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陈翰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翰笙(1897-2004年)，原名陈枢，著名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陈翰笙的革命经历复杂，带有传奇色彩。在中外学术界，研究者多从其对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调查着手，强调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或从其生平入手，对其经历进行多方考证。①由于陈翰笙所研究的领域众多，论著较为庞杂，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还有待研究者的细心搜集、分析和考证。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陈翰笙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自有其发展的脉络，这在其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有清晰的体现。本文试图对陈翰笙史学思想的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史学方法的主旨，以窥得其治史精髓，为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及史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一个微观视角，也为探讨史家的社会担当，以及历史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提供借鉴。 纵观陈翰笙的治学生涯，虽然他的研究涉及众多学术领域，但有一条明确的线索，即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学术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追求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至于时有史学研究者为其辩解的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从未对陈翰笙造成困扰，其治学的出发点就是以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即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求得一条合适的道路。他以科学精神面对社会问题，不涉及脱离现实的历史问题，而是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陈翰笙学术研究的领域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唯物史观是其治学的核心观念和基本方法。分析陈翰笙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是了解其学术思想的关键。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被中国学者接受并产生重要影响始自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复杂的双向过程。双向的含义，是指中国学者既以自己所理解的方式应用唯物史观，同时也拓展并检验着唯物史观的有效性。唯物史观的传入、运用和发挥重要影响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陈翰笙并没有对唯物史观进行教条式的引用，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自觉地将唯物史观的方法运用于研究之中。他持有一种进步的、整体的历史观念，辩证地看待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他将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依照经济区域对社会进行划分，自觉地回答社会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其史学观念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 陈翰笙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其著述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可见其发展的轨迹。相对于纯粹的史学研究，他更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像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工业化等问题。陈翰笙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西方历史学视角到其后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他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和分析在不断深入。如在写于1924年的论文《1912-1913年的伦敦大使会议暨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外交研究》中，②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仍然使用传统的西方外交史研究方法。以事件、人物、政府政策的制定为核心，注重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和对国家利益的分析。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兴起同其要求建立国家的政治诉求密切相连，民族特性是一种文化特性，超然于宗教之上，因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永远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无论他是东正教徒还是穆斯林，或者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永远被他的同族人当作一个阿尔巴尼亚人”。③民族特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共同的历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族特性的载体。民族主义催生爱国主义，是它们共同推动着独立运动的发展。对民族主义的关注为陈翰笙分析中国问题提供了出发点。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分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及其后果，并将其视为推动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建设进程中一个积极因素。 1924年，受蔡元培邀请，陈翰笙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陈翰笙先后为《现代评论》撰写了53篇时评文章，内容涉及当时英、美、法等国的时势和各种社会新闻。他在1926年开始仔细研读《资本论》，接受唯物史观并将其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他提出：“近世史中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是帝国主义激发国家主义。二是资本主义激发社会主义。没有拿破仑的侵略就不能引起西班牙和普鲁士的反抗。没有资本家的压制就不能引起劳工的革命。”④除民族对立外，他在文章中还勾勒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对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认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是获得对社会科学认识的途径，其观点同蔡和森相近：“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反动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进，不仅使西方各先进国阶级争斗达到极点，就是在落后的东方如中国亦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是谁鼓吹的或谁可设法调和的？只不是客观上事实上必然不可免的历程罢了。”⑤蔡和森的认识为陈翰笙提供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契机，两人都希望为中国革命找到可行的道路。 同一时期，受李大钊影响，陈翰笙赞成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但是他反对教条地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认为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运用其方法获得对社会的科学认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革命路线。