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宏观经济景气稳中略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气论文,宏观经济论文,中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经济增幅连年下降原因有六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多次波动，有时波动还非常剧烈。根据历史数据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的波动，在1992年以前，波动周期主要集中在4～5年。因此，在1996至1997年，许多以周期理论分析为基础的学者多次提出，1996至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出现拐点，但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不正确的，那么为何以前的经验在90年代中期失灵了呢？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常态，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波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并且这种低消费具有很强的刚性。因此，社会总需求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由于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再加上传统体制下非价格原则和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所以常常导致地方和企业不断滋生投资饥渴，并形成一种高积累、高投资、比例失调、调整压缩、再冲动的恶性循环。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社会总需求的波动，即社会总需求扩张—经济增长高涨—瓶颈产业约束和高通货膨胀—被迫调整和经济增长回落—社会总需求重新扩张等。在80年代最终需求增长是由于消费投资双重拉动的，90年代后，最终需求的增长则主要以投资拉动为主。在分析我国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波动的原因时，我们注意到，以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运动大多表现为总量在原有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基础上的扩张或收缩，没有明显地伴随着技术水平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换，周期性出现的高潮与低潮只表现为资本增量扩张或收缩导致产出大波动，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存量调整与更新。这一增长方式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完成。但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总量的简单数量型扩张已在量上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即出现了大家所说的低水平层次上的过剩现象，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成为市场主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即经济增长不仅要求“量”，而且更要求“质”，因此在整个经济增长阶段发生重大变化，结构、总量矛盾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以往那种从总量突破的方式就难以奏效，经济增长速度就呈现出逐年走低的态势。
——体制改革效应弱化。作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动力—体制改革，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80年代后期的城市改革都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总的来说，80年代的体制改革主要是以“破”为主，即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激发企业和居民的投资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进入90年代后，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就是说，体制改革已由“破”为主转向为以“立”为主。“破旧”与“立新”相比特别是体制方面显然“立新”更难一些，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我们无先例可循，一切有赖于试点、探索和创新，颇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因而体制改革进展不快，攻坚任务较重，由此所释放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有减弱之势。
——体制改革深化，市场化程度提高。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成因时，一些专家学者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波动归纳为政策的因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90年代以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政策导向如何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但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了，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逐年下降，国有经济单位的投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相反非国有经济单位的投资和产出占全社会的比重则大幅上升。因为非国有经济单位相对而言产权比较明晰，对市场更为敏感，政府对其的直接调控作用有限，只能产生间接的导向作用，因而政府意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以前而言就小得多了。这也正是1998年下半年后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但效果较之以前不太明显的一个原因。
——供给与需求错位，居民消费率不高。经过80年代以来几轮大的消费热潮后，城市多数居民家庭消费档次正在进入由万元左右向数万元以上的消费额“升级”，其标志性产品就是汽车和住宅。但是由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这种消费升级面临着较大障碍。就汽车而言，存在着买得起用不起的问题，金融支持也不够。而住房由于福利分房的后遗症和公有住宅二级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及相关配套政策的不明朗，也使居民处于观望状态。同时，在汽车、住房特别是住房方面尚存在着结构性的需求实现障碍，即一方面是城市居民住房紧张，另一面却是住宅的大量积压。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给与需求发生了错位，即供给的由于价格因素是需求无法达到的，而居民有能力实现需求的又没有有效供给。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汽车和住房，在诸如教育等方面更是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农村方面看，90年代以来，多数居民家庭对中高档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家电产品的需求处在上升期，但由于收入增长的约束，加上消费环境的不佳，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升级、增长。因此，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率一直偏低，居民储蓄却呈现大幅上升态势。从长期而言，消费率的降低，将使市场热点难觅，投资回报率就会出现下降，从而也会导致投资增长水平的下降，这也正是近年经济增长水平难以攀高的原因之一。
——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较大直接影响。90年代以前，由于我国经济开放度较低，基本上是封闭的，同时由于我国在资源和市场方面拥有较高的自给率。因此90年代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波动几乎不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但进入90年代后，我国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1998 年达到33.8%，出口成为90年代中期后我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 1996～1997年净出口增幅较高，为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到1998年，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形成的冲击开始显现，对经济增长完成计划目标形成了威胁。从90年代中期后我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轨迹看，我国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有共振现象，世界经济的好坏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放慢，这也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放慢的短期外部因素之一。
