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与文学史断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80年代中期《读书》杂志发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文章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学术界便成为一种流行语，虽然至今这个世纪尚未结束，但是性急的朋友早已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之类的书，显然，世纪末那几年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只好弃之不顾了。
但即使耐着性子，等到2001年以后再来做这些事吧，似乎也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作为一般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语或者尚可运用，而作为文学史的断限，则在科学性上就颇有些可商榷之处。盖世纪之交替，乃由时间的积累而自然进行，百年为纪，铁定不变；而文学史的分期与断限则取决于文艺思潮的变迁，这种变迁，是时代文化思想在审美意识上的反映，当然也与社会政治状况有关，即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是也。它的起伏消长，在年限上不一定恰是整数，因此与世纪的更替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未必在世纪初就是新思潮兴起之时，到世纪末恰是旧思潮消歇之日。故以世纪的自然交替作为文学史的断限，缺乏说服力。
即以中国近世文学而论，在文艺思潮上起了巨大变化的，也不在1900年前后，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或则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或则以1917年《新青年》上进行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讨论为标志，在时间上都不是一个整数。诚然，在20世纪开始的前两年——1898年，我国发生过一场维新变法运动，这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思想界和文艺界都产生过一些影响，比如，在这前后，维新派人士就提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的理论，并有“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还出现了“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但是，他们的提倡白话，只是把它当作启发民智的工具。故有“报章宜改用浅说”之论，至于高雅的诗文和学术著作，则用的仍是文言。在诗文上虽然也有变革，但总体上仍未能突破旧文学的格局。正如他们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论及当时最有成就的“诗界革命”诗人黄遵宪时所说的：“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至于那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对于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堕落，愤恨之情虽溢于言表，但还谈不上有什么新理想，在表现方法上虽然也有些变化，但大体上还是旧小说的写法。总之，这段时期文学界的变革，只是在旧的母体内涌动，还没有脱胎而出。它可以算做文学革命的前奏，但还不是新文学本身。而这种旧文学母体内的变化，似乎还可追溯得更早些，如1840年以前的龚自珍，或者明代的李卓吾。
中国真正的新文学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作为新的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志，是在审美意识上的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文体的解放。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从语体和文体的变革开始的，那时虽然还没有把语言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但新文化战士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旧的语言文字已经成为束缚思想的桎梏，必须突破它才能创造出新的文学，所以文学革命要从语体变革开始。这时的白话文，已不只是报章上的宣传用语，而是学术文艺的通用语言。新文学家们还着意要用白话文创造出美文来，以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与此同时，在文体上也进行了划时代的变革。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从西洋移植来新的形式。虽然它本身仍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但与旧文学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
二是理性的感悟。人类的近代历史是理性主义时代，欧洲的启蒙主义者就不承认外界的任何权威，把一切东西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无情的审判，以决定它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战士们也都持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审视旧的文化传统。鲁迅笔下的狂人说：“从来如此，便对么？”胡适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口号，都是这种理性主义的怀疑精神的表现。对于神圣的孔孟之道的批判，疑古学派的出现，都是由此而来。他们打出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当时很多人对尼采哲学感兴趣，翻译介绍者颇多，就与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有关。
三是个性的张扬。中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统治，讲究纲常名教，崇尚等级观念，个性是被压抑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提倡解放个性。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我而存在。”虽然鲁迅早在世纪初就提出了“立人”思想，但是却得不到人们的响应，直到五四时期这才成为普遍的认识。“易卜生热”的出现，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儿童问题的提出并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普遍主题，也正是“立人”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观念不但反映在艺术创作里，而且还渗透在文学研究中，新红学派的自叙传说的出现，即与此有关。
四是真实的追求。我国过去的旧文学，讲“文以载道”，凡不合乎“道”的，即使是真实情况也不能载之于文学，所以被鲁迅批评为“瞒和骗”的文艺。鲁迅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胡适也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的真实现状”。文学的真实性成为五四新文学作家共同的追求。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出现，正是作家面向生活，追求真实的结果。
正是由于这些审美观念的转变，使得五四以后的文学起了质的变化，成为崭新的文学。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学者喜欢谈“世界文学”，其实，中国文学到了这时，才真正与世界文学接上了轨。只可惜后来不断地批判个性主义、批判“写真实”论，提倡盲目服从，反对理性思考，而且在白话文中繁衍出新八股来，这样，又与“世界文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至于把这段时期文学史的下限定在世纪末，则更看不出什么道理来。何以能逆料到2000年，在文艺思潮上会有什么大的变动呢？
过去将现代文学史的下限定在1949年，这完全是根据政治变动来分界，当然并不妥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政治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并不等于在文艺上就出现了新的思潮。建国以后的文艺，是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的延续，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文艺路线在全国范围的推广。这段时期的文学应与上一阶段的文学联在一起来研究，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清楚。比如，“文化革命”前夕的批判“形象思维论”，“文化革命”之中的批判“黑八论”，就不但是1949年以后历次文艺批判运动发展的结果，其历史渊源可以上逆到1928年。那时的“革命文学家”们，就十分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性而否定文学的审美性，强调理想性和超越性而否定文学的现实性，并且在阶级划分的幌子下，大搞其宗派主义。后来所盛行的题材决定论、反对暴露论、塑高大英雄人物论，等等，都在这时提出来了。文艺上的空白论，也肇源于此。他们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几乎是一笔抹煞。瞿秋白把五四文学斥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创造社和太阳社里的人则把鲁迅、周作人称为有闲阶级作家，说叶圣陶是典型的厌世家，是市侩派，郁达夫是颓废派，冰心是个小姐的代表，他们只承认一部作品，这就是《女神》，只承认一个作家，这就是郭沫若。比如对于鲁迅的批判，就从他的年龄、牙齿一直批到气量，又因他的籍贯是绍兴，就说他醉眼陶然，还有阴阳脸的讽刺画，画他背上插了写着“呐喊”、“彷徨”等字样的旗帜，躲在酒坛后面看世界。因鲁迅敢于反驳、抗争，他的阶级成份就不断升级，从小资产阶级升为资产阶级，又升为封建余孽，最后被判定为“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这种做法，与文革中的做法，是何其相似啊！只不过被批判的鲁迅，在文革中已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而当年雄赳赳、气昂昂地批判别人的“革命文学家”们，却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真是历史的玩笑。
现在已有学者在对五四进行反思了，这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我们更应该对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进行反思，以便理清文艺上左倾思潮的线索。这种左倾文艺思潮，直到“文化革命”期间，就推到了极点，同时也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告一段落。文革结束之后，有几年“拨乱反正”的工作。当时所理解的“乱”，是指林彪和四人帮之所作所为，而要返回去的“正”，则是指建国后17年的路线，但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的思想早已超越了过去，而向前发展了。直到70年代末，文艺上掀起新的思潮，开始了一个新局面。所以，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下限，可划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或者在70年代末。这以后的文艺，则属于另一种性质的了。
编后：随着21世纪的日益临近，人们在展望新世纪的同时，也在对即将过去的世纪进行回顾和反思。本刊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实践的分期、命名与性质认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欢迎专家和读者继续发表意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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