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后党组织建设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党组织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共三大曾提出必须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保持自己独立性，并需“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1]。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由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全力投入国民党的工作，一度忽略了中共自身的组织建设，使党的状况难以适应逐渐兴起的革命形势，也不利于获取革命领导权。中共四大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专门作出《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日渐高涨，但群众斗争又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共产党之责任是应该使这种自然的过程转变为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吾党欲达此目的，则要扩大党的数量”，坚强党的组织，“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所以，党在四大之后即大力开展组织建设，尤其注重大量吸收先进分子以壮大党员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本研究试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作一探讨。 一、简化入党程序是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有效措施 简化入党程序是为了更快更多地吸收先进分子到党内来，其中既包括吸收非党组织的先进分子转入党组织，又包括吸收无组织的社会先进成员加入党组织。 (一)由团入党是扩大组织的快捷方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和有力助手，据史料记载，在中共四大之前各地就有先经过青年团而后入党的传统[3]。面对大革命时期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党中央愈发感到领导干部缺乏、人手不够的问题，因此更加强调从青年团中发掘优秀分子以扩充党的队伍、开展革命工作。为加快由团入党进程，中共中央还具体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首先，不断调低团员最高年龄限制。早在1923年12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团组织青年化的问题。此后，青年团不断调低入团年龄，并作出大龄团员转入党组织的决定，即团员最大年龄不得超过28岁，凡现有特别团员未任一定职务者，须尽力介绍其加入党[4]。1925年1月，青年团三大通过的新章程又将入团年龄由原先的15岁以上28岁以下改为14岁以上25岁以下，并规定“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5]。五卅运动爆发后，党需要大批革命工作干部，团中央“即感觉到要强健党和创造党来领导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决定按年龄加以分化，将超过23岁的团员分化给党去强健或创造党的组织，并且以后的发展须以23岁为最高限制”[6]。192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重申团组织青年化的问题，规定20岁以上的同志应渐加入党，团应向20岁以下之青年发展。 其次，要求共青团为加强党组织培养大量人才。由于革命运动发展迅速，党的政治性和事务性工作日益增多，各方面工作同志都非常繁忙，因此党要求团加快组织发展并将大量团员调赴党的各个工作岗位。特别是对于作为革命中心的广东地区来说，更是急迫需求大量工作干部，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邓中夏就曾几次催促广东区团委说：“你们要赶快制造(即吸收教育训练之意)大批知识分子团员，以应付革命工作需要呀！”[7]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区团委则大量吸收团员，凡表现较好者都尽量吸收入团，派任工作，或从工作中加以教育锻炼，经过考察后，再选优入团；同时也选送大批老团员进党，凡可以提升的团员都选送进党，使团组织有供不应求之势。据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赖先声(玉润)回忆，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升进党工作的[8]。由团入党工作在其他省份也不乏其例，当时的著名团干部如云南团特支书记李国柱、芜湖团特支书记周范文、南京大学学生陈赓平和陈韶奏等，都是经过共青团转为共产党员的。 (二)让有阶级觉悟者直接入党是壮大队伍的重要方法 党中央在要求青年团为党组织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强调要“吸收工人和贫民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并且指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9]，这样可以免除入党的繁复形式，从而在全国范围内聚集各阶层先进分子，实现快速壮大党的队伍的目标。 第一，吸收工人入党。工人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十分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陈独秀赞扬工人阶级是“新生势力的代表者，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10]。中共中央也指出：“大企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何况在此革命时期。”[11]中共四大之后，党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全国劳动大会等形式把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集中起来，并将其中的革命分子吸收入党。当时尤其注意在“已具备对于共产主义的工作和对于我们党的组织之前提”[12]的工业城市吸纳工人入党，这些地区组织工作发展很快，比如1926年10月山东全省党员已由1924年的17人发展到500余人，1927年春达到1500人[13]，基层组织也纷纷建立，组织建设成绩显著。同时，党在尚未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城市如河南、芜湖等地也着手组织发展工作，到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时，河南全省党员中工人成分已占到54%[14]。此外，还派共产党员回原籍发展党员，比如广东区委派共产党员李鑫回云南启发工人觉悟，发展工人党员，成立了云南第一个矿山支部。 第二，吸收农民入党。中国革命运动离不开农民群众的参与，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15]在认识到农民重要性的基础上，党也初步提出了农民入党的标准。1926年7月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指出：“农民加入我们的党，应以是否忠实而勇敢的为农民利益而争斗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16]党积极吸收农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在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中有集中体现。