方式有设立“三社联动”专项服务资金，建立社区基金会，开展公益创投，采取公益推介会、“百企助百社”“社洽会”等创新方式吸纳社会资金，扩大资金来源。
作为本系列的第二册教材，本册收录了阿伦斯基《六首儿童小曲》中的三首、贝多芬 《D大调奏鸣曲》选段、沃克曼《俄罗斯人来了》、加德《C大调进行曲》、傅契斯《降E大调圆舞曲》、安德烈《D大调小奏鸣曲》、莫舍莱斯《圆舞曲和三声中部》、库劳《快板》、舒曼《花园之歌》、赖内克 《中庸的快板》、比才《舞会》、莫什科夫斯基《西班牙舞曲》，以及弗雷《洋娃娃组曲》等15首四手联弹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强调了这些作品都是原创的四手联弹，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时代不同作曲家对这类重奏的理解和运用。本册的作曲家的选择均很有代表性，并且跨越多种风格。
图3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流程
(2)公益创投。公益创投不仅是社会组织培育的创新方式，同时也是整合政府、社区、社会力量的新型合作方式。通过与高校、公益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培育适合社区的特色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公益创投开展为老年人服务、助残、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几个方面的服务。
社区这一场域里存在多重复杂关系，容易出现职能交叉、各行其是等问题。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区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要注重社区发展和其结构功能的耦合，强调社区内部调节机制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优化[3]。“三社联动”要成功嵌入社区服务，实现有效联动，必须进行体制和机制设计。要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三个运行机制，理清各方职责，从而解决“三社”如何“联”的问题，保证“三社联动”有效运作。图2是社区服务中“三社”的协同合作示意图。
(3)区校合作。社区需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来提供专业的服务内容和创新的服务方式，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需要人才、理念、技术输出的平台，二者合作可实现需求对接，达到共赢。如武汉市通过与武大、华科等高校合作，引入研究生、本科生驻点社区实习和调查研究，设计项目开展服务；广州市借力引智积极与高校合作，针对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开展便民利民社区服务。
(4)社工+志愿者“1+M+N”模式。北京市建立以志愿者为主体的义工队伍，社工站专业社工定期向志愿服务队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南京市、广州市、武汉市和上海市的“社工+志愿者”模式是社区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实现专业社工带持证社工、社工带志愿者的合作服务模式。
(三)项目化运作
第二，协作机制。如图2所示，从多个案例分析，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之间。因为大部分社区都是“一街一会一站”管理模式，社区工作站是街道各项职能向社区的延伸[2]，具有类似政府行政层级的属性，需要厘清二者职能定位，实现“居站分离”[16]。上海市通过对社区事物进行分类明确社区工作站职责；广州市、武汉市、北京市引进支持性社工机构；南京市鼓楼区建立中心社区专门负责政府行政性事务。通过这些举措，为社区居委会减负松绑。
我国社区服务“三社联动”模式基本是党委领导、政府扶持、社区组织、社会承接、专业运作。在治理实践中，协同治理因为能产生协同效应，被认为是治理主体间最能形成合力、最为和谐的关系[15]。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模式的实质就是以协同治理的理念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实现以多元主体协同联动为基础的政社合作和社区自治。“三社联动”要实现有效运作，首先要构建社区层面的组织架构，明确联动的行动主体。5个案例样本显示，参与者包括有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力量介入，其中微观社区层面的行动主体被认定为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此三者相互协作，互联互动，实现多元协作治理。图1为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主体要素框架示意图。
通过以上四个工作机制，实现社区服务项目化运作的设计、供给、联办、反馈四大内容，从而实现“三社”的“动”。
(四)长效保障机制
案例显示，“三社联动”嵌入社区服务，若要长效常规化运行，需要保障机制。结合案例，主要可以从制度建设、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力量等方面分析。
以市为单位将资料进行筛选、分类、整合，最终得到5个样本市的文本资料。所选案例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文章篇幅较长，通过大量场景描写和人物语言描写，采用对比的手法，将情节发展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借助这个海难史上几乎全员生还的奇迹，站在整体的角度去定位中心话题，让学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经典，多元化、多角度构建阅读心理，通过对话深入理解课文，提升思维层次。明白正是因为在这场海难中，有着惊人的沉着冷静、果断智慧的哈尔威船长的领军作用，加之在灾难面前船员的各尽其职，乘客的积极配合，肇事船只的主动营救这些不可忽视的因素，才产生了这样的奇迹。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勇于承担责任，本文无疑使我们在敬畏生命的同时，产生深深的思索。
第二，联动平台建设。联动平台是“三社”要建立常规化的长效合作机制的物质资源保障之一。通过多层次联动平台的建设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收集和融合居民意见，同时平台也是“三社”开展合作的实务载体。如武汉市武昌区构建了“1+4+1”橄榄型社会服务网络的社区服务联动平台；广州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引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吸引专业社工机构进驻社区；南京市在社区构建综合服务类平台、专业服务类平台和社会组织孵化平台；北京市采取在社区层面和街道层面建立联席会议的方式，搭建联动平台，整合居民需求。
(1)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连接多元主体。从理论上分析，政社的分开与团结是“三社联动”的根本前提，体现了参与主体的多元诉求，明确了政府与社会的界限，而政社合作则强调了“三社联动”多元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合作关系，是资源整合和有效联动的前提和保证[10]。政社合作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展开，有定向购买和招投标两种。武汉、广州、上海、北京、南京五地政府都设置了专项财政资金，针对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和社区贫困人口、社区流动人口等多个特殊对象设定多个服务类别，大力购买社区服务项目，引进多家专业服务机构，形成资源共享、协同合作的良好局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如图3所示。
第四，社会组织孵化和人才保障机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是“三社联动”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工人才的供给是“三社联动”长效运转的重要保障。各地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公益创投等形式培育社会组织，同时，降低社会组织登记准入门槛，通过制度设计加快培育社会组织；鼓励社工考证，完善“社工+志愿者”联动服务机制，与高校合作搭建智库，实行专业人才培育和需求对接，从而扩宽人才队伍，提升专业水平。
