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散文的文体创造——从王充闾的散文近作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近作论文,文体论文,王充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1-0050-07
王充闾在出版了历史散文专集《沧桑无语》之后，又写了许多新篇章，如写曾国藩的《用破一生心》，写骆宾王的《夕阳红树照乌伤》，写李清照的《终古凝眉》，写纳兰性德的《千古风流说纳兰》等。对这些先后写作的历史散文，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联系历史上前人写的历史散文加以比较分析，很能够有助于从学理上说明历史散文的文体特点。
一、历史散文作家的特殊条件
就历史散文来说，它属于散文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它的特殊性在于作家以自由的笔调对历史的存在显现其独有的审美观照与感悟。我们考察今天的散文作家，应该说写散文的人非常多，我们有的时候接触到散文作者，知道他已经出版五本散文集了，甚至有更多的。那么写历史散文的，我们遇见过这样的作者吗？好像没有。很少有人达到这个程度。什么原因呢？不是每个散文作者都可以成为历史散文作者，因为它要求作者必须具备很多的条件。首先，你必须要懂历史，对历史比较熟悉。历史的仓库在那里，虽然你不是仓库保管员，但是你已经接触了很多历史材料并有所感悟。历史散文作家的产生，不可能是想要当历史散文作家，再去读历史，然后再去写历史散文，这是很少有的。所以只能使得有些人对自己较熟悉的一些历史材料，偶发感悟，以致偶尔为之。我们也看到有些作者到某个地方参观，瞻仰一座庙宇，寻访一处遗迹，或者读一本史书，都可以写一写。但他写出来之后并不一定就是历史散文。在当前全国的历史散文作家，我们可以举出来有那么十个左右。这十个左右，有的是过去写，有的是现在写，有的可能是根本就不写了。
另外，写历史散文仅是熟悉历史也不够。历史学家搞清史的了解清史，搞明史的了解明史，搞通史的了解很多历史情况，恰恰在这个领域里面出现的历史散文作家并不多。原因在于写历史散文，历史仅是题材线索，只有把史料化成审美感悟，见诸文学语言的叙述，才是历史散文。而一般的历史叙述并不是文学，更不是散文。这里要强调的是，历史散文要有对历史的见识与审美感悟。这两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就写不了历史散文。充闾写苏轼贬谪海南儋州经历的《春梦留痕》侧重于解析苏轼在贬地与黎族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使之找到了新的生命寄托，所以才能使这位年老体弱、远贬海疆的诗人，竟能奇迹般地从贬地生还。这与一般述说苏轼一段经历具有着根本不同。
除此之外，写历史散文还要有感情态度的融入。一般历史著述虽有是非褒贬，但态度要持平，不宜以自身情绪注入其间，而历史散文与咏史诗相似，不只是重在叙述，还可以辅排张扬，给人以史事之外的作者的主体性的东西。充闾在北大讲演时曾说到写《用破一生心》时，对被世人顶礼膜拜的曾国藩所持的特别不同的态度。他深有体会地说：“说他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于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痛苦。结果是心为形役，劳神苦心，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内圣外王’，全面突破。这样，痛苦也就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尽管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但因其作为一个汉员大臣，竟有那么高的战功，那么重的兵权，那么大的地盘，不能不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闪在跟前，使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他都要维持神圣、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悔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论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矫情、伪饰，正所谓：‘名心盛者必作伪’。以致不时地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他的这种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苦心孤诣，人家那里含蕴着无穷的乐趣。他的苦和那些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种虔诚的信仰，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临着来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只是为了实现一种现实的欲望。这是人性的扭曲，心灵的磨折，绝无丝毫乐趣可言。”[1](P244-245)对于曾国藩其人来说，充闾不是在别人未曾见到的材料中引发上述态度的，而是在别人引以为美的材料中，进行人生哲学和人性剖析后，才写出了别是一种形象的曾国藩其人。
上述诸多条件综合到一起，在共同生发之下，历史散文作家才能产生。就这些条件而言，王充闾可以说在几个方面都很具备，是非常难得的。
