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态论文,西方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4)01-030-010
一、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
20世纪是一个面临挑战而又需要积极应战的时代，对历史学而言，也是如此。回眸历 史学的历史，我们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不管是西方煊赫一时的兰克及兰克学派 ，还是绵延甚久的中国“正统史学”，都已陷入困境，危机四起，史学新潮的萌发已不 可阻遏，不约而同的是我国梁启超与美国鲁滨逊都提出过“史学革命”之类的口号。不 过，站在20世纪的桥头，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的第一人是兰克的德国同胞卡尔·兰普勒 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继后哺育年鉴学派的精神导师亨利·贝尔(
Henri Berr，1863—1954年)提出了“历史综合论”，鲁滨逊在1912年出版了新史学的 “宣言书”[1]《新史学》。再之后就是文化形态学派，一个以德国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与其后的英国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派，在反叛西方传统史学的阵营中，他们虽不是最初的弄潮儿 ，但却是冲锋陷阵的“斗士”，以至斯宾格勒自夸他的史学体系是一场“哥白尼革命” 。
的确，由斯宾格勒最先创立尔后由汤因比发展的文化形态史观，确是20世纪西方史学 的一种新说，它对19世纪的西方传统史学(以“科学历史学”巨匠兰克为代表)发起了挑 战，它比兰普勒希特、贝尔的新说更要推进一步。[2]
文化形态史观又称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或文化形态学。它实际上是把 文化(或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 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 的发展进程。
由这“定义”可见，作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一种新说，文化形态史观无论在它的首创者 斯宾格勒那里还是后继者汤因比那里，都有一些与传统史学相悖的明显特征：
文化形态史观是以生物进化学说，尤以社会达尔文主义[3]的学说而铸成的。这种自然 科学的新说，它的模式和方法，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找到了“替身”，斯宾格勒以此 说文化也是一个有机体，也有它的生命周期，具有生、长、盛、衰等规律性和可测性的 过程，“有生就有灭，有青春就有老境，有生活一般地就有生活的形式和给予它的时限 。”[4-p66]这是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核心之所在，也是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基调。
斯宾格勒以此立论，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寻找出八种自成一体的且具有独特个 性的文化系统，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古希腊罗 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4-p34]。他打破了传统的世界史模式， 这一体系被说成是“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
在斯宾格勒看来，前述这八种文化都各自有一“基本象征”(Prime Symbol)，每一种 文化皆各自独立地走完其生命历程，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直至它的 “最后一幕”。在这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认为比另一种文化更加先进。他在《 西方的没落》中，给人们显示了一种等价性、共时性与多样性的世界文化发展的图景， 在对世界各个特具个性的文化的相互比较中，寻求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对传统史学中 的单线历史发展观的有力挑战。
斯宾格勒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直观天赋的文化预言家”[5]，他对西方文化也作出了诊 断，他认为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文明时期几个阶段之后，同其他 七个已经死亡或正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在劫难逃，必然走向没落，这是它合乎命运 的归宿。
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一书中，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同 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之说中，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论点，即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认为这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 究范围”。
汤因比认为，在人类文明近6000年的历程中，曾出现过21个文明(注：这21个文明是： 西方文明、拜占廷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 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米诺斯文明、 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 明、马雅文明。不过，汤因比对文明的划分有其随意性，有时又说有26个，有时甚至扩 大到37个。)，它们是等价的和平行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时代的，这与斯宾格 勒不约而同，都趋向于比较研究。
