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的古代社会——新兴平民阶层的崛起与望族的没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望族论文,阶层论文,平民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吐鲁番盆地高昌故城北面，散布着3—8世纪绵延五百年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现在已经发掘的墓葬总数约500座（年代确切的330座），出土墓志150余方、文书多达2700多件，墓群的规模和出土资料之丰富未见他例。这片古墓群是同一地区相继不断连续营建的墓葬的汇集，从而使我们追踪3—8世纪当地上层社会的变动、探索吐鲁番古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成为可能。本文在前人研究吐鲁番古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所获成果的基础上，拟透过墓葬营建热潮产生、消失的过程（7世纪后半叶—8世纪末），揭示出当地上层社会的兴亡盛衰。
一、五品官张无价之死
大历七年(772)六月二十七日，在唐朝西陲的西州（今吐鲁番），一位当地土生土长的男子离开了人世，名叫张无价。他在历任北庭乾坑戍主、四镇要籍驱使、行官等职务后，于天宝十载(751)缘参加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远征石国的军事行动有功获得“游击将军（从五品下）、守左武卫同谷郡夏集府折冲都尉员外置同正员（如果是上府的话为正四品上、中府为从四品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仍本道驱使”的告身。这件告身中记载的官职，是他官场生涯中的最后总结，表明五品官员身份的游击将军和表明四品职事职务的夏集府折冲都尉员外置同正员（当时折冲府已失去作用，所以不是作为夏集府的长官在职，安西节度使的本道驱使才是实际职务），在西州本地出身的官员中地位是非常高的。当地人中获得五品官员身份的很少，目前所知仅有长寿二年(693)去世的中散大夫（正五品上）行茂州都督府司马（从五品下）张怀寂、长安二年（702)去世的游击将军（从五品下）张礼臣、去世年份不明的游击将军（同上）张彦等人。
身为五品官员的张无价，葬于“州城（西州高昌城）前庭县界西北角之原”。（注：《唐大历四年(769)张无价买阴宅地契》，载《出土文书》十册6—7页。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略考》，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八十六册，1982年，第278页。）其墓葬现存于广阔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张氏茔区内（73TAM506)。这一张氏茔区，包括65座墓葬，是该古墓群中最大的家族墓地，是唐朝统一这一地区设置西州之前—即从麴氏高昌国时代(501？—640)开始相继不断营建的张氏家族的墓地。这个张氏家族，如出土墓志所说的那样，在麴氏高昌国时代六级以上的高官辈出，到了西州时期以后又相继产生了拥有九品至四品职事官身份的官员。上述唐代当地为数不多的五品官张怀寂、张礼臣、张彦，还有麴氏高昌国位及人臣的左卫大将军、绾曹郎中（均为二级）张雄，都葬在这里。死后同居这片家族墓地的张氏，无疑是当地首屈一指最大的望族。因此这位张无价，很可能就是依靠家族势力的背景，成为唐朝的官员活跃于西域，做到了西州人少有的五品高官。出自张无价墓内的文书中，有如下一件。
唐大历七年 (772)马寺尼法慈为父张无价身死请给墓夫赙赠事牒（《出土文书》十册第8—9页）。
（数字为行数，下线表示该字补写于夹缝中。）
这件文书，是马寺尼姑法慈于大历七年六月其父张无价去世之际，请求官府按唐式规定给予墓夫和赙赠的牒文草稿。据此可以知道，晚年的张无价一个人过着贫穷的生活（为家贫孑然），当了尼姑的女儿法慈因而将亡父接到寺内吊唁（收将在寺安养），同时这位法慈也很贫穷（贫尼女人），等等。拥有高级官员身份的当地望族成员张无价的晚年和死亡，如此冷清凄凉，这难道仅仅是张无价一个人偶然的不幸吗？
