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利联盟”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理论思考与政策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产业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3)07-0047-08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外在压力，广东省产业结构面临深层次的挑战：需要由依赖投资和外需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依靠产业技术创新和内需。与此同时，广东省“双转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协作模式调整的契机。然而，笔者在实地调研获得的一手资料和相关二手资料整理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转出产业动力不足，省政府资金扶持转变成地方争资金、抢项目的利益博弈，各地方政府短期狭隘的本地利益诉求忽略了产业根植性，以及省政府所出台政策反映各地方利益的不充分性等[1]，造成总体实施效果和政策效力大打折扣。因此，探寻产业转型升级中区域协作的形成过程，阐释区域内经济主体其背后的经济利益逻辑，是必要的基础性研究。
本文研究基于的前提是：区域是由一定行政隶属关系的地区组成。研究起点是区域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政策出台并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涉及区域内产业先行地区和后进地区①。先行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具有前瞻性、区域辐射力且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然而，囿于既存产业和空间约束需要产业转移而实现；后进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是接受产业转移，并需要能够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实现本地区工业化，从而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区域间顺利完成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基础是区域间互相获取产业重组的“利得”。但是，转出地区产业升级需要进行产业转移，而非割裂与转移产业的联系，与此同时，受让地区需要嫁接转移产业，并重构与转出地区的市场联系和产业联系。因而，区域内大范围产业梯度转移，既升级而又不割断联系的协作方式为竞争性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效出路。
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区域协作可以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局部环节技术突破，解决区域技术创新的来源，同时也给产业后进地区提供工业化的机遇，这是内需扩大的源泉，区域协作正反馈可以内生动力机制，并形成具有自我延续和运转能力的区域间集体行动，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动态优化。此外，市场互动和政策引导是关键[2]。因此，从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视角考察影响区域协作的动态演进和产业空间布局变化的途径和机制并建立微观基础，有助于加深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演化升级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区域协作的整合模式研究将为广东省后续政策调整提供参考，也为其他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路。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聚焦于四个主题：一是“双转移”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主要考察产业转移的推拉力、各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及博弈行为，重点研究发展趋向和提供政策建议(林平凡等[3]；邓伟根等[4]；向晓梅[5]；许德友、梁琦[6])。二是区域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联动机制，主要探讨广东省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产业布局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交互关系，重点考察广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途径(刘力[7]；叶祥松等[8])。三是产业转移工业园与发展模式，主要分析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制约因素及存在的问题，重点是寻求合理的发展模式(华金科[9]；张仁杰[10]；邓欣等[11])。四是区域协作的动力与模式，主要阐明各地方政府、企业等配合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重点是建构区域协作的模式与战略(陈广汉[12]；课题组[13]；叶丽娟、邝国良[14])。总的来说，国内研究多为理论探讨与政策建议，为推进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较多来自二手资料，缺少必要实际调研，因此理论思考与政策实践脱节较为严重，对“双转移”出现问题的追踪研究较少。
国外学者立足于市场调节地区关系，但也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第一，地区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主要探讨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条件，以及企业与企业家作用，重点是研究创新推动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Arita et al.[15]；Videla[16])。第二，区域协作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剖析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的空间配置，重点是研究内在的区域合作行为、合作机制和合作形式(Humphrey[17]；Ponte et al.[18]；Brandt et al.[19])。第三，区域协作的动力与演进，主要探究微观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获取产业竞争力，重点是企业微观主体、利益集团和议会政治(Fujita et al.[20]；Streb[21]；Giuliani et al.[22]；Sung[23])。总的来说，国外研究侧重微观主体的最优化决策，以及整体竞争力探讨，呈现出浓郁的实证研究风格，这是国内研究值得借鉴的地方，此外政策制定的程序与国内实践结合也很值得研究。
现有研究有以下值得改进的地方。首先，区域协作机制的理论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而弱于剖析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区域协作中主体性因素的互动作用。其次，主要关注某一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较少涉及地区间通过区域协作安排共同获取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收益。第三，主要侧重于区域协作中各地区自身的发展策略，且竞争多于协作，而很少能够提供区域协作模式整合、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最后，主要关注政策推动区域协作的具体措施，而较少关注政策实施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
