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共识——论美国政府与基金会对亚洲的教育援助项目(1953—196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亚洲论文,会对论文,冷战论文,共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击共产主义、树立自身正面形象为目标的多种对外援助项目受到广泛关注，已有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涌现。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和对外经济援助等领域。近些年，美国于冷战时期开展的对外发展援助、对外民主援助和对外教育援助等课题日渐受到重视①，但研究深入和细致的程度略显不足。其中，对美国于冷战时期在亚洲②开展的教育援助项目的研究尤其不够充分。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菲律宾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曾开展规模庞大的教育援助项目。就其根本目的而言，美国对亚洲的“教育援助项目”有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推广美国式民主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为在中国周边树起一道防范共产主义的“思想屏障”，从而在思想上切断中国的外部联系，巩固上述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结盟或依附关系。
在美国政府推行的“教育援助项目”中，美国基金会的作用非常突出。在“国家安全危机”影响下，美国社会“冷战共识”的形成、行政机构冷战“遏制”政策的出台及冷战战略的推行，都不乏民间的力量。在冷战背景下，相对于政府而言，基金会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可以开通更加广泛灵活的渠道，更可以避免亚洲国家质疑美国政府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渗透”。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可知，参与美国“援助”亚洲教育的基金会数量众多，起到最为关键作用的是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这两个基金会背景迥异、规模不同、发展宗旨也不尽一致，但在冷战影响下，它们在对外发展目标上逐渐趋同，并在教育援助项目中与行政机构进行了紧密合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体制”③的一部分。
一、“冷战共识”与官私组织利益和目标的趋同
熟知美国历史的学者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高度一致的反共产主义思潮都会有所了解。冷战前期，随着一系列危机事件和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政治领袖、学者、媒体人，甚至宗教界人士逐渐形成了一种“冷战共识”。对于这种美国国内舆论空前一致的现象，学者们有许多探讨，总体上认为其包括以下三个特征：(1)异常一致的反共产主义倾向，即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正试图统治世界；(2)一致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正通过在一切领域展示“优越性”或“优势”来赢得这场竞赛，这种“优势”竞赛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体现在制度优越性、国家威信、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上；(3)一致同意美国要以“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方式来赢得这场战争，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及其对西方国家的渗透④。这些都直接鼓励了行政机构构建“国家安全体制”的一系列政策出台。
一般认为，“冷战共识”的形成、“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要归因于行政机构的引导甚至操纵。同样掌握信息资源的私人组织(特别是基金会)和社会精英则在国内舆论的形成和政策制定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在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中，经常会看到来自各种私人渠道的政策建议和意见。其中的一些建议最终被行政高层采纳，并形成政策文件；而另外一些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舆论倾向，并因此得到行政机构额外的重视。由此可见，冷战战略的出台和总体社会氛围的形成，与私人组织和社会精英密不可分。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界和学界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人员互换异常频繁，而基金会往往起着中介的作用。不仅如此，有些人本身就在基金会和行政机构间不断转换身份，如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就曾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麦乔治·邦迪也曾担任福特基金会主席。
在冷战影响下，美国基金会与行政机构在何为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亦达成了共识。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
1953年，福特基金会完成战后改组和转向，从一个地区性的筹措捐款组织转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国际化的资助者⑤。亚洲的近东和远东部分是福特基金会关注的重点区域，其对上述区域的技术援助项目的资助数额远高于卡耐基、洛克菲勒和凯洛格基金会⑥。对战后福特基金会战略转向有重要影响的《盖瑟报告》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问题和福特基金会未来的使命：“美国的行动完全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专制主义策略的回应，或者基于为避免战争而对紧急事件的因应，所有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消极的。”⑦报告认为，为了进攻性的、积极的反击共产主义，美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强自由人民的力量”……必须向他们，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输出“知识、指导和资本”。美国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这种帮助的国家。这些话语及其展示的方法都在美国政府文件中出现过。然而，福特基金会与美国政府机构，包括中情局的密切合作，并不像桑德斯著作中所说，仅仅是中情局资助的“掩护机构”，是官方宣传活动的一部分⑧。事实上，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大多是独立的，在改组后甚至成为美国政府实施对外信息与文化项目的主要赞助者。