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把文明作为有机体，各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 和解体这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他以古希腊罗马史的发展进程为蓝本，并把它作为人类 文明发展的一种固定模式，经历所谓大一统帝国——间歇时期——大一统教会——民族 大迁徙，各大文明在衰落与解体时期无不如此。汤因比的“希腊模式”在遭到非议后， 他晚年又增加了“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这些说法是与斯宾格勒有相异之处的。 在汤因比那里，文明考察的视野扩大了，从斯宾格勒的八种高级文化发展到他论述的二 十几个文明；但在论及文明发展的具体进程时，他又与斯宾格勒分道扬镳了，特别是对 西方文明的看法，汤因比不赞同他前辈对西方文明所持的悲观态度，认为只要西方文明 吸取以往文明历史中的教训，就可能逃脱灭亡的厄运。(注：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前景 这样说：“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 起来，那么天上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汤因比：《历 史研究》(中)，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不管怎样，透过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同异相间，确实看到了他们在史 学思想上对西方传统史学陈说的批判和革新精神，可称得上是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种新 说，从某种意义上形容它是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似无不可。
二、西方新说的中国早期知音
自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奠立后，迅即在西方学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 种影响也在现代中国有了回应，并找到了它的最初知音。
我们不禁要问，谁是最先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传入中国的?对此，学界有不同说 法。于沛认为，“20年代末，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开始介绍到中国来。1928年，张 荫麟译美国学者葛达德与吉朋斯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在《学衡》杂志发表。”[6]
王敦书根据翔实的原始资料，考定最早把斯宾格勒的新说介绍给国人的是李思纯(注： 王敦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初传播——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 之文化论>手迹读后》，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本节所述，得自于王文的精细考 订。)。他据南开大学馆藏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作出这一判断的(注 ：吴宓的友人刘奇峰在1927年1月从美国纽约将美国学者E.H葛达德和P.A.吉朋斯合撰的 英文本《文明还是诸文明》(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s)寄赠给他，吴宓在2—3 月间阅读此书，在边注中说：“吾国杂志言及Spengler之书者始此，后无闻焉。”按， 李思纯写的《论文化》，发表时间为1923年10月。换言之，从1923年10月至1927年2—3 月间，国内学界似无人谈及斯宾格勒。见王敦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 之最初传播——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读后》，载《历史研究》2002年 第4期。本节所述，得自于王文的精细考订。)。
李思纯(1893—1960年)，字哲生，四川成都人，曾自费留学法国三年。1923年归国， 旋任东南大学西语系教授，与吴宓过从甚密。他写的《论文化》一文，备受吴宓欣赏， 并于同年10月在吴宓任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发表。李文在介绍斯宾格勒时，这样写道 ：
“论文化之盛极必衰，衰极必亡，而持论最有力者，有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氏
Spengler。斯氏有感于欧洲文化之趋于死亡，常冥思默想而成一书曰《西土沉沦论》Der Undergang des Abendlandes(即《西方的没落》)。其书体大思精，证例繁富，历引希腊 罗马及东方古国先代文明其发生滋长及衰败死亡之曩例，更辅以历史学、社会学、生物 学之观察，最后断定欧洲文化之现已趋于死亡。斯氏之着笔为此书在欧战前，脱稿于欧 战中，而刊行于欧战后。一时风行之盛，势力之伟，其在战后之德国，盖与安斯坦氏
Einstein(即爱因斯坦)所为相对论并称。斯氏本德国南方弥纯Munchen(即慕尼黑)城中一 中年教授，名不出乡里，自为此书，不一年而誉满全国。其书所论之文化生、住、异、 灭，信为确义。就其说以考古今文化之嬗蜕兴亡，而知理有固然，非危辞耸听，谰言骏 俗也。(注：李思纯：《论文化》，《学衡》第22期，1923年10月。李思纯文中对斯宾 格勒生平的介绍有误，斯宾格勒在哈勒完成博士论文后，曾在一些地方任教，乃中学教 员，1911年遁居慕尼黑，作一个隐修学者，撰写《西方的没落》大约在此时此地萌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大作亦告完成，此后又不断修改，于1917年12月付梓。 )
据现行资料来看，李思纯也许是向我国学界介绍斯宾格勒的最早的人(注：与李思纯在 《学衡》杂志发表《论文化》同年，俞颂华在《德国之文化形态学研究会》中，也提到 了这一学派，见《东方杂志》20卷第4期，1923年。又有学者说中国留学德国的诗人、 美学家宗白华(1897—1986年)在20年代初就受到了斯宾格勒思想的影响，在他寄回国内 的书信中可以作证(《自德见寄书》，《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第335—336页。)参见胡继华：《中国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哲学——论中国20世纪30 —40年代对斯宾格勒的接受与转换》，《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很显然，宗白 华并不是最早向国内介绍斯宾格勒史学思想的人。)。他是1922年春在柏林见到德文版 的《西方的没落》，而此时尚无英法译本。是书出版后即“誉满全国”，但在20世纪20 年代初，其影响在德国之外，还不可能很大。在中国，却靠着李思纯的及时介绍，还是 比较早地知道了斯宾格勒这个人。
此后，当然是张荫麟(1905—1942年)了，这位被学界称为“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 材”[7]，不仅于词章、考据和义理无一不长，对输入西方史学也颇多建树。与李思纯 不同，1928年张荫麟翻译美国学者葛达德与吉朋斯合撰的《文明还是诸文明》(
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s)时，他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子。张译此作，全赖于 吴宓的器重与推荐，这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8]。
