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本质及其生产的制度结构———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新经济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制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经济滞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多年经济转型的结果。在考察福特制危机的过程中，阿明敏锐地意识到，“新兴技术、市场、社会和制度力量的出现已经表明，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正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转变”①。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转型和新经济的形成，西方诸多理论流派分别从技术、市场、生产方式和制度等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对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认识才刚刚开始”②。
新熊彼特学派从新技术应用和扩散的角度提出新技术经济范式，解释新经济的本质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弗里曼和佩雷指出，经济从某个长波到另一长波的成功转型，取决于新技术的应用是否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在有利于新技术扩散的社会制度框架下能否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创新活动③。作为第四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福特制的技术基础是以石油为能源的机械化和电器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诞生及其相应的制度变革为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提供了组织和制度空间。作为新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新经济的技术基础是信息通讯技术，围绕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而展开的一系列创新活动，是新经济的本质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尽管认识到社会制度变革对新技术应用和扩散的促进作用，但在新熊彼特学派看来，社会制度变革的作用仅仅处于从属地位，新经济的本质是新技术应用和扩散中创新活动的涌现④。
与新技术经济范式强调技术变革不同，新斯密主义重视市场需求变化在新经济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皮埃尔和塞布尔(Piore and Sabel)指出，由人口和收入水平变化所引起的市场需求的变化，是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危机产生的根源，而柔性专业化则是对大规模生产的替代和新经济形态产生的基础⑤。因而，是市场需求，而不是技术引发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产业技术变迁并不是科学和技术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技术发展和衰落的关键在于技术产品的市场结构，而这种市场结构又决定于诸如产权和财富分配等社会经济的基础制度环境”⑥。沃麦克等(Womack et al.)对汽车产业、萨克森宁(Saxenian)对美国高科技产业和意大利学者对传统产业中组织方式变革与产业发展的研究，印证了以柔性专业化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在新经济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⑦。
以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新制度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理论层面都否定新经济条件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强调自由市场机制及其制度结构是新经济的本质。自由市场和自由契约关系，是制造大规模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机器⑧。
以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制度变革和演化的角度对新经济的本质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做出了深刻的洞察。他们把新经济的本质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形态，从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理论出发，考察了新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因素及其框架。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试图用自由主义和调节主义的划分界定新经济的制度结构⑨。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都是包括技术、组织和制度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经济变革过程。要解释新经济的本质，必须弄清楚这场经济变革的核心是什么？谁是变革的主导者？变革的主导者遵循什么样的行为规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看，市场和技术只是这场变革的外部条件，变革的核心是新的生产方式创生和制度结构的构建。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不同，新经济的驱动力不再是规模和范围经济，而是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业或创新活动的涌现是实现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的基本力量。围绕着创业或创新活动，新经济制度结构关注的焦点不是一般的供给管理，而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
二、制度结构的调节主义和自由主义
最早从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变革的角度，对以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出理论探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法国调节学派。
调节学派认为，作为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形式，福特制在本质上是建立在流水线生产和工人大规模消费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杰索普(Jessop)从四个层面上对福特制积累体制做出了简洁的分析和描述⑩。首先，福特制是一个特殊的劳动过程(a type of labor process)，它表现为大量半熟练工人通过流水线从事大规模生产。这种劳动组织方式是资本主义特定阶段经济效率和增长的源泉；其次，福特制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在大规模生产中，生产效率的提高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利润增长来源于对改进大规模生产效率的设备和技术的投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大规模生产效率提高和利润增长的前提，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对应，而需求的规模扩张则来自于工人工资收入的持续提高。因而，必须建立工人工资收入增长与生产效率提高相关联的快速资本积累机制；第三，福特制是经济和社会的调节方式(mode of regulation)，它不仅涉及经理支配型企业和M型企业的组织体制，而且涉及寡头垄断的定价机制、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工资与生产效率和零售物价上涨指数的联动、增加有效需求为目的的货币体系和信用政策；第四，福特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模式(a general pattern of social organization)。它涉及到核心家庭对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消费和政府对标准化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管理，其中后者表现为缓解大规模生产条件下劳资冲突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滞胀和萧条表明，支撑西方国家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经济繁荣的福特制的内部矛盾开始显现和激化。尼尔森(Nielson)把福特制的危机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由于受到福特制社会和技术方面的限制，生产效率开始降低，例如，工人对福特制劳动组织方式的抵制；二是大规模生产的扩张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使以国家为边界的凯恩斯宏观管理变得日益困难；三是福特制带来的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冲突；第四，大规模生产难以快速适应消费方式的转换(11)。而克服福特制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体制的转型，新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体制转型的结果。与福特制相对应，新的积累体制被调节学派称之为后福特制。以新的劳资关系调节为对象的新的积累体制，是新一轮经济增长或周期的制度基础和决定因素。从分析的问题和内容上看，调节学派的资本积累体制指的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结构。其中，劳动组织方式或劳资关系的具体形式是积累体制的核心要素，其他方面都是劳资关系在不同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反映。积累体制对特定劳资关系变化的调节和适应，是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前提。
