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许世建[1]（2020）在《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是具有跨界、整合、重构特征的教育类型,因此需要企业参与办学并实现与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制度调控的重要供给主体,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然而,由于利益诉求得不到精准满足,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普遍性的“一头冷”正向短期培训“热”、长期育人“冷”的结构性“冷”转变,办学主体功能与地位缺失,对办学质量产生消极影响,需要政府优化财税政策激励机制进行宏观干预。据此,本研究釆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和系统论研究法,从以下四个方面就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展开研究:（1）通过文献综述回顾以往学者有关企业参与办学及财税政策激励的研究,了解我国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的现状和问题;（2）将企业参与办学动力机制放在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系统中进行研究,揭示财税政策在系统中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将财税政策激励置于企业行为系统中,通过分析企业参与办学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相应概念模型;（3）通过问卷调査方法获取数据,对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路径和效应,并通过横向多维分组对比进行财税政策效果评价;（4）总结典型国家基本经验,并结合实证数据分析结果,分政策利用和优化两个维度,提出完善我国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的财税政策体系相关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动力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具有马太效应的“动力源—加压装置—减压装置—调节装置”动力循环。财税政策使企业参与办学行为处于高度的激活状态,保障了企业办学动力在系统中的良性运转并得到逐渐增强;（2）财税政策作为企业参与办学的外在激励条件,并不直接对企业行为产生显着的正影响,而是通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构建委托—代理协调关系,作用于企业行为影响因素,通过满足企业需求提高办学动力向实际行为的转化效率,以间接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积极性;（3）财税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对于企业参与办学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并且在不同特征企业和不同政策实施条件下也存在差异。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将职业教育研究由学校转向企业、由纯粹企业行为态度转向由财税政策激励形成的主观规范,区别当前主要针对院校的政策支持,过多倾向于企业自身加强投入;（2）从微观层面探析财税政策对企业参与办学激励路径和效应,横向多维分组评价现行政策效果,扩展当前主要集中于优惠政策制定的面上研究;（3）运用多学科理论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将系统论方法引入其中,突破现有以教育论教育的学术思维藩篱。
江勇[2]（2020）在《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源,包括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和干热岩。根据《中国地热资源调查报告》,中国大陆336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热能资源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7亿吨,中国大陆水热型地热资源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19亿吨,中国大陆干热岩资源初步估算资源量折合标准煤856万亿吨,可见,我国地热资源丰富。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热产业已初步具有商业价值,具备战略性替代能源的属性。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初始投资高、不确定性大,政策支撑力度不足,抑制了地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浅层地热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针对地热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开展研究,以更好地促进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本研究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主要包括:（1）以系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的理论框架。以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为基础,分析地热产业发展系统结构、系统机制、系统目标,阐述地热产业发展政策依据和特点,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为更全面、更深入地刻画社会经济、能源环境、地热产业、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指导,克服了前人文献中地热产业研究主要针对单因素或部分因素影响的局限性。（2）基于地热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系统关系分析,构建了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为深入挖掘地热产业、社会经济、能源环境、政策影响等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提供了手段。通过地热产业发展的运行机理分析,构建了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定量化模型总体结构和社会、经济、能源、环境、地热和政策子系统,使得分析更深入和严密。（3）从政策理论需求和实践需求两个维度设计地热产业不同政策组合,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就问题谈问题,或就地热产业发展中某一项政策开展研究,导致地热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系统性不强,科学性不充分的问题。本文从政策理论需求角度,分析了地热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强度,从纵（政策强度）横（政策工具）两个方向分别作了政策需求分析;从政策的实践需求角度则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现有单一政策和政策组合对地热技术水平、地热产业投资意愿等方面的效果,明确了现有政策的不足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地热政策经验,对地热产业政策进行设计,克服前人研究中的局限性。（4）依据上述所设计政策方法,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典型区域层面开展了政策效果模拟,根据能源、环境、经济多目标协调程度,综合考虑资源效应、减排效应和政府可支付能力,提出了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财税政策组合建议。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樊烨[4]（2020）在《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产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实践。多年来,学术界和政策实践领域对于政策评价的效果和标准一直存在较多争议。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与理论的基础上,将效率作为评价产业政策效果的主要指标,利用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这一广泛使用的效率和增长标准,构建了政策效果评价的理论框架。之后,选择2016年过剩产能治理（“去产能”）政策作为政策评价标的。过剩产能治理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在6个时间段进行过产能过剩的集中治理,涉及多个行业,使用了多种政策手段。2016年政策以煤炭和钢铁行业为重点,实施了2000亿的财政补贴,是最近也是最有力度的一次“去产能”。在理论模型和数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4条假设。假设1:2016年去产能政策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假设2:2016年去产能政策的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提高产能利用率,不会提升纯化全要素生产率。假设3:“去产能”政策将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假设4:“去产能”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性和传导性。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根据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间,本文选择2008-2018年,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电解铝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政策评价基础,并按照常见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之后,利用数据对4种企业TFP计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并从中选择计入控制变量的ACF法作为分析政策效果的主要分析方法,同时计算了剔除产能利用率的纯化全要素生产率。随后,使用以拟自然实验为理论基础的双差分方法,对2016年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并且对比了纯化前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本文使用2种方法分析了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并进行了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本文的主要理论结论包括以下4方面。一是需要根据理论假设和数据选择TFP测算方法,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理论。目前主流的企业TFP测算方法存在一定差异,同时行业异质性对于企业TFP测算方法存在影响。二是产能利用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大影响。本文测算了严重过剩行业的TFP值,发现行业TFP可能为负值,且纯化前后TFP差异较大等。三是尽管行政性过剩产能治理政策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但会导致实际生产效率下降,加深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而市场机制依然能够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发挥作用,市场化的过剩产能治理政策机制有力推动实际生产效率的回复和上升,减轻要素资源扭曲。本文的创新之处集中于以下4方面。一是从“冲击”的视角评价政策效果,以TFP测算、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和双差分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具有一般意义的政策效果评估框架,对于科学考察经济政策实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二是使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核算指标体系,并对主流TFP测算方法进行了对比,根据理论假设和检验效果进行了取舍。三是通过纯化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地分离“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现对企业“真实”生产效率的测算,有效提高了政策效果评价的精确性。四是将政策效果评价延伸到资源配置方面,利用要素资源错配指数,测算了政策冲击对于企业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