葛达德与吉朋斯合撰的《文明还是诸文明》，实际上是据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之原书，摘其大意，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演述而阐明之。张荫麟据此译出，名为《斯宾 格勒之文化论》(注：张荫麟翻译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译文甚长，分载于《国闻 周报》第4卷第48、49期，第5卷第10、21—23、30—34期；《学衡》杂志第61、66期。 )，并得以在《国闻周报》和《学衡》杂志两处同时连载，都出自吴宓的精心安排，因 而在国人中也产生了反响。此后，学界通过张译，多知斯宾格勒其人其作其说，他那一 套的文化理论，对我国30年代前后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形成(注：30年代前后所出版的中 国文化史著作，举其要者有：叶法无的《文化与文明》(1930年)、杨东莼的《本国文化 史大纲》(1931年)、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1931年)、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 (1932年)、丁留余的《中国文化史问答》(1933年)、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5年) 、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年)、文公直的《中国文化史》(1936年)、陈安仁的 《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年)、陈安仁的《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1938年)、王云五的 《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1937年)等。)当不无联系，难怪有学者称《西方的没落》 为“文化史杰作”[9]了。
此外，张荫麟另撰有《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10]、《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11 ]等十分有影响的文章，于国人当时了解西方史学也颇有助益，尤其他对西方历史哲学 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或许是当时较早系统向国人介绍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人。
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他对最早介绍斯宾格勒学说的李思纯厚爱于前，又对 较为系统引入斯宾格勒学说的张荫麟举荐于后，真是当时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有功之 臣”。而吴宓本人，亦对此学说的引入颇具识见，他在1927年2月23—26日的日记中这 样写道：“此书(指葛达德和吉朋斯的《文明还是诸文明》，引者)关系重大，须译述之 ，以供国人之诵读也。”[12]于是吴宓就物色翻译此书的合适人选张荫麟。而《学衡》 杂志在刊登张荫麟的译作时，吴宓另写了近3000字的“编者识”，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 态史观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他的评述可概括为：对斯宾格勒的学说作了介绍，认为文 化恰如一有机体，近世欧美文明也难逃灭亡之命运；认为斯宾格勒代表了现代学术综合 研究的精神及趋势而为其先导，说斯氏之说深信古今东西各族各国之历史及文化，皆有 公共之原理，具同一因果律；吴宓还批评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狂妄夸大，武断比附， 强改事实以明其学说。吴宓最后借介绍斯宾格勒之说向我国学界呼吁道：
深望吾国宏识博学之士，采用斯氏之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 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国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地位及价值。[13]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热，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对吴宓上述“呼吁”的 一种回应，也是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东传中国的一种回应。1934年，新斯宾格勒主 义者汤因比出版了他的传世之作《历史研究》(第1—3卷)。两年后，张君劢在《明日之 中国文化》中作了简单的介绍。据此，当然也是对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东传中国的一种 回应。不过这些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早期知音，他们的输入，在当时国 内学界并未产生什么重大的反响，真正发生重大影响还要等到了战国策派学人那里，才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三、战火中的东方回响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存亡继绝的岁月。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纠纽 重叠，相激相荡，相伐相煎。尽管时运莫测，时局艰辛，外患内忧的拶逼，生难死险的 苦痛，但这并不妨碍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开放性学术氛围”(注 ：张国刚在《雷海宗：一个学术史的解读》一文中说：“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唯物史观 历史学派比战国策派出现得早，因此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以及与唯物史观和史科学派一 度的共存，正是当时开放性学术氛围的一个反映。”(《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张国 刚这一见识甚为可取，如果不是这样，战国策派不可能留下他们的《文化形态史观》、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时代之波》等精神遗产；倘若在“万马齐喑”独于一尊的 年代也许他们早就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但正是那时开放性的学术环境，就使文化形 态史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它“应该有的内容”(同上引)。)的浸润下，他们的 思想空间仍然有着令后人歆羡的开阔与宏通，有着那种颇具独立精神但又不无偏颇的学 术个性，于是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借助他们，在战乱中的中国“长驱直入”，文化形态史 观在现代中国终于找到了他们真正的“知音”，“从国外引来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史坛上 掀起过一派涤新耳目的风光”。[14]
