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侵华日军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与意义，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制造、控制与利用。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后，7月13日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向各厅长官及各府、县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规定在宣传报道中，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日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严加注意并取缔[1](p.10)。1937年9月9日，日陆军省新闻报道检查机关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规定：“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对逮捕、审讯中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等，全都不许刊登[2]。
根据上述文件、纲要的精神，日本当局在日军进攻南京与大屠杀期间，实施了一系列严密的控制新闻与操纵舆论的新闻政策与措施，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宣传日本的“侵华有理”与“南京战”的赫赫战果
日本当局对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并对中国军民实施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以进行“膺惩”，早就作了精心的计划与部署，其中包括对新闻舆论的利用与控制。
在日军进攻南京战役发起前，日本当局就组织日本各大报刊、通讯社派遣了100多位记者、作家、评论家，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这些记者、作家被日本当局称作“笔部队”。他们在日“华中方面军”报道部的统一指挥下，随各师团行动。曾任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证实：“在（南京）这样一块狭小的地区，有120名干练的新闻、杂志、广播电台、电影摄影师和随军记者进行采访。战前，（日本）各大报社、通讯社在这里设有分社，记者对南京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此外，大宅壮一、木村毅和两条八十等著名的文学家也来到南京。大宅以《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团团长的身份，带领该社30余名特派记者和摄影记者，占据了（南京）市内的旧分社。像各部队都想先冲进南京城一样，在狭小的南京城内，他们也在争抢特快消息。”[3](p.190)
在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当天，日“上海派遣军”发出战报：“我进入南京城的军队已于今天傍晚占领了该城。江南的碧空中，夕阳映照着城头的太阳旗，军威大振紫金山。”欣喜、狂妄、骄横的心态溢满言表。与此相类似的心态与相类似的语句，甚至更加露骨的狂妄表述，出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日本随军记者的新闻报道中：“南京攻克了，呜呼！敌人首都终于为我军占领！”“多么令人欣喜！全体国民必将热血沸腾！”“南京终于被占领了，从而翻开了历史性的光辉一页。”[4]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在12月13日发行了“第二晚刊”，快速报道了日军攻占南京的消息，所用标题是：“完全制南京于死地”，“城内各地展开大歼灭战”，其内容如下：“［浮岛特派员十三日于南京城头发至急电］……今天早晨以来，为完成南京攻击战的最后阶段，展开了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灭战。……市内各地火焰冲天，我军乱行射击，极为壮烈，正奏响了远东地区有史以来空前凄惨的大陷城曲，南京城已被我军之手完全制于死地。”日方记者的这些战场报道，将日军野蛮、可耻的侵略与“乱行射击”、“火焰冲天”的疯狂屠杀焚掠，将南京城与南京人民空前的灾难与浩劫，描述为“极为壮烈”、“奏响”了“大陷城曲”、“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灭战”、“翻开了历史性的光辉一页”等等，充分展示了日军军国主义者狂妄、残忍的刽子手心态。
日方记者还争先恐后地报道日军在战争与屠杀中的“勇士”，把这些杀人恶魔吹捧为日本的“英雄”，又是刊文章，又是登照片。如日军第16师团第19旅团第9联队富山营中两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的法西斯军人向井明敏少尉与野田毅少尉的疯狂行径，竟被《东京日日新闻》连续4次进行跟踪报道：在11月30日该报刊登记者浅海等人在前一日从常州发回的新闻，首次报道向井与野田开展“刀劈百人”竞赛的消息——所谓“百人斩”。随着这两名法西斯军人杀的人越来越多，杀人比赛激烈进行，而《东京日日新闻》也于1937年12月4日、12月6日连续对他们作了跟踪报道，并称赞这两个刽子手“勇壮绝伦，一如‘阿罗修’的奋战状态，殊非言语所能形容”，“挥舞宝刀，砍个不停中”。到1937年12月10日，向井、野田已随第16师团攻击至南京紫金山麓，这时向井已杀106人，野田已杀105人，虽然向井比野田多杀一人，但因为分不清谁先杀满100人，难决胜负，于是又重新开始以杀满150人为目标的竞赛。《东京日日新闻》也于12月31日第4次刊登此两人杀人比赛的消息，还配发了这两个“杀人英雄”的合影照片。应该指出，向井与野田用刀砍死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与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野田毅事后就承认：“实际说来，在冲锋突出的白刃战中，只不过砍杀了四、五人而已。我们是在占领了敌军堑壕时，对着里面呼叫：‘你，来，来！’那些支那兵……就一个跟着一个出来，走到我的面前，我把他们排列好了，然后一刀一个地砍下去。……差不多都是这样干的，却以‘刀劈百人’而出了名。”[5]然而日本的记者却篡改与捏造了事实，把这两个违犯国际公法、屠杀战俘与百姓的战争罪犯打扮成白刃格杀的英雄，以此鼓舞日军的士气与制造皇军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神话。
二、掩盖日军大屠杀的暴行，捏造南京的“祥和”景象