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有如下解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⑥与之不同，陈翰笙在著述中没有类似的介绍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但是他注重对社会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的社会状况。 1929年，陈翰笙开始进行中国农村问题的调查，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的尝试。他在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建立联系，“社会学探讨人类进化之原则，以为研究史学之方法，故可称为社会科学中最概括，最抽象之科学；史学则整理可靠之史实，以供研究社会学之材料。史学固当以社会学之哲理为指南而后可得正确之方法，社会学亦须筑于历史的事实上而后可免错误之论断”。⑦他以历史的方法为梳理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通过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将历史与现实相对照，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1930年，他写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等文章，阐明中国农村调查的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借贷制度、手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田亩面积等，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包括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和雇工制。他按照不同的区域，调查资本主义因素、封建因素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他指出，不同地区封建制度瓦解的程度不尽相同。他强调，在认识现实的基础上制定可行的政策，才有可能完善社会。 1933年，陈翰笙发表于《太平洋事务》杂志上的《中国经济的分解》一文，可以视为他进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份提纲。他日后研究中详加论证的若干问题，在文中均有所涉及。他指出，1929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扩张的进程。⑧中国未能幸免，帝国主义的扩张，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打破了中国旧的经济平衡，使中国很快陷入殖民地状态。这种殖民地状态的显著表现即：手工业的消亡，农业的萧条和中国现代工业的衰退。⑨ 1936年，陈翰笙在对广东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⑩他明确提出将生产关系置于考察的中心。“造成农业生产下降或妨碍它发展的根本原因，只能通过对农业生产中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才能加以说明。这些由自然条件造成的关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环境，而且决定了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质和发展。它们包括生产者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关系，这另一方控制着土地、贷款、物质供应、劳动力价格、市场，以及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国民政府对于一个边远省份人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11) 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分析，陈翰笙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何要变革中国这一问题，同时也论证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拥有土地或部分拥有土地并不能说明农民和劳动阶层就比较幸福，然而实际上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下，无地农民的境况并不比一个农奴好多少，这从下面对这一地区的生产关系所作的进一步分析中便可以看到。中国农民不同于当代欧洲的农业人，或讲英语国家的农夫，但他们却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处境相似。他们耕作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利润。他们不是把自己看作从事一项事业的人，而是看作与土地休戚相关的人。而且由于中国人口流动的范围甚小，这土地通常就是指他们的前辈的土地。土地是一切遗产中最普通的一种，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即使失去对土地的一小部分控制权，就是莫大的灾难。”(12) 在研究方法上，陈翰笙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在考察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方式时，他不把农民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努力从土地所有权对不同农民阶层有何影响这个角度去分析。他指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划分农民阶层的方法，就是把生活水平作为划分的基础。生活水平在这里指的是土地和劳力，而这又是从一些十分特殊的方面而言：土地是指农户使用的土地，重点是这种土地的数量和这个农户可能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种土地；劳动力是指该农户雇来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倘若把这种土地和这种劳动力作为分类的两个主要依据，就必须查明：第一，村中每个农户的平均人数；第二，维持每户生计所必需的土地的亩数。由于地租通常为产量的一半，因此租田面积可以算作自田面积的一半。(13)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资本的入侵，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陈翰笙选定英美烟公司这个著名的国际托拉斯作为典型，在安徽的凤阳、河南的许昌、山东的潍县等烟草种植区，对该公司渗透到农村的剥削活动作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两年，共调查了127个村庄，并对其中的6个典型村和429户作了深入的农家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陈翰笙写成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14) 陈翰笙认为，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当经济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时，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生活上的改善。恰恰相反，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帝国主义资本、封建买办结合起来，形成对于中国农民的沉重压迫。他论证的切入点是探讨现代工业化与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经济史家一般都同意，工业工资比农业工资要高，工业化有助于提高附近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与一般不同：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即使在日本入侵之前，现代工业化也没有给中国农民的生活带来有益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原料作物的扩大种植，一般总是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对于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来说，尤其如此。