二、历史散文要求于历史的
散文作家具备上述条件是为创作历史散文。在创作中这几个条件与历史题材结合，历史则可转化为散文。就历史散文的文体本身来说，首先自然是写历史的题材，但必须是从历史的仓库里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必须是轻俏的东西，因为写散文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历史剧，它必须适于散文的自由表现。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的开篇就讲到历史的存在是很多的，就清史来说，有很多的历史材料：“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这是对历史散文在取材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否则，把二十四史某一个史打开，然后就在这里按人按事往下写，那什么散文都写不了，而且就事论事也不需要你来写了。比如《项羽本纪》或者《廉颇蔺相如列传》，那里还需要别人写些什么吗？不需要了。它作为史实之事来讲已经写得非常详尽了。所以，你必须从历史当中“拿”出一个具有作为历史散文价值的史事。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具有历史散文题材的价值呢？也就是历史散文向历史要求什么？我认为有三点。
一是富有摄纳性的历史文本。它的容纳性非常强，用接受美学的话说就是容纳期待视野。这个期待视野既是作者的，又是读者的，也是这个时代的。这些东西能够注入到文本中去，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所说的历史的文本化。历史事实是一种彼在，把历史文本化，是对历史此在的叙述和解释，尤其是对于预先已被叙述过的事件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二次修正的性质，至少是此在的叙述和解读。同时，作为散文材料的历史文本或者文学文本，还有与社会文化文本这两个文本的结合，这两个文本中间存在着很多东西，把很多东西都能摄纳到文章当中去，找到历史文本与社会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也就是文化文本间性，这并不是任何历史材料都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擅长于写历史散文的作家，他的每篇成功的作品，其写作材料都是适合于历史散文的。以文学重复历史是没有必要的，要把历史拿到今天来，对它进行解读、阐发、判断，这显然不是任何材料都有意义的。即使它可能过去或以后还有意义，但在当前它可能不具备这个摄纳性，我觉得这就是历史散文向历史要的特别历史材料。
再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也是新历史主义一些理论家特别强调的，我们在一些历史散文中也看到的，就是历史潜在的诗性，也可以说历史的固有诗意。历史有没有诗性呢？生活本身有诗性，历史也有诗性。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怀特认为：历史著作中潜存着诗的因素，或者说历史是科学和艺术的混合物。历史作为一种科学已经为多数人所承认，但对历史的艺术构成人们却很少注意。因此，应该揭示历史思想赖以构成的语言基础，确立历史著作中的诗的性质，详细说明历史叙述中预想的因素（注：《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的想象》，见章国锋等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什么样的历史材料才包含诗性呢？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就人来说，人性的最深层又最能激发人情波澜的东西就是诗性。对此，从历代的历史散文中，从咏史诗中，或从中国古代诗论所论的诗的题材、问题中，都能得到明确回答。如钟嵘的《诗品》序言讲到了一些情况：“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类似的东西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像司马相如卖酒、司马迁受刑发愤、李白入朝和放还、东坡屡屡被贬谪，陆游的沈园之恨。如果在历史上寻找，一个朝代，一些人的一生中可能就有很多是富有诗意的。我们说到充闾的历史散文，从《青山魂》到《春梦留痕》、《邯郸道上》、《陈梦雷痛写绝交书》等，应该说这些文章作为原历史材料来说都是非常有诗性的，正是这些有诗性的材料进入散文，所以它才有先天的文学本身的特色，这关键在于作家要找到它们并生发它们。
三是古今相通的意义。历史和现实，古代和今天，常常在共同形式下演进，而且历史不只出现一次，不论人们意识到或没意识到，它都是这样存在的，这就是包容人的历史。因此它才能相续，过去是那样，今天才出现这么一种状态，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中发生这种历史的世代相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尽管历史千差万别，但大体上是在共同形式里演进的，其实他们还讲过历史的重复，这就不仅仅是共同的形式，还有很多相同的事类。那么怎样能自觉地找到这一点？我想作为历史散文作家来讲，要想把历史散文写得成功，必须要找到古今相通的意义。常常是现实的动机推动着历史散文作家去选择历史的一个点、一个人、一件事去表现。