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我国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述评
林 萍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随着多元信息平台的融合与发展，民众教育水平和参与社会管理意识的提升，与产品相关的网络舆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使用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传播主体、演化特征、发展态势评价、舆情应对、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我国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现状，提出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可以基于与产品的关联程度划分网民群体、探讨企业间合作行为的影响力、重视意见领袖的专业背景对舆论的影响、充分考虑多渠道交叉传播的作用力，建立多主体差异化定位的协同引导机制。
关键词： 产品事件;网络舆情;企业;大数据
2018年年初，“星巴克咖啡致癌”的新闻，让越来越多将咖啡作为日常饮品的中国消费者开始了解“丙烯酰胺”。由于专业名词晦涩深奥、各类产品技术参数标准涉及面广且难以在短期内进行常识普及，人们难以准确甄别信息的真伪等原因，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更容易引发各种意见的激烈碰撞、虚假信息的迅速蔓延。因此，挖掘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传播特征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概念、要素、特征、分类而展开，并在预警、引导以及突发危机网络舆情应对方面有所突破。由于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企业生产经营和行业监管密切相关，学者主要聚焦于对其特殊性的探讨。通过对2010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中国知网收录的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核心期刊以及博硕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关键词包括网民行为、影响因素、公共管理、微博等。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是建有食品安全研究基地和食品安全与营养协同创新中心的江南大学，建有食品安全战略与管理中心的天津科技大学。二是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此方面研究主要从危机管理、舆情管理、财务预警、舆情系统建设等角度展开。
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回顾与热点网络舆情案例的解析，分析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产生的原因、内涵，比较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与企业网络舆情、在线商品评论的交叉关系。其次，从传播主体、演化特征、态势评价、应对策略、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脉络。最后，探讨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的未来研究方向。
两组治疗前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沉、纤维蛋白原、红细胞压积、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分别为（12.08±1.79）mm/h、（3.19±0.33）g/L、（0.43±0.05）L/L、（4.65±0.37）、（1.61±0.19），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一、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内涵界定
(一)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定义
王来华在国内最早对舆情进行系统性研究，提出狭义的舆情定义[1]。刘毅认为网络舆情是情绪、意见、态度，包括了社会事件、社会热点问题、社会冲突、社会活动，也包括公众人物的所言所行等[2]。曾润喜进一步丰富了网络舆情的内涵，提出“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3]。因此，网民、中介事件、社会问题等主客体因素，认知、态度、情感、行为倾向集合及影响力等特征维度，一定的时空等物理因素，均是界定网络舆情的要素。
1．主体行为分析
综合前述网络舆情相关定义与热点事件特征，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是指：公众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以互联网为载体，围绕产品的品质、安全、价格、谣言、消费行为等与自己关心或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涉及社会管理或公共安全的问题，所传播和表达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与企业网络舆情和在线商品评论存在交叉关系。
(二)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与企业网络舆情的关系
梁循等提出企业社会网络舆情是“公众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网络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特定企业的产品、经营和管理，通过网络表达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集合”[4]。方付建等依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企业舆情危机事件案例，将企业舆情危机事件诱因归纳为产品或服务缺陷型、内部管理漏洞型、公共安全型、领导或员工言行失当型等类型[5]。周海灯等也根据消费者、企业员工、企业竞争对手将企业网络舆情分为三类[6]。因此，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是企业网络舆情的一种，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包容关系。比如近年来的抢盐风波源于日本核泄漏，黄浦江死猪漂浮涉及跨流域管理问题，《战狼2》则聚焦民族精神，这些网络舆情事件的主体已经突破单个企业经营管理的边界，可能涉及交易、合作甚至同业竞争关系的企业网络[7]以及监管部门。而 “微波炉致癌”“小龙虾吃多了会得横纹肌溶解”等关于某一类产品的谣言虽然与具体企业无关，但同样会引起行业动荡、社会焦虑。