相对于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受到学者相对少的关注。但是，由于亚洲基金会与行政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特殊关系，其在美国海外教育项目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亚洲基金会原名“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于朝鲜战争的高峰期。1954年，“自由亚洲委员会”重新改组为“亚洲基金会”，并确定其发展宗旨为：其一，向亚洲正致力于赢得和平、独立、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个人或团体提供来自美国的私人支持；其二，建立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鼓励并加强有着相同目标和理想的亚洲、美国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其三，与其他美国个人和组织合作，促进美国对亚洲人民、亚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更好理解⑨。事实上，从这一时期起，亚洲基金会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接受后者的资金资助，成为准非政府组织。
二、官私合作：亚洲教育援助项目的整合与推广
1954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行动协调委员会”指示哈罗德·霍斯金斯牵头，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和援外事务管理局(FOA)⑩选派的代表一道就美国应当从事的海外教育项目展开研究(11)。其时，美国已经在“国家安全体制”下从事了数年的反共产主义斗争。在“冷战共识”的影响下，美国所有个人、团体和组织都被动员起来，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都被放入美国冷战的“武器库”。“教育”这一媒介或工具(12)亦被广泛运用到冷战斗争中，但决策层认为相关机构的努力仍然不够。冷战使美国教育援助有了新的使命和方向。这种转向有形式上的和内容上的两层意义：形式上，美国政府迫切希望将美国所有资源都整合起来，投入到这场反击共产主义的“心智”之战中；内容上，则希望在实现教育援助已有功能之外，还要实现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冷战目标。特别是在亚洲冷战战场上，美国面对的敌人是文化与观念差异巨大的中国；美国试图争取的对象则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并倾向于保持中立的亚洲国家，这需要美国倾注更多的财力和智力。
美国基金会甚至比行政机构更早意识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反击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如前所述，福特基金会在转型后，很快把视线对准海外文化和教育领域。在福特基金会看来，美国正在输掉一场文化战争，因为美国没有在海外宣传自己的文化成就，这使得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苏联有关美国文化贫瘠的宣传(13)。因此，美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一是为了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使其他国家民众从“心灵与智慧”上理解美国和美国人；二是反击共产主义对美国文化贫瘠的攻击以及海外文化圈对美国的误解(14)。1954年2月，福特基金会先是参与了美国国务院发起的名为“艺术与国际文化展示领域的项目纲要”(15)活动，接着又与国务院合作，利用其正在资助的跨文化出版物发行项目来支持政府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16)。不久，福特基金会又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由非政府组织来资助“国际人员交流项目”，并视其为保证“整体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17)。
1954年12月1日，“行动协调委员会”采纳了委员会助理室关于推进美国海外教育项目的建议，并指示各机构立刻执行(18)。1955年初，美国整合并扩大海外教育项目的工作正式开始(19)，亚洲成为重点关注的地区，其中菲律宾被选为试点国家(20)。海外教育援助项目在强调要“通过分享知识、技能和技艺，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强调要“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更好的理解；增进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间的相互了解”(21)。其深层次的涵义则是要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这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海外教育项目”指南也特别提到，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开展，必须“鼓励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个人，以适当的项目来支持美国的政策”(22)。
归结起来，这一时期美国在亚洲与共产主义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亚洲教育援助项目正是针对这三个问题而实施，官私组织的合作也是在项目推行过程中实现的。