他们强调要把真正受苦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每个区要公开一二个有威望的党员的身份，以形成共产党的领导核心[17]；每个乡农协成立一个党支部，每一百个农协会员中有一名共产党员，党在乡村中的基础建立在贫农上[18]。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农民纷纷入党，直接带动了湖南党员总数猛增，到1927年2月就由1925年10月的702人发展到6000人，其中农民党员1759人。同年4月全省党员达到13000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22%；5月，基层党组织遍布全省65个县市，建立了31个地方执委会或县委，党员达2万余人，成为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党组织分布最广的省份。[19]湖南吸收农民入党的运动又带动了全国农民入党的热潮，极大地增强了国民革命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革命力量。 第三，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特殊社会群体，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指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仅包括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党应当引导广大学生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并设法使其中革命的分子加入共产党组织。为此，党在实际工作中针对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别采取措施。比如，对学生，通过广泛宣传，使学生真正了解党的主张和追求；还密切指导学生日常工作，以实际行动取得学生对党的信任，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乡村教师，则采取通信、谈话、介绍刊物课本等多种方式，尽量使他们多接受一些党的思想，此外，还设法组织教师联合会开展斗争，并在革命实践中吸收合乎条件的进步分子入党。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一些业界人士也愿意向党组织靠拢。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局报告》指出：“许多社会上的投机分子均想加入C.P.，不仅是一般知识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许多拥有重兵的高级军人也来敲C.P.的门。”[20]据史料记载，到中共五大召开时，商人党员占比0.5%[21]约300人，军人党员近2000人[22]。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做一名C.P.分子乃是一种荣耀[23]，因为以此可证明自己对革命潮流的追逐。 总体来说，通过简化入党程序，有力地扩大了党的组织，对于实现党的群众化有着极大帮助。比如到1926年11月，仅陕西省共青团就向党组织共输送了3000余名超过23岁的团员，另有3000名团员兼共产党员，这使一些原来基础薄弱的地方党组织得到了加强，一些原先没有建立中共组织的地方也开始成立党的组织。[24]党组织的壮大有利于党在革命运动中保持独立性，扩大社会影响以至争取革命领导权。 二、在五卅运动中扩大影响力是加快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契机 人民群众是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中共在四大之后就很重视在高潮迭起的群众运动中扩大影响。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群众参与人数前所未有，因此，党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抓住时机大力加强组织建设。一方面，党在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通过以身表率获取群众信任；另一方面开展充分有力的宣传工作，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坚信党是真正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这二者都有力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吸引更多群众加入党组织。 (一)共产党人英勇斗争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五卅运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发动全体党员在各地组织群众斗争，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经济绝交等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斗争前线，在随时可能被捕杀的危险面前毫不退缩；许多同志废寝忘食，奔波于反帝斗争中，虽积劳成疾，但毫不懈怠。如青岛的李慰农在被害时，敌人要他交代“同党”，他说：“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25]并在临刑前高唱《国际歌》以鼓舞群众的斗争士气。负责上海总工会的刘少奇在运动中劳累过度，身患重病，但仍然日夜不停地工作，并表示是不是真为工友奋斗，就是看他在最紧急的时候努力不努力。五卅运动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目睹并相信了共产党是站在革命前线的先锋，党指导运动的政策和目标是好的，因而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仰”[26]，并相继要求加入共产党。五卅运动前，上海有党支部15个，党员220人，根据同年10月1日的统计，已有支部68个，党员963人[27]。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正确领导和英勇斗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二)大量宣传工作增强了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 党的组织发展离不开宣传工作，及时而有力的宣传工作是群众了解并认同党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党通过发表宣言、印发传单、出版小报、召集大会、举行街头讲演，广泛宣传五卅运动的意义和反帝性质，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在五卅运动发生之初，帝国主义利用群众对中共缺乏认识，制造五卅运动是“共产党阴谋”的舆论，企图恫吓群众退出运动。对此，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五卅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大运动，各阶级各党派都应当积极参加，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政党。另一方面，通过大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使群众了解党的奋斗目标。如1925年6月底，恽代英在全国学生第七届代表大会上阐述党对此次运动有最正当最彻底的主张，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党还通过办报纸来传播党的理论，比如，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五卅运动期间发行量大增，它不仅反映革命民众的斗争情况，更重要的是及时发表党的政策以直接指导群众运动。 许多群众在了解并认同党的信仰之后纷纷入党，使党员数量猛增，尤其突出表现为工人党员的大量增多。据蔡和森说，五卅以前，上海“纺织工厂的工人当中，党员只有十多个人”[28]，到五卅运动后的同年9月，上海1080名党员中，工人党员达846名，占了78.5%[29]。据1926年10月至11月中央局报告统计，广东区、北方区、湖南区、上海区四区“工人成分占大多数，约占60%，农民占11.75%，知识分子及其他占27.35%”[30]。