几乎与法国调节学派同时诞生，并从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角度考察福特制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是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SSA)。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来源于持续、稳定而快速的资本积累，实现资本积累的前提是有利于积累的稳定和可预期的投资条件。作为一个制度框架，社会积累结构提供了支撑持续和快速资本积累的条件。社会积累结构不仅包括经济制度，还包括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政治和文化等非经济制度因素。但是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最初的社会积累结构概念，却是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提出和界定的。“资本循环过程包括三个主要阶段。为了实现经营利润，资本家一开始要投入货币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劳动力、机器、建筑物和其他生产中所需要的商品。其次，他们组织劳动过程……最终，通过出售劳动产品，资本家把他们的财产转化为货币资本……使这一过程顺利实现的条件是社会积累结构。”(12)
马克思分析资本循环过程强调的是，劳动力的购买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制度前提(13)。而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则是从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出发，分析资本循环顺利实现的条件，进而考察社会积累结构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作用(14)。在社会积累结构理论看来，资本积累表现为资本家投资的增加，而投资增加是扩大再生产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
科茨等(Kotz et al.)指出，戈登(Gordon)所列出的支撑资本积累的一系列条件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中内在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结果。资本循环和积累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阶级冲突和竞争(1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阶级冲突，其中最基本的阶级冲突发生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并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除了阶级冲突，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第二类矛盾和冲突是资本之间的竞争。社会积累结构就是调节和控制阶级冲突和竞争，创造实现资本快速积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认为，在150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三个社会积累结构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长波。其中，第三个社会积累结构被称为福特制积累体制，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一直持续至今。迪博尔特(Diebolt)对福特制社会积累结构做出了归纳，认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和平，即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依赖于美国主导作用的发挥。其次是劳资协议，即在大公司和产业工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新型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承认工会组织的存在。工会组织作为工人阶级的合法代表，为工人阶级在增加工资、就业保障和改善工作条件等方面与资产阶级谈判。当然，谈判的协议仅限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不包括非工会、妇女和少数民族裔工作人员。劳动市场的分割和对工人阶级的分化，有利于资本家阶级力量的增强；二是保证大公司拥有除此之外企业关键活动的决策权，这些活动包括生产组织、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投资和贸易政策。第三是资本和国民协议，它涉及政府和国民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关的新型关系，包括减弱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益于私人企业的政府公共支出，有关健康服务、失业保险和教育等在内的一系列福利项目。第四是与保持寡头垄断结构和限制外国竞争者在国内竞争等相关的缓和资本之间竞争的政策措施(16)。
从1945年开始，福特制社会积累结构支撑了美国经济20多年的繁荣。而随着其内部矛盾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在1966-1973年首次进入萧条期，福特制社会积累结构开始衰落。导致这一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家力量的削弱，集中表现为来自工人阶级、国民和外国供应商和购买者的挑战而导致的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如充分就业政策、政府福利项目、原材料和能源输出国力量的增强、西欧和日本企业的竞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等对利润的挤压和企业负担的加重。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试图从实现资本循环所需的条件出发，考察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强调新的经济周期和经济转型出现的根源是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创建和发展。与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创建和发展相伴随的，是经济周期依次经历复苏、扩张、高涨、衰落和萧条。社会积累结构的发展和演化是由劳资和资本之间关系变化所决定的，其基本功能是调节劳资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社会积累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能够有效地调节劳资和资本之间关系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为资本积累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制度结构。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扩大了调节学派的分析视野，不仅是劳资关系，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决定因素。在考察社会积累结构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动态适应过程中，认识到制度变革的滞后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在考察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无论是调节学派还是社会积累结构理论，都隐含地假设制度变革总是有效率的。而经济史的研究却表明，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和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17)。无论是对劳资关系还是对资本之间关系的调节，新的制度结构并不总是有效率的，有的却可能带来经济萧条和长期停滞。
科茨指出，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存在上述逻辑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混同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资本循环是单个资本家决策的问题，而资本积累及其实现条件则是资本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单个资本家的决策中，最关心的是能否在资本循环中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资本积累及其实现条件的形成，则是阶级对抗和社会冲突的结果。因而，制度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制度的创建并不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共同行动的结果(18)。资本家共同的核心利益是获得剩余价值，而单个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及其所引发的阶级冲突和恶性竞争，可能威胁到资本家共同利益的最终实现。只有出现这种情况时，资本家才会从共同的核心利益出发，联合起来创建新的制度。
快速的资本积累本身既不是单个资本家的根本利益，也不是使资本家合作创建新制度的基础。快速的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其引致的要素增长需求可能通过就业的增加提高劳动者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对资本家而言，积累或新的生产性投资仅仅是剩余价值的用途之一，但是只有积累才能起到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者生活条件的作用。只有当快速的资本积累既符合单个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又符合资本家的共同利益时，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所说的新的制度框架支持快速资本积累的逻辑才是成立的。因为，资本积累属于生产性投资，而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看，包括金融投机在内的其他投资也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资本家并不关心是否存在着使他们的投资从金融投机向生产性投资转变的制度，只关心能够使他们获得收益最大的制度。