其一是如何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宣传的挑战”的问题。不可否认，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上升时期。但是，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影响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苏、中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的结果(23)。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正通过一切方法强调“共产主义不容置疑的真理地位”。令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的是，共产主义的宣传非常成功。“近年来，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书籍(除《圣经》以外)一直是《联共(布)党史》，其发行量超过4100万册”(24)。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新闻署制定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出版专门反击共产主义学说的书籍，但苦于无法在亚洲分送和发行这些书籍。此时，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发行图书的能力受到美国新闻署重视，双方遂协商就此展开合作(25)。在行政机构的支持下，亚洲基金会的“亚洲图书”项目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图书发行项目。亚洲基金会接受美国出版社、大学书店、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教会和社交俱乐部的图书捐赠，并通过已经建立好的渠道将这些图书送到亚洲各国的大学和社区图书馆(26)。与此同时，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诸如香港教育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出版了一系列以“发展与研究”为主题的书籍(27)，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已经趋于白热化。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独立国家。在美国看来，这些刚刚独立的亚洲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动荡，极易受共产主义渗透和宣传的影响；它们不仅政治上未确定方向，在意识形态上也未有归属。苏联和中国正试图将这些国家“置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如果共产主义取得成功，世界力量平衡可能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因此，影响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取向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28)。然而，亚洲国家数量众多，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都不尽相同，美国政府与基金会不得不在其教育援助活动中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例如在马来亚联邦，美国认为其有倒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因此采取的方法是向学校、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提供书籍、出版物、电影和其他类似素材，以抵消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同时，促使其接受来自美国专家的帮助(29)。在日本，亚洲基金会认为日本的共产主义力量非常强大，能够通过控制教师工会来影响日本青年一代，于是开始为那些“真正关心(日本)教育中的民主原则”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帮助(30)。在泰国，虽然总体形势有利于美国，但为防患于未然，相关机构仍然在当地开展了教育援助活动，就“共产主义威胁的实质”对泰国人民进行全面的教育(31)。
其二是如何抵制中立主义的风险，将亚洲国家争取到西方阵营一边的问题。如果说前面一项任务是为了“防堵”共产主义的影响，这里美国要做的则是要帮助亚洲国家“树立”自由民主观念，以达到促使其“自觉”反击共产主义的目的。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50年代的亚洲国家普遍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路线；亚洲民众一般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西方国家干预其内部事务。美国决策者因此认为，教育援助项目的目标正是那些其政府仍没有选择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的民众，“对于自由世界来说，加强援助，缓解这些国家的渴望与苦难，确认自由世界与这些国家民众的希望与愿景相同，将是推进(自由)事业的最好机会”。美元和枪炮不足以构建联盟，基于共同目标的信仰和思想上的共鸣才能创造促进自由的环境(32)。总之，美国要利用海外教育援助项目，影响这些国家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影响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态度(33)，进而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国务院与福特基金会同时将目标对准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亚洲国家的领袖和潜在领袖。在亚洲的教育援助问题上，福特基金会力主其政策重点应当是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内阁级别领袖”，因为“在东南亚国家，国家政策是由上层少数人决定的，应当安排诸如教育和信息部长等官员访问美国”(34)。美国国务院“国际人员交流项目”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利根与福特基金会的斯坦利·戈登共同制定了一个“领导者类型”的项目。国务院认为，基金会参与这种类型的项目能够满足这一严峻时期势在必行的行动需要，即增强海外对美国的认识与理解(35)。福特基金会随即提出了项目实施的具体目标群体：(1)外国政府中的中层和高层官员，以及其他显示出能力或潜在能力的政治领袖；(2)具有海内外影响力的文化领袖(特别是艺术领域的实践者)；(3)国内外的劳工领袖(36)。除了领袖阶层，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青年，也是美国海外教育项目关注的重点。1954年，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在考察东南亚国家后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传统，在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知识青年通常有着与其人数极不成比例的影响力(37)。对于亚洲地区的国家来说，知识阶层而非人民大众才是有控制力的成分(38)。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增强亚洲知识阶层与美国的联系，特别是让他们亲自体验美国社会就变得非常重要。