这显然是五卅运动中大量工人群众迅速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加入党组织的结果。随着五卅运动推向全国，党组织也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去开展活动，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如云南的滇东、滇中和滇北地区、安徽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党组织。 三、中央正确指导和地方支部积极工作相结合是推进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保证 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一方面为组织建设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支部的工作树立了榜样；而地方支部领导人是党中央政策的执行者，是联系中央与群众的桥梁，他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的政策能否贯彻落实，党组织建设能否全面开展。 (一)中央局主席团正确指导 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组成中央局，这五人常住上海，组成“中央局主席团”。据郑超麟回忆，“从四大到五大差不多两年半时间中，全体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二三次会议”[31]，因此可以说，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由这五人组成的主席团来领导的。陈独秀是党的创立者，既有革命历史和工作经验，又有群众威望；张国焘和蔡和森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瞿秋白不仅聪明博学，而且有着接近共产国际和俄国同志的便利条件；彭述之直接由共产国际派来，代表着国际路线。这五个人的革命精神、工作能力和社会影响，为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 为进一步加快党的发展，中央局一方面下达指示，强调壮大党员队伍的重要性，同时也具体组织新党员入党以及培训工作。1926年10月，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给各级党部的信》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32]。他还具体提议，到中共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万名以上，并提出各地发展党员应达到的数字及主要成分。各地党组织接到这封信后，制定了自己的发展计划，进一步加快了发展党员的速度。据张国焘回忆，他“曾主持过几次工人新党员入党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他们多是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的主义训练，就成为正式党员。他们之入党多数因对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表示敬佩；本人又充满了民族热情”[33]。 (二)地方支部领导人积极工作 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34]。这就为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加强党对各条战线斗争的领导，提供了具体可靠的组织形式。 为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各地方支部领导人做了许多扎实而有效的工作。这一时期，广东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尤其突出，陈延年为广东区委的组织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1925年，广东党组织仅具雏形，组织涣散，力量薄弱，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陈延年到达广东后，首先建立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并充实各部门领导干部；其次抓紧建立健全下属机构，注意发展新党员，扩大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他还派人到全省各县及广西、闽南和香港等地建立党组织。在陈延年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至1926年9月，广东区党员达5039人，其中工人占42.68%，农民占30.24%，知识分子及其他占27.08%。至1927年4月，党员人数增至9027人，成为当时中共最大的一个地方组织[35]，陈延年也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36]。地方支部领导人的积极工作，使得党中央加强组织建设的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保证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顺利开展。 四、中共四大后党组织建设的成就和特点 (一)中共四大后党组织建设的显著成效 1.使党开始形成群众性政党 经过扎实有效的组织发展工作，中共四大后的党员人数迅猛增多。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共有党员994人，到1926年1月达到8000多人，1926年4月达到1.1万人，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已发展到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女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8.27%。[37]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比如在山东，以济南地委为基础，建立了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根据中共四大新党章的规定新建了寿光支部、广饶支部等。在全国，直属中央的组织，除原有的湖南、北京两区外，上海、广东、湖北均已成立区委，还建立了河南、广西等地方组织。中共四大之后的党组织不仅逐渐遍布国内各地，而且还延伸到了国外，如莫斯科、海参崴、西欧等地也都成立了党的支部组织。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38]，并将此称为“伟大的工程”。实际上，这一工程的全面启动，应肇始于中共四大后群众性政党的建设。1925年10月的《中局报告议决案》就指出：“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在每个政治运动中，中局不曾失去事前指导的机会，尤其是关于五卅运动，能够有发动并扩大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39]后来，蔡和森在对中共早期发展作分析时指出，党先是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然后再由政党形成阶级群众的党。而其中由一般政党形成为阶级群众党的起点，正是中共四大。他还分析说，中共发展到四大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时期，现在到了行动时期，党走上领导群众的道路，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以前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党的本身来说尚有小小困难和党内部时常发生问题。但到中共四大时，“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40]。 2.