(三)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与在线商品评论的关系
在线商品评论即Online Review，一直是国际国内研究的热点，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在电子商务网站进行交易之后，会对所购商品进行评分，发表评论，阐明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后的体验”[8]。但此类在线商品评论的用户必须是购买者，与网络舆情参与主体不确定性的特征不符；属于日常消费行为，不具备网络舆情的“中介性事件”“社会问题”等特征；时空较为模糊，因此不属于网络舆情范畴。然而，如果出现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将消费者置于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各种疑虑与不安全感将导致消费者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9-11]，则相关产品的在线评论数量会减少，评论内容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负面倾向。此时，在线商品评论成为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演化的重要参考指标。另一类是消费者消费后在其他媒体平台上对产品的评论，这有可能形成网络舆情。比如《战狼2》热映后，围绕“祖国的力量”引发了全网热烈讨论；而“王者荣耀”则因人民网、新华社的连载式评论再度引发网络游戏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网络游戏的监管等话题。
二、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分析
网络舆情的传播演化受传播主体的影响，在不同传播平台呈现不同的特征，对其发展态势的准确评估是实现有效舆情引导的关键。
(一)网络舆情主体对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
网络舆情的主体包括政府、媒体、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由于产品的直接利益主体是消费者与企业，因此，网民和企业是影响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最主要的主体。
1．网民对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
从网民角度，已有的研究基于心理学、认知行为学理论，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发现网民参与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主要受到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主体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然而，产品消费与网民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显示网上购物经验显著调节感知产品和感知信用评分，并对顾客初始信任产生影响[62]，但现有研究并未考虑网民的产品消费习惯、购物经历、知识水平等因素可能影响其参与、传播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首先，可以将问卷调查、实验观察与基于复杂网络的传播仿真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网民参与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影响因素体系，例如网民的消费行为特征可能影响其对产品的忠诚度，由此引发的情感倾向可能会对其网络舆情参与和传播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网民知识结构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其对舆情信息、产品信息解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通过构建异质网络传播模型，可以挖掘上述因素对网民参与和传播行为的作用机理。同时，对网民参与、传播的意愿的分析不应仅仅局限于调查问卷，样本的有限性会影响结论的有效性。应锁定参与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用户群体，基于大数据挖掘网民态度和行为特征。
政府行为、媒体行为、网络水军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络的普及性、网络实名制，以及网民自身心理行为习惯均会影响网民参与、传播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12]。第一，在舆情发生阶段，网民的认知与行为特征影响其是否参与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江南大学的吴林海、洪巍团队通过系统研究发现，过去行为、信息来源、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网民舆情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13]，而对产品负面报道的关注度、对政府“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的行为”和“及时回应行为”的评价等是影响其舆情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14]。第二，在舆情发展过程中，网民拥有的信息量、信息真实程度、信息甄别能力、信息传播概率、对传播主体的信任程度，以及心理收益对网民传播行为产生影响[15]。一方面，不诚信带来的损失、平台把关或审查制度，以及权威性是正向影响网民对网络意见领袖信任的重要因素[16]；网民对政府有关产品报道的信任水平较低，媒体对产品的负面报道比例很高[17]；网民对媒体网络信息的接受意愿受其信任、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的影响[18]。另一方面，其他微博发帖者的粉丝数、认证情况，微博内容是否有链接、是否有视频，微博内容的情感极性等均影响网民对于微博的认同和转发行为[19]。因此，网民在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模仿传染行为具有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20]。
What are the rules of the turn-constructional component and turn-allocation component for all the speakers in this reversion of If You Arethe One?