因此，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政策实施过程与运行效力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演进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实践中后续政策调整将如何进行。有鉴于此，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涉及转出地区与受让地区的产业重组和重塑，因而需要对区域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实施过程进行研究，弄清产业转出地区和受让地区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所能获取的发展利益、相互合作的动力来源以及所需的政策支持，从而构筑良性互动关系的区域一体化。因此，在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视野下，需要构建区域“分利联盟”，促进区域协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共谋型发展利益
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区域产业发展的累积性和沉淀性，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并非易事。产业升级，包括企业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空间组织(如产业集聚)效率提升、劳动力合理配置和政府能力提升等(李景海)[24]。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具有内在联系，区域要实现产业升级，伴随的是区域间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引导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间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前提是区域间互相获取产业重组“利得”。地理空间承载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成长差”，同时地区产业主体的发展趋向存在“利益差”，二者共同构成了“产业差”，并成为区域产业协作的基础。重要的是，产业转出地区和受让地区将从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获益，不仅是单方面的，还是相互增进的和随时间累积的，并且可以达到地区间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经济导向”实现了区域各地区局部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主动协调利益主体关系，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增长。因此，明确区域经济秩序演进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以及影响区域协作深入扩展的非技术性因素，可以为区域协作的发展方向提供理论上的模式选择。
区域转型升级中各地区立足自身，达成自我利益诉求是理性经济主体可预期的结果。如此分析，各地区是分离的。这样就意味着需要接下来的更多次的区域产业调整。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各地区的一次合作可能会止于结束。于是，更大的可谋求的发展利益可以抵制机会主义，诱导更多的合作和节省事后沟通协调成本。因此，转出地区和受让地区形成分工协作与地区互补的亲密关系带来的可期的共谋型发展利益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经济发展的区域化以及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大势所趋，广东省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中心城市亟待功能化定位，核心城市的产业化界定以及外围次中心城市和边缘区域的配套生产基地建设，需要打通中心城市—核心城市—外围次中心城市和边缘区域的市场联系和产业联系。因此，广东省内需要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经济联合与协作，有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区域协作可以加强地区间亲密的市场联系、创造了知识联系、提供技术创新的渠道联系和要素迁移带来的成本联系，为参与方提供发展利益。因而，区域协作的发展利益可以耦合各地区谋求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同时，区域协作的发展利益是内生演化的结果，它推动区域协作进入一个具有稳定预期的自发扩展进程。进而，利用区域协作的发展利益是区域各地方的理性选择。
四、“分利联盟”战略与区域协作的整合模式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地区间可以通过正确地制定和有效地实施产业协作、获取可发展的共同利益战略来创造竞争优势。区域协作获取发展利益的基础是分利联盟。地区之间形成联盟的诱因与各地区要满足特定的需求有关。区域内的产业希望通过联盟获得那些能够创造或实现价值的、在要素市场无法买到的、要花时间才能建立的资产或“渠道”。建立区域分利联盟的概率是相互拥有的可支持资源、产业特征和发展道路的函数，可以分别从区域合作与产业转型升级联盟的形成、过程和趋势进行说明。某一特定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吸引力取决于它为其他地区创造(或实现)价值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为“伙伴”提供既不能由自己创造又不能轻易通过市场机制获取的战略资源，因此，这影响着区域合作联盟的形成。一般地，某一地区资源存量越大，其吸引力就越大，其联盟的机遇也越多。某一特定地区的资源存量主要由技术资本、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类构成。这三类资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区域合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获取共同发展利益的过程。技术资本代表着该地区创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流程的能力，商业资本代表着使新技术商业化并从中获取经济租金所需的支持性的或互补性的资产，而社会资本则代表着该地区获取信息、便利化商业习惯、共享文化特征以及维护声誉的益处所形成的企业间关系或关系网络。容易推断：区域内产业先行地区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资本，由于资本逐利性需要将成熟技术向外输出获得额外生命周期并引领新技术发明；而产业后进地区弱于技术资本的形成，但可以提供广阔市场并亟待重组本地区的技术构成。同时，产业先行地区承载着发达的商业资本、熟练实施的商业模式和衍生的各种服务性中介组织，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和条件促成性；而产业后进地区缺乏高层次的商业资本，需要利用商业资本发挥产业联系效应，缩短产业与市场的距离，从而降低产业组织费用和提升要素利用质量。最后，产业先行地区具备可资利用的多形式的社会资本，属于产业发展形成的网络资源，通过产业转移后进地区可以免费进入网络并加快培育本地产业根植性和动态创新能力。因此，由投资存量导致的地区产业特征和由产业发展规律决定的地区产业发展的递进性，利用构建产业先行地区和后进地区更亲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解决各地区的发展道路问题，这决定了区域分利联盟的发展趋势。先行地区产业链条和技术转移能够提供后进地区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性资源，促进后进地区人均收入提升和需求扩大；先行地区则留下产业链条的服务部分促进经济发展服务化和建立技术研发的策源地，并服务于后进地区。同时，产业转出地区需要产业升级，而非割裂与转移产业的联系，受让地区接受产业转移需要能够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建立产业先行地区与后进地区新型的总部—生产基地联系，从而重塑区域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基于合作和竞争的分利联盟可以通过生产活动布局而重新获得发展的地理空间，可以通过在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上采取分工协作行动而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模块化与规模化战略去促进创新，也可以通过促进后进地区工业化与先行地区产业技术升级而促进形成新的需求增长点，从而共同分食产业转型升级的利益。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最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各产业间与各地区间流动，引致产业结构动态变化和产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变，即区域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要顺利建立分利联盟，必须更好地进行区域协作，因此，需要整合区域协作的模式。