他明确地指出，只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工业化才能够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福利，使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陈翰笙和中国农村派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影响，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之中，他们清晰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论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陈翰笙关注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事态演进，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分析日本侵华的经济因素。1932年和1937年，他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上先后发表文章，分析日本侵略中国的实质，指出日本在中国获取的经济利益，并以经济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到的损害。(15)他驳斥了美国学者福瑞德·阿特利的观点，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因为也不可能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日本的经济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并以强有力的证据论证经济危机是推动日本走向战争的重要原因。(16) 二、整体的历史观 陈翰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秉持一种整体的历史观，即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变化中前进。“根据人类的一般历史进程看，从毫无个人意识的奴隶社会到充满冲突的自由放任社会，再到一个和平的世界大同的社会”。(17)陈翰笙接受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形态诸范畴，并以其为基本框架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他认为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工业化和民主化，也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强调全球不同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之间的差异和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普遍存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密切起来，其后果是中国在经济上遭受的剥削和劳动力的输出。在对中国劳工输出史料的整理中，陈翰笙提出中国劳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血汗。他承认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仍将存在先进社会对后进社会的剥削与掠夺，但是他强调中国不会走掠夺之路，将依靠自身的力量求得发展。 整体的历史观是陈翰笙在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的指导方法。整体的意旨，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区域间的联系和影响社会形态演进的各种因素的关联。陈翰笙致力于实现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考察，历史和现实是相互交织不可拆分的整体，认识历史是理解现实的必由之路。他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中代表前封建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的不同区域占有不同的比重。社会形态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的过程，关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薛暮桥解释得十分清楚，“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完成，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显占优势，同时封建性的土地关系没有被革命所粉碎的国家，这一转变过程格外来得迂回曲折”(18)，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性对社会形态的转变产生着影响。“在东方诸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不但受着封建势力的束缚，而且受着帝国主义的束缚。这里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自由的雇佣制度和租佃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同时农民层中也已开始分化。不过农村中的基本关系，还不是资本家同工资劳动者的对立，而是地主同贫困农民的对立；地主所征收的佃租，不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属于封建生产的范畴。所以这种农业经济虽然已经转向商品生产，而且受着帝国主义资本的控制，但是它的生产关系还是封建性的，它还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殖民地或半殖民农业社会，我们也称之为半封建社会”。(19) 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是由相互联系的因素决定的。在《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中，陈翰笙论证了几类关系：第一，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封建买办和士绅之间的关系；第二，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民族工业之间的关系；第三，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后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关系；第四，中国农民内部的分化及其相互关系。他选取一些典型例证来说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 就第一类关系，陈翰笙指出，帝国主义资本必须同中国的封建买办和乡绅相结合，才能在中国乡村建立其网络并维持其资本的运作。其原因有三，一是买办和乡绅通过贷款等措施保证农民生产；二是买办和乡绅代为在中国购置产业；三是买办和乡绅帮助烟草公司建立起烟叶收购网。 第二类关系，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为帝国主义资本，日本烟草公司和“英美烟”公司之间存在着竞争。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的经济和政治角逐。日本占领东北后，欲对这一地区实行经济控制，卷烟业也在其中。根据日元和英镑的现行汇率换算，满洲和东亚公司的资本加起来不及“英美烟”公司资本的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在不可避免的商业竞争中，不得不使用某种超经济力量，即政治的以及军事的力量，同“英美烟”公司对抗。(20)日本烟草公司首先排挤中国人的企业，然后再蚕食英国公司的势力范围。(21)帝国主义工业资本间的竞争可以通过瓜分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达成妥协。但对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其手段只是压制和摧毁。 第三类关系，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后同中国农民间的关系。农民出售烟叶，完全受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控制。山东、安徽或河南，不论什么地区，“英美烟”公司操纵着烟草价格，它的收购商常常定出其他收购代理商遵循的标准。烟叶生产者因而极少有机会同收购者讨价还价。当农民交付烟叶时，如果对他出售任何一部分产品的价格表示不同意，整笔的交易便会遭到拒绝。(22) 第四类关系，中国农民的内部分化及其相互关系。在烟农之中，内部分化的趋势明显，促成分化的因素，包括不同阶层的农民对于烟草种植的选择性以及承受风险能力的差异和高利贷的盘剥。就富裕农民来说，种植烟草必需的超额劳动，可能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受雇的长工和季节短工身上。因为这些雇工的工资没有同他们付出的劳动成比例增长，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报偿；但是一般中等农民和贫穷农民，通常不可能将这种负担转嫁出去，结果是强化使用以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为主的家庭劳动。但他们的劳动工资，却完全听凭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买办与地主—高利贷者的控制。