这如同杜牧写《阿房宫赋》是来自当时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奢糜、铺张的推动。在古今相通的意义上，作为历史的文本和社会文化的文本是互相摄纳的，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存在不是单纯的存在，它和当时历史的语境是直接相关的，新历史主义把它叫做“关系网”。“关系网”存在于哪里呢？它不是存在于历史本身当中，而是在作者的头脑当中。作者头脑当中这个关系网，能把很多的历史事件组合到一起，历史散文写的文本性的东西，有些把本来不是存在于同一个历史时间、空间的，甚至是延续了多少年的事情摄纳在一起，显示一个共同的意义。在充闾的散文中，像写邯郸历史的《邯郸道上》，写洛阳历史的《叩问沧桑》，写的都不仅是一个时代的事情；对不同时代发生的事情，把它们摄纳到一起，更能显示一种抚今追昔的历史现实意义。我觉得就历史散文所要写的内容与现实关系，大体上都是从历史叙述而进入现实与历史相通的意义点上的。这些都是作者向历史要求的，也就是什么对象适合于写成历史散文。
三、作家在散文中给历史以什么
那么历史向作者要求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用散文激活历史。这个说法是我最早提出的。我为什么说散文激活历史呢？因为历史本身是已经沉淀的东西、凝固的东西。以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说，历史本身已经不存在了，而人们看到的历史是今天的人所理解的历史；人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历史剪辑、材料，那些材料本身并不是历史。这个当然是非常极端的，它与历史主义或者说旧历史主义都各走一个极端。我觉得新历史主义有些观点，如历史本身就不存在，这个当然有些片面，但是从它确实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人所关注的历史事物，或者说人们对历史的叙述，它本身并不是历史，只能说是历史著述，能不能合乎历史还是一个问题，即使合乎历史，也不能合乎历史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会是全部的历史，只能说是这个人笔下的历史。在不同史家观点观照之下，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写法也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但历史是有实际的原本历史的，原本的历史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实存在，那本身还是历史。史迹的沉淀，史料的积存，或者存活在人们记忆当中的，以传闻的方式、以传说的方式、以口碑的方式存在的历史，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历史存在。所以可以说历史是沉淀的现实、凝固的往昔。怎么使这沉淀的现实、凝固的往昔走向今天？当然可以有很多方法来摇动它、激活它。激活就像是把鼓敲响，有的敲得非常响，有的敲不响，无论是响还是不响，关键在于用什么东西敲它。散文、诗歌、小说、戏剧都可以写历史，都有对历史激活的功效。从古今中外的散文史上可以看到，散文有激活历史的特殊功效。怎样以散文有效地激活历史，直接关系到历史散文本身的特性。这也就是当主体拿到历史材料之后应该给历史以什么的问题。
一是使事实疏淡化。在历史散文创作当中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它甚至在对象本身的特点上制约着是否是历史散文。什么是事实的疏淡化？就是不以史事本身的过程为文章本体，而是以作者所要表现的情思为文章本体，因此文中写人写事既不是文体转述之写，更不是求全之写；事实侧重中所侧重寄托的情思，则使历史散文突显自身的题材与主题的非常特点。充闾的《用破一生心》中写曾国藩其人，就是用自己的七分意蕴托起了三分事实的典型篇章。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史传文学，如二十四史里的传，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或者《项羽本纪》写得比小说都细，这是史传文学，不是历史散文文体，因为这样的细写法肯定写不出历史散文，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叙述，一直是叙述，越符合史传就越有密实性。为什么历史散文要使事实疏淡化呢？因为创作主体必须得进入文中。散文无论是有无自己直接出面，它一定要在事实的空间里展开。我们先看《史记》里的《伯夷列传》，此文虽标之为传，但是它的写法绝对和《廉颇蔺相如列传》不一样。《伯夷列传》一共有四段，除了第二段是伯夷与叔齐相让逃位之事，其他三段都是历史散文的自由疏淡的写法。在第二段中，只是说了伯夷和叔齐兄弟为让王位而逃，在西伯姬昌那里养老，对武王伐纣曾叩马而谏，不被接受而逃隐于首阳山，终于不食周粟而死。但《伯夷列传》的第一段却说的是尧舜禹禅让之事，引出高士许由不受尧让；夏之时有卞随、务光，也是贤人，他们后来都没有如伯夷那样受到许多的文辞赞扬。关键在于没有遇到使之得以彰显的名人引称，于是才提出孔子赞扬伯夷，引出了伯夷的事迹人传。第三段集中批判天道不公。“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是老子的话。本意是说自然无私，不像社会中那么不公平。到了汉代，自然之天变成了超自然的人格天，它的公平已失，所以司马迁再不相信了。司马迁以颜回贫死，盗跖杀人横行却以寿终，还有现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等等之人，可是却都有好结果，哪来的“天道公正无私”？第四段写的是颜回。伯夷叔齐得遇孔子而行益显，岩穴之士、闾巷之人，“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引用了孔子、《易传》和贾谊的话，用以加强自己的观点，这完全是历史散文的笔法。