李梦涵[5]（2019）在《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5%以上的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期间,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转型。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的政策消化期。面对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传统产业中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过度依赖于投资导致内生经济增长乏力,由此滋生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财税政策安排能够发挥资源要素配置职能,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形成优化配置,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带来政策效应。由此可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通过财税政策影响产业升级成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方式的必然选择。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审视财税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明确各级政府在产业结果升级中的职能定位、研究如何通过优化财税政策工具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如何解决在运用财税政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首先,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财政分权、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三个方面揭示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对现阶段我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细致考察。其次,本文基于中国2001-2015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财政分权、支出政策和税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并对比分析不同财税政策工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财政分权的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分权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但政策效果取决于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的不对称性;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基本与全国保持一致,但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表现出异质性特征;支出政策的实证结果表明:扩大支出规模和优化支出结构均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全国层面来看,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果受正负效应的共同影响,而支出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税收政策的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来看,提高税收收入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地区层面来看,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最后,在财税政策效应实证结果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及原因,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影响我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问题有:支出结构安排缺乏产业协调性、税制结构设置缺乏导向性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普惠性;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为:纵向财政失衡扭曲公共支出结构、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地方债务危机以及不对称分权恶化地方政府竞争等。通过借鉴国外典型国家的经验,本文提出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调控财政支出规模、提高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完善促进产业融合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构建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以及释放税制改革的经济红利等。
龙小燕[6]（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尹彦辉[7]（2019）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特征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其调控目标。然而,.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倚仗单独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很难发挥预期作用,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深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研究,高效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当前,多数学者基于传统IS-LM模型和DSGE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协调效应的研究。其中,传统IS-LM模型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总量分析,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模型中皆为外生,缺乏对政策间内生作用机制的刻画。另外,使用DSGE模型进行政策研究时,以坚持各种市场出清规则建立一般均衡,而完全出清规则并不符合政策分析模型所要求的“经验基础”;同时,DSGE模型中设定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服从既定的政策规则（如泰勒规则与严格的财政预算平衡规则）,因此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研究并未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协调机制。有鉴于此,为更准确地刻画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作用机制,分析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变化,为加强政策间协调配合提供理论支撑,文章结合中国实际经济特征,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第一,为了刻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作用机制,首先,文章引入内生的政府支出政策,并建立由利率与财政赤字率共同决定的货币供应量方程,对传统的IS-LM模型进行了扩展;其次,对包含内生政策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与参数校准;最后,对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进行了政策模拟,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在2008年选择适当提高利率的稳健货币政策和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适度紧缩财政政策的组合可避免在2009年发生通货紧缩。第二,鉴于IS-LM模型仅从宏观视角出发,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为了避免卢卡斯批判,文章借助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DSGE模型研究政策协调效应。另外,鉴于现阶段中国“群体发展不平衡”和财政政策规则设定较为笼统的现状,构建了考虑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而更好地拟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现状。首先,对基准模型中“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经济机理进行分析,考察外生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就业、工资水平以及收入再分配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其次,为了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联动性特征,假设财政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对彼此做出互动的内生响应,以考察在协调机制下各自政策效应所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的减税措施,短期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对异质性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以及就业意向的影响在方向上和程度上则有所不同。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增加,短期也有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在“双宽松”的协调机制下投资性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明显提升,虽然税收政策效应无明显变化,但综合来看,协调机制发挥了“政策放大器”的作用,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能够使政策更快地达到预期目标。第三,为了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识别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拟合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并分析社会福利损失,文章将博弈行为引入D S G E分析框架,在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目标下,通过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不同的博弈形式刻画合作与非合作的协调机制,进而得到相应的政策规则,识别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的政策协调机制,并基于模拟分析结果提出最优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的建议。首先,通过引入纳什非合作博弈和卡特尔合作博弈行为,构建两部门博弈的DSGE模型,分别得到两种协调机制下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的政策规则。进一步地,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中国化”的修正和校准,模拟分析了两种政策在协调机制（非合作博弈及合作博弈）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稳态结果及方差差异等对比发现:合作博弈的政策协调机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事实;良好的政策协调机制能够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有利于提升决策部门公信力;同时,合作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债务-通缩”及流动性陷阱风险;并且,相对于非合作博弈,合作机制是有效的帕累托改进,能够显着提升经济整体福利水平。
