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中的传统、现代和后现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后现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4）06-0015-06
序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震惊世界。但是这种增长同时也伴随着许多问题，比如家庭和地区收入的不平等，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日趋严重，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中央政府税收下降以及随后而来的财政支出下降。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只是解决方案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已有的政策中去寻找，因为它们也已经长期陷入以上同样的问题而无法自拔。大家曾经认为日本是中国最有可能效仿的榜样，但是在过去十多年里日本长期深陷经济泥潭，使人们怀疑它作为榜样的有效性。
尽管我将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经济政策问题，我讨论的重点将是经济观念背后的哲学前提。我相信思考关于经济和社会的那些第一原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中国政府把经济问题仅仅看作是一系列技术问题，它将不可避免地重蹈西方经济的覆辙。如果中国试图寻找新的出路，这将是基于一种全新的思路。
基于特有的传统，中国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儒家传统价值深厚，它思想上的灵活性使中国在历史上的两个关键时期能吸收印度的佛教和西方的现代科学。它的自然次序概念使中国能建立一种很大程度上自治的社会结构而减少政府直接控制。而且，儒家思想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曾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提供基础，这个记录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体系.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地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超越某些具体皇帝的理想政府的概念。
同时中国最近的社会主义传统也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值得保留的成分。尽管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从来没有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平等，社会主义永远地消除了男人天然优于女人，贵族天然优于平民的想法。任何一套新的经济学原理将不得不力争作到机会分配的相对均等，避免回到1949年革命以前在中国弥漫的社会精英主义.除了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中国肯定还存在别的传统对发展经济能起到积极的帮助。
中国在考虑将来的时候不可能不把自己的过去纳入考虑的范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准确照抄传统，这实际上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如果它越接近传统，它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传统，现代性，后现代主义
自晚清和民国时期开始，当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西方发展模型的时候，许多中国思想家表达了一种跳跃现代化过程而直接进入基于某种新原理所建立的社会的愿望。这种愿望今天仍然在继续。中国理论家想要得到西方经验的积极方面而不是消极方面：没有失业的经济发展，没有污染和阻塞的交通，没有政治不确定性的民主，没有涉外战争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他们不希望被现代性的内在冲突所困住。
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逃脱这些冲突的途径，西方和中国的许多学者对后现代思想开始感兴趣。在西方这还基本上是一种思维游戏；在中国，成功的期望更高。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那些哲学上的学术问题是否可以通过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某些理论预设来解决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还在于，后现代主义是否可以使它能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而同时又能保留它的益处。
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学者需要有选择性地接受后现代思想。解构式的后现代主义是纯粹批评性的，几乎完全专注于讨论语言是如何影响思维形成过程的，他们否认科学方法在“任何”情况下的优越性。解构在挑战现代思想过去从未受到质疑的傲慢性时也许能发挥作用；但如果中国要用后现代主义来建立一个新社会，它的学者更有可能从建构式的后现代主义得到支持。建构和解构的研究方向是不同的。