更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借助自身影响力，把美国的经验学以致用，进而引导海外公众舆论”(39)。美国国务院、美国新闻署，甚至中央情报局都有专门针对亚洲知识青年的教育项目。相关项目的发起者相信，“这些学生，还有许多学者来到美国大学……当他们回国时，应当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40)为了更好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基金会还注资于类似“姊妹校合同计划”这样的海外教育长期项目。该计划的目的是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建立大学间的合作关系，这样既可以减少外国政府对接受美国资金的担心，又可以在两国知识界领袖间建立起持续的沟通渠道，同时便利美国私人基金会向其注入资金。美国新闻署则通过资助校园设施、图书馆和学生组织建立起了校际关系。国务院促成美国与海外学生和学者间的交流项目，并且鼓励适当的海外大学建立“美国研究”的专业(41)。在东亚和东南亚，与美国建立姊妹校项目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42)。福特基金会重点扶持的则是中国台湾的校际语言培训项目，并在几个亚洲国家设立了有关“中国研究”的奖学金(43)。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本人是海外教育援助项目的积极支持者。1956年，在贝勒大学发表的长篇讲话中，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要通过塑造“相似的研究和思想”，使其他国家民众认识到与美国合作的需要。他同时希望私人基金会能在教育领域提供更多帮助，“在私人基金会的帮助下，美国大学应当在推动海外拥有更充分的教育机构方面提供帮助”(44)。贝勒大学建议的直接结果是“姊妹校合同计划”的大面积推广和官私组织之间更为密切的合作。为响应艾森豪威尔的贝勒大学建议，一所完全由美国私人(组织)资助的大学——顺化大学，在越南建立起来(45)。
其三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争取海外华人群体，将台湾扶植成为“自由中国”象征的问题。在亚洲，困扰美国的一个特殊关键问题是海外华人群体与中国大陆天然的纽带关系及其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可能性。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制度优越性的较量，其中，国家威信力和影响力占有很大比重。在亚洲的冷战对抗中，中美威信竞争是美国关注的焦点，而东南亚华人群体的人心所向和政治倾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对海外华人问题进行考察时，“行动协调委员会”成员相信，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学生选择去大陆学习，是因为中国向外展示了大国形象，威信不断增强，因此这些学生希望能够与代表“未来方向”的力量结成联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方面是有组织有目标的进行这场(冷战)斗争的，“几乎所有选择去共产党中国学习的海外华人学生都受当地共产主义组织或个人的影响……得到其经费资助”(46)。即便是在共产主义影响力较弱的地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资本主义理论和有关帝国主义的分析都非常有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反西方的态度和立场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上述形势促使美国必须改变当地学术机构和学术圈的政治氛围，“为此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具有合理性”(47)。为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美国政府制定出针对东南亚华人的一系列应对策略。根本目的是要在整体上增强对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教育援助项目，将东南亚华人学生吸引到“自由世界”一边。官私组织合作在针对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项目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福特基金会很早就关注到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问题，担心“红色中国”正将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青年吸引回中国接受教育。因此，包括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在内，一批美国私人组织为新亚书院和一些研究机构投入数百万美元，来挽救这场东南亚“教育危机”(48)。为便于行动，亚洲基金会将其在东南亚的地区办公室设在了香港。除了为美国新闻处针对海外华人的信息和教育项目提供支持(49)，亚洲基金会还资助了一个友联出版社，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资金。友联出版社之下设有一个友联研究所，主要从事针对中国内地的情报和研究工作。在教育方面，友联出版社一方面通过兴办华文报刊，如《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生活半月刊》和《儿童乐园》等，来影响各个年龄段的青年人；另一方面直接出版中文教科书，并把这些教科书送到东南亚华文学校。这是因为在“海外华人项目”的实践中，美国发现，“‘台湾教育部’办的教科书，很多地方不太愿意采用”(50)。此外，亚洲基金会还参与了援外事务管理局的项目，在台湾扩大大学的设施和规模，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学生(51)。
三、海外教育援助项目与美国基金会在冷战中的新使命
海外教育援助在美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而美国个人(传教士)和私人组织亦很早就积极参与其中。早在1900年前后美国讨论对华庚款返还的用途时，就有来自官私两方面的声音支持美国将返还的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然而，包括庚款办学在内的美国早期海外教育活动，既无统一的思想指导，又无长期的政策安排。应该说，美国官私组织在海外教育活动中的长期稳定合作，美国海外教育活动的“意识形态”转向，是在冷战中实现的。
(一)基金会在海外教育援助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美国针对亚洲开展的教育援助项目来看，基金会具有官方机构无法企及的优势。它拥有相对充足的、可以灵活使用的资金；它可以对内整合知识群体和教育资源，对外使用与受援国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更重要的是，基金会可以使海外教育项目避开“美国官方介入”的嫌疑，从而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