曹志文[8]（2019）在《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生态环境也急剧恶化,高能耗的产业伴随着严峻的资源约束,高污染的企业伴随着生态系统的退化,对人民福祉、民族未来都产生了严重威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纳入“五位一体”的全面布局当中,提出了对自然和谐友好的生态文明理念,并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奋斗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通篇贯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随后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将“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提出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确定了福建、江西、贵州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逐步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为其制度建设提供样本示范。2016年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列为规划期间的重点内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构想。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加强生态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可以看出,政策变迁时刻反映着中国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而且生态保护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和升华。生态保护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到文明兴衰的根基所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实现生态保护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财政,财政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关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内容与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出了改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现代化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等重要内容。结合现阶段加强生态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任务,如何认识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发挥了哪些作用,其政策效应程度大小,是否有效推进了生态保护,是否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的台阶。这些疑问都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尝试对中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尝试分析财政支出政策效应大小,为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研究成果和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本文以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为研究对象,针对目前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基于多重研究视角,利用多种理论和实践方法尝试找出其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程度大小,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基于文献检索结果,针对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等多重视角下的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利用文献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介绍了本文的基本概念,阐释了财政支出政策内涵和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指明了本文研究对象的现实条件所在。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理论来源,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区域竞争理论等。剖析了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了财政支出政策及其内在因素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以及政策效应如何发挥作用。其次,分析了生态保护领域的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现状。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基础数据梳理,介绍了加强生态保护、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情况,其中水污染治理效果显着、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明显加强、固体废物治理效果逐步显现、国土空间布局明显优化、产业结构渐趋合理;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内容逐步丰富。详细归纳了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基本内容,其中全国财政支出的总体规模不断上涨,生态保护领域的环保支出规模略有提升,科学技术支出规模逐步扩展,教育支出规模明显增加。指出了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视角下,利用相关基础数据（生态保护水平、各类财政支出、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因素等市级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程度大小。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存在且显着;财政支出政策对三类污染主体的回归分析均表明了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的显着性;说明中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的整体影响是正向的,能够对环境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其降低幅度达到了9.4%,说明这一阶段实施的财政支出政策有效,而且相较于前一时期的效应显着增加;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动态持续性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后第1年减排幅度为10.3%,改革后第2年减排幅度8.7%,改革后第3年减排幅度6.5%,改革后第4年减排幅度11.7%;财政支出分权度越高的地区所能获得的政策效应越明显,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加强生态保护,推动其财政自主权的提升很有必要。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存在显着的空间外溢效应;其中同期空间效应在较高分位点的显着性更突出,但其整体空间外溢性影响不够强烈;时间滞后系数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上升在时间上是具有累积性的;跨期空间效应显着为负,说明地方政府受到明显的预算约束;地区经济发展对降低污染排放水平总体效应是正向的,财政支出分权度的提升并不一定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区域竞争的效果具有两面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合前文的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三个视角下的实证分析结果,根据现阶段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实际效应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了:建立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的新机制,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加强生态保护领域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健全生态保护领域财政监督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相关理论基础以及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和生态文明建设现实情况等,基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机理,选择了污染治理、财政分权、区域竞争三个角度分别对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还在污染防治的具体内容、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比较分析,尝试从多重视角分析中获得更为准确全面的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结论。多重研究视角的选择能够更加清晰地判断财政支出政策效应在生态保护上的作用大小和程度,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有所创新。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分别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尝试得出不同情况下的生态保护效应实际效果,为解决现阶段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可靠依据和具体思路。其中污染治理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区分了不同污染物的来源,能够有效获取更加明确的政策效应结果,提供精确的污染防治财政支持政策;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实证分析方法应用,主要是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动态化政策效应分析工具,为进行政策效应的比较分析提供有利支撑;区域竞争视角下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是借鉴了目前较新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工具——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考虑了跨期预算约束的影响,采用了时间变迁和空间外溢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解决了空间分析中的异质性问题,更加全面地反映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的实际情况。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发现在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相关文献研究中,一般涉及到实证分析的研究数据多数集中在省级层面,部分研究涉及到市级层面（不过受制于信息公开不足等因素,市级层面的数据存在较大缺失）。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利用政府信息公开、课题实地调研等渠道,搜集整理完善了中国市级层面的基础数据（包括各类污染物防治情况、生态保护水平、各类财政支出数据、其他社会经济数据）,形成了较为完善具有连贯性的数据库,为进行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分析提供了多层级的数据支撑,数据更新工作有所成效。相较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内容上有着更多拓展,从市级层面数据分析结果上也得出了更加详细可靠的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更加有针对性。