——体制改革对社会公众预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成为影响近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房改、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无疑，这些改革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确实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在经济增幅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预期不佳，而居民支出预期却越来越明朗了，因此尽管自199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7 次下调了存贷款利率，但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有限，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了一定的约束。
由此可见，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也有长期性的问题，既有短期循环或称基钦循环的特征，也有以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为标志的中期循环或称尤格拉循环的特征，同时也有以重大技术突破或技术改革为标志的长期循环（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循环）的味道，可以说，造成目前我国经济波动或说经济增幅下滑的原因比较复杂，决不仅是简单的短期需求问题。
2 影响景气因素存在八大变化
从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方面看，明显有利于2000年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的因素不多，有些方面虽会有所改善，但改观不会大，具体讲：
1、买方市场格局不会改变。我国买方市场形成已有数年， 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暴涨，一些过剩生产能力的退出也面临着种种困难，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创造出新的有效供给也不是一两年内就完全可以轻易完成的，因此从国内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看，低水平上的供过于求近期是难以扭转的。同时，由于目前生产技术的传播速度加快，一旦一种产品生产利润率较高，就会迅速被仿效，同样类型的产品就会迅速充足市场，因此从技术、体制和生产能力上看，买方市场格局不仅短时期内难以打破，而且很可能将成为一种常态。另外，从国际市场上看，目前国际市场上一般性产品也是供过于求，初级产品价连年下降，市场竞争激烈，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提高，国际市场的供过于求也会巩固我国买方市场的格局。
2、体制改革创新将有所进展，但对即期经济增长影响作用有限。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等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与以前相比使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性更强，也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必将使我国的企业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我们注意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有企业不仅量大，而且牵涉的职工人数众多，要有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尚需方方面面的配套，因此寄希望短期内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是不大现实的。同时，国企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人员结构的调整，下岗职工的增多势所难免，这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居民的预期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对居民的即期支出也必将产生影响，因此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不会很大。
3、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足。 与总量问题相比，结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要改善结构绝非短时期可以完成。从近年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看，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增加，而基础产业滞后不再是制约经济稳定发展的“瓶颈”。而结构升级要牵涉到存量、增量的调整，取决于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因而由结构升级而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2000年还很难明显表现出来。同时，由于我国技术变革较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用技术相比差距很大，因此由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明显不足，供给只能跟随需求，而无力左右、影响需求或说影响作用甚微，这就使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难度加大。
4、城市化进展不快，技术进步与就业压力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看，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60%以上，而我国的技术进步贡献大致在305左右，与之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看，新技术产生了过去没有想到的几个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从各国工会都鸦雀无声中可以看出，资本和技术已经占据了对劳动的绝对强势地位，技术因素变化很快，本身它需要替代劳动力，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整个世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对科学技术更加重视了，为此召开了有关会议，意图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但是，一方面技术创新要有一定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厚积薄发，短时期内难以产生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较大，而解决就业、农业问题的出路之一—城市化进程又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快，因而长期追求技术进步创新与短期缓解就业压力存在着矛盾，使经济增长难以迅速攀高。
从决定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看，2000年宏观经济景气有回升的可能，有利因素较多，具体讲有：
1、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收入预期有所改善， 将提高居民消费信心。1999年下半年，我国对收入分配政策又做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公务员工薪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收入水平提高等，1999年下半年光中央财政就要支出540亿元左右，预计2000年将在1000亿元以上，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社会保障“三条线”水平的提高，将对消费市场的活跃产生积极影响。据国家统计局乐百氏消费指数显示，1999年8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上扬了1.3%，同时满意指数、 心态指数也均在上月的基础上攀升了1个点左右， 表明了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走向的肯定。在接受调查的4200名消费者中，预期未来12个月里国家经济将“较现在好”的达到了50%，比上月提高了6个百分点， 认为“说不清楚”的则下降了4个百分点，成为1999年来的最低点， 表明随着收入政策的调整，居民信心有所改善。