二是呈当世历史观。这要求散文作者有新的历史眼光，能写出特有的历史见识，给历史以新发现。就历史观来说，在现代大体可以指出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
一为传统的历史主义，又被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称为“旧历史主义”。在经验或常识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我们同过去的关系，它提供了我们理解关于过去的记录、文物以及痕迹的可能性，注重于从具体历史条件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因果关系上的实证论是其方法论的核心。美国的弗兰克·伦特里契亚以法国的泰纳为文学艺术上的旧历史主义的代表，指出有五点：一是以因果关系为基本原则；二是缺乏主观意识；三是没把历史看成是一条河流，而是间断的空间；四是承认历史空间的现象与现象之间存在相似的关系，是原因的本质的具体表现；五是重视文学艺术的审美教益作用（注：参见《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463页。）。
二为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生产关系，并反映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并反映为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力并驾驭社会矛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社会历史从低到高不断发展变化，永无穷尽。这些观点都与文学艺术的创作、批评、接受有密切关系。
三为新历史主义，这在欧美仍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体上有以下几点：一是怎样看待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把史料聚合起来的构造物，它是一个可以重新获得的事实领域。二是历史批评的出发点：人是一种构成，不是一种本质；对历史的考察相应地是人的历史产物，所以永远不能穷尽对于历史的认识，处于历史过程中的人只能通过现时的框架部分地识别它。三是对历史研究成果的态度：摒弃史著客观性的神话，承认一切历史知识都是从一个偏斜的、既定的视点产生的；没有独一权威的历史，必须承认存在由各种主体产生的“多种历史”。四是对历史文本的批评方法：按怀特的解释，把历史看成是文本，对它的考察与研究，应与它最初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使它“不仅与别的话语模式和类型相联系，而且也与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和其他非话语性实践相关联”[2](P631)。
从上述的几种历史观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考察和叙述历史的最根本的原则；而传统历史主义方法的因果分析以及对文艺审美教益作用的重视，也有可取的价值；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有些地方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如对历史叙述和评价角度的主体之异、期待视野对历史的新注入，以及怀特所阐发的“文本间性”等，都比之过去多有思路的启示。因此，对于历史的文学表述与评析，也应具有时代新的水平的呈现。
三是求体会特别处。法国的哲学家福柯作为新历史主义的先驱人物，他特别强调话语中的自我揭示。他说：“话语总会在大量无作者的情况下展开，这里不再令人厌倦地重复下面的问题：谁是真正的作者？对他的真实性和创造性我们有证据么？在他的语言里，他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揭示了什么？”[3](P459)这里提出了三条，反对的是消解主体自我的公共话语，提倡的是文学作者在话语中的自我的深刻揭示，也就是要在作品中明显地能让人看到一个真有其人在的作者。我们从充闾的《用破一生心》中就能看到一个很不同于膜拜于曾文正公偶像下的很多人的一位特别清醒的作家，如前所述，他看透了从外到内的一个自我禁锢的可怜的曾国藩；他对曾国藩作为可怜虫的揭示中，正是展露了自己以庄子人性自由为中心，不为物役，不为法执，不为儒缚，神游方外，全然是一派超脱心境。