李思然[9]（2019）在《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社会平等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基石。社会平等不仅是社会物品的平等分配,更重要的是人与人地位与身份的平等,这深刻地体现为性别平等。瑞典是世界公认的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的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政策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即追求社会权利的平等,具有政策内容的相融性,政策发展的开放性,政策作用的强制性的共同特点。瑞典社会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政策法案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国家干预,实施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具有国家进行统筹的普遍主义特征。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于70年代逐渐形成独立的性别平等政策制度体系。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并不是一个由不平等到平等的线性的、简单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着不同的利益冲突,不断解决凸显的社会问题,不断转换政策目标,不断拓展政策领域,不断走出政策悖论的复杂的政策变迁与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瑞典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性别平等意识的变化紧密相连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体系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灵魂,通过总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形成了四个具体价值目标领域,确立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结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总体目标为:“确保女性与男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在总体目标下,建构了以维护政治平等参与权利、经济教育领域的机会均等权利、家庭角色平等权利、女性自身安全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体系。瑞典政府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开启了社会各项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新视角与新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一种优先策略,将性别平等作为目标纳入社会各项政策,将原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问题及两性平等问题带到了政府政策舞台的中心,实现了性别平等政策领域的拓广;瑞典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施过程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也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完善的制度化、体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性别平等政策理念由追求家庭中女性的平等地位发展到追求两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性别中立,再到追求两性的社会平等权利的变迁;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由关注女性角色转向关注男女中性的平等关系再到关注男性责任的变迁;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家庭领域拓展到劳动力市场领域再拓广到社会各个政策领域的变迁。本文对瑞典社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即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研究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宏观背景的方面,在第二章对本文涉及的社会政策、瑞典的社会政策、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等基本概念演进及概念的涵义进行规范性的研究阐述;分析阐释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与理论基础,以探究与解决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条件与理论资源问题。其次,从历时态方面,在第三章与第五章,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挖掘与梳理,系统分析阐释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出台、改革与演进的过程;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体系的建构过程;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悖论的形成与克服的过程;研究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体系的变迁与改革的过程;对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提出、实施、效果、启示与局限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再次,从共时态方面,在第四章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价值体系与内容结构及其政策实施的效果。以瑞典性别平等法案确定的性别平等政策的总目标与分目标为依据,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四部分政策内容及其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第四,从量化分析的方面,在第六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大量客观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建模方法以求证前述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并利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法对欧洲各国与世界各地区性别平等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第五,从总结借鉴的方面,在第七章依据前述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分析与阐释,总结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从就业政策、家庭政策、妇女参政及社会性别主流化四个方面分析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
蒋炳蔚[10]（2018）在《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正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度化的不断推进,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体到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旧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和产能过剩等诸多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正是此类问题的缘由。放缓增速、调整结构、转换动力是寻求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此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应发挥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和行业间流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我国已着手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运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宏观调控。财政支出方面,灵活运用财政补贴和政府投资等手段,并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加强科技、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支出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例如,我国政府采购资金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和两万亿元,其在扶持本国产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和落实政府意图等方面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税收方面,我国利用税收优惠等税制改革不断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如“营改增”通过影响产业间分工协作,提升产业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带动产业结构转型;通过中间投入品的税收可抵减来影响要素成本进而积极作用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然而,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也曾出现过问题,如我国光伏产业在大量鼓励性财政政策支持下,不利于光伏产业长期发展的诸如骗补、拖工期等不良现象不断出现,我国于2018年又重新调整财政对于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所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我国的财政政策仍需不断完善。鉴于此,本文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为背景,以产业结构转型为着力点,解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财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重点关注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前者要求我们理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后者要求我们寻求科学的产业结构转型测度指标,测度我国财政政策实际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程度,这也是本文的难点之一。本文利用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门限回归方法分别估计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调整效果。实证得到:其一,该阶段内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作用显着,其反向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作用高度化;不同的支出项目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作用方向及程度存在差异。其二,宏观税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先正向后反向作用效果,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呈先反向后正向作用效果。税收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也均具有非线性效应。其三,控制变量中投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指标均对产业结构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均可作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着力点。