张无价墓，位于由西向东依次营建的张氏家族墓地东侧南端，属墓地中最晚期的墓葬。大历七年(772)，时当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整个墓区终结的末期。就是说，张无价的墓不但是张氏最晚期的墓葬，也是整个具有建墓传统的高昌望族衰亡消失的8世纪末的墓葬。穷困潦倒度过了晚年的张无价，没有得到同族的帮助，靠出家为尼的女儿埋葬，这与高昌望族的没落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本地以居首位而自豪的望族张氏，作为一个家族完全丧失了凝聚力。另外，法慈陷入贫穷，与出土文书中所见马寺经营中各种各样的困难不无关系，由望族支撑的寺院经济也走着同样的道路。
二、吐鲁番古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变化
那么，源远流长的望族张氏，是如何失去其势力的呢？我们首先从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的整体变迁中，寻找线索。
这个古墓群，可以分为3—6世纪初的十六国时期（Ⅰ期）、6世纪初—7世纪中叶的麴氏高昌国时期（Ⅱ期）、7世纪中叶—8世纪末的唐西州时期（Ⅲ期）。其中麴氏高昌国之前，墓葬本身的大小（全长在14—15米以内）、随葬的墓志（多为35—40厘米左右的方砖），几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这一事实表明，当时营建墓葬的上层社会的经济实力长期以来比较平均，并且变化不大。这种倾向，到了西州时期以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麴氏高昌国时代的本地势力，在高昌国灭亡的大变革中很多都没有衰落，保持了一定的力量。但是在西州设立五十年前后的7世纪末，一下子出现的拥有墓室、耳室、天井等结构复杂的大型墓葬。其中像张怀寂墓(73TAM501)，全长25米，就是说出现了规模达到原来二倍的墓葬。而且同高质量的随葬品一起，埋有90厘米见方漂亮的、砂岩石料的墓志。这样的大型墓葬，在作为当地第一望族的张氏家族墓地中有许多，是做了唐朝达官显贵者的墓葬。同时，规模与以前变化不大、或略小些的墓葬也增加了数量，随葬的墓志与原来大体相似，可以见到大小稍有变化的情况。
长期以来缺乏变化的古墓群，就像这样到了7世纪末，从墓葬的大小到墓志的大小，一下子复杂起来了。这一急剧的变化，表明在这片古墓群中营建墓葬的当地上层社会一下子变得多样化了，就是说显示了西州社会结构的大变动。
下面举出的三方墓志，是按照麴氏高昌国时代早期和晚期、唐西州时代初期的顺序排列的。（墓志文省略）它们是：
高昌建昌四年(558)张遁墓表(72TAM169)；高昌延寿九年(632)张侍郎墓志(Ast.i.6)；唐龙朔二年(662)张君夫人毛氏墓志。
这三方墓志中，建昌四年(558)张遁墓表完全没有涉及墓葬的位置；延寿九年(632)张侍郎墓志记曰“殡于斯墓”，也未记载墓葬的位置；而西州时代早期龙朔二年(662)张君夫人毛氏墓志中有“葬于高昌县北原”的记载，注明了埋葬她的墓葬的位置（阿斯塔那古墓群）。这样做，即在墓志中特意明确交待墓葬位置，由例举的资料可以看出是进入西州时代以后的事情。固然，这明显受到唐代内地墓志的影响。但是，不仅如此，把该墓群中出土的西州时代的墓志按年代排列出来，我注意到如同张君夫人毛氏墓志中所记“葬于高昌县北原”那样，后来几乎所有的墓志都记载着墓葬的位置。当然，这也许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细微变化。可是，如果龙朔二年(662)前后发生了某种必须明确记载墓葬位置的事情，使这种记载成为志文中不可缺少的事项而沿袭下来的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众多资料显示，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从公元661年开始的十年间（龙朔→咸亨），墓志数量的增加引人注目。当时，西州地区并未成为战场或者由于从军作战而伤亡急增，墓志的增加可以认为有其他原因。笔者曾经作过探讨，西 州时期当地的人口有明显增加（与麴氏高昌国时代相比为123%）。而始自661年的十年间墓志增加近二倍，远远超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从人口的增长也很难解释。
