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放：中国的独特模式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未来发展论文,独特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市场化制度转型是独特的，独特的经济转型在许多方面均创造了独特的模式，其中在区域经济开放进程上，也呈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早期的区域开放通常肇始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繁荣的地区（内）贸易。一般地来说，正是私有产权制度促成了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地区贸易的兴旺，而兴旺的地区贸易，则成为区际交易(interregional trade)与国际贸易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繁荣的地区贸易，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期间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发展的依托。中国的情况则不然，作为一种转型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区域开放的这两个肇始条件都不具备。因此，中国内部各大区域经济的开放，不可能是区域市场发育的自然产物，而是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由特定的政府区域开放政策促成的。由于区域开放的初始条件独特，由于经济转型本身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的区域开放自然有其独特的地方。然而问题在于，与工业化的先行经济相比较，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区域开放模式究竟有哪些独特性？这种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应？中国式区域开放模式未来发展的趋向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论及。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围绕这类问题进行一些探索。通过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判断中国主要区域间经济联系发展的进程、趋向，对于区域制度转型、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可以对区域间转型与发展差异变化趋势，做出某种前瞻性预期。
二、中国：一种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
对于一国内部之特定区域来说，对外经济开放同时面临两个层面的选择：一个层面是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另一个层面是对国外的开放。前一个层面可以叫做区际开放(inter-regional opening up)，后一个层面可以叫做国际开放(international opening up)。依照工业化进程中这两个层面上的开放相对进程与开放顺序差异，就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以往经历进行比较，至少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模式：
第一种是英国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国内区域间开放先于对外开放。有研究（布罗代尔，1993）表明，从13世纪末期开始，英国封建专制王朝就已经在致力于扫除内部区域之间的贸易关卡了，16-18世纪连续两个半世纪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则促成了国际贸易与国内区际贸易的同步发展。工业化开始之前，英国全国性的市场早已形成，两个层次区域开放的格局也已成为定局。其后，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区域开放同时在两个层次推进。单就贸易流动来分析，英国区域开放模式的顺序是：区内贸易(regional trade)→区际贸易(interregional trade)→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另一种是美国模式。至少有三个特点：(1)对外开放先于区际开放。由于美国是在13个彼此分立的殖民地基础上建国的，建国之前以及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个地区与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联系频繁，但彼此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则显得微弱，区际贸易极不发达（参见表1）。建国初期直到南北战争结束的近80年时间内，国内区域间贸易明显落后于国际贸易。(2)工业化进程中，区域间开放异军突起，一度出现区际贸易取代国际贸易的倾向。研究表明，工业化第一阶段（1800至1865年），美国区际贸易代替国际贸易倾向明显，以东部经济中心费城为例，在1816年至1838年20年间，国际贸易在其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72%降为22%，在其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36%降为15%。同一时期，国内区际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区际贸易替代国际贸易的倾向非常明显（参见表2）。(3)工业化进程与区域专业化、区际贸易扩展同步推进。由于美国工业化是伴随着西部疆域扩展、人口西移以及大规模的开发进行的，在自由市场力量驱使下，州际(inter-states)交通网络迅速建立，区域专业化分工迅速形成。因此包括区际贸易、区际资本流动、区际劳动迁移在内的广泛的区域间开放，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头作用。与英国相比较，美国区域开放的顺序是：海外贸易(oversea trade)——区域（内）贸易(regional trade)——区际贸易(interregional trade)——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表1 独立前夕北美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1768-1772年，单位：千英镑）
地区 海外出口*(A)区际出口**(B)
A/B(%)
新英格兰477
304
61.08
大西洋中部
599
220
73.14
中南部 1162
88
92.96
南部
603
103
85.41
*指剔除了北美殖民地之间贸易的出口贸易；
**指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
表2 工业化初期美国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以费城为例）
贸易来源、 进口（占总贸易%）出口（占总贸易%）
目的地区
1816
1826
1837
1816
1826
1837
东部地区*
22