我这里说的这部分知识分子，指的是在40年代前后“异军突起”的战国策派学人群(注 ：战国策派学人群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而非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派别，其人员庞杂， 1940年4月在云南昆明出版的《战国策》半月刊，就有26位“特约执笔人”，他们是： 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郭岱西、吉人、二水、丁泽 、陈碧生、沈来秋、尹及、王迅中、洪思齐、唐密、洪绂、
疾风、曾昭抡、何 永佶、曹卣、星客、上官碧、仃口，其中唐密为陈铨的笔名，尹及为何永佶的笔名，实 为24人。而以林、雷、陈、何、贺为“核心人物”。除前列24人名单中的沈从文，郭岱 西、洪思齐等人外，另有陶言逵、梁宗岱、沙学浚、谷春帆、公孙震、吴宓、王赣愚、 冯友兰、林良桐等也时常以论著作出回应。他们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在一些重大问题 的观点上又不尽一改，因此很难将上述各位都作为战国策派的“圈内人”。半个世纪来 ，前人对战国策派的评判主要是针对林、雷、陈、何、贺五人。见江沛：《战国策派思 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据此，本文为紧扣题旨，主要论及 林、雷两位的文化形态史观，而不旁及其他，如对陈铨源自尼采和叔本华的英雄史观则 就略而不谈了。)。1940至1941年间，聚集在云南昆明的几位大学教授林同济、雷海宗 、陈铨等人出版《战国策》半月刊，之后又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 刊，陆续撰文，传播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宣扬“战国时代重演论”，战国策派因此而得 名。
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战国策派屡遭批判，一度把他们与“宣传法西斯主义”和 “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相等同，被打入冷宫。中国新时期以来，这种政治化的 评判还是在陈陈相因[15]，然而与此同时，对战国策派的再评价，从个别代表人物(如 雷海宗)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注：对雷海宗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一个不大不小的 热点。雷海宗的《欧洲通史》(二)，经王敦书整理，易名为《西洋文化史纲要》出版( “蓬莱阁丛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雷海宗关于中国史方面的文章，已 由王敦书结集为《伦伯史学集》出版(《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 。在中国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王敦书用大量翔实的材料对雷 海宗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综合的评析，其论断与昔日大相径庭，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王 敦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雷海宗》，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 理论》1988年第4期；《雷海宗与吴于廑》，《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雷海宗 的学术道路》，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 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忆雷海宗》，张世林主编 ：《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雷海宗：《 西洋文化史纲要》，前揭书；《<伯伦史学集>前言》，雷海宗：《伯伦史学集》，前揭 书。其他学者在相关论著中都有涉及雷海宗的文字，不赘。其中侯云灏：《文化形态史 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述论—雷海宗早期文化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该文亦具新见。)。但了断这桩公案，还战国策派学人的本来面目，殊非易事，即使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争讼依然存在(注：这里以1992年发表的两种观点相悖的意见为 例子作一说明。郭国灿著书对战国策派的传统定性为法西斯主义学派翻案，认为昔日定 见不足为据(《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218页)；张和声撰文说，林、雷等人欲借“文化形态史观”来“经”当今之世，为中 国所“用”，结果却落得个“法西斯买办文人”的骂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咎由 自取(《文化形态史观与战国策派的史学》，《史林》1992年第2期)。有趣的是，江沛 在《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一书中，对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 版社1998年版)中的战国策派的“咎由自取”说作了批评。其实江沛的“板子”打错了 人，“咎由自取”说当是张和声首创，查看张书学其书相关部分(第350页)显然后者沿 袭前者的说法。要“打”应该先“打”张和声，而挨不到张书学。由此一例，可见学术 史的梳理难免百密一疏，泱泱中国，期刊载文多如牛毛，在进行某一课题的学术史整理 中，总有被漏掉的“漏网之鱼”。不过，就战国策派研究而言，张和声的这篇论文倒是 不断地被人提及，当是很有分量的一篇，它被江沛疏忽，未免遗憾。不管怎样，江沛的 《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一书，材料宏富，论证较为有力，评判较为公允，不失为迄今为 止中国学术界对战国策派的一种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虽则也有那种对历史人物 评价中的“爱屋及乌”的通病。)。如何全面而又正确地评价战国策派，这不是本文作 者的任务。