2、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减免和财政贴息政策的实施， 将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有关政策，1999年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将减半，预期2000年这方面的税收将全部减免，税收的调整，将有利于企业投资成本的降低，提高其投资回报率，促进其投资积极性。同时，专家学者呼吁了很久的大规模财政贴息政策， 也于1999年下半年正式出台，在1999年下半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中， 将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补助上，据专家们估计， 这将带动银行贷款2000多亿元。由于本次财政贴息对投资项目审查比较严格，估计1999年后几个月难以用完贴息计划额度，余下的部分将在2000年上半年继续发挥作用。另外，据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本次财政贴息对技术改造投资的支持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政策，而是要长期坚持下去，这就意味着2000年财政仍会在这方面有所动作，继续发挥“四两拔千斤”的作用，这将有利于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增长。
3、世界经济环境有所改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的一份报告预测，199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可达到2.8%，这比其4月份预测的2.3%和1998年预测的2.5%都要高，预计200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3.4%，也比以往预测报告中的3.3%提高了0.1百分点，这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后已开始出现恢复。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所有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预测都作了向上调整，认为俄罗斯和巴西衰退也没有最初预料的那么严重，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也在恢复，美国的经济仍会保持一定增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价格和工资的压力。从中可见，与我国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世界环境有向好的趋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
4、降息等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自1996年以来， 我国政府已连续7次下调利率，但前6次下调利率的效果并不明显，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大幅上升，以今年前4个月为例，前4个月新增居民储蓄存款额相当于去年全年的70%左右。但第7次降息后， 对居民储蓄存款已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7月份当月出现负增长，8月份也仅是增加30多亿元，表明经过前6次降息政策的累进，第7次的边际效应开始发挥作用。
3 明年经济增长略有提高
从前述分析中可见，决定我国宏观经济景气走势的因素可以说是长期、短期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1998年下半年国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经济增幅迅速攀高，但一旦这一效应减弱，经济增幅又现回落态势。这表明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长期性因素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从长期因素看，2000年还不具备马上进入经济增长高涨期的条件，经济增长究竟如何，还取决于短期因素的变化，更确切地说，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是密切相关的。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2000》的观点，过去50年经济发展得出了四个重要教训：一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二是发展不能缓慢，它必须能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三是单一的政策是无法引发经济发展的，它需要广泛的措施；四是只有基于社会并能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的发展才能是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然，对照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这四条经验教训是十分贴切的，它基本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也与我国近年宏观政策思路一致。在分析判断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时，我们假定200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继续延续这一思路，政策力度保持在与1999年基本相当的水平上，并在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上有所提高。在此前提下，从需求的角度我们对2000年宏观经济景气作出判断。
——库存增加额。近年来，我国库存增加额占GDP 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8年为2.8%，比1990年低了6.5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零库存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同时，由于历史上我国库存增加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偏高，所以库存存量很大， 我国仍然有进一步压缩库存增加额占GDP比例的余地。 从宏观政策导向和企业意愿、市场竞争等方面看，为提高企业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库存增加额占GDP比重应稳中有降，这样，对即期GDP增长会有负面影响。
——消费需求。90年代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这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99年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6.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5%，预计全年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在6.5%左右，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幅仍比较高。展望2000年， 由于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预期改善，消费环境改善，营销手段更为丰富，消费领域不断拓展，加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将有所缓解，居民消费将有望摆脱低迷状态，增幅出现回升。但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1999年收入受农产品价格较低的影响，加上目前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尚无明确有效的措施，因此农村居民2000年消费不会有大的改观。 总体而言， 2000年消费需求会有所回缓，但与1999年增幅（实际）相比，回升幅度有限。
——进出口。我国的出口状况如何一方面取决于产品的竞争能力，一方面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求。从世界市场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市场需求将有所回升，但是我国出口增长如何将受到其它国家、地区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国家、地区的冲击，因为这些地区在本币大幅贬值后，具有了一定的价格优势，在其生产能力得以恢复后，将形成真正的威胁，这从1999年我国出口面临的形势中就可看到这一点。同时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加剧也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不过随着我国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和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的加大，我国出口前景还是看好的，估计增幅将超过1999年。展望2000年我国的进口，由于1999年进口增幅较高，受基数影响，加上打击走私这一使1999年进口增幅提高的因素不复存在，估计增幅会有所降低。但是从净出口角度考虑，外贸顺差增加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对GDP 增长的贡献不大。