在对史事的体会特别性上，苏轼有一篇散文《贾谊论》，可谓之杰作。这篇文章不是给贾谊作史传，而是说贾谊这个人的悲剧命运原因与过程，主题是不是汉文帝不重用贾谊，而是贾谊不用汉文帝。这个观点是非常新的。当然这是一种看法，实际上两个人是互相不用。唐代刘长卿诗云：“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说文帝没有推恩于贾谊。事实是怎么样呢？贾谊是一个年轻士人，二十二岁即召为博士，深得文帝重视，朝中律令更定，列侯就国，其说皆自贾谊发之，使朝中的老臣相形见绌，文帝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这使周勃、灌婴等对这个洛阳少年群起而攻之，形成不能并立之势，文帝权衡利害，不得不疏远之，贬为长沙王太傅。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写贾谊的，他认为并不是贾谊的见解不对，而是不能等待文帝采纳的时机，又不会保存自己，实在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且看苏轼的特别之处。苏轼说：“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汉文也”。何以如此？接着苏轼就史事发表了几点看法：第一，被用首要在于能“自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第二，辨明形势，方能施用：“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作为“古之人”的贾谊，虽“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第三，施才要讲究时机，急于求成等于急于求败：“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以上所有这些见识与修养，都是贾谊所缺少的，所以贾谊的不遇与悲剧，多半是由于自身原因所致。当然苏轼也提出，这件事除了给贾谊这样的人一个教训，同时也给皇帝一个忠实的教训，遇到这样有才能的人要“全其用”，别像汉文帝对待贾谊那样，要么重用，要么不用，而应该把他保留在朝廷里面，用他之所长。文章写得句句都是名言，很多名言警句听起来都发人深省，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司马迁和苏轼这些历史散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体会的与世不偶的特别处。
四是有情感融注性。作为文学艺术的历史散文应包含有浓厚的审美情感。这一点关系到史事怎样才能变成文学的大问题。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这里说的叙事出己意又不落入抽象议论，就是要人以情感注入形象，咏史诗如此，历史散文也如此。这情感有的是题材内容原本蕴藏的，但更多更灵动的是作者体物赋情的结果。就人的审美情感来说，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把它分为两大类型：一为寄意广阔社会人生的大情感，这是“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不过有这种情感的并不太多。二为出自个人身世遭遇的宠辱忧畏一类的局限情感，比较而言是直系个人的小情感。例如在淫雨阴风时登楼，“满目萧然”，泛起“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感极而悲”之情；在春和景明时登楼，“把酒临风”，发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其喜洋洋”之情。这两大类型的情感，虽然性质与意义并不相同，但都是出自人的内心，并也寄托于诗文之中，使诗文实现以情感人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不薄小情重大情，任由作家从自己的特有经验与视野出发，表现真实情感于作品之中。
但是要论起充闾散文的情感，特别是历史散文中的情感，那则是属于寄意于广阔社会人生的仁人与高人的大情感，既有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也有参透世态的大彻大悟，其前者得益于儒家，后者来源于庄禅。由于充闾的情感的构成有如此的特点，所以他融注在散文中的情感既浓重又旷达，并以“超诣”格调显示自己历史散文的情感特点。读他的历史散文，我常想到庄子的情感论。庄子的情感高超于俗人之上，表现之一就是很少有那种“小情感”，这主要是因为庄子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养生主》）。这是由于自己可以安于时运、顺应变化，把很多事情都能看开，不为可以引发俗人哀乐之事所动，而却以超然事外的超诣情怀对之。庄子在与惠子讨论情感时认为人们“以好恶内伤其身”，不能顺任自然而由自己无谓增益的那些自惹的情感，那“非吾所谓情也”（《德充符》）。很显然，庄子是以彻悟社会人生的大情感为情感的。充闾的《叩问沧桑》就是以对古都洛阳的兴废述说来显示他这种情感的。他凭吊汉魏故城，展现历史沧桑之变，流露的是对历史之变的惊叹、苍凉、悲惋、愤慨、超然之情，这些都不关一己的利害得失，但叙述却又深层地展现了自己的社会人生态度，散文启发、浸润人的情怀的原因，也正是由此而生。
审美的大情感的融注对于历史散文创作尤其重要。这是历史散文所写的题材对象，既不可能是花鸟虫鱼，也不可能是个人的小悲欢，它常常是取自社会历史中的一个不寻常的人和事，对于具有这样意义题材内容，不以大情感、大视野、大智慧去迎取、观照和体悟，并充分地动用自身的全面的审美心理，尤其是情思偕进地予以充分展现，那势必浪费题材，不仅写不成真正的历史散文，甚至还要在材料处理中显露自己的多方支绌，甚至为历史散文所拒绝。
综上可见，历史散文是以其特殊的创作主体的条件，在对历史特殊材料的审美叙述中，给历史文本以得体的融入与改制，使情成体，创造成为特有的文学作品。这种创造在中国富饶、广阔的历史土壤之上，有无限的开发余地，而历史本身也期望有更多的人对它能多有更超越的创造。
收稿日期：2003-09-15
标签：散文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廉颇蔺相如列传论文; 读书论文; 新历史主义论文; 伯夷列传论文; 苏轼论文; 贾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