从史学的学理层面，从现代西方史学输入的视角，他们如何移殖文化形态史 观，又是如何改造西说，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并以此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平心而论 战国策派学人所作出的努力是不能否定的。因此，我赞同这样的说法：“他们的史学， 也是用科学方法探讨史学的一种。”[16]此论是把战国策派的史学观放在中国史学的科 学化进程中来考察，并肯定其史学业绩的。倘若不是，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在战争年代 里，战国策派的史学竟能与当时日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颇具实力的新考据学派“ 鼎足而三”。他们在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中，也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同样，在中西史 学交流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在这里，我们仅以林同济、雷海宗的材料，来为这一 论点作些注解。
战国策派对文化形态史观这一西说的输入是从临摹开始的，其摹本便是斯宾格勒的《 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40年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半月刊创刊 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这篇“宣言”式的文字，集中地表达了战国策派的基 本立场(现实的与历史的)，并由此衍生出他们关于历史与文化问题的种种识见。
林同济(1906—1980年)，福建福州人，早年留学美国，1934年归国后，历任南开大学 、云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他在主编《战国策》半月刊等刊物时，正是在这三所大学 任教的时候，也是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历史时期。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 ，运用文化形态史观，从世界文明共时态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都 定位在“战国时代”。他这样说道：
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 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 代”的来临![17]
林同济认为，“战国时代”的特点是“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 处于这样的时代，在他看来，不能战的国家不能生存(“不能伟大，便是灭亡”)；左右 倾各派的争论意义全消，要停止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建设道地的“战国式”国家 ；中国人应改变那种懒散的态度，再建立起历史上“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 战国”必须是我们入手的途径。总之，是一个“战”字。[18]
可见，林同济的“战国时代重演论”与斯宾格论的论见很是吻合，在《民族主义与二 十世纪》[19]、《形态历史观》等重要文章中，都道出了他思想中的方法论来源，这就 是，“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 ”[20]又说：“我与雷先生这些文字，多少是根据于形态历史观的立场而写作的。”[2 1]
不过，就输入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历史形态学”)且有发挥创新的还数雷海宗。对 此，林同济也承认：“在中国方面应用这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 。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小书，国人就当注意。”林并称雷为“中国学界中第一 位形态历史家。”[22]
雷海宗(1902—1962年)，字伯伦，河北永清人，早年留学美国。1927年回国，先后在 中央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此时 ，也是他与林同济共同创办《战国策》半月刊，传播与进一步阐发文化形态史观的时候 。其实，雷海宗在这之前，就已在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不少用文化形态史 观为理论依据的文章，后结集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 ，它成为雷氏一生的代表作。与林同济共事的40年代初，他继续撰文，比较重要的有《 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历史警觉性的 时限》等，这几篇文字被林同济编入《文化形态史观》一书，1946年出版。
林同济、雷海宗关于文化演进的分段论显然呈现出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历史分期模式的 踪迹，此其一。
林同济将文化发展的一般形态分成三个阶段：封建、列国、大一统。林同济指出：“ 封建阶段是‘原始人群’与‘文化人群’的分界。许多人群永留滞于‘原始’状态，创 不出封建的局面；但一创出封建的局面，这人群便大步踏入‘文化大途’”，又说：“ 封建阶段就是贵族中心或贵士中心阶段。”这个阶段需经过一番“社会大革命或大骚动”而被列国阶段所取代。列国阶段具有“个性的涣发”与“国命的整合”两大潮流，前者是一种离心运动，后者是一种向心运动，两者相克相成，最后后者压倒前者。本阶段是任何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形紧张而富创作的阶段，它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则称为战国)。在大一统阶段，战国时代诸国纷争，经过大战的结果，建立一个高高悬空的独尊的专制皇权，一个大一统帝国。[23]
雷海宗的分法与林同济不尽相同，但其西方文化形态史观鼓吹者的痕迹却更明显一些 。雷海宗认为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但每个文化的发展进程的大步骤及其时限 则大致相同，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每个文化都经历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第二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是一个以贵族 为中心的列国并立时代；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这是一个不断“大 战”与“大乱”的时代，必发生惊天动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大革命；第四阶段是大 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经过大乱而后大治，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政治上专制独裁 ，社会风气日见颓靡，募兵制取代征兵制，至于文化、“其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长期的 凝结”；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 长可短。[24]