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可划分为以下五方面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1）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分析。首先,厘清产业结构的概念和特点,产业结构转型内涵、规律、依据和判断标准。其次,阐明财政政策可以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进而在清楚界定本文财政政策的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阐明本文所关注的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之后再分析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影响因素。（2）我国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现状分析。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定性描述我国产业结构和财政政策各自的变迁过程,在客观事实中发掘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之后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均打下基础。（3）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实际作用效果的实证检验。这部分从本文重点关注的财政支出与税收两方面对财政政策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行测度。在确定测度产业结构转型程度的科学指标值后,通过内生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效果。（4）典型国家和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借鉴。这部分主要通过梳理产业结构转型中政府干预取得—定成效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曾经或者正在使用的作用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得到“精准定位政策对象”、“注重政策间协调配合”和“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这三条经验。（5）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的建议部分。这部分既包括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遵循的客观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也包括分别从财政支出和税收两方面出发所提出的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财政政策的路径与措施,具体措施中又都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最后,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协调四方面给出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
二、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办学 |
| 二、办学主体 |
| 三、财税激励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第二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行为分析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目标 |
|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特征 |
|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力机理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财税政策激励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文本收集与处理 |
| 二、国家层面政策分析 |
| 三、地方政府层面政策分析 |
| 四、政策激励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现行财税政策激励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的针对性方面 |
| 二、政策的科学性方面 |
| 三、政策的公平性方面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财税政策干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理论依据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理论依据 |
| 二、财税政策干预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概念模型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行为路径 |
| 二、财税政策的激励效应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一、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向 |
| 二、需求满足、行为意向与行为 |
|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一、问卷设计 |
| 二、变量测量 |
| 第二节 预测试问卷分析 |
| 一、分析程序与判断标准 |
| 二、问卷量表的项目分析 |
| 三、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统计 |
|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数据分析及模型验证 |
| 一、数据分析方法 |
| 二、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
| 四、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率检验 |
| 五、模型适配度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政策评价方法应用 |
| 一、政策评价概述 |
| 二、变量定义 |
|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四、评价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财税政策之间激励效果差异分析 |
| 一、差异整体性分析 |
| 二、不同企业特征检验 |
| 三、代表性财税政策条款检验 |
| 第三节 不同条件下财税政策效果差异分析 |
| 一、不同行业分布差异 |
| 二、不同生命周期差异 |
| 三、不同政策目标差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办学:策略建议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财税政策激励机制分析 |
|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二、英国学徒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三、日本企业内培训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四、法国学徒制职业教育财税政策 |
| 五、典型国家财税政策激励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政策利用 |
| 一、鼓励企业投资国家重点扶持领域 |
| 二、鼓励企业选择试点政策优惠地区 |
| 三、鼓励企业吃透政策,统筹申报 |
| 四、鼓励企业运营中重视优惠政策筹划 |
| 第三节 我国政策优化建议 |
| 一、理顺管理体制,打通政策激励通道 |
| 二、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发挥财政导向作用 |
| 三、完善财税激励体系,体现政策差异化 |
| 四、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创新点 |
| 一、理念创新 |
| 二、观点创新 |
| 三、方法创新 |
| 第二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访谈提纲 |
| 附录 B: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2）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2.1 科学问题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政策研究 |
| 2.1.1 产业政策内涵 |
| 2.1.2 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
| 2.1.3 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 |
| 2.1.4 产业政策的制定 |
| 2.2 产业政策研究方法 |
| 2.2.1 主要研究视角 |
| 2.2.2 主要研究方法 |
| 2.3 地热产业的政策研究 |
| 2.3.1 地热产业政策工具 |
| 2.3.2 地热产业政策研究方法 |
| 2.4 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系统理论 |
| 3.1.1 系统内涵 |
| 3.1.2 系统基本特征 |
| 3.1.3 系统基本规律 |
| 3.1.4 系统科学方法论 |
| 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1 可持续发展内涵 |
| 3.2.2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
| 3.3 公共政策理论 |
| 3.3.1 外部性理论 |
| 3.3.2 公共产品理论 |
| 3.4 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4.1 地热产业发展系统结构、机制与目标 |
| 3.4.2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的依据与特点 |
| 3.4.3 理论框架 |
| 4.地热产业发展的运行机理 |
| 4.1 地热产业发展特点 |
| 4.1.1 地热产业发展现状 |
| 4.1.2 地热产业链构成 |
| 4.1.3 地热产业链作用机制 |
| 4.2 地热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2.1 地热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 |
| 4.2.2 地热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
| 4.2.3 地热产业发展与能源替代 |
| 4.2.4 地热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 |
| 4.2.5 地热产业发展与政策支持 |
| 4.3 财税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影响 |
| 4.3.1 财税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作用关系 |
| 4.3.2 财政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关系 |
| 4.4.1 地热产业能源替代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4.2 地热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4.3 地热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5.1 总体结构 |
| 5.1.1 模型结构 |
| 5.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5.1.3 模型假设和时间边界 |
| 5.2 子系统的构建 |
| 5.2.1 人口子系统的构建 |
| 5.2.2 经济子系统的构建 |
| 5.2.3 能源子系统的构建 |
| 5.2.4 环境子系统的构建 |
| 5.2.5 地热子系统的构建 |
| 5.2.6 财税子系统的构建 |
| 5.3 模型表达式推导与检验 |
| 5.3.1 模型表达式推导 |
| 5.3.2 模型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地热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 |
| 6.1 政策理论需求分析 |
| 6.1.1 政策的需求分析思路 |
| 6.1.2 政策工具分析 |
| 6.1.3 政策强度分析 |
| 6.2 政策实践需求分析 |
| 6.2.1 现有地热产业政策 |
| 6.2.2 现有政策效果分析 |