麴氏高昌国时代的吐鲁番古代社会，处于宝塔形社会结构顶端的是王室贵族，其次是官僚集团阶层，在下面支撑着全部王室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则是广大的平民阶层。这一时期，有力量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营建墓葬的，是官僚集团及其家族（当然也包括王室贵族，但其墓葬还没有得到确认），家族中没有做官的平民阶层大多不在此内。在墓内放置墓志的基本限于这个官僚阶层，即士大夫集团。进一步说，墓志是区别士大夫和平民身份的一种标志（士庶之别）。进入西州时期不久，涌现出许多新进入这片墓地营建墓葬放置墓志的人。他们就是我们所称的“新兴阶层”，与做了唐朝官员而显赫的望族（修建大型墓葬的人）相对，是新成长起来的有经济实力的平民。这一出自平民有实力的新兴阶层，在自己的墓内放置原高昌社会中作为身份标志的墓志，显示了挤身士大夫行列的意识（仿效士大夫阶层），是其对自身发展充满了信心。但是，在重视旧传统（特别是身份等级制度）的望族看来，刚进入传统墓地制作墓志的新兴阶层无疑是一群暴发户，精神上是难以接受的。望族的优越感，使其顽固抵制社会把他们与这些骤然发迹者同等看待。对望族来说，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拥有久远的家族墓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表明他们系正统士大夫的不可动摇的证据。所以，他们在墓志中清楚地写上“高昌县北原”、“高昌城西北五里”、“先人旧茔”等，（注：咸亨五年(674)张君行母墓志和开元三年(715)张公夫人麴娘墓志（侯1990年，第603、611页）。）标明墓地的位置。像龙朔二年(662)张君夫人毛氏墓志中，在记载墓葬位置的文字旁边还画了一条线，就是这种背景和情况的反映。从出土资料来看，这个龙朔二年大体成为新兴阶层进入古墓群以及开始发展的标志。上述新兴阶层的墓志，最早出现于相当651年开始的十年期间（永徽→显庆，高宗时期）。7世纪末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明显呈多样化，比起静止地看作当时吐鲁番古代社会的直接反映来，不如动态地理解为是从660年已经开始的西州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更确切一些。就是说7世纪末，武后时期古墓群中明确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高宗时期就以新兴阶层为中心开始了。
三、新兴平民阶层的崛起
所谓新兴阶层，具体指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对古墓群中新兴阶层集中的阿斯塔那北区（一）、阿斯塔那东南部（二）、阿斯塔那中部（三）等三个墓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麴氏高昌国时代做官的人很少（所占比例为17-20%）；西州时期具有散官和职事官身份的人也几乎是没有。麴氏高昌国时代，即使做官的人也仅属低级文职（主簿、参军）、低级的武职（领兵将、厅上干将、帐下左右、巷中左右），纵使带有将军号也止于等级最低级的（明威将军、虎牙将军）。西州时期，即使进入政权行列的也不过是折冲府的下级军官（队正、旅帅）以及失去了实际意义的勋官，那也都是最低级的（从比正九品上到比从九品上）。由此看来，墓地集中在这三个墓区中的新兴阶层，无疑应该包括在广大的平民阶层这一社会集团中，就是说新兴阶层产生于这一母体之中。
三个墓区中，到西州时期扩大最剧烈的是阿斯塔那中部（三），从6座增加到20座，仅被确认的墓葬就比高昌国时代增加了3.3倍。新增加的墓葬不集中，明显是零星分布的。这种状况表明，西州时期的新墓葬是在原来就有的十六国时代的古墓区中营建的。就是说，阿斯塔那中部（三）为不曾在这里拥有墓地的新兴阶层所选择，开始营建新墓葬并成为新兴阶层最集中的一片墓区。
武周神功二年(698)范羔墓志(Ast.Ⅳ)
神功贰年腊月戊戌朔，／贰拾捌日景（丙）丁。西州高昌县武／城城。上轻车都尉、前城主范羔／之灵。正月贰日亡。春秋七十有四。／殡葬武城东北四里。恐凌（陵）岁月／奄久，子孙迷或（惑）不分，今立此至（志），后／凭所依。／神功贰年腊月贰拾捌日葬。
（年月日用武周新字。／表示另起一行，下同。）
