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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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伊始,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旋律,是探讨中国旧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可以赶超世界水平的新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换的路径选择等改革问题。以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的界定为标志,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转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旋律,是探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如何有效地运行。当然,正如模糊系统理论可以解释的,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和以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划分边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为叙述上的简洁,在本文我们一般将以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略称为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大“瓶颈”

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 )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决定性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理性地分析,中国经济学演进的尴尬处境和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处境,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瓶颈”所致:

1.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泛时空观。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函数,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也不会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相异之处。尽管一个多世纪来,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了其一些不周全之处。马克思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其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可以永远定格不变。

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科学及其他科学发展提供的启示,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发展两个方面的不和谐之处:

第一,与斯密、李嘉图等边际革命前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一样,马克思经济理论也是以物质资源不具稀缺性假设为基本逻辑起点、具有一定浪漫色彩的经济理论。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济运行是以再生资源为基本内容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因而资源的稀缺性尤其是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前景并没有显性化。这使马克思的经济学几乎没有照应到资源的稀缺、资源的枯竭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第二,马克思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武器的经济学。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体系(如表一所示)。一种是对现存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机理和基本状态持基本否定判断的经济学(“激进主义经济学”),其选择的研究视角,是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耦合规律的分析,寻找更为理性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机理,以求达到较为理想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状态;一种则是对现存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机理和基本状态持大体肯定判断的经济学(“保守主义经济学”),其研究的视角是,寻找现存社会资源配置机理和状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和状态的优化提供各层面的对策。显然,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国以改革为探讨主旋律的经济学等属于前者;古典经济学、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以发展为探讨主旋律的经济学——本文着重探讨其发展路径的经济学等属于后者。

表一 经济学的两种类型

类别 对现存社会资源配置基本使命

机理和状态的判断

"激进主义经济学" 基本否定 寻找更为理性的

资源配置机理

为现存社会资源

"保守主义经济学" 基本肯定配置机理和状态

的优化提供各层

面的对策

类别具体形式

马克思经济学,以探索改革

"激进主义经济学"

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等

古典经济学、现当代西方主流

"保守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以探索发展为主旋律

的中国经济学等

马克思经济学的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国经济学体系,不能是搬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为分析框架。

可是,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连马克思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经济学的时空限界,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尴尬。如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

泛化马克思经济学的时空限界,是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最为坚硬的瓶颈。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不能不从马克思经济学中去汲取丰富的营养。但马克思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贡献,恐怕应是其精髓——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而不是其逻辑起点、分析视角、基本内容等构成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以改革为主旋律的经济学来说,较具指导意义的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耦合关系原理等;对中国以发展为主旋律的经济学来说,较具指导意义的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则是社会生产的均衡发展原理等。

2.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

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取如是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为主旋律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会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因为时代造就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较之马克思的经济学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以物质资源的稀缺假设为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的实际。这当然不能说明西方经济学家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更为睿智、更富有追求真理的求索精神,只能说时代造就的经济分析素材,使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这主要是因为边际革命时代尤其是其后的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在整体上,已经是非再生资源占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资源的稀缺化已经较为鲜明地凸现出来。

第二,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和状态优化各层面对策的“建设性”的经济学,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发展的经济学有大致相同的主旋律。因而如表一所示,西方经济学与中国要发展的以市场经济运行为基本考察对象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的上述两个特点启示我们: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后起性,决定了中国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的经济学在一定时期内要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如果期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那样取超常规的发展路径,那么,在中国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的经济学发展的初始阶段,较为系统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应该是较为理性的选择。

包括经济科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成果,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中国经济学不管有怎样的中国特色,也不会偏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现代文明有如图一所示的三个层次。

图一 从经济角度看现代文明的三个层次

对西方世界首创的如图一所示的第三个层次的文明,洋务运动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有选择地接受;对西方世界首创的如图一所示的第二个层次的文明,改革伊始,中国就开始有选择地、多少有点支离破碎地接受,1992年之后,则开始系统地借鉴,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确已逻辑地到了系统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了。

对待西方经济学偏狭的时空观,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发展又一较为坚硬的瓶颈。

在三维空间中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位

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为探讨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如我们不能很快地打破上述制约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个瓶颈,则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这种滞后性将更显突出。

中国经济学显然只能在、也应该在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这三者组成的三维空间中界定其发展的方位(如图二所示)。

图二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位界定

在图二中,我们规定M轴代表马克思经济学,W轴代表西方经济学,T轴代表时代需求,D线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位。

图二中D线实际方位的界定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选择, 须同时照应到以下因素:

1.注重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

前面已经分析,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推演基本逻辑起点较强的时代烙印(以物质资源的非稀缺性为其理论体系推演的基本逻辑起点),及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学基本任务界定上较强的时代烙印(以寻找更为理性的非市场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机理为经济学的基本使命),我们不宜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分析视角、基本内容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但我们可以也必须使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经济哲学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经济哲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中国新的历史阶段的经济学——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

无庸赘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应离开也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大道。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说,要么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其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要么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其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如前所述,主要是因为较之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和状态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回应时代需求,将经济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家对变迁了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层反思。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从边际革命时代至今已经发生、并进一步深化的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不仅引发了一些敏锐经济学家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深切反思,也引发了其他领域一些敏锐思想家的深切反思。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与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也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新的经济学革命孕育的经济学,应能为化解资源枯竭引致的人类生存危机、人类所能支配的资源在代际间的合理配置等,提供经济分析的框架。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如图三所示的演进过程。

图三 西方经济学的演进

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回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当代经济学,以相当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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