| 6.3 典型国家地热政策 |
| 6.3.1 美国地热政策 |
| 6.3.2 冰岛地热政策 |
| 6.3.3 日本地热政策 |
| 6.3.4 经验与启示 |
| 6.4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框架设计 |
| 6.4.1 政策工具设计 |
| 6.4.2 政策强度设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模拟与选择 |
| 7.1 国家层面的模拟 |
| 7.1.1 不同补贴情景的模拟 |
| 7.1.2 不同税收情景的模拟 |
| 7.1.3 不同碳价情景的模拟 |
| 7.1.4 不同政策组合的模拟 |
| 7.2 区域层面的模拟 |
| 7.2.1 区域层面的情景设置 |
| 7.2.2 北京市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2.3 吉林省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2.4 雄安新区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3 结果对比与政策选择 |
| 7.3.1 国家层面政策对比与选择 |
| 7.3.2 区域层面政策对比与选择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1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 附录2 区域地热产业政策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政策与政策效果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政策 |
| 第三节 产能过剩 |
| 第四节 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五节 纯化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三章 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分析和政策过程 |
| 第一节 传统产业的产业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过剩产能治理的政策工具 |
| 第三节 2008-2013年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过程 |
| 第四节 2016年的“去产能”政策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第二节 纯化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总和分解 |
| 第四节 要素扭曲程度的测算及分解 |
| 第五节 双差分回归模型 |
| 第五章 数据处理及计算 |
| 第一节 变量指标的处理方法 |
| 第三节 控制变量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六章 产能过剩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测算TFP |
| 第二节 计入控制变量后对TFP的修正 |
| 第三节 估算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
| 第四节 TFP的纯化 |
| 第五节 政策效果评价 |
| 第七章 政策冲击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策冲击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 |
| 第二节 HK模型分析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1.2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1.3 支出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1.4 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
| 2.2.3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
| 2.2.4 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依据 |
| 3.1.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3.1.2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3.1.3 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理论 |
| 3.2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2.1 财政分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2.2 支出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2.3 税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3.3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2 支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3 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4章 中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
| 4.1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现状 |
| 4.1.1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政分权现状 |
| 4.1.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政支出现状 |
| 4.1.3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税收政策现状 |
| 4.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效果 |
| 4.2.1 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化程度 |
| 4.2.2 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级化程度 |
| 4.3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及原因 |
| 4.3.1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4.3.2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的原因 |
| 第5章 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 5.1 财政分权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5.1.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支出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税收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3.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6章 典型国家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及启示 |
| 6.1 美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 |
| 6.1.1 运用支出政策支持战略新兴产业 |
| 6.1.2 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投入 |
| 6.1.3 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政府投资 |
| 6.2 德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 |
| 6.2.1 加大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财政扶持 |
| 6.2.2 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
| 6.2.3 制定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
| 6.3 日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 |
| 6.3.1 制定激励企业科技创新的支出政策 |
| 6.3.2 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财税政策 |
| 6.3.3 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补贴 |
| 6.4 典型国家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 |
| 6.4.1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
| 6.4.2 加大对重点行业的扶持力度 |
| 6.4.3 提高财税政策运用的普惠程度 |
| 第7章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建议 |
| 7.1 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实现政府治理转型 |
| 7.1.1 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
| 7.1.2 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资金分配体系 |
| 7.1.3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财力差距 |
| 7.2 调控财政支出规模,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
| 7.2.1 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协调产业区域差异 |
| 7.2.2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明确重点扶持领域 |
| 7.2.3 统筹运用支出工具,实现有效公共供给 |
| 7.3 释放税制改革红利,突出产业优化功能 |
| 7.3.1 推动税制结构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
| 7.3.2 创新税收优惠方式,缩短税收政策时滞 |
| 7.3.3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加快依法治税进程 |
| 7.4 强化财税政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 7.4.1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统筹使用财政资金 |
| 7.4.2 创新资金支出方式,建立多元融资平台 |
| 7.4.3 建立财政监督机制,完善财政管理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综述 |
| 1.2.2 政策协调实证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论文研究结构和创新性工作 |
| 1.3.1 论文研究结构 |
| 1.3.2 创新性工作 |
| 第2章 政策协调研究的理论模型 |
| 2.1 货币政策理论 |
| 2.2 财政政策理论 |
| 2.3 IS-LM模型 |
| 2.4 DSGE模型 |
| 2.4.1 模型构建 |
| 2.4.2 模型求解 |
| 2.4.3 模型识别 |
| 2.4.4 模型参数估计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扩展的IS-LM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3.1 研究背景 |
| 3.2 扩展的IS-LM模型构建 |
| 3.2.1 产品市场模型 |
| 3.2.2 货币市场模型 |
| 3.3 政策协调的理论分析 |
| 3.4 政策协调的模拟分析 |
| 3.4.1 参数校准 |
| 3.4.2 模拟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4.1 研究背景 |
| 4.2 基准模型构建 |
| 4.2.1 家庭 |
| 4.2.2 劳动力市场 |
| 4.2.3 厂商 |
| 4.2.4 政府 |
| 4.2.5 均衡系统 |
| 4.3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4 基准模型下政策效应分析 |
| 4.5 协调机制下政策效应分析 |
| 4.5.1 政策规则设定 |