这方范羔墓志，是从阿斯塔那北区（一）他的墓中出土的，是该墓群总体来说剧烈变化的7世纪末的东西。墓志属以前常见的那种小型方砖墓志，墓葬本身也是历来的小型墓。如志文所说，他是带有上轻车都尉（比正四品）勋官的武城城（高昌城的西面）的前城主。此时的勋官已是失去了原有价值而滥授的空衔，城主并非官职而不过是差料课役平民的一种末端公务——一般分派给家境殷实的人。范羔是常见的平民勋官，在这个古墓群中营建墓葬保存墓志，还因为他家境殷实富强。墓志中没有像常见的那样记载其祖父和父亲的事迹（他们没有值得记载的官位品阶和官职），可见能够称为富强的他这一代的事情。无疑他是可以被称为新兴阶层的平民。从七十四岁的去世年龄推断，他富强起来当是高宗朝以后的事情。
在阿斯塔那北区（一）中，与范羔墓邻近有出土了范阿伯、范乡愿、范宗墓志的三个范氏成员的墓葬(60TAM337-339)。当与范羔同族，或者同属于关系密切的范氏集团吧。据出土墓志，麴氏高昌国延寿三年(626)去世的范宗是领兵将（七品）、唐显庆二年(657)去世的范阿伯在高昌时代做过帐下左右（九品），可见这一范氏家族在麴氏高昌国时代为低级武官之家。关于范乡愿的情况，将其墓志转录于下。
唐乾封二年(667)范乡愿墓志(60TAM338)
维乾封二年／岁次丁卯，三月／乙卯朔，一八日。／范乡原墓志。
墓志中只记载了乾封二年(667)去世的事情。他不仅没有做过低级官吏以及勋官，大概连差役类的公务也没有担当过。然而他也具有营建墓葬和制作墓志的资力，应该也是有一定经济力量的平民。从他的墓中(60TAM338)，出土了可以认为是同一家族的范欢进有关的《上烽契》。
唐显庆三年(658)西州范欢进雇人上烽契(60TAM338)
1显庆三年十一月二日，六河府卫士范欢进，交
2用银钱柒文，雇前庭府卫士白熹欢，用上
3（烽壹次）拾五日。若有逋留，官罪，—（仰白当，）
4范悉不知。若更有别使白，计日还钱。
6钱主范欢进 ———
（后缺）
据文书内容可知，属于交河府（和前庭府一样是在西州设置的四个折冲府之一）的卫士（府兵）范欢进，花钱雇前庭府卫士白熹欢代为上烽，自己躲避被分派的十五天一番的差役。在范乡愿墓中还出土了：
唐龙朔三年(663)西州范欢进等送右果毅仗身钱抄(60TAM338)
□朔三年五月廿三日隆重悦领
根据这件领抄文书（收据），我们又可以知道，范欢进纳课支付仗身钱，从而免去充当折冲府副职右果毅（都尉）仗身的杂役。由此看来，他是有财力交纳金钱免除被课徭役的均田农民。关于这一点，在范伯墓(60TAM337)出土的《唐贞观二十三年(649)高昌县范欢进买马契》和《唐永徽元年(650)高昌县范欢进买奴契》（《出土文书》五册104—108页）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他拥有奴婢和马匹，属于家境富裕殷实的平民是没有疑问的。
下面例举的墓志，也出自同一片阿斯塔那北区（一）。
唐咸亨三年(672)赵恶仁墓志(60TAM330)
根据墓志记载，可以认为赵恶仁是缘战功获得的云骑之官（从九品上的云骑尉），这是最低级的平民勋官，而在经盗掘的墓中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墓志，应该也是拥有一定财力的富裕农民。在他的墓中出土有如下的租田契约。
参考后面所述左憧熹的例子，他的这种行为大概是意在通过佃田（租佃）积累财富。
关于这种富裕平民的具体情况，在阿斯塔那中部（三）也能得到明确的印证。唐永徽六年(655)张龙相墓志(69TAM40)
张龙相墓。／永徽六年，／□戊（戌？）七日。
这是一方在土坯上书写的简易墓志，未做修饰，横行书写。墓中出土了下面的《上烽契》。
唐（7世纪中叶）张隆伯雇范住落上烽契(69TAM140)
根据出土情况推断，文书中的张隆伯大概是与张龙相有着血缘关系的张氏家族成员。这个张隆伯雇范住落代为上烽一番十五天，避免了分派给自己的上烽番役。张隆伯的这种上烽契另外还有二件，可见他也是有力量花钱免除上烽番役的富裕平民。
那位著名的左憧熹，墓葬也在这片阿斯塔那中部（三）。
唐咸亨四年(673)左憧熹墓志(64TAM4)
维大唐咸亨四年，岁次甲乙（癸酉），／五月丁未（丙戌）朔，廿二日。西州高／昌县人左公墓志并序。／君译憧熹，鸿源发于戎卫，令／誉显于鲁朝。德行清高，为人／析表。财丰齐景，无以骄奢。意／气陵云，声传异域。屈身卑己，／立行修名。纯忠敦孝，礼数越常。以咸亨四年五月廿二日，卒／于私第。春秋五十有七，葬于／城西原，礼。呜呼哀哉！启斯墓殡。