第一，重视和重组产业集聚效应，构建产业集聚的分工模式。区域产业分工是区域产业协作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合理的产业分工也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根据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等差异，引导集聚分工，发挥自身优势，挖掘内在潜力，培育竞争优势。产业先行地区升级的转出产业并不是全部转出，而是保留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并吸引同功能产业活动在先行地区集聚；产业后进地区受让产业进行本地产业升级，要注重在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的技术效率、生态效率和成本效率，并形成产业生产链配套集聚。因此，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产业协作的基础，同时，产业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是区域产业协作的必要条件，需要形成基于产业链的产业协作模式，获取分工集聚优势。
第二，利用功能化定位，发展规模经济和模块化经济，构建产业功能环节创新的技术模式。在国际经济走向衰退并进一步蔓延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广东省许多自身具有创新能力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反而逆势增长，如格力电器，因此以谋求自主创新来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是广东省乃至中国的应对之策和基本经验总结。技术创新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手段，技术进步对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提高起着关键作用。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具有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去配置资源。产业发展先行地区适宜的区位有利于发展总部集聚经济和服务广阔的外围市场，构成新的总部—生产基地关系。产业发展后进地区接受先行地区转出产业，实现该地区产业升级。这样，推动不同地区选择各自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环节集聚，促进产业功能环节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条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形成以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推动真正的创新区域的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的发展方向是先进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总部，促进总部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地区间技术进步的基本条件，包括地区技术资源存量状况和积累过程、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与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技术资源的高流动性，使地区技术进步处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动态变化中。因此，通过构建产业功能环节创新的技术模式，各地区产业环节实现“点”创新、“面”创新，最终达到产业链条创新，形成基于创新的产业协作模式，获取产业链创新优势。
第三，引导产业组织创新效应，构建产业圈层布局与区域差异化发展的竞争模式[25]。产业功能环节的集聚发展促进产业链的发展，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和比较优势，同时推动各地方之间的多层次、多形式和全方位的合作，在互补中实现互惠，在联动中达到共赢，拓展发展空间。围绕中心城市(或重要市场)产业圈层布局和差异化发展，如广州和深圳进行水平分工发展设计、研发等环节的服务型经济，并按照产业链条进行垂直分解，分别将产业环节集聚于中心城市(或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直至县域(或乡镇)进行垂直分工。于是，利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契机，形成以中心城市引领的“雁形”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圈层空间布局的发展格局。因此，产业区域协作是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指向有机结合的产物，进而形成基于市场关联的区域协作模式，获取市场差异化优势。
第四，诱导和利用预期效应，构建产业群支撑城市群的空间模式。产业群支撑城市群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杠杆，区域产业群的存在是区域城市群布局的基础。政策介入利用预期效应，诱导产业集聚，生成产业集群，支撑区域城市群发展。一方面，产业后进地区融入先行地区的“涓滴”范围，另一方面利用先行地区的市场潜力，构建更紧密的区域产业群。城市群的“大空间”秩序是一个具有产业承载性的市场范围，有助于强化各地方间经济联系，解决内部需求的相对不足，从而构建生产—市场的协作体系，形成稳定的内生合作模式，获取群共生优势。
区域产业协作是形成地区之间以市场为纽带的各有特色、互相依赖的社会产业协作体系。因此，广东省“双转移”政策的顺利实施依赖于耦合各地区谋求发展利益的需求，建构分利联盟，并进行区域协作模式整合，最终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布局与区域协作的动态优化，如图1所示。
图1 政策实施的作用过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制度和规则影响乃至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度效率的约束。由于各地区利益主体目标不一致，需要区域政策协调，发挥政府力量的作用。但是，区域产业政策的导向是专业化和协同化，应根据地区间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进而在区域产业分工中应该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理顺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与“双转移”政策实践，需要广东省政府政策的出台立足于各地区获取共谋型发展利益，共同汲取“双转移”的好处，建立分利联盟，推动区域协作与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协作是区域内地方之间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它包括区域内具体的协作机制和各种协议、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成熟的、可持续的区域协作模式的建立，核心条件在于构造区域内各地方所认同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又在于能够持续地、稳定地满足各地方对于本地经济发展的追求和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广东省政府需要有清晰一致且公正有效的制度基础来决定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以及区域内各地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结构，因为它所形成的不同均衡状态对应着不同的区域合作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要以提升区域整体产业能级为目标，需要依靠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法规、区域协作等经济法律手段和市场力量的共同推动。