| 4.5.2 政策效应模拟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Game-DSGE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2 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2.1 基准模型构建 |
| 5.2.2 纳什均衡下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2.3 卡塔尔均衡下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5.3.1 参数校准 |
| 5.3.2 纳什均衡下政策协调模拟分析 |
| 5.3.3 卡特尔均衡下政策协调模拟分析 |
| 5.3.4 均衡比较与经济福利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污染治理、财政支出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2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3 区域竞争、空间溢出与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在研究视角上 |
| 1.4.2 在研究方法上 |
| 1.4.3 在研究内容上 |
| 第2章 财政支出政策生态保护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财政支出政策 |
| 2.1.2 生态保护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财政分权理论 |
| 2.2.5 区域竞争理论 |
| 2.3 作用机理 |
| 2.3.1 基本作用机理推导 |
| 2.3.2 污染治理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2.3.3 财政分权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2.3.4 区域竞争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施路径 |
| 第3章 生态保护领域的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现状 |
| 3.1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 |
| 3.1.1 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情况 |
| 3.1.2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基本情况 |
| 3.1.3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的基本情况 |
| 3.2 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应用 |
| 3.2.1 财政支出政策的基本情况 |
| 3.2.2 环保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3 科学技术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4 教育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5 社会保障支出的基本情况 |
| 3.2.6 转移支付的基本情况 |
| 3.3 财政支出政策在生态保护领域中的问题 |
| 3.3.1 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 |
| 3.3.2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缺陷 |
| 3.3.3 财政支出政策实施机制仍显不足 |
| 3.3.4 转移支付功能有所缺失 |
| 第4章 污染治理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
| 4.1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水污染防治效应分析 |
| 4.1.1 背景介绍 |
| 4.1.2 理论推导 |
| 4.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1.4 实证分析 |
| 4.1.5 稳健性检验 |
| 4.1.6 小结 |
| 4.2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大气污染防治效应分析 |
| 4.2.1 背景介绍 |
| 4.2.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3 实证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2.5 小结 |
| 4.3 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下的固体废物治理效应分析 |
| 4.3.1 背景介绍 |
| 4.3.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3.3 实证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小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背景介绍 |
| 5.2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原理 |
| 5.2.1 理论推导 |
| 5.2.2 模型假定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5.4.1 适用性检验 |
| 5.4.2 实证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竞争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实证分析——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
| 6.1 区域竞争视角下的背景介绍 |
| 6.2 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基本原理 |
| 6.2.1 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推导 |
| 6.2.2 分位数回归估计 |
| 6.3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极大似然估计 |
| 6.4.3 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建立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 |
| 7.1.1 尽快出台中央与地方生态保护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
| 7.1.2 明确生态保护领域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 |
| 7.1.3 制定生态保护领域的国家基本标准 |
| 7.1.4 推进省以下各级政府生态保护责任划分改革 |
| 7.1.5 坚持适度的财政支出分权体制 |
| 7.2 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的新机制 |
| 7.2.1 扩大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规模 |
| 7.2.2 优化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结构 |
| 7.2.3 创新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手段 |
| 7.3 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
| 7.3.1 加强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
| 7.3.2 完善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 |
| 7.3.3 完善横向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
| 7.4 加强生态保护领域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
| 7.4.1 推进预算公开制度化 |
| 7.4.2 着力加强预算约束 |
| 7.5 加强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
| 7.5.1 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
| 7.5.2 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考核力度 |
| 7.6 健全生态保护领域财政监督机制 |
| 7.6.1 坚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
| 7.6.2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 |
| 7.6.3 落实监督主体责任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不足之处 |
| 8.3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与主要解决的问题 |
| 1.3.2 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 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观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特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研究特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1.6 逻辑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6.1 逻辑框架 |
| 1.6.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瑞典社会政策及其形成的基础 |
| 2.1 概念与回溯:社会政策与瑞典社会政策限域 |
| 2.1.1 社会政策的一般涵义及其历史回溯 |
| 2.1.2 瑞典社会政策的演进 |
| 2.1.3 瑞典社会政策的涵义及其特点 |
| 2.2 历史与文化: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 |
| 2.2.1 历史基础:平等的社会结构 |
| 2.2.2 政治基础:执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政治合作 |
| 2.2.3 经济基础:稳定的经济增长 |
| 2.2.4 文化传统:平等的社会文化 |
| 2.3 民主与平等: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3.1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
| 2.3.2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
| 2.3.3 瑞典学派的社会政策思想 |
| 2.3.4 T.H.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 |
| 2.3.5 女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
| 2.4 性别平等:瑞典社会政策的价值诉求 |
| 2.4.1 性别平等:社会政策优先目标 |
| 2.4.2 瑞典的性别平等与性别平等政策的涵义 |
| 2.4.3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是社会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走出政策悖论: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演进 |
| 3.1 现代家庭模式与家庭政策初建(1930—1940) |
| 3.1.1 瑞典现代核心家庭模式的建立 |
| 3.1.2 瑞典家庭政策的初建 |
| 3.2 家庭模式争论与家庭政策悖论(1940—1950) |
| 3.2.1 男性养家模式与夫妻共同养家模式的争论 |
| 3.2.2 女性角色的政策塑造与家庭政策悖论的凸显 |
| 3.3 “性别中立”理念与性别平等政策的建立(1960—1970 末) |
| 3.3.1 解构家庭政策悖论:“性别中立”理念的确立 |
| 3.3.2 “中性—平等家庭模式”与“中性”性别平等政策 |
| 3.3.3 “中性”性别平等政策的社会价值 |
| 3.4 社会改革与性别平等政策的调整(1980—2000) |
| 3.4.1 挑战与回应:性别平等政策调整原因分析 |
| 3.4.2 目标转换与社会性别主流化:性别平等政策调整过程与内容 |
| 3.5 性别平等新目标与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完善(2000—2017) |
| 3.5.1 性别平等政策新目标的确立 |
| 3.5.2 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完善 |
| 3.5.3 性别平等政策的拓广:《反歧视法》出台 |
| 3.5.4 从行动计划到国家战略:打击与预防性暴力政策的实施 |
| 3.6 走出悖论:瑞典性别平等政策发展演进路径评析 |