日军侵占南京后，对中国战俘与平民实施了长达40余日的血腥大屠杀与焚烧淫掠。日方当局对这血的事实实施了严密的新闻封锁与无耻的新闻捏造，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导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田伯烈在当时所指出的：“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6](p.260)
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特地采用大量照片，逐日详细报道了占领以后南京迅速恢复和平的情况”：12月14日，《朝日新闻》以《妇女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为题，刊登了大幅照片，报道南京妇女获得皇军“解放”后欣喜与感激的场面。12月20日，《朝日新闻》的晨报，以半页的篇幅刊登四幅照片（特派记者河村17日摄）：第一幅题为《士兵买东西》，反映南京市民围观在货摊购物的日军士兵的情景；第二幅题为《皇军进城后，在城外安心耕种的农民》，反映三名中国男女农夫在田头播种、施肥的情景；第三幅题为《得到皇军保护的一群难民》，反映大批中国居民从四乡返回城内安居的情景；第四幅题为《和蔼可亲的理发师》，反映一位胳膊上缠着太阳旗袖章的中国理发师，正在南京街头为日军士兵理发的情景。12月21日，《朝日新闻》在第三版头条，以五栏篇幅，并穿插照片，刊登了特派记者守山19日从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忘记抗日口号的南京市民》、《使人想起“奈良之鹿”的配给情景》、《敌国首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明朗气氛》，报道南京市民过去一见到日本人就扭过头去藏起来，而现在完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3](pp.202-207)。《东京日日新闻》则在1937年12月17日刊登了如下有关当时南京形势的简讯：“南京，1937年12月15日。南京已经肃清了抢劫的中国人，现在可以期望该城不久将恢复正常状态，中国商人已经离开难民区，准备重新开张营业。城里的和平与秩序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维护。”[7](p.381)
这些报道、简讯都是在说谎，因为当时的南京正在日军的烧杀下血流成河，成了人间地狱。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拉贝在1938年1月8日的日记中引述了《东京日日新闻》上述的那则简讯后，以事实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与辛辣的嘲讽：“这里要说明的是，正常状态在今天（1月8日）还没有恢复。难民还住在我们的安全区并且不敢出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有遭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奸污的危险。‘抢劫的中国人’我们从来未看见过。也许在12月12日到13日的那个夜里有几个。但是，与从12月13日起抢劫的日本士兵相比，他们简直是天使。今天，整个城市没有一家店铺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抢掠。”[7](p.382)
1937年12月27日，由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上海中文《新申报》在一篇报道中，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日军在南京救护中国伤病军人的消息：“在南京，（日军）为受伤（中国）士兵设立了3所临时医院，即外交部、军政部和国立中央大学各一个。……目前日本医生在为这些中国士兵治疗，他们因此而很感激日本军队。”[7](P.327)事实真相是，日军进入南京的大屠杀首先是从对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开始的。德人拉贝在日记中记载了设在外交部与军政部医院的真实情况：这些医院本是由西方侨民组成的“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创办的，日军官兵侵入这些医院后，随意杀害中国伤残兵，强奸妇女；在这医院工作的中、西医护人员受到日军的严格限制，缺医少药。
1938年1月8日，《新申报》再次刊登了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曰：《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则是编造与欺骗的典范之作：“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围绕日兵，高呼‘万岁’……”[6](p.260)“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对这则消息作了如下评价：“文章有25句话，其中四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是非题’的测试中，这一得分可不高啊！”[8](p.252)
1937年12月23日由日方当局一手拼凑的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问世。第二天，日本各报以显著地位加以报道：《朝日新闻》晨刊的标题是“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同时还刊登了一张以“和平又来到南京”为题的照片；《读卖新闻》则在晨刊第一版大肆报道时，谎称这汉奸机构是南京难民自愿成立的：“随着治安逐渐恢复，中国方面出现了想成立独立的自治委员会的倾向，这也是由于留在城内的居民亲眼目睹皇军进城以来的严正行为，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推举有影响的人物，以自己的力量组成自治体制，以直接同日军交涉，为今后南京的复兴寻求各种方便。”对这则谎言，曾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在多年以后不打自招地说：“《读卖新闻》的上述评论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实际是佐佐木警备司令官在里面发挥了作用。”[3](p.203)
三、不断强化对南京市民的宣传攻势，诱骗广大南京市民
日方当局在占领南京后，一方面以虚假的报道，对日本民众、对世界舆论作欺骗宣传；另一方面，则在对南京的广大市民用军刀威逼的同时，又以种种位俩，进行诱骗，不断强化各种宣传攻势，为在南京建立与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制造舆论。
经日军1个多月的烧杀抢掠，南京原有的报刊与广播等大众传媒被扫荡一空。南京城中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报纸出版，也没有电台广播。只有日军从上海运来的日方主办的《新申报》，张贴到大街上供中国居民阅读，成为南京市民获得新闻消息的唯一来源。