39
6715
23
35
南部地区
6
9846
41
24
西部 1
2329
27
国外 72
502236
28
15
*不包括本地贸易。
表1表2资料来源：Lindstrom(1980)。
与工业化的先行国家相比较，作为转型发展中的经济，中国的区域开放模式既有别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与这两种模式相比较，基特点至少有三：
其一是，在开放顺序上，两个层次的开放同时发生。经济转型起步时期，中国的情形是：几乎不存在区际贸易，但却存在人为计划安排下的区际分工。至于国际贸易，则完全由国家垄断，区域层次上没有独立决策权。伴随着制度转型，两个层次上的市场建立同时启动：一个层次是各个地区内部市场或曰区域市场，另一个层次是跨地区或曰全国市场；开放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发起：一个是区际（或曰区域间）层次，另一个是国际层次。
其二是，对外开放严格受制于政府的开放战略，政府政策在区域经济开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开放战略还是区域政府的开放战略，在1990年代中后期之前，都明显地带有某种片面性色彩：强调对外开放甚于对内开放，强调国际贸易（主要是出口贸易）甚于区际贸易，强调利用外资甚于利用内资。片面的区域开放战略与政策促成的结果是双重的：一重是，促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的迅速发展，在短期内将一种半封闭的经济推入开放经济的快车道上，使中国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迅速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迅速确定；另一重则是国内区际开放进展缓慢，区际贸易没有导致应有的区域专业化分工。伴随片面开放而来的则是区域产业趋同化，面向出口的低附加值加工业区重复建设势头难以遏止。
其三是，区域开放范围大于先行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期间的开放范围。先行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期间的区域开放，在国际层面上的范围较小，主要限于商品贸易领域。中国区域经济在国际层面的开放范围则极其广泛，开放至少在三个领域同时发生：贸易、资本（主要是直接投资——FDI）流动与非资本要素（技术、专业人员等）流动。其中，国际贸易政策比区际贸易条件优惠，国际资本进入比区际资本进入待遇优惠。
三、中国区域开放模式之经济发展效应
客观地来分析，片面注重国际层面开放而轻视区际层面开放的区域开放模式，既是由中国特定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条件、环境促成的，又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在中央计划已经扼杀了市场的基础上，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区际开放既缺乏交易主体，又缺乏激励因素。而强调国际开放甚于内部区际开放的战略，恰恰是在市场经济荒漠上迅速促成全国性市场的最佳途径。布罗代尔(1993)在对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欧洲民族国家全国性市场形成历史详细考察之后得出结论：对外贸易的繁荣通常是统一的民族市场最终诞生的前奏。他写道：“从地区市场发展到全国市场，把几个范围不广，几乎独立而且往往颇具个性的经济区联为一体，不是自发完成的。统一的全国市场既是在政治意志的强制下……，也是在资本主义商业扩张尤其是在远程对外贸易的强制下，才得以形成的。”
片面强调国际开放的区域开放模式，对于中国经济总体的制度转型与发展，无疑起了某种原始推动的作用，其中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力，主要体现在下述四个开放效应上：(1)制度转型尤其是微观制度转型效应。(2)资本形成效应。(3)技术进步效应。(4)就业创造效应。这些效应几乎完全是从国际开放中获得的。对于这些开放效应，自然可以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量的推算，但无法进行推算的则是上述开放战略对于中国跨区域市场形成的推力以及内部区际开放的影响。而这种推力与影响，正在导致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区域经济格局的重新构建。
片面强调国际开放的区域开放模式，在推动中国经济总体转型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导致目前中国三大地区之间经济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分析有关统计资料便不难发现，目前的区域经济差异与两个差异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一个是体制改革进程，另一个是国际开放进程。其中体制改革进程有三个指标可以作为区域比较的基本依据：(1)产值结构。应该以“二产”为依据，因为“一产”、“三产”中的制度转型主要受超区域政府的主宰，区域政府决策权限非常有限。(2)投资结构。(3)就业结构。国际开放进程有两个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是区域经济之外贸依存度，另一个是区域投资之外资依存度。上述指标与区域人均GDP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表4）。
表4 制度、对外开放与人均GDP地区差异比较
（典型省、区，1998年）
说明：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的是天津，占23.41%，北京占22.28%，上海占20.66%，其他未列入上表的地区分别为：内蒙——1.38%，吉林——8.97%，海南——14.82%，重庆——8.16%，西藏——0.73%
*虽然浙江的外贸依存度较低，但出口依存度却接近20%，位于全国前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8,1999)。
不可否认，区域制度转型与国际开放进程主要受彼此独立的一些因素左右，但是这两种进程之间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性，而关联的方向主要是单向的，即国际开放进程对于体制转型进程的影响强烈，但体制转型进程对于国际开放进程的影响微弱。这种单向联系，无疑与1990年代末期之前中国制度转型的一个独特特点有关，这便是“体制外创新”。“体制外”创新主要表现为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再造，而外资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对于体制外企业部门，不仅意味着量的增大和质的飞跃，而且对于其他形式的非国有企业的建立与发展，起了两个效应：一个是“示范效应”，即在建立、经营非国有企业方面起了某种示范作用；另一个是“开路机”效应，即借助与中国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较为有利的谈判地位，不断拓展着非国有企业部门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优化着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国内环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区域国际开放的差异，导致了区域制度转型进程的差异。而导致区域国际开放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则非以下两个因素莫属：其一是区域之间不平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在长达20年时间内，中央政府将最优惠的政策给了沿海有限的几个地区，而置内地于相对不利的开放政策环境之下。其二是不平衡的区位格局，与沿海地区相比较，广大的内陆地区在对境外开放方面，存在明显的区位劣势。