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实施，构建区域协作的整合模式，要从各地方协作背后的动力机制、构成条件和行动逻辑来理解和经验性解读，从而可以从利用现有基础、构造可能条件、政策先行和后续调整四种不同模式进行。
首先，产业地域分工和产业分布演进的空间格局存在着内在联系。地区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是地区产业发展的“存量”累积和“增量”调整的基础，又构成区域协作的纽带。由于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扩散和转移是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区域产业协作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合作各方通过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的跨区域流动，在资源重新优化配置中实现了福利增加(向晓梅)[5]。在区域内部产业活动的要素调整和区位迁移形成空间相对均势时，区域内的合作与秩序能够自发演进，并发展相互依赖关系和共同利益。区域合作行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各种合作机制和合作形式所释放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区域内基础关系的影响和约束。本地联系包括产业联系和市场联系，两者在产业升级和产业布局中互动和演变。区域的内在结构和历史依赖路径存在差异，这些差别导致了不同的区域合作模式的出现。因此，利用区域现有基础，发展各地区比较优势和满足各地区产业指向是区域产业协作的必要性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关联、相互提升的产业合作体系。
其次，产业集聚以竞争和“反共存”的模式赋予某地经济发展的产业集中和要素集中，而区域产业化和一体化需要产业分工和协同。产业功能环节集聚结合了后进地区和先行地区的产业发展，耦合了产业价值链联盟突破的需要，并促进二者建立更紧密的市场经济联系，建立分利联盟，获取共同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利益，有助于广东省提升政策效力，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也是明了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构造各种可能条件推进广东省产业升级和合理布局的应有之义。
产业链条创新提供了技术创造的可能性条件，而研发和创新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于中小企业。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建立原创技术交易市场，增加中小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是广东省提高自主创新水平的根本途径。因此，政府需要为自主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和金融环境，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培育技术策源地或孵化器、出台竞争性区域政策与制订产业转移工业园标准等。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力度，通过多渠道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把技术引进与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增强广东省产业竞争力。
第三，市场推动具有不可预知性，政府可以从产业升级和产业布局的相互衔接与互动作用过程，探索政策引导和推进产业升级与产业布局的途径。国家辅助政策可以分为纵向的(即培优扶弱，如援助特定企业或重建特定产业)和横向的(即战略指向和重建秩序，如研发、中小企业保护、环境保护等)，而区域辅助政策则可统筹兼顾，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因此，区域协作的形成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来自于区域外部权力压力形成的战略安排以及区域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同时，为了解决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中的利益冲突、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交易费用上升等问题，必然通过协商的方式，共同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和制定相关制度将协作关系规范化(Hsu et al.[26])。由于制度变量和偶然因素作为重要的外生变量，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因此，制度创新和制度“诱致”是产业和政府双向作用的主要工具，弥合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与寻求多层次政策支持对产业发展和区域推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产业诱致驱动制度需求，同时，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两者相互作用促使政策先行介入，触发产业集聚生成产业集群并自我调整，建立紧密的区域协作分工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顺利实施。
第四，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演变的动态过程。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三条主线。从能动性要素来看，企业家与外部要素互动促成企业分工协作与技术创新，关键是利润预期决定的企业家精神是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最为重要的是，初始条件和社会资本既影响又促进产业转移，并推动产业集聚。企业谋求高附加值、获取超额利润，通过引入技术创新的方式进入产业链高端，企业分工合作、相互模仿和进行群体创新，从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引发产业升级；同时，有效的本地创新系统尤其重要，包括私人创新精神和可支撑的公共组织。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重要依托是本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本地化的行为主体[27]，只有通过本地化的根植性，才能从本地环境中持续汲取创新源泉。因此，提供发挥企业家能动作用的政策环境、激发创新的政策条件以及构建支撑本地产业化的社会条件与根植性条件构成了广东省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后续政策调整的内容。
然而，区域协作的有效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制度基础是亟待弄清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同时，由于融合产业升级、区域规划和产业组织众多热点问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重组理论框架。这些依然是非常值得继续研究的论题。
①产业先行地区是产业转出地区，产业后进地区是产业受让地区或承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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