2．企业对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
学者们对企业网络舆情的发生做了较为详细的分类[4-6]，但并没有系统地梳理和深入地分析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产生的原因，且主要采用个案作为实证分析或仿真模拟验证的对象，其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将事件研究、统计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基于产品事件本身、产品事件从一般事件演变为受关注的网络舆情事件这两个角度，探析其产生原因的类型、分布情况、历年变化，快速定位责任主体、明确网民诉求，实现舆情应对的针对性，并通过网络舆情的治理和引导从外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和行业监管效率，这对于提高政府舆情监控和管理的效率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特征
媒体环境是影响网络舆情演化的重要因素，微博则是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最为活跃的平台。微博评论数量在发布后1小时内呈爆发式增长，涉及地域广泛，舆情数量与区域互联网普及率呈正相关，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理性讨论的舆论传播力更强[26]；同时微博平台传播速度越快、高潮峰值越高、热度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多周期反复，具有明显的唤醒效应和共振效应[27]。而新媒体环境下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突发的风险根源主要在于其蔓延与变异性，是源于动力源、主客体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28]。
从复杂网络角度分析演化模式，产品风险信息公众传播具有自主化、极端化和感性化特征，形成了基于公众自主需求的定制化模式、基于领袖意见的群体极化模式、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网络模式[29]。产品安全微博谣言传播网络的小世界现象不是很显著，网络结构呈现出稀疏性、联通性、不稳定性、脆弱性等特点[30]。与突发公共舆情事件相比，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的网络结构与网络规模、事件性质、微博用户、事件关切度以及企业响应策略密切相关，呈现低密度、多层次、高联通性的特征，存在相对联系紧密的凝聚子群，占据结构洞位置的媒体和意见领袖具有较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和较强的议程设置能力[31]。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在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整体稀疏，呈现无标度网络特征；少数纸质媒体的微博和电视媒体微博影响网络结构的稳定性，网络中存在子群现象，子群内部媒体分布呈地域性特征；媒体信息传播能力与专业性、权威性及参与度密切相关[32]。
(三)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态势评价
完善的舆情评估体系有助于准确判断舆情发展态势。李建辉等较早提出包括传播扩散、信息特质在内的共3级27个指标，确定企业网络舆情的5级安全预警量度，区分了弱、中、强、重4个警情评判区间[33]。肖丽妍等以影响力广度、强度、速度在内共3级19个指标，测算微博平台上的企业网络舆情造成的社会影响力[34]。张庆民等则从顾客感知视角，通过舆情衰减函数、帖文影响力、舆情扩散强度等测度网络舆情对企业声誉的影响[35]。预测网络舆情发展趋势有助于建立有效预警机制。屈启兴等从微博平台采集相关舆情的指标数据作为热度的时间序列值，建立基于马尔可夫链的网络舆情走势预测模型[36]。朱舸等基于30多个案例数据建立贝叶斯网络作为舆情发展预测模型[37]。在态势评价研究文献中，我们发现对于评价指标的选择和权重测算主要采用主观赋值的AHP等方法，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舆情本身建立指标体系。如赵萌等提出基于舆情内容创作主体集中度、内容偏差和社会影响力构建指标[38]。林文声等综合考虑舆情事件本身和媒体、消费者、政府等舆情主体的作用力,建立态势评价指标体系[39]。近期，学者们从静态指标转向动态指标，通过提取舆情传播的动态特征，进一步完善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态势评价体系[40-41]。
三、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就算这世上所有的男人都会背叛自己的爱人，思远也不会。他综合了好男人的所有优点，除了还可以再帅些。这是两姐妹对思远高度一致的评价。
国内学者对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从多角度开展了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其研究内容尚未充分体现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的特殊性，还有许多可以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
从应对主体角度，任立肖等将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的9个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边缘、潜在3个利益群体，提出加强自身行为规范、建立利益相关者协同机制等对策[44]。方付建等提出企业应采取积极性策略应对网络舆情危机，包括及时发布更正，辟谣，召回部分有缺陷产品，停产整顿，采取赔偿、管护等补救措施[5]。政府与媒体可以通过平台建设、建立信息处理机制等方面的合作加强舆情引导力度[45-47]，或者由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监管和引导机制与第三方独立组织的协调机制相配合[48-49]，或者建立由消费者、食品供给者、政府、非政府及第三方、媒体、产品安全智库组成的多元信息链[50]。
由于短时间内大规模地传播与爆发，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影响会立刻显现在企业的股票价格上[4]。在突发危机事件期间，网络媒体报道越多、搜索量越高、机构投资者交易越频繁[42]，群体舆情影响力就越会对企业股价造成显著的冲击，造成企业股价下跌[43]。因此，应多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将负面影响和企业损失降到最低。
从应对措施角度，梁循等提出在大数据背景下需要通过计算机智能技术，深入分析网络中不同类型节点、网络结构对于舆情传播与发展的影响，分析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发展的历史变化情况，以获得相应的舆情传播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舆情管理方法与手段[4]。洪巍等提出通过减少信息发布节点的方式集中发布产品安全网络信息，加强安全知识宣传与培训、提高公众的全信息甄别能力，促进真实性较高的网络信息在舆情中的传播概率[15]。不论是微观视角的个体事件分析[27]，还是宏观视角的历年事件梳理[17]，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都经历了萌芽、发展、井喷、衰退4个阶段。叶金珠等分析得出内外影响因素的耦合会加大产品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应根据不同耦合阶段的风险值和对事件风险的承受能力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51]。
