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个社会网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特质论文,观点论文,中国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1-0159-06
社会网研究基本思想的开创，可追溯至20世纪初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相关表述。①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社会网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已成为美国社会学与管理学界的显学，研究成果遍布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社会网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界也已蔚成风气，有了颇为可观的研究积累。随着统计方法、计算机技术以及仿真复杂模型等知识领域的发展，社会网研究的技术日益精深，研究议题也不断拓展，从经典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找职、转职、升迁研究，到知识、时尚、流行病等传播的社会过程研究，再到动态网络研究，社会网分析的应用领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社会网研究蓬勃景象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疑问，这些各式各样的研究共享着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与架构？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以下问题：社会网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其发展至今形成了怎样的研究架构？对于中国情境而言，社会网研究的特色是什么，能否形成一些基于中国人关系与关系网络结构的理论建构？透过社会网观点看中国人社会行为与网络结构特质，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获得哪些新认识，这对于理解中国人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有何意义？这些正是本文试图有所推进的。
一、社会网理论的架构：从混合性动机与行动到小生境的耦合与脱耦
社会网理论在解释经济社会现象时有何独特之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部分取决于社会网理论是如何看待人及其行动的。一般而言，经济学往往将人们的行动简化为理性行动或工具性行动。社会网理论对于经济学的工具主义还原论(instrumental reductionism)却有着不同的见解：②在社会互动中的人们有着混合性动机(mixed sources of action)，个人行为的动机不仅是基于纯粹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还包括了源于信任的合作和慑于权力的顺服，③利益算计、信任合作与权力顺服往往混合在一起，形成混合性的多元行为动机。信任、团结、合作、顺服常是逆个人利益而动的，至少是逆个人短期利益的，所以理性算计的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经济社会现象。因而，社会网理论的解释框架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利益动机这个极其脆弱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强调社会行为动机的混合性。
在一个限定的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他的行为、身份认同、信任感以及他所遵循的规范固然依赖于个体私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但同时也依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空间，即小生境(niches)，④是难以脱离更大的网络、制度、文化和历史趋势而独立存在的。信任、团结、规范、权力、身份认同这些基础性概念只有在社会关系网中加以定位，才能被理解，它们是不同社会空间(social spaces，niches)互动的副产品。由此，我们对行动的探讨就转向了结构。社会网理论是如何看待“结构”的呢？
在社会网理论看来，“结构”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资源、信息和影响力在不同社会空间(小生境)之间流动/闭锁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制度、文化、历史条件下，小生境是如何出现的，如何结合、如何分离，以及资源在它们之间是如何流动的，这些构成了网络结构研究的基本问题。格兰诺维特推进了怀特关于社会边界的耦合(coupling)与脱耦(decoupling)的思想，⑤区分出了三种网络结构形态：其一是高度脱耦结构，小生境之间没有横向性关系，其中每个小生境的利益都与其他小生境的利益相冲突，难以组织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其二是弱耦合结构，即有着丰富弱关系的结构，允许行动者桥接(bridging)结构洞，并使之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构可能在更大的社会实体中积聚支配力和影响；其三是高度耦合结构，其结构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这样固然可带来高水平的合作，但是也消弭了结构洞。对内，限制了机会的产生；对外，则这一结构很难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格兰诺维特认为弱耦合结构才是平衡之道，也就是在“高度耦合结构”与“脱耦结构”间取得平衡，这既易于在更大的社会实体中产生集体行动，也不至于消弭结构洞。
格兰诺维特没有止于静态地区分三种网络结构，他更加强调网络结构的动态研究，即如何平衡耦合与脱耦，以及行动者在其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格兰诺维特和麦奎尔研究了美国早期电力产业的发展过程，⑥发现其缔造者萨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一方面可以利用结构洞将生产者、技术专家、政客与金融资本勾连起来、创造机会，进而形成一整套新的集中发电模式的电力产业标准；另一方面他又垄断了产业标准的发言权，将那些分散发电的技术专家以及公共物品供应分权化的倡议者都排除在外，以巩固新产业标准的垄断地位，从而创造出一个闭合的小生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英萨尔缔造的美国电力产业从弱耦合结构到高度耦合结构的动态变化。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社会网理论概念及其分析架构的逻辑关系。首先是研究关系及其相应的行动，强调混合了利益算计、信任合作与权力顺服的多元行为动机。其次是关系及因关系而产生的社会网结构，包括让“资源流动”(resource flow)的结构洞以及“流动限制”(blocked movement)的闭合团体(小生境)。“资源流”沿着关系管道流动的过程，形成了动态变化网络结构，在此过程中关系决定着“资源流”的流动/锁闭，行动者要平衡桥接结构洞与创造资源闭合(closure)的关系，社会网分析中的个体网与整体网分析方法都可以运用于其中的分析。最后是这些社会网结构会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或组织结构，也就是复杂网层次的结构，如高度脱耦结构、弱耦合结构及高度耦合结构等。大的结构约束着个体行动，同时行动者具有能动性，不断改变着、重构着结构。