四、区域开放：未来趋向
按照开放顺序来判断，虽然英、美两国在工业化期间的区域开放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然而如若从更长的经济发展史进程来考察，便不难发现，无论工业化期间的区域开放采取何种模式，两国最终呈现出某种殊途同归的趋向：区域开放同时在两个层次拓展：一个层次是国际的，另一个层次是区际的。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都面临着两个层次开放优先顺序的选择，两个层次上的开放进程在工业化初期往往不一致，但最后的格局则是两个层次的开放并举。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规模与区际开放的空间呈正比：国家规模越是大，区际分工代替国际分工的空间就越是大。因此大国的外贸依存度往往低于小国。这可以部分用来解释如下事实：19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其外贸依存度却远低于其他工业化经济（参见表5）。另一方面，与美国等工业化的先行者相比较，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显得有些高，这恰恰可以归因于中国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
客观地来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的中国区域开放，仅仅走完了一般工业化国家区域开放的第一步，即工业化中前期的区域开放。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在这一阶段，区域开放重心主要置于国际开放层面，而在内部区际层面上的开放，则明显不足。然而，无论按照先行市场经济工业化进程显示的一般规律推断，还是按照最近一两年中国出现的新的开放环境判断，可以认为，今后若干年内，中国将出现持续的区际开放热潮。促成区际开放热潮到来的因素，至少有四个：
第一个因素与中国总体的开放政策调整直接相联系。部分地出于兑现加入WTO开放市场的有关承诺考虑，部分地出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遏制已经相当大的沿海——内地经济差异考虑，今后几年内，全国范围内开放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对外开放方面厚此薄彼、内外资本有别的区域政策调整势在必行。政策的调整不仅可望促使外来资本较多地投往内地，而且有望促使沿海——内地投资、贸易同步增长。
第二个因素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程直接相联系。随着中国加入WTO，一些目前为政府、巨型国有企业所垄断的产业、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对内、外非国有投资开放，尤其是对国内私人投资的开放，这种开放，将为国内跨区域的私人投资流动，创造众多的机会。而跨区域的私人资本流动，在促成全国性资本市场形成的同时，将带动区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表5 主要工业化国家外贸依存度与中国的比较
（1820-1995年）
国家
1820
1850 1870 1913 1929
1950 1973
1980
1995
美国
2.0 1.9 2.5 3.7 3.6
3.0 5.0 8.2 8.40
日本
n.a. n.a
1.2 2.4 3.5
2.3 7.9 12.2
8.67
英国
3.1 8.1
12 17.7 13.3 11.4 14.0 20.37 19.55
法国
1.3 2.3
4.9 8.2 8.6
7.7 15.4 16.72 18.92
德国
n.a. n.a
9.5 15.6 12.8 6.2 23.8 23.69 24.39
西欧平均 n.a. n.a 10.0 16.3 13.3 9.4 20.9 n.a
24.66
中国
n.a. n.a
0.7 1.4 1.7 1.9
1.1 5.99 21.55
资料来源：1.麦迪森(1997)；2.克拉潘(1974)；世界银行(1997)3.国家统计局(1997)。
第三个因素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阶段转换直接相联系。种种迹象表明，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微观层次上制度转型最大的课题，当属如何处理国有企业问题。因为在以往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中国一方面形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庞大的非国有企业部门，另一方面则使国有企业部门的问题暴露无遗。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和中国加入WTO，彻底解决国有企业部门已经成为微观制度转型的最主要议程之一。在解决“国企”方式上，虽然决策层尚有举棋不定之态，但由基层发起的“竞争性改革浪潮”（赵伟，1999）已经显现出用非国有企业改造国有企业的趋向。这个趋向的加强与深化，将促成跨区域投资的迅速增加，这无疑有利于区域间的经济整合，并将推动区际层次上的区域开放。
第四个因素与区际交通运输设施、通讯设施的改善直接相联系。区际贸易、区际投资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前提是便利而廉价的交通运输、通讯系统，客观地来说，目前限制中国区域层次经济开放的最主要因素，除了人为的制度因素而外，就是交通、通讯因素。可以预料，近几年出于遏制通货紧缩目的掀起的区域交通、通讯设施投资热潮，将迅速促成国内跨区域交通运输、通讯设施的改善，而出于应对“入世”考虑的交通、通讯业垄断局面的打破，将促使这类设施的运营效率提高，价格下降，更为便捷、便宜的区际交通、通讯联系，无疑有利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强化。
上述因素促成的区际层次的快速开放，将可能促成区际贸易代替部分国际贸易的趋向发生，其结果是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趋于下降或不再上升。但外贸依存度的下降或不变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对于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外贸依存度变化与中国GDP增长率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参见图1）。但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将属于长期的战略性选择，因此对外贸易总规模，因而中国外贸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会持续扩展下去。
图1 中国外贸依存度、经济增长率变化（1977-199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