| 3.6.1 走出“女性双重角色矛盾”政策悖论,构建中性性别平等政策 |
| 3.6.2 走出“中性性别平等政策”悖论,实施性别平等政策调整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及其内容与实践 |
| 4.1 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体系及其内在结构 |
| 4.1.1 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的形成与确立 |
| 4.1.2 基于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的内容结构 |
| 4.2 平等参与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2.1 政治与经济参与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2.2 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 女性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1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2 女性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效分析 |
| 4.4 家庭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4.1 塑造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4.2 促进家庭性别平等的儿童保育政策 |
| 4.4.3 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效分析 |
| 4.5 维护女性身心安全与健康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5.1 维护女性基本人权的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历程 |
| 4.5.2 打击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 |
| 4.5.3 预防与打击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国家战略 |
| 4.5.4 《行动计划》与《国家战略》的特点比较分析 |
| 4.5.5 维护女性身心健康的性别平等政策的实践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及其价值评析 |
| 5.1 社会政策的新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提出 |
| 5.1.1 社会性别主流化概念的提出 |
| 5.1.2 社会性别主流化提出的意义 |
| 5.2 平等地位与平等权利: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策变迁 |
| 5.2.1 政策理念的转变:女性平等地位—性别中立—两性平等权利 |
| 5.2.2 政策目标的转换:女性角色—中性关系—男性责任 |
| 5.2.3 政策范围的拓广:家庭领域—劳动力市场领域—社会各领域 |
| 5.3 政府主导与政策连续性: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价值评析 |
| 5.3.1 政府主导社会性别主流化 |
| 5.3.2 性别平等的制度化与政策的连续性 |
| 5.4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存在的问题 |
| 5.4.1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政策悖论 |
| 5.4.2 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存在的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6.1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 |
| 6.1.1 基本假设 |
| 6.1.2 指标选择与数据源 |
| 6.1.3 数据的统计描述与整理 |
| 6.1.4 回归分析结果 |
| 6.2 世界各地区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2.1 聚类分析与多元方差分析 |
| 6.2.2 欧盟成员国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2.3 洲际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启示 |
| 7.1 完善制度体系:对就业政策的启示 |
| 7.1.1 我国就业领域性别平等政策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
| 7.1.2 完善就业领域中相关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 |
| 7.1.3 建立配套的性别平等的社会就业政策体系 |
| 7.1.4 建立政府各部门间相互协调的责任体系 |
| 7.2 政策配套与衔接:对家庭政策的启示 |
| 7.2.1 我国实现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2.2 家庭责任共担:建立家庭中性—平等的政策理念 |
| 7.2.3 解放女性:建立由政府、市场和家庭共担的托育体系与政策 |
| 7.2.4 维护女性人身基本权利:完善预防与打击性别暴力的政策 |
| 7.3 平权与增效:对女性参政议政的启示 |
| 7.3.1 我国女性参政议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3.2 建议实行性别比例配额政策 |
| 7.3.3 逐步提升女性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的比率 |
| 7.4 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对我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启示 |
| 7.4.1 性别平等纳入各项社会政策考量 |
| 7.4.2 确立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主导地位 |
| 7.4.3 循序渐进的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
| 7.4.4 性别平等政策的系统化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
| 一、产业结构的内涵和分类 |
| 二、产业结构转型的概念及判断标准 |
| 三、衡量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干预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财政职能理论 |
| 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机制 |
| 一、财政政策的概念及分类 |
| 二、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三、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相关因素分析 |
| 一、供给侧因素 |
| 二、需求侧因素 |
| 三、外部环境因素 |
| 第二章 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演变路径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产业结构与财政政策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 |
| 二、市场经济建立与市场化改革加速期(1992-2003年) |
| 三、科学发展时期(2004-2008年) |
|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2009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演变路径 |
| 一、1978-1997年:投资和税改为主,注重发展基础产业 |
| 二、1998-2003年:民生支出和税收优惠为主,着力科技和环保产业 |
| 三、2004-2008年:增支调税区别对待,加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 四、2009年至今:支出结构与税制不断优化,全面转型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成效与问题 |
| 一、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取得的成效 |
| 二、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财政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联立方程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支出总量与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税收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分析 |
| 一、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三、税收总量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四、产业税负和具体税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和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一、美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二、日本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三、韩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四、台湾地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及效果 |
| 第二节 典型国家及地区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启示 |
| 一、精准定位政策作用对象 |
| 二、注重政策工具间协调配合 |
| 三、依托财税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客观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适用性与时效性原则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调控财政支出总规模 |
|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完善路径与措施 |
| 一、适度关注宏观税负 |
| 二、优化税制结构与税制设计 |
| 第四节 配套措施 |
| 一、转变政府职能 |
|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三、推进财税法制化进程 |
| 四、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包含货币政策的协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四、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研究[D]. 许世建. 天津大学, 2020(01)
- [2]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D]. 江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8)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D]. 樊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D]. 李梦涵. 辽宁大学, 2019(11)
- [6]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7]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D]. 尹彦辉.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8]财政支出政策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D]. 曹志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9]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D]. 李思然.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10]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财政政策研究[D]. 蒋炳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