与传统上认为基金会参与诸如教育援助项目这样的政府项目，资金必定来源于政府的观念相反，已有文献揭示，大量项目资金是由基金会提供的，后者因此对项目的实施和走向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面临经费紧张、人员不足、沟通渠道不够广泛等难题。行政机构承认，直接或间接实施海外教育项目的私人组织，如基金会、志愿对外援助机构、宗教组织、联合国特殊志愿者项目和一些商业机构，其活动的规模要大于政府的官方努力。1950年代中期，有1000多个官方和私人组织从事海外教育项目，其形式从资助一名学生赴美学习到大型技术合作项目，不一而足。据估计，仅(教育)交流项目，就有至少300个私人机构和30个政府机构在实施(52)。根据国际教育协会(53)调查显示，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金会的共同努力下，1957—1958学年共有43391名外国平民学生在美学习。美国政府提供全部或部分资助的有2876名；私人或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生人数则是12770名(54)。另据美国中情局官员的说法，1959年来自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交流学生有16000人(55)。换言之，在数量庞大的亚洲赴美学生中，很大一部分资助是由私人基金会提供的。
美国推行海外教育项目必须利用美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各类专业人员。然而，传统上，美国大学中的教育者对于政府控制或政府指导都非常反感，但对接受基金会的资助却没有心理障碍。这是艾森豪威尔在贝勒大学建议中提出要敦促美国个人、私人基金会和私人组织扩大其对海外大学援助的主要原因(56)。前述亚洲基金会在实施“亚洲图书”项目和针对东南亚华人的教育项目时，都充分调动了美国国内的资源。福特基金会整合国内教育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海外的能力更是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后期，福特基金会非常关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问题，其项目重点大多集中于当地发展规划和教育体系。以巴基斯坦项目为例，福特基金会利用哈佛大学的智力资源，在巴基斯坦资助成立了三个工学院、三个家庭经济学院和一些乡村援助研究院，支持各种教育事业的推行(57)。
基金会在对外联络和沟通方面，也比官方机构更具优势，能够为官方教育援助项目提供广泛接触受援国私人组织和个人的沟通渠道。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语言在传递信息和思想方面的关键作用，美国新闻署和国际合作署都试图利用英语来实现其冷战目标，但也同时发现，美国官方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或许是涉及文化和国家威信最为敏感的领域。它费时甚巨，有时是几年的时间，才能与当地教育者建立起互信，也才能与其合作，有效推进美国的教育项目。”(58)正因如此，当美国国务院试图在越南扩大其英语教学项目时，不得不向诸如亚洲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机构询问其是否有资源和计划在这一领域展开行动。为便于类似项目的开展，美国行政机构决定，此后“在设计美国政府发起和资助下的英语教学项目的规模和类型时，应当始终将非政府资源考虑在内”(59)。
毋庸置疑，美国在亚洲地区推行教育援助项目的最主要障碍是：容易引发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于美国官方援助的反感和怀疑。由于教育援助项目的特殊敏感性，特别是在195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奉行“中立”外交路线，试图摆脱大国的控制与操纵，对美国官方以任何形式介入当地“教育”领域都表示怀疑。因此，能否获得当地政府信任，进而被允许在当地实施相应的教育项目，就成为美国教育援助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与受援国建立“信任”关系方面，美国政府对基金会和其他私人志愿组织的依赖几乎是“绝对的”。
福特基金会在陈述自己参与政府项目的理由时提到，在争取欠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文化领袖和劳工领袖领域，由非政府组织来发起交流活动是非常适当的。因为，“有些国家的有些个人，事实上非常适合参与项目。他们可以将有建设性的、可靠的(美国)故事带回各自国家，但不愿意接受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他们很自然地想保持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或知识威信，不愿冒险使自己倾向美国的观点与接受美国政府资助联系起来。”与之相反，“接受来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私人组织的资助将毫无疑问会打消这些候选人疑虑，并增强其在国人中的影响力。”(60)
甚至像亚洲基金会这样与官方关系比较特殊的私人组织，也比美国政府更容易被亚洲国家所接受。20世纪60年代后期，亚洲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媒体曝光，声誉受损。然而，经历了“无数次的”评估与考察后，亚洲基金会最终存活下来，其原因是：通过多年来在亚洲的活动，亚洲基金会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和力量；它被亚洲国家广泛接受，受到高度尊重并赢得重要的信任；它在亚洲的项目具有创造力、令人印象深刻。因而，“亚洲基金会的继续存在对美国有独特的价值，对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目标有难以估量的贡献。”(61)
(二)“国家安全危机”影响下美国基金会的“意识形态”转向
自杜鲁门政府确立“国家安全体制”以来，美国国内达成了一切以“国家安全”为第一需要的政策共识。艾森豪威尔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确认，美国当前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培育对美国与自由世界传统及观念的理解与接受”(62)。这实际上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援助，还是文化交流，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传递一种意识形态信息，为了帮助美国最终赢得冷战。曾经在中情局国际组织处担任负责人的汤姆·布雷登这样解释美国的政策，“我们想要把所有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都团结起来，向世界展示西方和美国致力于自由的表现方式和知识的自由获取”。他承认这些活动是秘密资助的，但“为了鼓励开放，我们必须秘密进行”(63)。同样，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心理战文件中，计划制定者主张将诸如“美国之音”、公告和新闻这样的“快速媒体”用于针对共产主义的防御性宣传；而图书、信息中心、人员交流和教育服务这样的“远程媒体”则用于实现诸如进步、独立、自由、和平、睦邻、共同安全、真理这样的长期的确定目标(64)。就海外教育援助项目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最终殊途同归，在冷战大背景下，教育亦成为美国输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工具。