在这期间，驻南京日军开始使用张贴招贴画的形式，对南京民众进行诱骗宣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新的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的家。这幅画上画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农民、一个母亲和几个孩子，日本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画中的人对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紧张气氛肯定有所好转。”[8](p.245)
基督教青年会的费奇牧师在1938年初写下的日记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全城到处张贴欺骗宣传的海报，以诱惑南京人民：“布告说他们正在照顾全城人民的福利。一张海报画了一名微笑的中国妇女和儿子跪在一名日本士兵跟前，这名士兵正递给他们一块面包。一张带星点的海报，虽然标题是‘日军抚慰灾民，南京城一片祥和的气氛’，但接下来便是关于南京人民是如何受抗日军队迫害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说他们没有饭吃，也得不到医疗，但‘幸而皇军入城，收起刺刀，伸出慈悲之手……向优秀的真正的居民散播恩惠之露，……成千上万的难民放弃了以前的荒唐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了保障，群体额手相庆，’接着又有几段令人作呕的文字，以下面这幅景象作为结束：‘日本兵和中国儿童在公园里一起游乐。南京现在是所有国家都应关注的最好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呼吸到安宁生活、愉快工作的空气。’”费奇指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方宣传，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9](p.116)。
到1938年3月，日军对南京的控制已逐步趋于稳定。伪“维新政府”也于3月28日在南京建立。驻南京的日“华中派遣军”总部为强化对南京市民的舆论宣传与思想奴役，就由其报道部主持，在南京设立“收音机广播站”，用高音喇叭向南京大街小巷转播日本电台的节目，开始是3个高音喇叭，以后逐步增加到15个。到1938年9月10日，日方正式建立“南京放送局”，中文称作“南京广播电台”，一直由日军报道部直接管辖与掌握，由报道部放送班主持，而不让南京伪政权插手。
四、严密封锁与扼杀各国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报道
日方当局在大力宣传日军对南京攻击的巨大胜利与粉饰南京惨状的同时，对力图真实地报道战况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各国记者与其他各方面人士则进行严密的封锁与威胁、诬蔑甚至迫害。
还在日军向南京挺进时，日本当局通过外交途径，多次通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要求他们从南京撤走一切外侨。其目的之一，就是防止第三国人士目睹日军即将在南京实施的战争暴行。
当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时，南京城里只剩下20多名西方侨民，其中有西方新闻记者5人。他们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司迪尔、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美国派拉蒙公司记者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这5名记者都住在美国大使馆内。他们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了日军疯狂大屠杀的惨烈景象：“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的。由于恐惧慌忙逃跑的和一旦落后在大街小巷被巡逻队抓到的，不问是谁，都被杀害。”[10]凭着记者的职业本能，他们急于要把南京的真相报道出去。但是当时的南京已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传机构与设备。南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他们只能前往上海。12月14日，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德丁的汽车到了句容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后经交涉，日方才允许这些西方记者前往上海。这些西方记者才得以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战争暴行。
日方当局不得不放走5名西方记者，但对留驻南京的22名西方侨民则采取了严格的“隔绝”政策，严禁他们离开南京。直到1938年1月23日，即日军占领南京40天后，日军大屠杀准备收刀，日方才允许德侨克勒格尔离开南京。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8](p.254)在这40余天中，日方当局严禁西方侨民向外界发出任何消息。1937年12月20日，在南京的14名美国侨民联名致电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南京“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局势日益严峻，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因为当时在南京“没有其他发送的可能性”，只得“发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请求海军无线电站转发”——但结果是“日本大使馆拒绝转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电报”[7](p.285)。日方当局害怕西方侨民向外界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对西方侨民进行赤裸裸的威胁与恫吓。1938年2月5日，新任的日军南京警备司令官天谷真次郎少将在南京日本使领馆中，专门向各国驻南京的外交机构发表声明，猛烈斥责当时留驻南京并勇敢地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的西方各界人士是“煽动中国人的反日感情”，对日本向中国人实行“膺惩”战具有敌意[11](p.488)。1938年2月10日，日本驻南京使领馆的外交官福井对即将离开南京经上海回国的拉贝说：“如果你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你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如果你说日本人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你就回不了南京”。[7](p.600)