在作进一步讨论以前，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这里所说的“现代”是指欧洲17世纪出现的一整套观念，它不是“最近”或“最新”的同义词。现代思想的特征在于两条基本原理，即分析原理和机械关系原理。知识是通过分析而产生——把事物分解为组成部分，然后对每个部分作仔细研究。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是机械的。在现代思潮中，社会和心理的模型都是以机器的隐喻为基础的。在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研究者总是通过了解每个部分是如何工作的来建立知识体系，没有必要替这些分片的知识发展一套综合的框架，知道部分就是知道了整体。现代思想还假设个人有自由意志。这个假设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两种对立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作为一台机器或作为一群有自由意志的人。然而，两种方法都是基于分析原理——把世界分成相互分离的部分，或者作为主体（有自由意志的人），或者作为客体（非人的）。因为世界被看作是一台机器，这样我们就可以设想站在它的外部来客观地观察它。历史上，这使得现代的思想家能构造出某种思想体系，它给我们一种幻觉，即它可以接近完美地包容或控制实际条件。所以，现代思想具有鼓励傲慢的倾向。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在语言的层次上质疑现代性。解构主义者认为，客观性完全是一种幻觉，他们强调所有的思想都是在语言中发生，而语言又是从一套自我加强、自我指证的文化习俗中构造出来的。相比之下.现代思想没有认识到它和某一套特定的语言习惯联在一起，因而忽略了它所形成的真理是如何与特定的文化绑在一起的。解构主义的结论之一就是文化相对主义——一种文化或观点无法把握别的文化或观点所具有的真理。对解构主义来说，这既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缺点之所在。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攻击许多傲慢西方思想家的工具，但是它也损坏了它的哪怕是临时产生跨文化的命题和普遍原理的能力。正因如此，解构主义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实用的社会变革新模式的基础（在这方面，尽管它有偏激的色彩，解构主义实际在政治上还扮演了一个非常保守的角色，因为它同样严厉地批评所有建设性的政策）。
建构的后现代主义也批评现代性，但主要不是在语言的层次上，而是开始于这样一个直觉，即所有的事件都是通过相互关系而联在一起，现代分析原则是错误的。以此为起点，世界上就没有“单独成立”客体，没有单独的一块块有惯性的物质。每一件事物都是有活力的，每一个存在都由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构成。人不是作为一个个相互分离的个体或一个个意志和欲望的来源而存在，相反，每个人是由他或她生活中重要的那些人所组成。因此，建构后现代主义开始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人的特征是佛教称之为互依起源——一个不断变化的事件流——的产物。每件事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其他事物的内部，而且建构后现代主义认为，生物机体，人口群体.文化群体具有整体突现特征，即那些无法从它的结构成分所推导出来的能力或行为。
作为这些特征性前提的一个结果，建构后现代主义能替现代思想的某些思想疑难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某些实际问题提供一种解决途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如果个人或“自我”非孤立存在，而是由它的关系所构成，那么发展社会伦理学来平衡个人权利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就消退了。当然，也不是完全消失，因为在建构后现代主义中，次序与自由之间的张力仍然存在。无论如何，建构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主义的一个假设，即所有形式的集体生活都会限制个体意志的表达。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理解，强调集体生活是含糊的：它在给出自由的同时又将它拿走，家庭和社区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既支持又拖累个人发展。
第二，因为建构后现代主义赞同解构主义的观点，即没有一种视角能从系统的外部来进行观察，这种研究方向也坚定地支持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反对现代各种形式的没有根据的确实性和傲慢的思想帝国主义。这并不意味着说建构后现代主义能避免某个民族或思想运动去建造某种帝国。但是它的支持者不太可能去拥护那些有益于增进此类傲慢的理论或实践。类似于许多宗教传统中的最优秀成分，建构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批评方法，即对所有问题都采取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
尽管两种后现代主义在关注的问题方面有许多交叉，它们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此我不打算多谈。我的目标是讨论建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相关的那些特征。在随后的讨论中，当我说后现代主义的时候，除非特别说清是解构主义，我通常是指建构后现代主义。
中国学者从来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完全拥护现代思想，所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开始发现建构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儒家和其他的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象现代思想那样把主体和客体或自我和世界严格分开。结果是，中国传统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亲和力。两者都拒斥思想确实性的主张、对人类现象的纯机械说明、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缺乏伦理考虑的技术合理性。两者都拥护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对自我的互动式理解。