(23)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翰笙不时在《东方杂志》、《申报》等报刊上发表时评，他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民生凋敝、农业衰退、政策制定混乱，是这些时评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但是，他仍然用进步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指出，直至鸦片战争，中国才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意味着纯粹的封建主义已经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还未到来的一种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经历的这种转变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这就涉及历史进步的动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战争既有其残酷的破坏性，也有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陈翰笙认为，战争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中国社会在重压下重建。“在中国，如同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保卫民族传统和维护自由发展的愿望。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19世纪初造成了拿破仑的失败。真正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卫，只针对着侵略——帝国主义的特征”。(24)继民族主义兴起而形成的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与之相伴生的，是中国传统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崩溃。最终，中国的社会制度将向生产力更高的合理的制度转变。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坐标，中国将向前发展。“我们已经跟着世界进化的潮流而迈步前进”，中国的革命也在不断进步，“辛亥以前中国虽屡有农民暴动而没有革命组织；虽间有革命意识的表现，而缺正确的领导。最近三十年中，不但组织上不断的有改良，认识上愈弄愈清楚，并且参加国民革命队伍的人们，也愈来愈增加。”(25)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客观的进程，是在这乱象中萌生了新的进步因素。 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相近，陈翰笙的整体历史观是将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将其分割为零碎的区域。同时，他强调国别史和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关注国家、区域与世界整体间的相互联系。陈翰笙的著作中包含着几对相互对抗和斗争的对立面，一是东方和西方，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是社会中的阶级对立。他对于世界的划分运用的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方法，同其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的20世纪初期的观念相呼应，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其殖民渗透的地区。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后，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欠发展国家，受到来自世界市场的经济盘剥，这种盘剥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一个动因。融入世界市场加速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其后果是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农产品的商品化，增加了桐油、鸦片、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减少了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使得农民更加依赖货币，也就更容易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买办官僚的剥削。 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各个国家和区域内部，这种有机联系同样存在。所以，他在分析世界、区域和国家时，方法是相近的，即注重考察差异性和探求规律性。在社会发展规律方面，陈翰笙并未过分强调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他在给封建经济下定义时，赞同法国学者查尔斯·赛诺伯斯教授的观点，“中世纪是一个占有大块土地而耕作小块土地的时代”。(26)他认为封建制度的矛盾就是地权集中与耕作日益分散的矛盾，这个矛盾对于东西方的封建社会而言是相同的。在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和分析中，他对差异性的强调十分突出。农产品商品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早已使土地商品化。这种历史从商鞅时起，一直到现在已有二千年光景。不买卖土地，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因素。但自秦汉以来，土地可以买卖的区域，是逐渐扩大的。也就是说封建制度是在逐渐被破坏的。现在只有西南偏僻的边疆地区，因为少数民族保护他们民族利益的缘故，还有纯封建制度的遗迹。(27)以陈翰笙在广东农村和西双版纳地区调查的著作为代表，中国农村内在的差异性表露无遗。 陈翰笙注重探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他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使用其他国家，如苏联等国的方法。他在研究中注意区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特点，例如他指出，苏联的富农是普遍租入土地耕种，而中国的富农却是出租土地，这说明中国的封建制度阻碍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要针对其特点制定政策。 三、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 如德里克所言，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影响，体现在历史主体的变化上，在研究中，研究者将社会置于中心位置，尤其重视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陈翰笙关切的是中国社会的前途，中国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不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问题的解决，更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问题的解决。陈翰笙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他在西方学术界强调对中国进行客观的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欧洲亦然，陈翰笙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年，英国经济史学家陶尼(28)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上为陈翰笙的著作《华南农业问题》撰写了书评，(29)称陈翰笙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有价值而且资料翔实，对陈翰笙通过对广东省农村的实地调查而写出的著作予以肯定。他对陈翰笙描写的广东农村状况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且讨论了陈翰笙提出的观点，即任何局部的、有限的改进措施都已无法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只有通过彻底的变革才能解决问题。陶尼对陈翰笙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改变社会持肯定态度。 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社会中诸种关系的重要方面，陈翰笙认为，在战时的中国“政治重于经济，所以民族独立以求政治上的解决，其迫切性更甚于阶级斗争，博取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政治独立先于经济自由，民族解放更急切于产业发展”。(30)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性，并不妨碍对政治进行经济性的解读，他分析了执政者所代表的经济利益集团，以更清楚地认识其所推行政策的实质。