——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近年来投资回报率不高， 企业效益尽管1999年以来有所改善。1—7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85.2亿元， 同比增长74.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99亿元， 同比增长2.1倍，但这只是恢复性的增长，尚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因此企业自有资金实力有限，投资积极性仍有待提高。预计2000年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企业投资意愿会有所改善，但在经济增长没有出现持续回升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仍将是比较谨慎的。这样，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政策力度，从目前情况看，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对中西部的投资又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这将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同时建设国债的发行特别是财政贴息政策的继续实施，加上项目准备更为充分，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增幅有望超过1999年。
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只要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保持一定的增幅，那么，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水平就有望出现稳中略升的局面，宏观经济景气会略有改善，但这种景气的改善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想保持这种良好的景气状态尚需下一番功夫。
4 保持经济景气的对策建议
为使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促进经济景气的回升，我们认为：
——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建设步伐。体制因素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我们的改革是否能有效推进，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各种潜力能否发挥。因此可以说，改革是我国的一项特殊的发展政策。近年来的宏观经济运行表明，我们过多的倚重宏观政策，过少的重视经济体制，二者不是相互脱节，就是相互矛盾，遂陷入政策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的窘境。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比较完善，政策出台的前提是体制给定，而中国的市场正在发育，则需要政策和体制联动。尽管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但在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时候，若配之以一些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注重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目前，在关于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患得患失，即在一项政策出台、经济增长出现了向好的一面后，就轻率地认为经济增长将自发地走上上升通道，而无需继续坚持政策的力度，使得前期政策的效果打了折扣；另外一种是急不可耐，即在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刚一出台，就希望马上见到效果，一旦在近期效果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好，便匆匆下结论这项政策是失效的。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有所偏颇，考究一项政策是否有效，不能仅仅观察几个月的数据就下断言，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也不能寄希望一项政策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立竿见影，应在把握基本矛盾的前提下，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协调配套。具体讲，就是要继续坚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在金融体制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功能，注重二者的协调配合，既不要产生越位现象，也要避免孤军奋战局面的出现。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城镇居民的收入，同时要关心重视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拓展市场空间。在改善居民收入预期的情况下，对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各项改革要增强透明度、给出时间表，以消除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同时要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及时跟进等等。
——标本兼治，结构、速度兼顾。如前所述，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短期因素均有，因此，在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措施时必须兼顾长期发展，这样才有可能相得益彰，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社会上关于结构优先还是速度优先这一问题争论很多，应该说从某一方面讲都有一定道理。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应该是在追求速度的同时注重结构的调整，在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保持速度。动态地看，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决不是一调到位、一劳永逸那么简单，因此只从目前需求结构、技术水平出发去调整结构而忽视经济增长，那么，一方面对社会稳定会形成一定威胁，一方面调整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或说到时候又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所以，目前的选择应该是在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加大技术投入力度，以技术创新带动结构升级，以结构升级创造新的供给和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创造一个公平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从政策导向上给企业以明确信号，但不要亲力亲为，直接参与结构调整，要让市场在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主导性作用。
——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目前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明显的结构性需求不足，从本质上讲，也是企业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而企业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就是行业垄断。可以说正是由于垄断，才打击了有效供给。现在的一些基础产业、教育等方面无不反映了这一情况。垄断就意味着市场竞争的不充分，这对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是极为不利的，同时垄断也意味着行业利润率较高，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打破垄断，一方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将会极大地调动企业、个人的投资积极性，从而解决企业、个人投资意愿不高的问题，使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加强法制，注重信用，增强信心。众所周知，社会信用是整个经济系统得以良好运转的基础，如果社会信用不佳，则将使整个经济秩序出现混乱和不规范，因此加强法制建设，重建社会信用，对目前的经济发展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在诸如债转股、技改贴息等方面一定要以法为本，维护信用，不能为赖帐经济等留下余地。同时，值世纪之交，社会环境变化很快，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社会心态也颇为复杂。当前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如下岗、收入两极分化等和社会上暴露出的问题如腐败、犯罪等都在影响社会心态的健康发展，社会信用也存在着危机。心态影响信心，信心影响发展。因此2000年政府要通过改革与发展，加强法制建设，引导好社会心态，树立起全社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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