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庐山佛教兴盛探析
罗 芒 方 平
(九江职业大学思政课部 江西九江 332000)
摘要 ：六朝时期佛教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高潮，究其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此时庐山地区的佛教发展尤为耀眼，成为中国南方佛教中心。六朝庐山佛教的兴起原因主要包括当时江西地区经济政治条件、庐山自然地理环境优势和高僧慧远营造的特殊宗教气场等。
关键词 ：六朝；庐山；佛教中国化
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独特中国化的佛教，被各阶层民众接受认可并信仰。在此过程中佛教文化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朝时期佛教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高潮，究其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这一时期江西的庐山地区佛教发展尤为耀眼，成为当时中国的南方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纵观历史，六朝是征战不断、人民苦不堪言的时代，但相对而言此时的江西具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庐山佛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壮大[1]。这一时期庐山佛教之所以兴起并发展成为南方重要的佛教中心，有着复杂多重的原因，本文从庐山的地理位置优势、社会环境因素，人文推动等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六朝时期庐山佛教繁荣兴盛的原因。
一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讲求“避世苦行、清静思索”，佛经将充斥物欲诱惑的尘世作为“恶”的象征和一切劫难的根源，而山林中长辞俗事，可以“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而道果成熟”。汉代印度佛教初入我国，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道教，认为“道”是化身万物的本源，作为“舶来品”的佛教要在道教的土壤中另辟蹊径生存发展，势必需要与我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相协调。综合我国道教山水文化的影响和印度佛教自身对岑静无染环境的要求，山林佛教模式的修行一度成为中原僧徒的主流生活方式，意为在山林中修养心性，待有所造诣之后，再去都市繁华之地度化众生[2]。
中国历朝的名山大川，除华山、茅山、青城山等为道教据点外，多半为佛教所盘踞。紧临鄱阳湖和长江的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交通便利，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是历朝僧侣争相栖息之所。僧侣们在庐山云雾间的修行活动既促进了佛教在庐山的兴盛，也推动了庐山的开发和庐山文化的繁荣发展。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庐山风景秀美、瀑布、险峰、幽谷、奇石等景观林立，山顶云雾缭绕，变幻莫测的烟雨、飞雪、雾凇随着季节更迭，苍润高逸的意境吸引了许多追求清静禅修的信众。庐山的动植物及物产资源极其丰富，包括各种珍稀树种及名贵中草药材。慧远携领僧众前往罗浮山(今广东境内)静修弘教路经寻阳(今江西九江)时，见“匡庐清静，足以息心”，“庐山峰林闲旷秀丽，恰是修行益处”，便定居于此建造龙泉精舍，领众清修、弘法济生。庐山僧侣们在庐山广建寺宇，四时劳顿，不辞辛苦，在他们的努力下，六朝时期庐山上的寺庙已是名刹迭兴，蔚为壮观，仅慧远主持修建的寺庙就包括东林寺、龙泉精舍、紫云庵、中大林寺、上崇福寺等多处。
1.2.2 CKK-8法检测SiHa细胞增殖 将稳定表达miR-145SiHa细胞接种至96孔板（1.0×105个/孔），培养0、12、24、36、48、60、72 h后，加入CKK-8试剂，按照说明书操作，酶标仪检测450 nm下各孔细胞光密度（optic density，OD），绘制细胞生长曲线。
六朝早期的佛教以建康(南京)及其附近的会稽(苏州)为中心，此外则是道安主持的襄阳教团，呼应南北，影响颇大。东晋王室南移之后，北方的士大夫阶层将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带到江西，直接改变了江西的社会风貌[4]。六朝时期江西佛教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南昌、庐山、鄱阳湖三个中心区域。之所以以这三个地为中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紧密关系。
庐山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带，是洪涝灾害的多发地带，特别是夏季不同程度的洪灾时有发生。六朝时期剧烈动荡的政局让人无所适从，战乱给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给百姓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这一切都促使着人们在离乱和苦闷中寻求精神寄托，佛教所宣扬的解脱苦难的教义正迎合了人们的愿望，成为人们所推崇的信仰。据史料记载，也有部分农民为逃避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选择投靠依附寺院。
二 、六朝社会政治经济综合因素
六朝是佛教走向中国本土化的关键时期。从三国时期开始佛教在中国南方开始广泛传播，而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空前流行程度。特别是南朝的许多皇帝、贵族也笃信佛教，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传播[5]。南方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佛堂佛寺，僧尼人数与日俱增。作为六朝时期的重要地区江西在这一思潮下也深受影响，佛教信仰开始广泛传播、日渐兴盛。随着僧侣的频繁活动，大量佛寺兴建起来，庐山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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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战乱纷纷、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不断，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局、大动荡时期。连年战争离难给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苦困，在这样的环境下，佛教的“劝善、修来世”给饱受动荡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精神和信仰上安慰，拓展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佛教渐而获得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接受和认可，开始在中国大肆传播，全国上下都掀起了一股崇佛之风。
庐山所在的寻阳土地肥沃，位于江西北部，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农业经济发达。六朝时期，寻阳等地已经成为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发达的农业，便捷的交通，还促进了浔阳的商贸往来，寻阳发展成为商业都会，商贾云来，热闹非凡。这为佛教在此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自三国孙吴时期，庐山所在的寻阳就是训练水军的军事要地，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浔阳在历史中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江州地处荆州和扬州之间，而寻阳是水上通路的重要关口，控制住寻阳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和鄱阳湖的出口。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此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到了东晋以后，寻阳成为了抵挡北方政权南下的防御重地。在古代各政治势力的争斗中，都十分重视对此地的控制权，多派驻得力将领把守此地。发达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为庐山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外部的交通便利发达，庐山顶上的交通情况在当时也甚为便利。六朝之前山上的自然环境依然保留着原生风貌，随着晋代以后文人志士、佛道人士在庐山上的活动激增，庐山的道路交通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据史书记载的古代庐山的登山大道就有三条，除此之外各种别道小径更是不可胜数，发达便捷的交通状况为六朝时期庐山的佛教文化兴盛提供了优良的地理环境条件。