尽管林同济的“三个阶段说”与雷海宗的“五个阶段说”，分法不同以及他们对每个 阶段的论述不一，但他们的共同点却是接纳了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尤其 是文化发展的阶段说，凸现前述的斯宾格勒西方文化发展的“三阶段说”(前文化时期 —文化时期—文明时期)及汤因比的文明发展的“四阶段说”。
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模式在林同济、雷海宗，尤其是在雷海宗那里得 到了彰扬(注：就世界史编纂的类型，我以为自古迄今似可大体归纳如下几种类型：1.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2.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 3.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4.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 世界史。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 。)，此其二。
斯宾格勒撰《西方的没落》，开始打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编纂体系，开创了 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写作模式。其后，汤因比多卷本的《历史研究》，继承并发展 了斯宾格勒的这种世界史体系，把斯宾格勒的八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社会)，试 图对世界历史作出整体上的归纳与概括，如汤因比自己所声言：“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 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25]总之，他们为人们描绘了 一幅宏观世界历史发展的壮阔图景。我们从林同济关于文化发展三阶段(封建—列国— 大一统)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林氏之论颇合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论者那种观察视 角开阔、世界各文明等价以及诸文明间的比较研究等史学旨趣，林同济不是一再说：“ 封建、列国、大一统三个时代，是人类史上各个文化体系均有的三阶段，中国如此，希 腊罗马如此，我们细看汤贝(汤因比)所研究的二十余个文化体系，竟都如此!”[26]由 此可见一斑。
在这方面，雷海宗更有杰出的和具体的贡献。现留存下来的雷海宗在30年代的讲课提 纲《欧洲通史》(二)，经王敦书整理，易名为《西洋文化史纲要》出版，这是一部颇能 反映雷海宗的宏通博识的世界史理念的作品，它以整体的视野将西欧文化作为一个有机 体，对它的酝酿、形成、成长和发展各个阶段作出了综合的考察，很能体现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意蕴[27]。后来，他在《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 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28—p342～373]、《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 一些问题》[28—p378～397]等文及《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中，宏通中外，比较东西( 他的世界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国史)，充分地显示了他那整 体的与综合的世界史体系，这种理念与具体实践，则“多有哲理的寓意”[29]，因而， 他的世界史体系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模式也是“脉络相通”(注：语 见雷海宗文：《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 》，见《伯论史学集》第342页。雷海宗在论述世界上古史时说，即使在生产力不发达 的上古时期，“世界的发展在很高程度上仍然是脉络相通的。”这里借用“脉络相通” 一词，以说明雷海宗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式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模式的相通之处，我以为 也是十分合适的。)的。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信徒，并不是鹦鹉学舌，更不是东施效颦，换言之，林同济 、雷海宗他们并不是照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平心而论，他们也有对西说的改 造，也有创新之处，一味贬低他们的工作在史学上的价值是不足取的。仍以雷海宗为例 稍作述说。此其三。
斯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必经生长盛衰直至末世灭亡，不可能再生，雷海宗则与此不同 。他认为：“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 一的例外就是中国。”[30]于是，他便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观点。雷海宗主张以 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 传统文化的“古典的中国”时期，它历经封建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帝国时代—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五个时代[31]。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并无本质变化 ，但此时的精神文化(如宗教、哲学和文艺等)则有真正的演变，也经历了五个时代：宗 教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哲学时代，包括宋代；哲学派别化时代，包括元 明；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包括晚明盛清；文化破裂时代，清末(1839年)以下[32—p 208～209]。