在“国家安全政策”指导下，美国官方教育援助项目的“意识形态”转向非常明确。前述有关海外教育项目的一系列文件都指明，美国“在(海外)教育努力中……应当有意识的传播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思想和理想，使其成为我们海外援助项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标。”(65)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海外教育项目相关实施部门都进行了充分的努力。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国务院国际教育交流服务中心的活动本身就以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为目标。国际合作署的技术合作项目表面上与意识形态无太大关联，仅限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援助，“人文科学或其他与经济发展没有密切关联的学科都没有得到资助”(66)。但其很快进行了调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技术援助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借此“阐明能够将自由世界民众联结在一起的那些理想和愿望”(67)。与上面三个机构相比，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形式更为隐蔽，但目标却更为直接。50年代，中情局将在亚洲实施教育活动的重点放在了菲律宾，目的是将菲律宾发展成为一个地区中心，“为诸如台湾和南朝鲜这样的‘民主工厂’提供保障”(68)。
对于参与到海外教育援助项目中的美国基金会来说，利用教育来传达善意或传播美国(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是其传统功能和职责所在。但受冷战影响，美国基金会亦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与行政机构建立了较为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为行政机构提供智力和资金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行政机构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政策规划。二是开始“有意识的”进行特定意识形态渗透与宣传，帮助推动美国整体冷战目标的实现。前面提到，美国基金会在国内舆论形成和对外政策制定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从亚洲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过程来看，基金会在用教育来反击共产主义方面，与官方达成了一致。不仅如此，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的海外教育项目比官方项目开展得更早，投入得更多，在亚洲当地的影响力也更大。尽管私人基金会的海外教育项目从来都带有价值观念推广和意识形态渗透的色彩，但为实现美国总体冷战目标而“刻意为之”，借助教育援助项目“有意识地”进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宣传，却是始于冷战时期。
从本文重点探讨的两个基金会来看，亚洲基金会成立于冷战时期，本身就代表着民间反共产主义的声音和力量。改组后的亚洲基金会接受美国行政机构的全面指导，虽然名义上一直是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实质上却是美国政府推行意识形态战的有力工具(69)。福特基金会转型后，在印度、巴基斯坦、近东、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都设有驻地办公室，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援助组织。其活动的重点领域也转向促进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特别是“教育促进民主”和“增强国际理解”两个领域(70)。有学者考察后认为，20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在国际艺术与人文领域的资助项目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分派。由此可见，基金会推动下的海外教育援助已经成为冷战中“争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意识形态武器。
注释：
①例如:Samuel H Butterfield.U.S.Development Aid-A Historic First: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Westport,Conn.:Praeger,2004; William Robinson.Promoting Polyarchy:Globalization,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Tony Smith.America'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文中论述的地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美国援助南亚的目标和手段都不尽相同，需要另文撰述。
③有学者认为，这种公共舆论共识开始于1946—1950年。1950—1965年间，仍有70—80％美国人支持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思潮。Milton J.Rosenberg.“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ld War Consensus”,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March 1981.
④Jack L.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255; Milton J.Rosenberg.“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ld War Consensus”.
