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与宏观经济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债论文,阶段性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外债，是指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外债的运用过程，也就是债务经济的过程。所谓债务经济，是指与其他经济社会保持信用关系的信用经济。国际金融理论根据债务经济中外债的借入、使用、偿还以及外债总量上的变化规律，提出了外债周期假说。从一个债务经济的中长期动态发展看，外债周期假说提出了三个演变阶段：（1）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其特点是：贸易逆差，净资本流入，债务上升。（2）成熟债务国阶段。其特点是贸易逆差下降，开始有顺差，资本流入下降，还本付息和投资分红增加，债务上升速度递减。（3）债务减少国阶段。其特点是贸易顺差上升，净资本流出，外债余额下降。事实上，外债周期假说说明了外债总体水平在一般情况下的变动规律，但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债务经济都能够经历这一假设的外债良性循环，即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向成熟债务国阶段的转换、成熟债务国向债务减少国阶段的转换。从更深刻的角度看，所谓实现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实质上就是使债务经济良好运行和顺利过渡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状态（self-sustaining growth），这主要取决于政策选择以及宏观调控方式。
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外债危机的出现，才使得外债周期的成功转换问题成为债务国和债权国以及国际组织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在90年代依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截止1995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为1.79万亿美元，分别比1994年、1993年、1992年和1991年增长8.2%、17.4%、27.1%和33.5%[①]。近几年，尽管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在以15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偿还债务，但是其债务仍然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96年9月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提出了一个“重债穷国”的概念，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外债问题的广泛关注[②]。
二、政府的政策选择是成功推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决定性因素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1988—1989年主持了一项对八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土耳其）外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③]，研究表明只有韩国和印尼在1975—1986年之间顺利地推进了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没有遇到外债偿还困难，而其他六国都有过与债权国进行债务重新安排的经历。不同国家在实行债务经济，促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方面的实际效果上的差异，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这些国家进行了不同的政策选择。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债来加速经济发展实践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对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外债政策的对比研究表明，造成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促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④]：（1）利用外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客观上为政府推行随意裁定性质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方便，这容易导致政府既未能切实根据经济发展对外债的客观需要和国内经济发展对利用外债的实际吸收能力来利用外债，也不能根据经济发展与外债偿还的实际能力来引进外债，从而会导致外债规模的失控；（2）政府未能把握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的现实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刚性，将外债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对外债的管理以及外债的配置效率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分析80年代引发债务危机的原因时，常常容易将其归结为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大幅上调和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债务占总债务比率不断提高这两个事实。但是，与宏观政策的有效性相比，这远远不是引发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的浮动利率债务比重明显高于非洲国家，而官方来源债务明显低于非洲国家，但是，这一时期亚洲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显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宏观政策有效性的巨大差异以及其所导致的出口实绩和经济运行的巨大差异。
1、财政政策与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在推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宏观政策中，财政政策无疑应该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在高财政赤字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宏观运行环境下大量引入外债，会带来长期性的不利影响：（1）将这些债务流入的资金一部分用来支付增加的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以及由此产生的要求政府全面扩张经济的越来越大的压力，部分地抵销了通过扩大国内投资的动态过程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的实际效果，而且增加了经济社会的债务偿还困难。（2）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在外部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财政赤字，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原有的和额外的投资资金部分地（通过公共消费等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这一转化造成：（1）经济增长率仍然只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社会平均储蓄率发生下降趋势，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趋于下降的社会储蓄率加大了外债偿还的困难。
80年代以来，中国在财政收支日益困难的情况下，虽然卓有成效地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在赤字的合理运用方面还不够理想，而对宏观经济运行来说，赤字的合理运用则恰恰是更为重要的。显然，这些赤字大部分代表着追加的外债资金和内债资金[⑤]，其经济效益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些债务的偿还问题。低效率的使用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而且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失控，触发债务危机与通货膨胀[⑥]。因此，在债务经济过程中，推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必须从侧重于收支管理，逐步转向以赤字管理为重点，并兼顾收支调整。与国家财政状况密切相连的国有企业经营效果如何，必然成为公共赤字管理和债务管理的中心任务之一。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国有企业远远没有达到有效利用资源的目标。世界银行的有关调查显示，政府财政赤字上升，外债增加，国有企业是根源之一[⑦]。因此，从改善财政状况的目的出发，改革国有企业的运行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外债周期的顺利循环和转换密切相关。
2、债务经济的资源转移政策与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所谓资源转移，是指在债务经济里，债务国总产出中每年必须让渡给债权国的部分，这种让渡既是出于履行债务合同的义务，也是出于进一步引进债务资金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重要环节。理论上说，伴随着债务经济而来的资源转移问题原则上要靠不断扩大出口（必要时压缩进口）来解决，因此，最大限度地减轻资源转移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成为国家贸易政策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在特定意义上，债务经济中的资源转移政策就是贸易政策。