领导工农兵群众运动蓬勃发展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党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能力不断增强，工农兵群众运动在各地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快速发展。 首先，为领导工人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组织工会等群众性组织，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湖北，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猛开展。1925年4月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密恢复，到10月底即下辖11个产业工会，会员约7万多名。[41]在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汉口英国烟厂、蛋厂、火柴厂等掀起了反对资本家裁减工人、降低工资的罢工，各项罢工斗争“均系大学同学(即共产党)参加指导”[42]。1926年9、10月先后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和湖北省总工会，并带动了湖北省各中小城市工会组织的成立，至1927年春全省工会组织达500余个，有组织的会员有四五十万人[43]。在上海，工会代表会和纠察队、义勇队等各种群众性组织纷纷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加强领导工人运动，到1927年，成立了18个工会组织，会员1000多人[44]。在天津，共产党人李培良“连锁式”①发展工会会员的方法首先在纺织业取得了良好效果，继而带动其他各业成立了工会组织。1927年上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工人运动获得猛烈发展，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120多万人增加到280万人[45]。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共产党人还深入工人群众，通过发布宣言、创办工人学校和设立工人教育委员会等方式启发工人觉悟，使其认识社会现状和自身使命，主动投入革命斗争，这些工作对工人的动员、指导和教育也起到很好的效果，各工会的组织化程度、工人的纪律性、政治觉悟等都有很大的提高。 其次，指导农民运动快速发展。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农民运动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等七省展开。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带领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与地主阶级作斗争，指导农民在地主政权被打倒的地方建立农民协会，并成为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的带领下，全国其他各省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广东省在1925年5月有22个县成立农民协会，拥有会员21万多人，到1926年5月则有66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62.6万余人，同年9月更达80多万人。[46]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北方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1926年6月，察哈尔、热河、山东、山西、直隶已有农民协会50多个，会员2万多人。河南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之谱”[47]。到1927年上半年，全国农协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余万人发展到近千万人[48]。此外，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党组织还加强农民武装和农民教育工作，通过创办军事政治训练所、农军学校等对农运干部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如中共琼崖地委就创办了琼崖农民高级军事政治训练所，中共北江地委、广东省农协北江办事处创办了北江农军学校，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军事干部，培养学员200多名[49]；广大农运骨干和党员深入农村，通过创办平民小学、农运辅导站、平民俱乐部等开展平民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 最后，士兵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指导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兵运工作。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和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之因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50]在各地兵运工作中，西北地区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等杰出领袖，他们打入过驻宁夏苏雨生骑兵第4师和国民党陇东驻军谭世麟部内部，出生入死，积极工作，在军阀部队中培养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在四川，刘伯承、吴玉章等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威望，通过政治宣传等方法，使部分军阀中的“左倾”分子发生思想转变，甚至加入共产党，变为共产党可以控制的力量。 此外，党组织还重视对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领导。在湖北、广东等省都建立了妇女协会，比如到1927年2月，仅湖北建立的妇女协会组织就有38个，全省妇协会员发展到1.04万余人[51]。党通过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和招收女生入政治学校学习等方式强化对妇女的教育，仅武汉中央政治学校就在1927年2月至7月间先后培养了210名既有革命理想和文化知识、又能从事军事斗争、开展群众工作的妇女人才[52]。党组织为领导青年运动也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帮助共青团发展团员，如1927年3月建立共青团昆明市执行委员会，发展团员70余人；而且培养青运骨干，如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创办两期“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培养200多名青年干部[53]。 (二)中共四大后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特点 中共四大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1.通过多种途径发展党的组织 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发展，全国各地党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展工作。比如，湖南省的工作就非常具有开拓性。中共湖南区委成员直接到地方建立党组织，或派省委特派员到地方整顿党组织，或派共产党员以农运特派员、工运特派员身份去建立党组织，还有些是党员自己回到家乡先建立党组织，后来得到中共湖南区委的批准认可等。大革命高潮时期，全省共建立了25个地方执行委员会，11个县委，还建立了一些直属的区委、特支和支部。[54]湖南富有开拓性的组织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多次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重视，明确指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后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55] 2.