综合上述，社会网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组织内外的历史性、规范性及文化性的因素与理性行为选择如何互动。社会网理论既承认场力对人或组织施加的限制与影响，研究这个限制如何透过人际关系网络施压于个体；同时又承认人的能动性，在场力的限制中仍有行动的空间，而且可以将这些行动自组织起来成为集体行动。通过分析从行动到关系到社会网结构再到复杂网结构及场力的来回往复的复杂过程，使微观的个体行为到宏观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过程机制得到显现和说明。社会网研究可以在结构与行动之间搭起“桥”，也可以在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之间搭起“桥”，能将个体与集体间的互动过程放在一个架构中加以解释。⑦
二、社会网视野下的中国人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
社会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从行动到关系到社会网结构再到复杂网结构及场力的研究蓝图，用这样一套蓝图来探讨中国人的行为、关系与社会网结构的特质，我们能否有新的发现，能否形成一些基于中国人关系与结构特质的社会理论建构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些有趣的现象：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华人社会是集体主义倾向的，⑧但如何解释华人职场中的高离职/转职率，以及无出其右的创业能力与成效？⑨中国人过去总被认为惯于在熟人圈子里做交易，所以难于形成大规模的现代组织以及从事大范围的复杂交易，但为什么在全球化经济的复杂交易中却常见中国人的身影？⑩中国的组织领导总被认为是集权式的家长型领导(11)，但为什么中国的组织内外却充满了承包、挂靠、子集团、子公司这样的分权现象？
以“集体—个体”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历来充满争议。早在20世纪之初，从梁启超、孙中山及鲁迅等人批评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开始，就引发了“泥与沙”之争。(12)另一方面，钱穆却强调中国人的“群性”，本土心理学者杨国枢也强调中国人的“社会取向”。(13)从理论上的争议到组织行为现象上的矛盾，使很多本土研究者很早就转向了关系结构的视角，超越了“集体—个体”对立的观点，呼应着西方学术界社会网理论的兴起，发展出可以解读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理论视角。
1.差序格局中的人情交换：平衡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
对社会行为及行为模式的分析是社会网研究的一个起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人行为模式及关系的一把锁匙，其主要意涵有二：一是一个中国人会把关系依亲疏远近分成由远到近的圈子，就好像石头投入水中形成的水纹一般，一层一层地由亲而疏向外扩散；二是不同圈子的关系会适用不同的互动法则。(14)基于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观点，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按照亲疏程度分为三个类型，依次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关系原则是“讲责任”(责任原则)、“讲人情”(人情原则)、“讲利害”(利害原则)。在家人关系中，一切以责任为重，每个人要满足此圈子内成员的需求，家人关系所形成的圈子居于中国人“差序格局”网络的核心；熟人关系适用的是“人情原则”，其关系运作是在情感性行为的修饰之下，进行着强度较高的社会交换，在交换双方心里都有一本“人情账”；生人关系最关心“利害”，在家人关系和熟人关系之外形成一个可以理性算计、讨价还价、试图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关系圈，进行交换的双方讲求公平对等和符合期望。(15)类似于杨国枢家人、熟人、生人的区分，黄光国将中国人的关系类型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16)杨国枢所谈的“熟人关系”、“讲人情”和黄光国所讲的“混合性关系”、“人情交换”，是中国人关系中最特别的，因而是值得研究的，这类关系运作混合了情感性行为与工具性行为，是中国人最主要的社会资源。
熟人关系(人情交换)运作过程的实质，就是在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将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不断加以动态平衡。人情交换作为一种社会交换，是在情感性行为的修饰下，运作一种工具性的社会交换，交换的范围极广，交换资源的类型也极为多样，交换时间亦极长。社会交换过程中双方遵循“讲人情”的原则，心里都有一笔“人情账”，给的人不能说，受的人不能忘，在持续的、交互的施与受中，人际信任网络逐步拓展，社会交换的深度与广度得以加深。(17)正是因为中国人善于在人情交换中不断地平衡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才能将“人脉”(自我中心的信任网络)拓展到基于血缘的小圈子之外。也正因为如此，熟人关系的信任感最强，甚至强过家人关系，适于从事大规模复杂交易，(18)这也正是中国人活跃于今日全球化经济的复杂交易中的重要原因。
2.动态的边界：基于“情境中心”的圈里与圈外
我们以社会网的视角观察中国人社会行为模式及关系，发现中国人善于在人情交换中平衡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即在人情交换的过程中实现资源流动和流动限制，那么“资源流”是如何流于所当流、止于所当止的呢？其关键就是中国人“情境中心”的思维。
许烺光提出“情境中心”理论，指出中国人会把圈内人与圈外人区别开来，所以圈内与圈外会有不同的行为法则。(19)中国人在“家”之内是集体主义的，但家之外则不需适用这样的法则。中国人也会把“家”的行为法则扩而大之，以至于及于家族、宗族，甚至及于拜把兄弟，所以一个人内层的小圈子可大可小，是有弹性的，依情境而加以判断。(20)翟学伟引用其意，指出“均分”与“人情”在中国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同一圈内的人要讲求“均分法则”，有资源都要分享，而且在圈内人之中平均分配。(21)但差序格局关系网中大圈子内还有小圈子，“人情法则”的目的是建立特殊主义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22)靠着特殊对待才能分出圈内圈外。
这样的思维也被运用在中国组织的运作上。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会从“情境”出发，以不同的管理方式对待圈内、圈外。(23)班底、亲信是一个领导的核心团队，因而混合了工具交换与情感的关系，适用“均分法则”，但也要投入情感去经营“家”的归属感。这时圈内成员和领导之间的交换就是一种长期的关系合约，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而更重视人情交换。但圈外的一般干部与员工，除了少数被特别培养有潜力进入圈内的人之外，都适用公事公办的“公平法则”，可以较少地顾念人情，也可以算计具体的利益得失。(24)