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看，能够支持资本循环实现和利润获得的任何新制度都是有效率的，能否带来快速的资本积累，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目标，资本的快速积累对劳动者更有利。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实现资本快速积累的制度是政治稳定压力下社会妥协和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结果。当社会妥协的制度危害到资本家的根本利益时，则催生有利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的制度变革。根据新制度究竟是有利于资本积累还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科茨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自由主义和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Liberal and Regulationis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强调两种制度结构的交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化的基本规律(19)。福特制社会积累体制调节的重点是劳资关系，有利于资本积累，更多地依赖政府干预，是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而新经济的社会积累体制调节的重点则是资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依赖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是自由主义的。
科茨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为资本家的自由竞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动力，却不利于劳动阶级和经济的长期稳定。由于会抑制单个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成为资本家的共识，例如，严重的经济萧条、社会冲突和经济落后等影响到整个资本家阶级生存和发展的情况。只有当上述条件出现时，资产阶级才会与其他阶级妥协，接受国家政策的调节，通过生产性投资加速资本积累。当上述条件不存在时，资产阶级将会推动国家机器创建一个自由主义的制度形态(20)。
必须指出的是，科茨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根本不同。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从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出发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和经济转型，是对马克思分析传统的继承。而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无论是劳资关系还是资本之间的关系都是自由契约关系，认为这种主要依赖个体的私人秩序所形成的各种制度来治理的自由契约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效率的基础(21)。无论是劳资关系还是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都强调它们的社会属性，个体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只是表象(22)。
科茨仅仅根据调节对象的差异及其所依赖的机制究竟是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机制，把制度结构划分为调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路，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认识到新经济制度结构与福特制的本质区别。新经济发端于福特制危机，其制度结构起源于新的市场和技术条件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调节对象不仅包括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劳资关系。在调节两类关系时，政府干预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只不过由过去的宏观管理为主转变为微观管理为主。
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是一个包括市场需求变化、技术创新、组织和制度变革在内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制度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确定性，是复杂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反映。制度仅仅是经济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度变迁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它对劳资和资本之间关系变化的调节是否与市场需求的变动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再生产条件的变化相适应。关键的问题是找到一个恰当的分析视角，考察劳资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调节如何与新的市场和技术变化相适应过程中制度结构的演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劳资关系变化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也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并不是抽象的，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通过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两种生产方式及其演化具体讨论劳资关系的发展。因而，无论是劳资关系还是资本之间关系，都具体表现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特征。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强调新经济起源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危机，是马克思分析传统的延续，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本文把新经济的本质看作是新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变革。在此基础上，考察新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占主导的经济活动主体及其行为方式，讨论劳资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以及新的制度结构的形成和演化。
三、新经济的本质和新一轮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革
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长期繁荣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开始出现经济滞胀。在解释滞胀出现的原因时，凯恩斯主义强调工资向下刚性的作用。凯恩斯主义认为，总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工资和价格的上涨，但是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的作用，总需求的减少并不导致价格和工资下降，而是就业的下降。而造成工资粘性的主要原因是强大的工会组织及其主导下的工人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
以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指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破坏是经济滞胀产生的根源，充分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才是资本主义经济走出滞胀的根本出路(23)。而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效只是表面现象，经济滞胀的根本原因是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危机。只有从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变革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滞胀产生的根本原因。福特制大规模生产起源于19世纪后期，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结果，“以蒸汽、电力为基础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完善，带来了新一轮生产工艺与产品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前所未有的产品产量和配送能力上。高产出、资本密集的新工业技术的商品化不仅转变了已有的产业，而且创造出新的产业”(24)。在新技术应用或商业化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新技术带来的规模和范围经济，资本家向大规模生产、营销和组织管理能力投资的结果，是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和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