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不仅是党联系党员和群众的桥梁与纽带，而且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只有让每一个党员都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这个组织里积极开展党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才能担负起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重要责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中共四大后的党组织建设，重点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加强支部建设。1926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制定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指出，“党没有支部的组织党就是没有基础；支部组织不坚固，党就很涣散”，要求把党的支部建设成为“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发展党的工具”“党的战斗武器”和“党的上级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56]。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除党的支部外，在非党的具有政治性质的群众团体或会议中还设立了党团组织。党团组织不同于支部，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自成一个系统，而是在党的机关之下并受其管理。在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党的小组、支部和党团组织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及发展党员队伍等方面，都起到了战斗堡垒的作用。 3.加强党内教育以增强组织软实力 加强党组织建设，一方面要努力增加党员数量，以壮大党的队伍；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党员质量，以增强党的战斗力。可以说，党员数量是显性的硬实力，党员质量则是隐性的软实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内教育是提高党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这期间的党内教育工作，以加强对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策略的宣传教育为主题。首先，制定务实多样的教育方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党内教育，包括创办党的机关报，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等。考虑到工人党员不识字或识字不多，不善于听纯粹理论的课程，因此强调宣传鼓动内容要接近群众，使用通俗易懂的言语文字。例如，中共湖南区委将《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作为党内教育的教材，要求党员根据自己的文化程度，任取一种进行阅读，并参与支部经常性的讨论。其次，以提高党员素质为目标，不拘泥于固有形式。以湖南为例，通过举办干部培训班，帮助党员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举办暑假和寒假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对于寒假归家的同志则设立短期农民运动讲习班。同时，平民同乐会、演讲队等活动也成为进行党内教育的平台。在江苏，党支部、党校和民间社团则成为党内教育的三大支柱，其中的学生会、读书会、联谊会、研究会和工人夜校、补习学校等“民间社团”，以合法形式掩护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党员教育的重要途径。[57]除这些教育方式外，1926年春、夏，豫陕区委还派党员先后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 中共四大后的组织建设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壮大队伍的重要而成功的实践，中共四大曾指出，在群众奋斗程度增高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之责任是应该使这种自然的过程转变为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党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中，难以涉足军权和政权，遂集中全力于群众的宣传和组织[58]，而这又带来了党的队伍快速发展的结果。随着组织力量壮大，党领导工农兵运动朝着有组织有纪律的方向发展，这足以说明党完成了这一使命。然而，党在这一过程中既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又受其干涉和控制，同时还要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进行动员群众加入本党的“竞赛”，这种复杂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党的组织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免会在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忽视党员质量的提高。虽然党也认识到加强党员教育、增强素质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59]。在革命快速发展形势下，党在吸收新党员时把关不严，导致党员队伍思想水平和政治素质参差不齐。二是党员人数虽然很多，但干部人才稀少，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出现各地党组织“缺乏得力工作者”，“常常使我们坐视一切机会之逸去而莫可若何”[60]。三是一方面努力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同时还要忙于国共合作和领导革命运动等繁复事务，使党在工作中有时会出现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窘境。此外，加强组织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领导权的必然要求，中共四大对此虽有表述，但对如何取得领导权并没有明确措施，导致在以后日愈复杂的境况下逐步陷于被动。 中共四大后的党组织建设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仍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性的队伍庞大的群众性政党，但组织建设仍很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加强党组织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要特别注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以增强党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以密切党群关系，不断探索加强党内教育的多种途径方式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领导力。 ①即以三名党员为基本会员，每人分头发展三名会员，然后督促、指导所联系的会员再各自发展三名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