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改善民生。“民生问题决不是单纯的增加生产问题，因为如果要增加生产，必需先调整生产关系”。(31) 在土豪劣绅掌握政权的地方，生产无从增加。“政治的清明更先于经济的改善”。(32)在战时的中国，只有改善了生产关系，才能增加生产。当生产关系已经有相当的改善后，就要追求生产上的配合。在社会内部，政治和经济诸因素是相互联系的，要将中国发展成一个工业化社会，不能就工业问题谈工业，而要注意全面的平衡和发展，即制度的设计、手工工场的发展、农业的进步、教育的改进等，工业的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社会问题。 陈翰笙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即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系列相互呼应的制度变革和生产力发展：全国性民主政府的确立、合作组织的发展和生产技术改进的加快，这些因素将促进工业化的实现，工业化将解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最终，中国将完成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陈翰笙的这种历史认识有两个基础：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和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历史的了解。他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抽象出几个因素，包括民主化、工业化、合作化等。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朝这些方向发展的。 在封建制度下的农村，因为是自给自足式的经济，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生活毕竟有保障而且很稳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情形就大大不同了。一方面要忍受封建地主的盘剥，另一方面又逃不了资本主义剥削。换句话说，现在农民的经济地位，还不如在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地位。(33)对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定位，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即陈翰笙所言的横向为社会，纵向为历史，他没有轻视任何一个维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个转化的进程，是动态的。中国最终要实现的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革命的目标是追求民主，民主是推动革命成功的动力。“农民暴动的目的不在乎创立民主，因此农民自身的组织也只是摹仿传统的专制。没有进步的民主精神。”未将追求民主设定为革命的目标，是以往中国农民运动的重大局限，“正因为不讲究民权，不拥护民主，所以这些农民或士大夫的组织，在表面似乎严密，实际却很散漫，基础也不会广大”。(34)“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非凭借着革命的政党和各革命政党的大集团不可”。“抗战以后，从沦陷区和游击区的经验，从民众势力能够组织自卫和御敌的经验，更加证明革命的力量不是由上而下，乃是由下而上的”。他对革命寄予厚望，认为它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国民革命的目的，从抗战建国四字可以正确的推论出来。简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近代化的，真正民主的中央政府。外以抵御列强的侵略，内以发展产业而安定民生。”(35)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翰笙更迫切地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社会的到来。“在农民通过自己的集体力量挣脱了日本统治的地区，组织起了地方民主政府，所有的重要官员都是由普通成年人投票选举出来的。从乡到区的地方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其政策也只能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由于抗战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非有国家、地区或社会的共同防卫，防御是不会有效的。但是，共同防卫意味着共同负责，要求有共同的权力和利益，因而一场民族自卫战争自然而然的会诞生出现代民主。”(36) 对于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陈翰笙认为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民族主义对于民主社会的推动作用，第二是合作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他指出，民族主义和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要维护他们最优秀的文化，要维护使人民自身得到进步的自由，民主则意味着共同的义务和权力”。(37)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和民主都是同殖民主义不相容的，中国被残酷侵略的过程，同时也是从中国社会内部成长出民族主义的过程，也是确立一种民主制度的过程。“真正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卫，只针对着侵略——帝国主义的特征。民族主义要求共同防卫，因而要有共同的责任，要有民主。也因此，一个受到外部威胁的民族倾向于更高度的民主，而同时它的行政机构要更有效和更集中”。(38)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民主的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是以民主的制度为前提的，“在现代民主政策之下，如中国农民的处境长期所要求的，土地关系必然要从旧的封建制度向更有生产力的更合理的组织转变。”“补救过去合作运动的缺陷，方才可以推进合理的农贷，而增加农村中农工两方面的生产。可是，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做保障，目前合作事业的各种缺陷就无从补救。农村中民主制度的实现，又在于积极改善农村机构。质言之，少数人把持农村政治经济势力，便使大多数贫农和雇农没有办法可参加合作社而努力生产。合作运动的前途，根本还要靠农村机构的改善。”(39) 陈翰笙以经济区域作为分析社会的基本框架，在对中国、印度和美国社会的分析中，都在应用这一框架。在1945年撰写的牛津丛书《中国农民》中，提出中国有四个农业经济区域，每个区域的农民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同。他将印度划分为十六个经济区域，巴基斯坦为五个经济区域，美国为八个经济区域。划分的依据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地形、气候和水利等。陈翰笙以经济为根本因素，对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区域进行研究，总结出区域间的差异。他认为，在分析了各个经济区域后便容易了解整个社会经济。对社会内部不同经济区域的考察是一种历史的考察，陈翰笙强调的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相关政治制度的差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处于开端期，“那时候的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40)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不熟悉中国的情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缺乏认识，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调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他将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认为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的，他所做的研究，都是从现实出发再回到现实。他为历史研究赋予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翰笙不是深居书斋的历史研究者，而是自觉地投身于火热生活的战士。历史是有助于他了解社会现实的一个途径。