在风景秀丽之外，庐山“东临鄱阳，北滨长江”，在水陆交通便利上占尽优势。在当时的生产力和交通条件下，水运是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庐山地处江湖之会在交通来往上占据了极大优势。庐山所在的鄱阳湖水系，正处于三江之口与七省相连，是贯穿我国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通商经贸的重要中转站。六朝时黄山、五岳等名山，大都存在地域偏远或舟船不通的问题，比不上庐山这样兼得水陆交通之便的优势，这为僧侣们在庐山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便利。
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东汉王朝覆亡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被严重削弱，崇尚自然随性的六朝士大夫阶层,不愿再为封建礼法所束缚，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封建统治者在思想领域的控制较为薄弱，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时代，传统的儒家思想日渐失去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地位，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仅东晋一朝就对“沙门是否应致敬王者”这样的问题都展开过两次社会大讨论，慧远大师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系统的阐述了：出家人超脱生死轮回，可在形式上“不敬王者”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些都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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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六朝时期高僧大德为推动庐山佛教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佛教信众并没有排斥传统的道家思想，而是希望调和道家和佛教之间的矛盾。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自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夷人之教”，夷夏之辨是佛道之间由来已久的争论。佛教与我国的儒家文化也有着冲突和矛盾，集中体现在佛教徒是否应当敬王的问题上。在这些争论和冲突中，佛教也不断地寻求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中国历代僧侣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推动者，而庐山僧侣在佛教的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功不可没，以慧远为代表的高僧们更是以其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六朝王室的信任和崇敬。庐山僧侣在庐山修行期间积极翻译经文、著书注释、开席讲法，不断将印度佛教与中国的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减少社会和政权对佛教的抵触，使人们广泛接纳佛教。
三 、慧远营造的独特宗教气场
庐山僧侣虽然隐居山林，但是与世俗世界的交往依然十分频繁，僧侣们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也促进了庐山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南朝皇帝有许多带头信奉佛教，这极大的推动了佛教的流传。在士大夫的推崇和皇帝的支持下，庐山僧侣获捐了大量赠与物资、金银、田产。促进了他们兴建更多更大规模的佛寺，庐山佛教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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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佛教传入江西，“胡僧”在江西的活动就一直很活跃，这也和江西所处的经济社会条件紧密相关。而胡僧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庐山地区。六朝时期不仅中国的佛教迅速发展，佛教发源地印度的佛教也十分兴盛。一些以弘法为志的西域高僧不辞辛苦奔劳万里来到中国传经弘法，推动了我国佛教的发展。其中印度僧人真谛在梁武帝年间来到中国，后三次来到江西各地，翻译了《人王般若经》《新光明经》《唯识论》等重要经文，并培养了道尼、慧旷等一大批弟子。道尼后回到寻阳，开坛授法，讲传《摄论》，传播佛学，声名远扬。
高僧佛驮跋陀罗, 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人，以精于禅定和戒律出名。在中国僧人智严的邀请下经过艰难跋涉来到中国弘法。后被鸠摩罗什的门徒排挤出长安，在慧远的邀请下，佛驮跋陀罗来到庐山，在庐山他为慧远译出了有关修禅的专著《修行方便禅经》二卷，这对慧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一年后佛驮跋陀罗离开庐山往各处弘化。
若论对庐山佛教影响最深远最重要的高僧，非慧远莫属。慧远少通儒家五经与道家老庄之学，后在太行山为道安所讲《般若经》而折服，拜于其门下。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整肃僧团、聚众讲学，并组织译经事业，为僧众所崇敬[6]。当时的名士谢灵运，敬重慧远，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遍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遂称“白莲社”，因此净土宗又称“莲宗”[7]。慧远取《阿弥陀》《观无量寿》等佛经为准则首倡称念佛号的“南无阿弥陀佛”，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慧远被尊为净土宗始祖。净土宗降低了民众修佛的门槛，极大推动了佛教的传播。据《世说新语，规哉篇》载，慧远在庐山，“虽老，讲论不辍”，曾于东林寺、西香炉峰、锦绣谷等多处设立讲经台，为僧众讲解《般若经》《法华经》《涅架经》等佛教经典。慧远的一生为庐山佛教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谓庐山僧侣传播佛教的典范。据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六朝时期有多位高僧在庐山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高僧竺道生曾在庐山修学，后因弘扬一阐提亦有佛性等学说而遭到江南僧人的排斥，道生回到了庐山东林寺和西林寺，在庐山继续传播他的学说，直至最后在庐山往生。慧远的弟弟慧持也是一位高僧，他曾与兄慧远共事道安法师后来又来到庐山上弘法修行。在历代庐山僧侣的努力下，六朝时期庐山佛教已经发展成为了南方重要的佛教中心。
2.2 两组VAS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后VAS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见表2。
佛学思想与理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耀眼明珠，长期作为中国佛教中心的庐山，历来是佛教宗派思想的交汇、融合、聚论之地，佛教融会于庐山山水之中，诸般因素共同促就了六朝时期庐山佛教的繁荣兴盛。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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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辉斌.谢灵运与佛教人物的交往考[J].襄樊学院学报, 2006(03).
收稿日期 ：2018-11-06
第一作者简介 ：罗芒 (1987-)女，九江职业大学思政课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地方法制史、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B 94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9)01-0035-(03)
DOI： 10.19717/j.cnki.jjus.2019.01.008
(责任编辑 吴国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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