如果说日方当局在阻挠已在南京的西方记者离开南京时尚略有放松的话，那么在阻止外地的西方记者进入南京采访时，则毫不松动。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上海多次要求赴南京采访，遭到日方当局的断然拒绝。后来他根据对上海、南京等地的调查材料，拟成新闻报道的电稿，揭露了日军的战争暴行，其中写道：“据可靠观察家称，在长江下游一带，被日军残杀之中国平民达30万人。”准备拍发回英国报社。但上海外文电报局的日本检查员于1938年1月16日晚发现后，“向当局请示”，予以扣压。田伯烈“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6](p.158)。
但是，不管日方当局如何封锁，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还是通过不同途径报道了出去，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最高当局对此十分关注，矢口否认。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将田伯烈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作为“特别消息”，亲自签发给日本驻外使领馆，以谋对策。1938年1月29日，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在接受《每日杂谈》记者采访时，就声称：“关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不准确。”他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我作为我国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7](p.646)
至于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有个别人或少数人，因种种原因，在南京采访中写出一些反映日军暴行真相的新闻报道或论著文章，日本当局则迅速地断然予以查禁，并对作者进行迫害。例如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以《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军到达南京。他说：“我去南京时决心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情况，便深入到士兵中去。”[12](p.3)石川达三目睹了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实况与大屠杀的暴行，深为震动。他在1938年2月1日至10日，用10天时间，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著名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尽管该作品有“战场环境决定论”与“人的本能论”等为日军暴行开脱辩解的错误倾向，但却真实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残忍野蛮的暴行。例如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一个日军下士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作品对日军在下关江边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这样写道：“挹江门到最后也没有受到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败残兵以此为溃退的唯一的门，逃往下关码头。前面是水，没有可渡的舟船，没有可逃的陆路。他们抱着桌子、圆木、门板，所有的浮物，横渡浩渺的长江，向着对岸的浦口游去。其人数凡五万，在已呈黑压压的江水中渡行。而正当对岸已可见时，等着的却是先已到达的日本兵！机枪呜叫着开了火，……”[12](p.24)但这样一部敢于讲真话的作品立即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震怒与严惩。此作品刊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虽已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杂志发行当日，就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封。接着，作者石川达三与《中央公论》的编辑、发行人都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受到日本当局“违反新闻法”的起诉。石川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判决书称他的作品“记述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以及军规废弛的状况，紊乱安宁秩序”[13]。此后，日本的报刊杂志再也不敢刊登有关日军在南京真实情况的报道，充斥的是连篇累牍的歌颂日军“圣战”与“仁慈”的文章，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然而，墨写的谎言绝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1938年3月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9](p.343)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当时从南京搜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许多材料，很快整理、编写成一本《战争意味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这本书与徐淑希编纂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以及西方记者、西方侨民的大量报道与记载，以血的事实揭穿了日本新闻报道的谎言，也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新闻政策的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