除了一般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对于在网上引发对立争议的特殊产品，比如转基因食品[52-54]，网民往往持有负面倾向。企业和有关监管部门应重视此类观点，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广大网民建立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科学认知。
人生在世，谁都有可能遇到困难。至于临时经济短缺，更是难免的事情，所以，亲朋邻里之间相互借个钱，乃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有借有还，人之常情，正当交往，无可非议。但是，对于官员尤其是手握一定权力者的借钱，那可就要另当别论了。首先要打个问号，有所警惕。我不是说，当官的都富有，不会碰到囊中羞涩的时候。问题是，有些官员玩的是明“借”实“讹”的把戏。在现实社会中，这已经成为贪官的一种敛财手段。
四、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方法
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早期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行为决策理论为基础，基于心理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使用封闭式问题的问卷调查方式了解网民的态度，并采用传统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随着业界与学界对多平台大数据的广泛关注，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及应对研究开始以社会网络理论、复杂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博弈论等为基础，并结合信息科学和计算机仿真技术，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详见表1)。
表 1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方法
续表 1
五、述评与展望
另有使用TOPSIS法与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医院经济运行分析。TOPSIS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是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对数据分布、样本量大小及评价指标的选择没有严格的限制，具有应用广泛、操作简便的特点，近年来广泛用于卫生事业决策、医院综合效益的评价[28-30]。
(一)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发生研究
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过程受到事件性质、公众参与、媒体议程设置、意见领袖引导、企业响应策略和政府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信息的权威度、专业性、公开程度与企业响应速度等因素的影响尤大[21]。从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分析，网民在舆情传播的潜伏期、成长期和蔓延期起到了主导作用，媒体在舆情传播的爆发期和衰退期扮演着舆论引导者的角色，企业对事件的回应程度和报道程度呈正相关[22]。魏芳芳等研究发现如果企业最初选择散布虚假信息的策略，则无论政府和企业最终的策略选择如何，公民的最终策略选择都是不购买；企业在公民心中一旦丧失诚信是很难再通过以后的策略调整重新树立在公民中的公信力[23]。林芹等提出企业舆情事件处理效果的变化对企业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最大，信息风险感知的作用次之，企业形象的影响力位居第三，情感距离对企业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较弱[24]。王康等则基于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辟谣、制定另外一个舆情热点转移公众注意力、请权威机构正名、及时干预、频繁干预，舆情指数的变化越小[25]。
(二)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
通过对人民舆情网发布的2007—201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历年20大热点事件的分析发现，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主要围绕产品价格变化(如猪肉价格上涨)、虚假产品新闻(如北京纸馅包子)、产品安全(如农夫山泉质量门)、原料安全(如三鹿毒奶粉)、公共安全(如校园毒跑道)、消费行为(如广西玉林狗肉节)、社会责任感(如《战狼2》热映)等展开。
王婆以为又是假装搜查到村中捉女人，于是她不想到什么恶劣的事情上去，安然地睡了！赵三那老头子也非常老了！他回来没有惊动谁也睡了！
针对企业行为，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博弈分析、系统动力模型，分析政府、媒体、网民、企业等主体决策行为的相互影响。然而，现代市场竞争不是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不是完全竞争关系，而是在利益分配机制下带有一定合作性质的协同化竞争。因此，单个企业产品事件可能对供应商、制造商和销售商形成联动冲击，也可能对同业竞争对手造成负面溢出效应[7]，引发企业群体性的网络舆情。由此看来，应突破现有研究将企业作为单一主体的局限性，从供应链协同竞争的视角探讨企业群体内部的合作与不合作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分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共同影响企业间的合作程度，探析企业群体行为的一致性和差异化程度对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造成的影响。
意见领袖对网民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产品涉及诸多专业名词和学科知识，意见领袖的专业水平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比如“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转基因之争”，两人均是意见领袖，然而其专业背景和媒体影响力的差异在国内引发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慌、质疑。因此，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粉丝数、微博评论数，其专业背景、关注焦点等都是重要参数，有必要进一步修正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指标，区分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与其他网络舆情中意见领袖的差异，强化意见领袖对产品相关科普信息的传播力。