在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时候，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征也特别重要。后现代意味着包容。现代思想在17世纪是通过拒斥传统而开始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拥护传统，它也拥护用现代方法所获得的技术知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不拒绝任何知识和理解的来源。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吸收三种来源：中国的各种传统，现代科学思想，后现代方法对新旧观念的综合。
三个核心问题
为了探讨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我将分析三个核心问题并看看能从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知识相结合的后现代研究方法中学到什么。
财产权 财产权，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拥有权，最能定义现代经济的特征。在传统社会，财产拥有权往往牵涉到一个相互的义务，要么是在佃农与地主，要么是在家庭与村庄之间。佃农和家庭因为使用土地而交租，地主和村长将提供集体服务。土地的使用受传统支配，这也许并不是针对土地的最有效使用。在现代社会，财产直接由单独的个体所拥有：某个人，某群体，某公司，或某政府部门。土地使用是由个体决策和公共法律所决定的，传统不再具有约束力。但是现代财产权的最重要特征是它与群体义务的分离。结果是现代财产体系导致社会不平等。
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将财产权从私人手中转到集体手中来纠正现代财产权所存在的问题。在许多方面这种体系与前现代社会的地主-佃农关系类似，只不过政府官员起到村长和地主曾经发挥的作用。结果是，国家拥有所有重要的财产权并因此而照顾所有的人。但是由于财产权的垄断，国家也妨碍了生产力伪发展而导致共同贫穷。它的失败使任何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失去信誉，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它同样使任何形式的相互义务体制也失去价值。
新形式的所有制，特别是乡镇和村镇公有制，从1978年开始出现。它与旧的体系在许多方面类似，即世系或氏族头人替他的成员持有权利。这种所有制对外人来说完全是排他性的，也就是说，它运转得象个私营公司；对内部的人来说，它又有某些公有特征。然而，这种财产权又肯定是私有的，它的最关键特征是企业的经理有足够的任期保障去投资并得到回报。
在采用私有财产权的过程中，中国象西方国家一样，既受益，也面临问题.生产率提高了，经济不平等和贫困也增加了。如果中国容许财产权由人口的小部分所垄断，社会冲突将增加，政府得到的支持将衰减。中国需要发展出一套后现代的财产权概念以平衡现代私有权的排他性和传统公有制的相互义务。要得到支持，就必须把这种平衡看作是恰当的。财产权的划分就必须是基于经济价值的来源。在西方，人们强烈地倾向于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某个生产单位内部所产生的。传统中国哲学理论都对这个假设持批评态度。即使没有直接地讨论价值问题，它们也隐含地认为价值的大部分是有社会所产生的。一种后现代的财产权将承认，有些价值是个体产生的，有些是社会产生的。
考虑到价值来源时，有两种类型的财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土地产权和知识产权。
第一是土地的价值完全由它所在的地区决定，而地区的价值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一小块土地的发展往往会增加邻近土地的价值。这种价值增殖的社会过程特别发生在沿海或沿河的大城市。如果那个价值是社会产生的，社会就应该收取那个价值。社会可以轻易地通过出租公有土地，对土地的私有者收税来获得收入，并把它用作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1879年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后来被孙中山在1922年采用并成为他的土地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把这种价值当作是个体产生的，就会有严重的后果。日本经济的长期迟滞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部分地就是因为将城市土地的价值放在私人之手所造成的。并且容许土地价值的私有化会引起经济不平等——增加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之间以及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差别。不平等现象会使多数人没有能力购买产品而损害经济的发展。如果社会产生的财富能够共享，中国市场的内需将增加，中国就没有必要依赖出口来维持经济。这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的重要因素。
第二是如何看待知识产权：书籍、音乐、计算机程序和机械发明。如果这种财产被完全看作是社会的，发明人就没有理由将其思想拿出来与他人共享；如果知识产权被完全看作是个人的，就没有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思想是在社会的背景中产生的，不完全属个人。这样就给予某些个人，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太多的回报。如果中国认为大部分的价值是社会产生的，它就不得不在WTO中去力争，因为目前WTO认为，知识产权基本上是由个人所产生的。