抗日战争烽火起，雷海宗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并指出其路 径，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第二周 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32—p212]又说：“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 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 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 等光荣的使命!”[32—p221～222]可见，中国学者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运用文化形态史 观，提出新见，立意创新，既显示了战国策派学人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肩负起“建 设学术的责任”(注：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文化形态史观》第46页。 林同济在1941年12月3日发表的《形态历史观》一文中这样说：“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 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的两 派圈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见《文化形态史观》第6页)不到一年，他于1942 年8月在昆明的演讲中(即这里所引“建设学术的责任”之处)，又这样说：他运用的“ 历史统相法”(即“历史形态学”)，是要在“研究方法上曾给予历史学以一种新的路径 。”(见《文化形态史观》第46页)显而易见的是，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是对30年 代独霸史坛的“新考据学派”(或“史料学派”)的远离现实的一种纠偏，意在为中国历 史学另开辟一条新途径，而这又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辩证革命”。)的雄心 ，又反映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具有为现实服务的民族主义情愫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而这 种精神投射对后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不管怎样，战国策派学人在那样艰难的年代里， 能及时把一种西方史学理论直接引入中国，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应有他们的地位 ，并应给予积极的和肯定的评价。
四、历史的余音(注：本文系朱维铮主编的《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外史 学的交流与比较卷)的“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这章的一节，以该章界定的时间范围， 这里所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情况，当然是“历史的余音”了。)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 学占据主流地位。50年代以来，冷战时代的中西敌对的国际形势，日益严重的国内“左 ”倾思潮，使原本在民国时期中越来越逼近的中西史学交流变得生疏与隔膜起来，与西 方学术界的交流基本上处于停滞与隔绝状态。是时，西方史学被大张挞伐，遭到了无情 的批判，由斯宾格勒——汤因比宣扬的文化形态史观自在其中[33]。
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信徒自然也在劫难逃。勃兴于40年代初的战国策派，随着抗日战 争的胜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归于沉寂，然而，战国策派的阴魂不散，在50年代以来批 判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进程中，它们始终扮演了一个“陪斗者”的角色，随着战国策派 被定性为“宣传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根据的”反动学派，其代表人 物均遭厄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拨乱 反正之势盛行，思想解放，学术新生，反思历史，关注未来，在这样的时代氛围感召下 ，中国对西方史学输入畅开了大门，各种带“新”字号的西方史学理论纷至沓来，更不 必说那些像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那样的“老”字号了，新老齐进，诸说 交汇，在80年代形成了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又一次高潮，此处不容详述[34]。
于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又重版发行，后者更有一 些其他著作相继问世(注：如有《历史研究》(一卷本新版)、《文明经受着考验》、《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 大作对话录》等。)。重评文化形态史观成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西方 的文化形态史观借助于80年代中国学界的“文化热”，在中国新时期又找到了新一代的 “知音”。既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始作俑者进行了科学的求实的评价，那么对它的东方 信徒林同济——雷海宗们又岂能例外呢?坚冰已经打破，但航道的开通仍需时日。传统 的韧性，偏见的作崇，可以这样说，对战国策派的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尚需时日，我们当 然要有这样的耐心。
战国策派的历史余音，在新世纪出现了谐音，可以为此作证的是2002年12月15日在南 开大学举办的“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上讯息(注：参见学术报道： “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世界历史》2003 年第2期。亦可参见《雷海宗史学观纪识》专栏，何炳棣、王敦书、刘家和、马克垚、瞿林东、张国刚六人文章，《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缅怀追思时凸显史学业绩，学术研讨中蕴含客观公正。是年为雷海宗冥诞100周年，它上距雷海宗谢世已40年矣，距林同济逝世也已22年。40年弹指一挥间，就对争讼不已的战国策派的评价而言，历史终于在2002年12月15日那一天，闪现出清朗、明丽，这当然是给雷海宗的，也应当是给战国策派学人群的。
收稿日期：200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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