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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现代化需要经济学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对经济现代化的回应。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文化，又有40年计划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目前正处在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的确具有自己的特色。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连续十多年保持10%左右的高增长，的确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其中必有自己的道理和奥秘；中国开创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道路，实现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效结合和相互促进，在人类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并不多见，也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和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一切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给以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回答。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的。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同时使中国经济学在下个世纪的腾飞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处身改革和发展大潮中的中国经济学家，既是时代的幸运儿，又有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经是、目前仍然是我们大学经济系科的专业课和基础课，也是其他系科的必修课，也就是说，它仍然是我们未来经济和管理人才必须具备和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我们的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人员很多是在传统理论下培养出来的，知识结构和外部环境使得他们仍然以此为工作内容和理论模式；很多经济管理人员接受的也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其思维方式也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因此，传统经济学仍然是我国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基本依据。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实际批判，而中国的改革也是在批判传统理论中前进的。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如此。一方面，传统经济学的危机给了它以发展的机会和刺激，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使它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受到一定限制。有志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经济学家，既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批判，借以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更需要根据新的现实进行新的概括和探索，提出和发展新的理论。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需要创造性地研究、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从引进、介绍和研究现代经济学开始的。最先引进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接着是各非主流学派的学说。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为既定前提，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主题，运用最大化、均衡分析、边际和替代分析等方法，着重考察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揭示了人与物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基本制度相对稳定，已有的变革只是发生在边际上的微小改进，缺乏进一步从事理论概括的实践基础。特别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很多问题未曾涉及，已有的分析尚待进一步完善，其形式化和可操作性的问题也有待解决，虽然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派别各有其不足和缺陷，但都有其独特的分析角度和新的发现，中国经济学家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有可能跳出他们之间的门户之见，博采各家之长，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新的综合。虽然在引进和吸收的过程中发生过本末倒置、生搬硬套的偏差，但是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使得中国经济学家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第一，明确了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现代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一大堆复杂的联立方程和计量模型，而是关于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假定，即理性行为（亦称最大化行为）假定。由于理性行为假定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些最普遍的无须证明的基本事实，构成人们行为的一般方式，能够最有效地解释人们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结果，因而，现代经济学把每个经济主体都看作是按照经济理性行为和决策的经济当事人，把每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都看作是经济当事人理性行为的结果，把考察的中心对准每一具体理性行为产生的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对准每一经济变量决定的行为过程，进而对现实经济生活给予了有效的解释。因此理性行为假定就成为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也只能由此出发。所有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者也都自觉地坚持了这一基本立场，已经取得的成就都是以此作为基本的理论前提，未来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一根本基础。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人类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过渡经济学的理论还有待于创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条件，已有的理论也不能给出完满的解释。中国的经济学家只有从这一基本的理论前提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假说，进行科学的理论实证和经验检验，才能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问题作出有效的解释，进而作出自己的理论创造。
第二，注重了方法和方法论的改造。经济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在经济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理论的危机首先是经济方法论的危机，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也首先是经济方法论的突破和进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其所以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方法论上做到了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的综合构想和独特结合。凯恩斯革命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而且是方法论上的开拓，虽然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后来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但是，他关于知识不完全和未来不确定的思想，他对把古典理论作为处理现实的巧妙而优雅的技术的攻击，不仅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而且开创了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经济行为的先河。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从方法论上来看，就是由于其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方法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交易费用分析、制度主体分析和契约关系分析等方法，从而推进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另一个方面。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危机也是其方法论的危机，其在理论上的谬误都有其方法论上的根源。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方法和方法论的创新。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经济学家，也不断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发展中汲取营养。
第三，着手推进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所谓学术规范，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套制度规则和传统习惯，包括学术纪律、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和学术秩序，诸如学者的独立自由人格，为探求知识的角色定位，尊重知识发明的科学态度，恪守学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体例，严格的科学评价和科学批判等，其目的在于使学者和学术团体之间有共同语言，便于发展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推进知识增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其所以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争奇斗艳，呈现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是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中国传统经济学的落后，也同其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甚至用“学术”权力代替学术规范有关。中国经济学欲现代化，必先规范化，建立和实施一整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为此，一些严肃的学者不仅带头亲自实践，而且积极推进，如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的问题，开展严肃的以致面对面的学术批评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建立参考文献附录制度等。这一切对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队伍
中国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队伍重组和整合的过程。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研究机构都是官方机构和公立学校，其理论研究队伍由三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官方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员，二是大专院校中的教师，三是政府机构中理论偏好较强的官员，其经费全都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其职能是接受政府的研究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形势的需要造就了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的热潮，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开始改变过去引经据典、注解阐释的传统，而着眼于改革理论、改革方案和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设计，对改革开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尚未动摇，经济学者的知识更新正在进行，接受国外资助，进行合作研究也才开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方式、经费来源基本未变，经济学家的具体学术观点虽有不同，但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派别。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和学人“下海”的冲击，加速了经济研究队伍重组和整合的进程。官方的教学研究机构经费日紧，机制僵化，人员外流，一部分人毅然“下海”，一部分人搞起了第二职业——顾问，一部分人纷纷成立各种民间研究机构。在这些民间机构中，一部分以经营开发为业，以提供咨询、服务社会为目标；一部分以聚集人才，从事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推进经济学理论的产业化，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为宗旨，形成几个有声有色的民间经济论坛，开展了一系列经常性的学术研究活动。随着组织方式、机构职能、服务对象和经费来源的变化，经济学家的职业意识已经觉醒，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职业化的进程已经开始起步，经济学走下了神圣的殿堂，步入了世俗的天地，正统理论思想的一统天下被彻底打破，出现了具有不同利益倾向的学术团体和多元发展的格局，虽然距形成真正独立的学派尚有一段路程，但已经出现了官方经济学家（服务于政府），企业经济学家（服务于企业）和无所依属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自由论坛者）的分野，尽管一些人并不承认自己的这种学术身份。随着“下海”热的逐渐退潮，一部分人又重返研究领域，特别是一些留学海外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学者纷纷回国，中国经济学研究队伍的重组和整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