从他的墓中出土了六件租田关系契约和八件举钱、练等关系契约，如同经过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他是通过租田和借钱活动积累财富的富裕的均田农民，拥有一名奴隶和五名奴婢。如墓志所示，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官位的平民，其祖父和父亲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迹，属于新兴阶层行列。（注：说左憧熹家境富裕，也是限于他们家不脱离田间耕种的范围内。其货币资产是由失盗银钱500文的数额概略推断出来的。揭示这一点，是了解新兴平民阶层资产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数。池田温：《中国古代的租田契》（三），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17册，1992年，第92-93页。）
在左憧熹墓南200多米处有一座傅阿欢墓(64TAM10)，出土了只记有“傅阿欢”三个字的粗糙的土坯。如关尾史郎氏推断的那样，大概是7世纪50年代中期的墓葬，（注：关尾史郎：《吐鲁番出土高昌国税制关系文书的基础研究》（一），载《新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七十四辑。第85页。）是新兴阶层开始活跃的时期。墓中出土有五件租田契约，他以预付银钱的方式租田，这种情况象是在放高利贷，大概也是意在通过租田来积累财富。其它涉及新兴阶层的墓志还有数例，我想在这里引用下面一方。
唐神龙元年(705)康富多夫人康氏墓志
康富多夫人康氏墓志出土的墓葬，位置不详。涉及其夫康富多有如下的文书。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高昌县诸堰头等申青苗亩数佃人牒
11 阙佑洛贰亩 佃人康富多（大谷文书2372）
□（种）粟
5（佃人康）富多
（种）粟
（大谷文书2375）
根据文书记载，他至少在五个地方租佃过土地。象上述诸例保存有墓志的人那样，这样的租佃事实上是新兴阶层的一种经济生活形态。康富多以康为姓，并且娶同姓的女子康氏为妻，可知不是汉族而为粟特人，这种生活方式应是定居西州很久的人家的情形。从事租佃活动，妻子使用这种汉文的墓志，将他归入新兴阶层的行列应当没有什么问题。比照望族张无价的名字“无价”一样，叫“富多”这样的名字，洋溢着新兴阶层的思想意识。
对新兴阶层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归纳。他们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三个墓区中营建小型墓葬，随放小型的墓志；他们营建墓葬的墓区有十六国时代的古墓、还有麴氏高昌时代低级文职和武官者的墓葬；大概是他们获得经济实力后，选择进入了古墓群中这样的区域。通过分析，把这一新兴阶层看作广大平民队伍中的一个阶层是不会有问题的。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原来就在这片墓区中拥有墓地的麴氏高昌国下级文职和武官的后人。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出土资料表明，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通过进行租佃以及借贷等经济活动，从平民队伍中成长起来了。
四、望族的没落
在新兴平民阶层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像张氏那样的名门望族状况如何呢？试从下面的墓志入手进行探索。
武周长安三年(703)张诠墓志(73TAM508)
大周西州天山县前天山府校尉、上柱国张府君墓志。／君讳诠，字君行，清河人也。惟本技高洁，前代隆／周。旧斡才良，鼎门大族。祖哲伪任兵部侍／郎，父默伪任中兵校郎，并内参雄略，知七／德之孤虚，外睦荒陬，歼四戎之节制。乃祖／乃父，且公且侯，惟子惟孙，纯忠纯孝。岂谓／积善余庆，始表无征，秀木先摧，方知宝语。／遂乃弥留痼病，荏苒经年，上药善医，往来／不绝。隙驹已往，弃秽境而升霞，电影难追，舍／閰浮而往善逝。以长安三年岁次辛卯，三月／壬戌朔，卅日辛卯，卒于州第。春秋七十有八。哀子运端等，呜呼痛烈，踊绝躄于涂车，知与不知，并伤情于素马。即以其／年四月五日，葬于城北旧原，礼也。而天长／地久，寒暑骤来，恐陵谷迁贸，故勒兹言。／呜呼哀哉！式记荒圹。