社会所产生的价值无法简单地追踪到某个具体的地点，那个价值在逻辑上是属于整个国家的人民的。在中国内部，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地区人民的生产力区别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个体上的差别，而是因为地区使得那些城市能捕获整个国家所创造的价值。目前沿海主要城市正在吸取大部分社会剩余价值，它们本身并不值那么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应该由城市、农村、所有地区、所有家庭来分享，这种分享不必与毛泽东时期相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通过让全部劳动价值留于家庭并要求社会价值按税上缴来达到私人和公共权利的平衡。不同于社会主义政策，它将为投资和增长提供刺激。
解决这些价值问题具有一定的迫切性。如果中国简单地采用现代的个体财产权概念.她将重复西方国家同样的错误。然而，如果中国能够找到一种财产权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她将能回避其他国家已经陷入的泥潭。
经济计划 计划是一个纯粹现代的概念，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管理经济或社会。传统社会基于社会习惯而运转，它是过去导向的，而不是未来导向的。这里还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社会像一个有机体，没有国家干预也能自动治愈它自身的失调。后现代主义对计划的看法既包括对自然平衡的传统信赖，也接受现代管理的工具性。
西方对经济计划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两种极端的观点是：1）自由主义否认任何计划，2）微观管理主张具体到细节的计划。尽管每个政府事实上都是按照某种“混合的经济”来运作，而处于两种极端的中间状态，但是我们只有通过研究这两个极端才能理解我们有哪些选择。
第一种极端代表纯粹的个人自由，完全不受政府控制，所以我称这一极为“自由主义”。最近一些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很强的倾向非计划经济的运动，一切都让位于市场力。它预设，现存的财产权是基本公正的，政府在预防极端不公正时什么都不用做。这种自由主义观点的某一种甚至把法律看作是个人偏好之间互相竞争的结果。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交换是纯粹私人的过程，政府的任何介入都将构成不必要的干预。这种极端观点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认为取消政府的存在将是有益的。
另一个极端则主张对经济作具体的控制，不是用“价格”而是用“需要”作为分配资源的方法，我称这种极端观点为“社会主义”。按照社会主义思想，要避免自由市场所产生的不平等，详细的管理是必要的。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构来实施对经济许多领域的调节。实践中，要达到这种层次的控制就要求政府拥有经济的主要部门——特别是银行、能源、交通、卫生和重工业。在中国，它意味着对农民的重税以补贴工业以及城市住房和消费品的短缺。
这两种极端的经济模式都运转欠佳。第一种极端增加了生产力，却以引起不平等和社会动荡为代价。第二种极端降低了不平等，却以破坏个人积极性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动力为代价。混合经济的思想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调和，但它仍然是现代对立思维的产物。这种极端思维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他们两者因为基于错误的模型，都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崩溃。他们两者都把经济看作是由相互独立的，可更换的部件所组成的机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基本哲学层次上是一致的，即经济不过是个体单位的集合。如果有问题，问题一定出在这些个体单位中的某一个。计划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如何纠正问题的智慧方面。
后现代主义始于一个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同的前提，后现代主义是整体主义的。它是基于一个有机的社会关系模型，尽管社会关系的确包含某些机械因素。有机系统的独有特征是，它是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运转的，每一个结构层次都嵌套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中。所以社会显示了某些从社会的个体行为中所无法直接推导出来的突现特征。例如，失业表示的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不是其中某个人的失败。当整个经济体系在收缩的时候，指责个人没有能力找到工作是残酷和不公正的.在体系中指导每个人的行为，如社会主义所打算的那样，是无意义的，因为更大的问题超越了个体行为。
整体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看待计划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是间接的，它主张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即与常识相悖的观点。一个表面看来似乎有益的干预实际上却带来伤害。象中医一样，后现代的计划者不是寻找那些接近症状的机械原因，后现代思维教导我们寻找系统整体的不平衡，并由此找到某种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还是像中医一样，这种解决方案不是硬性的。例如，凯恩斯主张政府支出应该大于收入，因为这样将能使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恢复平衡，并由此降低失业率。因为储蓄是个人积累财富的一种方式，社会靠支出达到繁荣的思想是违反常识的。他的主张过去和现在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显得是愚蠢的。这正是为什么经济学是最后一个拥护后现代思维的学科。