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中资源转移问题的产生，常常是发展政策（如是出口鼓励，还是进口替代）与债务经济的贸易政策的不一致所致。发展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有效扩大制成品的出口能力。因为扩大制成品出口是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改善、本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份额（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以及在不压缩进口的情况下也能产生贸易盈余的最可靠的因素。经验表明，只有制成品出口的有效扩张，才能使一国经济不仅得益于，而且适应于债务经济的动态过程。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把债务经济的资源转移与对发展和贸易政策的调整过程联系起来，并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
从短期来看，虽然外贸经济上“以量取胜”的粗放型经营方法可以暂时地满足债务经济对资源转移的要求，但是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到国内消费与投资的正常增长。因此，债务经济中的资源转移政策首先强调的是外贸经济效率，即强调对外开放和出口扩张的目的不在于单纯扩大对外物资交流的规模，而在于更大规模地取得效率收益，也就是要创造出能够使宏观经济运行将出口扩张与国际收支结构的长期改善相统一的政策环境[⑧]。同时，有意识地培植国内压缩进口的能力也成为资源转移政策的目标之一。
外债运用、进出口状况的改善、经济的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最终应该体现为外债运用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持续的经常帐户盈余。该盈余对外部资本的比率，理论界称之为外部资本的宏观经济生产率（MRP，macro-economic rate of productivity）。当外债的MRP大于外债利率时，债务增长率就会下降。出口扩大，或者进口减少，均有助于增加经常帐户的盈余，提高外债的MRP。较高的外债MRP，是经济增长的标志，也是外债周期实现阶段性转换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有效推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相应的外债流动的主要目标就应该是：以最低成本接近国际资本市场，适度规模的外债借入和最大化外债的MRP，从而明显提高产品出口率和进口压缩能力，推动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从整个外债资金运转的角度看，外债运用的效率是外债周期实现阶段性转换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⑨]。为了提高外债的运用效率，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是，外债的使用必须局限在一个极窄的范围之内，同时要注意原则上不发生替代国内投资（国内储蓄）的效应。这表明，政府强制规定外债的使用方向是必要的。政府保证外债流入投资领域仅仅是经营债务经济的最初一步，而具体流入哪些部门或带动国内资本流入哪些部门则更为重要[⑩]。
三、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中内资和外债的关系问题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外债与内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债对内资形成追加效应，即当一定的外债流入时，内资并未因此而在数量上减少，因而一定数量的外债流入能够使国内可供投资的资本得到程度不同的增加；（2）外债对内资形成替代效应，即外债流入时，内资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减少，因而外债的流入并没有使国内可供投资的资本得到等量的增加(11)。
外债对内资的替代，可以划分为简单替代和有效替代两种。所谓简单替代，是指外债对内资的等质的替代，这一替代的结果并不会降低资本产出系数，也不会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所谓有效替代，主要是指外债对内资的不等质替代，这一替代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资本产出系数的降低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提高。
在现实中，简单替代作用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债务国过度消费而引起国民储蓄水平下降，或者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造成国内资本的长期外逃。在此情况下，为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债务国倾向于大量引入外债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下降。这时，如果投资率相对稳定，那么即使外债本身对经济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充其量只是填补了国内储蓄留下的空缺，所以外债的借用并没有引起国民收入的相应增长，实际上这种简单替代作用无异于直接将外债用于消费。与此相对照的是，有效替代会降低资本产出系数，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如果外部资本输入的是高技术或者高效率的资本货物，从长期看，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会随之改善。
在推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过程中，内资与外资的配套问题同样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与外债配套的内资一般来源于两个渠道，即国家财政与银行信贷。就此而论，一国在一定时期的外债吸收能力要受国家预算投资和银行信贷规模的双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外债对内资的配套需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债项目本身所需要的配套资本；二是外债流入后产生的货币供给效应而对国内资本产生诱导需求，即外债的流入会相应提高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投资开发能力，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因此，通过调节配套的内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一般来说，外债的引入，主要是为了缓解投资资金的不足，在投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始终的应该是本国的资本（内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可以说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按照正常的投资规模要求来看，我国投资资金并不紧张。国内总投资占GDP的份额一直居高不下（如80年代平均为34.65%）。但是，由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偏低，产品出口率更低，造成经济活动中经常出现瓶颈问题的制约。实际上，这类问题根本不可能单纯依靠连续扩大投资规模来解决。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中国的投资资金并不短缺，在债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投资对GDP的比重还应该有所下降，代之以效率改善作为投资下降的补偿。因此，对外债的需求数量并不一定很高(12)。总体上看，投资效益不佳、宏观经济效率不高和有效益的出口增长相对缓慢，将是促进中国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主要障碍(13)。
四、外债管理与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1.外债的总量管理。转向开放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结合债务的经济增长过程能否稳定进行下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适度外债规模的确定。对于宏观决策来说，具体量化这一规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却是国家债务管理中的关键环节。适度债务规模的确定，主要有两类办法：（1）以外债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的原则来确定。这一方法认为外债使用到何处并不重要，只要其作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只要这一增加的资本存量的边际收益高于外债的成本，继续借入就是合理的，直到其边际收益等于成本为止。（2）以某些现金流量指标来确定。这种方法运用一些经济指标，如资产收益率、自有资本收益率、偿债率、债务率、出口率、经济增长率等，来大致地确定所谓适度外债规模。相比之下，后者由于更易操作而得到广泛的使用。同时，要控制外债的增长速度。
2.外债的结构管理。根据外债的不同要素特征，外债结构包括来源结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债务人结构和运用结构等。外债的结构管理，就是要坚持外债来源结构的多样化，保持多元币种结构和合理的期限结构，在既定的外债规模之内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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