传统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传输者，是课堂的主人，常采取“填鸭”方式强制性向学生灌输知识。目前所倡导的新教学理念彻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则成为课堂的主导。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其职责是引导学生去发现真理，而非传统的“输送”真理。
2.演化分析
沟渠生态修复区主要位于河道、灌渠、排涝渠两侧及坑塘周边地带，是维系平原生态的重要廊道。该区域农田排涝系统不完善、不达标。沟渠直线化、规则化、硬质化严重，在纵向、横向、垂向上不连续化。河渠生态功能丧失，水生态系统受损。坑塘被填埋、挤占严重，雨洪调蓄、入渗、湿地净化功能减少。该区以生态修复为主，实施防洪空间扩展与达标防洪、沟渠系清理与水系连通、水环境改善、坑塘恢复与治理、河滨缓冲带建设等措施。
已有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博平台，但由于产品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网民对于产品信息的交流会在线上社交网络和线下人际网络同时进行、相互影响。刘怡君的超网络模型[63]、朱恒民的基于耦合网络的线上线下互动舆情传播模型[64]、李丹丹的双层社会网络模型[65]，均提出多层网络传播交互影响的观点。因此，媒体融合的大趋势导致平台间信息交流更加频繁和广泛，在线交易平台、产品论坛社区、新闻网站、微博、微信等都可能成为网络舆情的爆发地。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应突破微博单一平台的局限性，考虑各传播平台用户权限、言论交互性等差异对舆情演化造成的不同影响，并将平台间的交互传播作为线上传播网络的扩展视角之一，挖掘跨平台的网民交互规则、舆情演变的内在机制、舆情扩散趋势研判,使研究结论更接近实际情况。
3．态势评价
朋友说:“你小子真勇敢。”语气里有担忧有羡慕，他知道朋友的婚姻极其糟糕，可是还是人前显出两张光鲜的脸来。现下里，太多人选择按部就班地往前走。
态势评价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赋予指标权重，对于发帖量、转帖量类型的指标权重进行网络数据采集汇总；对于平台权威性、政府公信力类型的指标则采用专家意见的层次分析模型计算权重。大数据背景下的定性研究具有明显的样本局限性，为了突破层次分析法的主观局限性，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基于历史事件客观数据的BP神经网络、VC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研究方法，进一步修正数值。因此，既要重视网民主观意愿，也要充分挖掘案例演化中网民的客观行为，将问卷调查的主观评价和实际案例的客观数据进行整合，提高态势评价的准确性、预测和预警的准确度。
(三)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已有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研究提出的建立多主体协同模型，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尚未清晰定位各主体的功能与合作机制，实践中导致不同主体发布的舆情引导信息存在一定片面性、观点不一致的现象，反而扰乱了网民视听。因此，我们可以分析政府、媒体、网民、企业等主体间以及主体与外界的信息流，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挖掘主体参与网络舆情传播的动机，并探索动机变化对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的影响机理，为舆情应对与引导措施的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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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ncerning product events in China
LIN P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 information platforms, a higher national education level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ffairs,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related to products.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with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product-orien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evaluation,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and research methods. It further proposes to build multi-agent differentiated collaboration and guidance mechanism, by means of classifying netizens according to their association with the product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valuing the effect of opinion leader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fully considering multi-channel cross-dissemination.
Key words :product event;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nterprises; big data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章编号： 1673-5420(2019)05-0029-14
收稿日期： 2019-07-18
本刊网址： 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 林 萍,副教授，研究方向:数据挖掘、网络舆情。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应链的网络舆情风险识别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话题动态网络模型”(16YJCZH05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基于话题演化视角的网络舆情监控与应对路径研究”(15TQB004); 江苏现代信息服务业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课题“基于话题关联性的网络舆情事件中政府与网民互动效果分析”( NYJD217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阈值的群体事件互联网舆情传递链路预测及监控机制研究”(71704085)
(责任编辑：范艳芹)
标签：产品事件论文; 网络舆情论文; 企业论文; 大数据论文; 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