对于那些受现代思维训练的人，从后现代思维所推导出来的解决方案总是显得不恰当。重要的是它的确有效。这就是真理的实践检验标准。在一个复杂系统中的恰当点做一个小的调整就可以将系统恢复正常。在经济中这可以通过税收或货币政策来实现。所以后现代的计划能提供一个综合，它既能最大限度地提供个人自由（如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又能避免社会动荡（如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混合经济（关于计划的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调和）达不到这一点。后现代计划者通过找到不同于两种极端之间的任何混合的观点而成功。
对中国来说，转换到计划的后现代理解不会像西方那样困难。中国在哲学和医学中关于系统的非机械思维具有丰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发展出一套关于社会和经济的新思维，它既能抓住仍然有价值的西方机械模型中的最优成分，又能保持中国传统中欣赏矛盾、含糊和似是而非的思维方式。
政治权威或合法性 与中国经济未来的成功有关的第三个问题是合法性或权威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此从未提出过问题，他们或者把它简单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假设它是由别人所关心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给政府机构的职能提供意义的那种自然或宗教次序的概念被大众所接受。它与权力不同，权力是指强迫实施的能力。一个政府可能很有权力却很少权威，如果它缺乏一套一致的理论来说明它的统治是如何与自然次序相连的。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一个没有权威的经济将发生什么。第一，它的货币将没有价值，因为货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支持它的政府的权威。在某些历史时期，当不存在中央权威和货币及信贷体系的时候，贸易仅限于以物易物。第二，在没有政治权威的情况下不可能收税。尽管该政府通过强迫手段能收到一些税，政府与人民之间持续的财政关系是基于对政府合法性的一个普遍信任。没有收税的权威，政府甚至不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比如国防、道路、供水，等等。第三，司法系统最终也依赖于合法性，除非公民和商号能依靠司法体系来支持他们自认为公正或合法的申诉，他们将不愿投资或承担其他风险。所以，经济将因为缺乏权威而受损。
对任何社会来说，没有一个问题比确定为个人和机构的行为提供权威的来源更紧迫。但是，权威的追求与其他问题不同。传统社会没有必要考虑权威问题，因为它已经存在。现代思想产生权威问题，因为它否认传统的价值并把理性当作是唯一的权威来源。但理性不过是产生了利益的多样性，每一种利益都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与英国和法国启蒙哲学家的信念相反，理性不能支持民主。理性本身不能驯服利益，所以，没有传统权威的社会总是在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之间摇摆。要解决民主内部的紧张，必须存在权威或超越各个利益集团的忠诚。权威的来源不能用理性的论据所证明。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权威的来源永远是一种超越政府的外在力量，这种外在力量超越政治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制定一套观念和形象来为某个特定的政府提供权威。这牵涉到是否能找到一个既能具备忠诚，同时又在思想上获得敬重的传统。这也许是建构后现代主义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这个任务适合于后现代主义，因为它能结合历史叙述，宽容含糊性，并在多条传统线索中达到思想综合。
发现权威基础的需要并非中国所独有的，权威的瓦解在西方国家也正在成为一个问题。它不明显是因为存在政府的连续性，但是，世界上每个政府的合法性正在逐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询，结果，政府的基本建制正逐渐被侵蚀。若中国想避免这个问题，它就要发掘权威的基础。单靠马克思主义似乎有些力不从心，那么儒家是否可以提供必要的权威呢？是否与传统的某种结合能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发现权威的基础，中国的问题将像西方一样继续增长。
结论
在现代社会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失败是技术问题，修整经济就像修理汽车一样，这种看法在美国尤盛。人们不太看好的观点是，经济系统预设了更大的一套社会机构。结果是，在西方关于经济的对话只考虑狭窄的一套问题。要拓宽经济学讨论的范围，我在此讨论了三个当今世界每个经济体都面临的核心问题：财产的特征、经济计划、政府权威。它们似乎是抽象的，却有非常具体的后果。政府和人民对这些或类似的问题所作的选择将决定财富如何均匀分配，多少人将失业，多少人将承受赤贫。政策必须基于真实的基础，学者或官员所开始研究的哲学前提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的最后结果。
关于后现代主义将如何研究经济学的关键理论问题，我试提出一些建议。尽管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许多版本是纯粹怀疑和批判性的，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的版本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更实际的指南。中国有独特的理由使它成为当今世界的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与机械的世界观紧密相连，你们国家的学者甚至在考虑我们国家还没有考虑的问题。因此，中国是当今世界仍然在讨论公共经济中的基础哲学问题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所以，我希望能与中国的学者对话，并互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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