第五，监督评估机制。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是保障“三社联动”长效运行的必要因素。南京市采取年终检查、不定期检查、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居委会、社区居民、社区自组织等主体，对整个社区服务项目的工作流程进行监督，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广州市设置奖惩措施和黑名单制度，武汉市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公布项目实施报告信息。上海市社区居委会与第三方社会机构合作对社会组织进行等级评估，对有不良记录的社会组织采取撤销登记和行政处罚等措施。北京市建立了第三方评价制度，建立和完善了社会组织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准入退出机制，保障“三社联动”有效运行。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对5个市级“三社联动”嵌入社区服务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了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运行机制构成的四个要素：多元主体参与、“三社”的协同合作、项目化运作和长效保障机制。它们是“三社联动”能够持久、有效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四个方面。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的运行逻辑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要构建主体要素框架，即“三社联动”的“三社”是指什么，其角色定位是什么，案例显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者的互联互动，其中社区居委会是组织者，社会组织是重要参与者，社会工作者是专业力量[8]。其次，三社联动要有效运行，要解决如何“联”的问题，即需要建立协调机制、协同机制和合作机制，理清各方的职责定位，明确相互关系，实现“三社”的协同合作。再者，要解决如何“动”的问题，即具体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项目化运作，可以通过项目服务设计机制、服务供给机制、服务联办机制和需求反馈机制来实现社区服务的设计、供给、运行、反馈四大内容。最后，要使“三社联动”长效运行，就要建立保障机制。主要从制度设计、物质资源保障、人力资源保障、服务项目质量保障等方面展开。基于以上“三社联动”机制运作逻辑，来发挥“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机制的作用，满足居民服务需求。
(二)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本研究表明，各地因为社区自治程度不同，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三社联动”实践的具体运行机制具有地方特色，但关于“三社联动”的运行逻辑存在必然的共性，对于以后的“三社联动”实践具有指导性和可借鉴性。本文将做进一步延伸探讨：
第一，强调“三社联动”中社区居委会自治属性，增强“三社”系统自下而上提供主动联动、内外互动的内在动力。目前部分文献和部分实践认为政府在“三社联动”中起主导作用，本研究显示，政府在“三社联动”中角色定位应该是扶持，制定政策、提供资金保障、引导监督。政府过多干预会使居委会“行政化”“内卷化”，导致其内在动力不足[17]。因此，政府应该在政社分离的基础上坚决下放管理权，基于协同治理的原则建立平等地位和合作关系，强化居委会价值理性[2]，为居委会减负增效，实现社区自治功能再造，为“三社联动”增加内在动力。
第二，目前“三社联动”还存在内在结构性矛盾——主体要素发育不充分的问题和外部约束条件——体制机制薄弱等问题，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和社工，壮大社会力量为其提供实践基础；同时要加强和完善制度设计，克服外在结构性约束。“三社联动”多元主体需要通过接纳-嵌入-融合建立“互构型”关系，实现“共融共享共生”[13]。
第三，探索信息化联动的实践路径。案例显示，信息化是“三社联动”机制运行中的重要手段和技术方法，在整个机制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社区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快速全面的收集信息，得到需求反馈，多渠道实现与社区居民的互动互通；积极推动信息平台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发展智能养老和智能医疗等项目，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信息惠民。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在：第一，样本类型。作为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本文选取的案例样本都是“三社联动”实践的成功经验，样本未能覆盖发展尚不成熟的个体，未来还需要用更为充裕的实践案例证明，以证实研究成果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第二，理论的充裕性。关于“三社联动”机制的研究未来还可以在一些方面进行拓展和充实，比如“三社联动”嵌入社区服务的实践绩效，嵌入型“三社联动”机制和内生性“三社联动”机制的运行逻辑比较分析，不同模式“三社联动”的对比探讨等，这些研究都有助于丰富理论，加深对“三社联动”机制的认识，以便更好的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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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Logic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Worker Linkage ”Mechanism in Community Service ： Analysis Based on Multiple Cases
XU Qi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 As an innovative mod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e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worker linkage” meets the diverse and individualized needs through introducing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ervice. It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olve problem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al functions and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mode and experience of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worker linkage” in community service in several practice areas， and explor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worker linkage” in community service：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coopera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worker， project operation and long-term effect of construction to guarantee the mechanis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usefu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ilot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worker linkage” in community service.
Key words ： community service；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worker linkage； operational logic
收稿日期： 2019-06-28；修订日期： 2019-09-11
作者简介： 许 琼(1995— )，女，湖南岳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476(2019)10-0037-07
(责任编辑：徐 杰)
标签：社区服务论文; 三社联动论文; 运作逻辑论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