历史有诸多的功能，包括社会功能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他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这一问题，认为可以从历史知识中总结历史经验，为人类为民族国家探索长治久安的方略；真实的历史事实可以澄清长期被人们曲解的历史；历史知识可以使人民大众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在他的研究实践中，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即通过历史认识现实，以对现实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这样的路径出发，历史学和社会学在他的研究中是浑然一体的。陈翰笙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①在国内史学界，关于陈翰笙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陈翰笙在中国进行的农村土地调查的研究，及由此产生的对陈翰笙及其追随者的经济思想的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对陈翰笙生平的研究。第三个方面是对陈翰笙与民国时期其他历史人物交往的研究，其中包括他在共产国际的经历和作为。第四个方面是对陈翰笙著作的研究。陈翰笙的中英文著作有200余种。学界对他的著作已做了大体的梳理和介绍。在欧美学界，对陈翰笙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美国学者史蒂芬·麦金农，他正在进行有关陈翰笙的专题研究。另外，在一些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中可以看到对陈翰笙著作和观点的讨论，如卢比·沃特森在其著作中讨论了陈翰笙对广东农村的调查。罗伯特·纽曼对欧文·拉铁摩尔的研究涉及陈翰笙在美国进行的社会活动(见R.Newman,Owen Lattimore and Loss of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汉斯·范文在讨论罗伯特·哈特在华活动时有对陈翰笙观点的讨论。玛格瑞塔·扎纳吉对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见Margherita Zanasi,Far from the Treaty Ports:Fang Xianting and the Idea of Rural Modernity in 1930s China,Modern China,No,1(Jan.,2004),pp 113-146.)。这些讨论都是比较零散的。但是，查阅20世纪美国和欧洲发表的论述中国问题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到对陈翰笙学术著作的大量引用和评论。其中既包括对其观点的推崇，也包括质疑。时至今日，回顾有关20世纪上半期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都以陈翰笙提出的观点及其所做的调查工作为重要的例证或立论对象。(相关讨论可见YUEN-FONG WOON,Ann Arbor,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 China,1911-1949:The Case of the Kuan Lineage in K'ai-p'ing Country,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4.L.Brandt and B.Sands,"Beyond Malthus and Ricardo:Economic Growth,Land Concentration,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No 4(Dec,1990),pp.807-827.) ②该论文完成的时间：一是《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注明的1921年，二是《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注明的1924年，此处取后一种说法。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④陈翰笙：《国际资本的大团结》，《现代评论》第3卷第58期。 ⑤蔡和森：《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载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⑥陆学艺、王处辉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陈翰笙集》，第1页。 ⑧陈翰笙：《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⑨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186页。 ⑩Chen Han-seng,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6. (11)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12)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第4页。 (13)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第8页。 (14)Chen Han-seng,Industrial Capital and Chinese Peasants,Kelly & Walsh,1939. (15)Chen Han-seng,"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A Brief Survey,January to June,1932",Pacific Affairs,No 9(Sep.,1937),pp.769-774. (16)Chen Han-seng,"Conquest and Population",Pacific Affairs,No 2(Jun,1937),pp.201-207. (17)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279页。 (18)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19)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1卷，第202页。 (20)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21)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第34—35页。 (22)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第45页。 (23)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第63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陈翰笙集》，第399页。 (25)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25页。 (26)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329页。 (27)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30页。 (28)1931年，陶尼访华，并就中国问题写出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一书，他倡导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以使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 (29)R.H.Tawney,"Review",Pacific Affairs,Vol.10,No.3(Sep.,1937),pp.344-346. (30)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28页。 (31)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27页。 (32)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27页。 (33)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31页。 (34)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26页。 (35)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28页。 (36)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324页。 (37)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281页。 (38)陈翰笙：《陈翰笙文集》，第271页。 (39)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125页。 (40)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王文钧，俞振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标签：陈翰笙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