张诠即张君行的墓，和本文开头讨论的五品官张无价在同一个家族墓地中，属于当地最大的望族张氏家族。志文中，在叙述麴氏高昌国时代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后自称“鼎门大族”，就是这个原因。他生前最高宫职曾任天山府（西州四个折冲府之一）的校尉。上折冲府的校尉官阶是从七品下，而天山府不一定是那个品阶。总之，作为望族进行炫耀的东西，仅止于校尉官。这样的校尉，即使均田农民也是可以担当的。如此看来，当地一号望族张氏处于均田农民依靠努力能够达到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处于互相争夺的状态。大谷文书中有一件张君行署名的租田契约。
唐显庆四年(659)队正张君行租田契(DocumentsⅢp.50)
这个队正张君行和墓志中的校尉张君行，由队正升至校尉的过程以及两件资料的年代方面均没有矛盾，再从大谷文书的出土情况判断，两者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极大。如此看来，作为望族张氏成员也是从一名府兵逐步提升为队正、校尉的。这一过程，当然是与均田农民府兵相互竞争的过程。
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高昌县诸堰头等申青苗亩数佃人牒
5 □仁王寺 陆亩 佃人张君行
种粟
在这件文书中，可以看到租佃仁王寺六亩土地的佃农之一张君行，与上件文书中“租田人队正张君行”一样，这是新兴阶层的一种生活形态。如此说来，望族张氏也有人处于同新兴阶层没有多大差别的生活状态。尽管在墓志中留恋着望族的地位，而现实生活中正在夫去昔日权势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与张君行同时代保存了相似墓志的人中有一个唐智宗，墓志参见
武周长安四年(704)唐智宗墓志(69TAM1)
根据志文，唐智宗的祖父和父亲都作过官，是历代官宦人家。他因战功获得勋官上柱国，此外没有官职，就是说不过是当时均田农民中广泛存在的平民勋官。此人也曾过着从事租佃活动的生活。
武周天授二年(691)西州高昌县诸堰头申青苗亩数佃人帐
8 县公廨柒亩壹伯步 佃人唐智宗
种粟
9 康索典壹亩半 佃人唐智宗
种粟
10赵寅贞半亩 佃人唐智宗
种粟
尽管以望族自负制作了出色的墓志，可是地位以及生活状况和张君行一样，没有感觉到与新兴平民阶层有什么悬殊。
从麴氏高昌国时代就开始的传统望族，渐渐很难获得高官，至于均田农民经过努力也能够提任的折冲府下的军官，经济生活形态与新兴平民阶层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以说，获得和保持高级官职以及社会地位的望族，在这些方面逐步失去了效用，在意识方面也丧失了作为一个统一家族的凝聚力。望族政治的优势消失了。曾任游击将军、守左武卫同谷郡夏集府折冲都尉员外置同正员、本道驱使的张无价，关于他退职以后情况，有一件宝应年间以后(762－)的文书，题为《唐西州道俗合作梯蹬及钟记》。据文书内容知道，回到家乡西州的张无价，在道观中作了一名管理钟及钟楼的宗教界召集人。被称为“道门领袖”的召集人，是由麴、张、曹、杨、马、竹等异性有势力的人组成的。寺观的召集人不是家族势力而改变为地方上层社会集团，观察家族势力的崩溃，即使还稍微显得有点不够直观，联系此后不到十年张无价孤独凄凉的死亡，得出当地望族衰亡的结论是不会错的。张无价悬挂在道观钟楼上的大钟，敲响了望族消亡的钟声。
结语
大历七年(772)六月张无价去世的时候，陇右已被吐蕃占领，沙州、安西、北庭、西州孤悬边外，唐朝势力大幅度收宿。公元787年沙州、790年安西和北庭、此后不久西州都先后陷落了。唐朝势力的撤退，对于努力想做官、已是军官还想获得更高品阶的西州望族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仅仅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寻找传统高昌望族没落的原因，还是不全面的。记载着吐鲁番本地势力兴亡盛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蕴藏着五百年的历史。传统的高昌望族在8世纪末消亡，这与中国内地门阀贵族的盛衰大体上是一致的。文献中直接记述门阀贵族盛衰过程的史料非常贫乏，如果说这篇粗浅的论文有所贡献的话，那就是提供了望族消亡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形象资料，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