基于“情境中心”的圈里与圈外的动态运作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过程，即一个平衡圈内与圈外、均分与人情，解决人情困境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彰显出“关系社会”的特点及中国人关系管理的技巧。
3.圈子现象的背后：一种自组织的治理机制
差序格局与熟人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网结构特征呢？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动机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人情交换，积累“人脉”以待他日之用。如果人情交换的对象是组织领导或派系领袖时，他便会被纳入一个圈子之中；如果与一群人之间相互有了人情交换的关系，则这群人会“抱团”成为一个派系。(25)因此，中国社会最容易产生圈子(circle)现象，即抱团现象。这当然是一种情感性的小团体，但因为熟人关系中高强度的工具性交换，所以圈子必然有内部的工具性交换与个人的利益算计；也因为需要更多资源进行内部交换，所以圈子往往形成内部规范以动员/约束集体行动，以向外界争取资源。
作为中国人差序格局与人情交换的特质，圈子有着与西方社会小团体(clique)不尽相同的结构特质。首先，圈子总有“能人现象”，也就是圈子总是一个能人动员其熟人关系，继之这些核心熟人再动员他们的熟人，逐步扩大而组成。换言之，圈子结构的群体中心性(centrality)往往很高，圈子内关系既很亲密又具有一定的权力地位不平等特征。其次，因为人情交换的特质，所以圈子内关系强度很高，关系持续很久，社会网密度(density of network)很大。因为有中心性高的人、密度又大，圈子往往容易发展出自我规范——可能是被社会认可的规范，也可能是“潜规则”。
由于长期受西方管理理论影响，我们对常见的圈子现象，如组织内部的挂靠、承包、独立团队、内部创业，组织外部的商帮、外包网络、小企业网络(small-firm network)，等等，往往给予负面评价。殊不知在中国社会常见的“圈子现象”背后，其实有一种独特的治理机制，即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26)的治理机制。与自组织的概念相对的是他组织。他组织指的是由一个权力主体指定一群人组织起来，以完成一项被赋予的任务。自组织则是一群人基于自愿的原则主动地结合在一起。建立在信任关系与协商基础上的自组织，被认为是迥异于层级(hierarchy)和市场(market)的第三种治理机制/结构。(27)鲍威尔批判了威廉姆森将“网络”(自组织)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观点，(28)他指出，市场结构的主要治理机制是信息传播、价格机制以及合约，层级结构的主要治理机制是科层结构、命令系统以及公司规章，而网络结构(自组织)的主要治理机制就是信任关系与协商。所以网络绝对不是市场与层级的混合或市场到层级的过渡形态，而是以信任关系为核心的另一种治理机制。(29)
上述三种治理机制，其规则、成员身份特征、运作逻辑、成本和权力的性质都多有不同，三种治理机制特点的对比见表1。
华人社会中自组织的治理结构更为常见，人们也更习惯于这种治理结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关系基础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其治理机制/结构是自组织或者层级制加自组织的。正是因为这种治理结构，才有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才有中国民营企业弹性和反应快速的特点。层级、自组织、市场是三种不同而又可以互为补充的治理机制，对于大型组织、社会、国家的治理而言，需要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三者关系的动态平衡。(30)
三、结语
通过对社会网理论架构的讨论，我们知道，社会行为是具有混合性动机的；因“关系”而生产的社会网结构，包括让“资源流动”的结构洞以及“流动限制”的闭合团体(小生境)；社会网结构会形成更大范围的、复杂网层次的结构，如高度脱耦结构、弱耦合结构及高度耦合结构等。而治理机制、社会结构及置身其中的行动者就是要在密网与疏网、结构洞与密封团体、耦合与脱耦、自组织与层级治理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以本土化的社会网视野来看，中国人社会行为与网络结构特质是“差序格局”和“情境中心”的；“差序格局”中最反映中国人特色的是平衡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的人情交换，人情交换(熟人关系)是拓展信任网络与取得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情境中心”则反映出中国人善于依情境不同动态变换圈子边界的特点，分圈里和圈外进行自组织与层级组织的运作与管理。中国人的这种社会行为与网络结构特质产生出“圈子现象”，“圈子”与熟人关系使得密网与疏网、结构洞与密封团体、耦合与脱耦、自组织与层级这些动态平衡关系极具弹性，使耦合与平衡成为可能，而“熟人关系”(人情交换)、“圈子”和自组织的治理机制正是理解中国人组织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社会网分析则可以成为研究中国人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结构的坚实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亦是进行相关研究的有力分析工具。个体网(ego-centric network)与整体网(whole network)分析方法适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情交换、关系网络以及圈子现象，复杂网与动态网(network dynamics)研究方法可以分析整体性系统、系统中的自组织以及系统的动态变化。
注释：
①Simmel Georg,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08,p.23.
②Boorman,Scott and White,Harrison C.,"Social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Networks Ⅱ,Role Struct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6,1976; Granovetter,Mark S.,"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Development in an Emerging Field,edited by R.C.Mauro,F.Guillen,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N.Y.: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2.
③Granovetter,Mark S.,"Coase Encounters and Formal Models:Taking Gibbons Seriousl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No.1,1999.