⑤Kathleen D.McCarthy.“From Cold War to Cultural Development: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Ford Foundation,1950—1980”,Daedalus 1987,116(1),p.94.
⑥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Dec 10,1954.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4.
⑦H.Rowan Gaither,etc.Report of the Study for the Ford Foundation on Policy and Program.Detroit,Michigan:The Ford Foundation,Nov.1949,p.21.
⑧弗朗西丝·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第4、149、157页。韩铁教授在其论述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间关系的博士论文中亦表示：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完全是受官方主导，或受“国家安全体制”的指导，而没有区分福特基金会与美国政府机构，特别是中情局之间的分歧，这样的观点不具有说服力。参见Han Tie.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hinese Studies,1950—1979,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97,p.6.
⑨Robert Blum.“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Pacific Affairs,1956,29(1) p.48.
⑩援外事务管理局，成立于1953年8月1日，取代共同安全署和技术合作署，全面负责美国对外经济和技术援助项目的运行、控制和指导工作。1955年5月9日，援外事务管理局被国际合作署(ICA)取代。
(11)Memorandum for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Nov 22,1954.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4.
(12)美国官方文件将“教育”界定为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其分为正式活动与非正式活动两部分。正式活动由智识机构来实施，包括学校和大学系统、研究中心等，主要元素是教师、课程表、授课材料和教育方法。非正式活动不是在正式的学校框架下进行，但会产生教育影响力，如培训项目、成人教育、军事训练、社区发展项目、人员交流项目、技术援助活动、文化中心、电影及出版项目等。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s of Action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Programs,July25,1955,Annex A,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5.
(13)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Stanley Gordon,Enclosure,July 23,1954.The Ford Foundation,Log File L no.54－500,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RAC).
(14)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Melvin Fox,March 1,1954,The Ford Foundation,Log File L no.54－500,RAC.
(15)Outline for a Program in the Field of Arts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presentation.The Ford Foundation,Log File L no.54－500,RAC.
(16)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Melvin Fox,March 1,1954.
(17)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Stanley Gordon,Enclosure,July 23,1954.
(18)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Dec 13,1955,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5.
(19)从“海外教育项目”制定的过程和其后的进展情况来看，它事实上是“行动协调委员会”试图统一美国在教育领域的冷战活动和计划的一种努力。“海外教育项目”为各行政机构的相关活动提供政策指南，并希望能够将类似的活动整合在一起，减少项目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
(20)Memorandum For Mr.James Lay,Jr.,Executive Secretary,NSC,Aug 6,1956,CK3100506406,Database: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DRS),Gale Group,Inc.
(21)OCB,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Dec 10,1954,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4.
(22)Excerpts from NSC Policy Regarding Education,Dec 13,1955,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5.
(23)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Sep.26,1947,CK3100370999,DDRS.
(24)U.S.Doctrinal Program,June 29,1953,CK3100094653,DDRS; CK3100335111,DDRS.
(2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ug 5,1969,CK3100527502,DDRS.
(26)Briefing Paper on FY 1979 AID Funding of the Asia Foundation,Aug 3,1978,CK3100515479,DDRS.
(27)Edmund King.“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ong Kong by Norman K.Henderson”,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1964,13(1).
(28)United States Congress,House.The U.S.Ideological Effort: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grams.Jan 8,1964,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4,p.2.
(29)Operations Plan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June 4,1958,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Box 18,Far East.
(30)Robert Blum.“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p.50.
(31)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5430,Part 7),Aug 12,1954,CK3100084242,DDRS.
(32)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Dec 10,1954.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4.
(33)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6th Draft,Dec 5,1960,Kennedy Library,Papers of James C.Thomson,Jr.,Box 7,Chester Bowles.
(34)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Stanley Gordon,Enclosure,July 23,1954.
(35)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Stanley Gordon,July 23,1954,The Ford Foundation,Log File L no.54-500,RAC.
(36)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Stanley Gordon,Enclosure,July 23,1954.
(37)Memorandum for the Executive Office-OCB,Jan 25,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1948－1961,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38)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Jan 20,1954,Eisenhower Library,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39)Expanded Exchange of Persons Program in the Far East,June 25,1954,Eisenhower Library,OCB Central Files,Box 70,OCB 091.4.