④Popielarz,P.and J.M.McPherson,"Niche Position,Niche Overlap,and the Duration of Voluntary Member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3,1995; Burt,R.S.,"A Note on 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 Content," Social Networks,No.4,1997.
⑤White,Harrison,C.,Identity and Control: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57-78.
⑥Granovetter,M.and Patrick McGuire,"The Making of an Industry:Electr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edited by Michel Callon,Oxford:Blackwell,1998.
⑦罗家德、王竞、张佳音、谢朝霞：《社会网研究的架构——以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为例》，《社会》2008年第6期。
⑧Schaffer B.,Riordan C.,"A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Methodologie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A Best-practices Approa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No.2,2003; Xiao,Z.and Tsui,A.,"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No.1,2007.
⑨Shieh,G.S.,Boss Island: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New York:Peter Lang,1993,pp.15-32.
⑩Luo Jar-Der,"Guanxi Revisited: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miliar Ties in a Chinese Workpl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view,Vol.7,No.2,2011,pp.329-351.
(11)樊景立、郑伯埙：《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本土心理学研究》2000年第1期。
(12)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9-137页。
(13)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与方法篇》，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
(14)罗家德、王竞：《圈子理论——以社会网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战略管理》2010年第1期。
(15)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与方法篇》，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
(16)Hwang K.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4,1987.
(17)Luo Jar-Der,"Particularistic Trust and General Trust:A Network Analysis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view,No.3,2005.
(18)Luo Jar-Der,"Guanxi Revisited: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miliar Ties in a Chinese Workpl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view,Vol.7,No.2,2011,pp.329-351.
(19)Francis L.K.Hsu,Americans and Chinese:Passage to Differenc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1,p.56.
(20)罗家德、王竞：《圈子理论——以社会网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战略管理》2010年第1期。
(21)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22)Eisenstadt S.N.,"Trust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Japan:The Construction of Generalized Particularistic Tru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No.1,2000.
(23)戚树诚：《企业组织亲信角色之实证研究》，《管理评论》1995年第1期。
(24)罗家德、王竞：《圈子理论——以社会网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战略管理》2010年第1期。
(25)罗家德、王竞：《圈子理论——以社会网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战略管理》2010年第1期。
(26)“自组织”的概念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而是热力学中普里高津研究系统的耗散结构时首先提出。
(27)Powell,Walter W.,"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i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edited by L.L.Cummings and B.M.Staw,1990(12).
(28)Williamson,Oliver E.,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93-119.
(29)罗家德：《自组织——市场与层级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模式》，《比较管理》2010年第4期。
(30)Ostrom Elinor,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n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82-195; Mintzberg,Henry,"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Development:An Afterword,"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No.3,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