(40)Remarks by Dr.Otto E.Guthe of the CIA at the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Indiana University,Nov.12,1959,CIA-RDP75-00001R000300250012-5,Database:the CIA Records Search Tool.
(41)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Attachment A,Dec 13,1955,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5.
(42)Basic ICA Policy on University Contracts,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OCB,Box 37,Baylor Univ.Proposal.
(43)Foundation Supported Activities Relating to China,July 22,1960,Ford Foundation,Log File L no.60-1537,RAC.
(44)Address and Remarks at the Baylor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ies,Waco,Texas,May 25,1956,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Dwight D.Eisenhower,1956,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p.533～535.
(45)From E.Allan Lightner,Jr.to the Under Secretary,June 6,1956; OCB,Progress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the OCB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the President's Baylor Proposals,July 17,1957,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OCB,Box 37,Baylor Univ Proposal.
(46)Department of State,Analysis of How to Prevent,or Counteract the Ill-effects of,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Southeast Asia to Communist China,CK3100332349; Memorandum to Members of Working Groups on NSC 146/2 and NSC 5405,Dec 16,1954,CK3100052401,DDRS.
(47)Memorandum for the Chairman,OCB,undated,CK3100162521,DDRS.
(48)Grace Ai-Ling Chou.“Cultural Education as Containment of Communism; The Ambivalent Position of American NGOs in Hong Kong in the 1950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2010,12(2),pp.7～8; John F.Cramer.“The Chinese Colleges in 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59,3(1),p.27.
(49)Paper regarding U.S.policy toward Hong Kong,undated,CK3100473459,DDRS.
(50)请参见马来西亚学者王琛发的文章《马来西亚冷战阴影下的风雨声、读书声与罢课声——1950年代华校学生运动在历史上的定位及影响》；香港学者郑树森教授所作《香港的文学旅途》演讲(载http：//sociology.ntu.edu.tw/～hsc/classics/data/programme2000/course/000710-2.html)。
(51)Doc 190.Report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ug 31,195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5－1957,Vol IX.
(52)OCB,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Dec 10,1954,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4.
(53)成立于1919年，国际教育协会是一个致力于国际人员和思想交流的非政府组织，但其与美国政府、基金会及其它私人资助机构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54)OCB,Government Interest in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US in Non-Government Programs,March 18,1959,Eisenhower Library,OCB Series,Subject Subseries,Box 1.
(55)Remarks by Dr.Otto E.Guthe of the CIA at the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Nov.12,1959.
(56)OCB,Progress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the OCB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the President's Baylor Proposals.
(57)Doc 370.Air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akist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 23,1959,FRUS 1958－1960,Vol XV.
(58)Department of State.Report on U.S.Government Programs toward the Goal of Making English the General Common Vehicle of Communication,undated,CK3100061359,DDRS.
(59)Report on U.S.Government Programs toward the Goal of Making English the General Common Vehicle of Communication.
(60)Letter from Francis J.Colligan to Stanley Gordon,Enclosure,July 23,1954.
(61)Briefing Paper on FY 1979 AID Funding of the Asia Foundation,Aug 3,1978,CK3100515479,DDRS.
(62)USIA,United States Doctrinal Program,Jan 20,1954,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6,Doctrinal Program.
(63)Frances S Saunders.“Modern Art Was CIA's Weapon”,The Independent,1995-10-22.
(64)Extract From a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1952”,Dec.31,1952,FRUS 1952－1954,Vol.II,pp.1643～1644.
(65)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Dec 13,1955,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Executive Secretariat,Box 34,American Overseas Education 1955.
(66)From Alvin Roseman,Director of Public Services to Mr.John B.Hollister,D/ICA,June 6,1956.
(67)Basic ICA Policy on University Contracts.
(68)Giles Scott-Smith.Networks of Empire: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France and Britain 1950－1970.Brussels:Peter Lang,2008,p.85.
(69)亚洲基金会从1954年起主要由中央情报局进行资助，1967年开始接受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AID)的资金。从1954年到1978年，亚洲基金会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资金大约为1.58亿美元。详见Briefing Paper on FY 1979 AID Funding of the Asia Foundation,Aug 3,1978,CK3100515479,DDRS.
(70)Paul S.Bederma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The National Archives II,RG 59,OCB,Box 37,Baylor Univ.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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