以一体化大企业为主导的大规模生产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产的标准化，尤其是流水线生产的创立和普及，使单一的大批量标准化产品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第二，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使生产中使用的是大量的半熟练工人；第三，以一体化大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结构的垄断趋势越来越明显，资本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缺乏稳定性。
透过大规模生产的运行机制，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规模生产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第一个矛盾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冲突。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效率的提升建立在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基础之上，劳动者成为局部工人，并隶属于机器。机器和流水线生产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是劳动和资本地位不平等的加剧，资本处于劳资关系的主导地位，劳动更加隶属于资本。如果没有政府调节，劳动者无法分享生产效率提升所带来的任何收益。但是另一方面，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又使分散在传统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聚集在机器周边，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捍卫自身权益而展开的有组织对抗提供了可能。第二个矛盾表现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上，随着生产的集中，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在新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大企业之间面对面的激烈竞争导致市场的高度不稳定，加大了投资风险。如何缓和市场竞争，共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成为资本家共同关心的话题。第三个矛盾表现在宏观方面，即如何实现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对应。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新技术的产业化，生产或供给的能力被无限扩大，需求问题日益突出，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常态。有效需求规模的扩大，成为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扩张和效率提升的前提。
为了化解大规模生产运行中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福利国家、工人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和反垄断法等政府的调节主义政策不断出台，并最终形成了战后福特制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
福特制调节主义制度结构有效缓解了大规模生产的内在矛盾，并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快速资本积累和经济繁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开始减弱。其中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消费和需求结构出现了质的转变，即由大规模单一需求向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的转变，大规模生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同时，新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变革生产或供给方式以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变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空间。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条件的新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资本主义内部开始自发地酝酿新的生产方式变革，后福特制开始出现。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相比，后福特制强调生产的柔性化和产品的持续创新。其中，柔性生产和持续创新成为新技术产业化的主要领域和方向。而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主要依赖的不再是一体化大企业，而是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了实现柔性生产和持续创新，大量的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化和网络化从事生产和研发活动。与之相适应，大企业则通过“归核化”，利用分包制和虚拟制造实现了柔性生产和全球扩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技术的产业化或新经济的推动者是中小企业的创业或创新活动。中小企业的创业或创新活动成为美国经济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支撑。2007年2月，美国国会竞争力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的立足之地：创业》(Where America Stands：Entrepreneurship)的报告，报告指出，20多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和充分柔性的关键驱动力是中小企业创业活动的涌现。卡尔·施拉姆(Carl Schramm)进一步指出，美国能够生存，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经济和政治的领导地位，创业活动是核心竞争优势，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为我们拥有超级经济力量提供支撑的了(25)。
首先，中小企业的创业活动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体。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下，主要的技术创新活动是由钱德勒式的大企业完成的，其规模扩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渐进的，是沿着原有的技术线路对其核心技术能力的拓展(26)。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流。新兴产业和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使技术创新和选择日益多样化。中小企业的创业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以信息和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角。诸如惠普、谷歌、基因技术公司(Genentech)和安进(Amgen)这些著名的高科技公司，都是依托大学的研究项目创业成功的。此外，在大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其技术能力的充实和扩展常常依赖于中小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例如，1993-2002年间，思科公司收购了75家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
其次，中小企业创业活动已经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动态地看，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现有企业扩张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新企业持续涌现和老企业不断衰落的过程。创业或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涌现，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活力的关键。
第三，新企业创业创造了美国新增就业的绝大部分。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企业是美国吸纳就业的主体，工资的集体谈判制度不仅保证了大企业员工的高工资，而且使他们拥有相对于中小企业较好的社会保障。中小企业尽管也吸纳了部分劳动力，但却与低工资和低社会保障相联系。由这一就业结构所决定，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就业与工资率呈反比关系，高就业常常与低工资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企业吸纳社会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裁员成为大企业的基本趋势。奥德里特斯克(Audretsch)的研究表明，1980年到1993年，美国最大的500家制造企业裁员500万，是其整个就业人数的1/4。与大企业的裁员趋势相比，美国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却在不断增加(27)。1976年到1980年，小企业创造了130万个就业岗位，同一时期大企业减少的就业岗位为100万个，1987年到1990年，就业人数少于500人的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80万个，而大企业减少的就业岗位则为200万个。1981年到2001年间，美国净增就业几乎全部归功于仅仅成立5年之久的新企业，其中的80％是快速增长的新企业所创造的(28)。更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就业的增长并不与低工资相联系，而表现为高就业和高工资并存。尤其是快速成长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不仅创造了大多数新增就业，而且支付了高于大企业的工资。与大规模生产不同，为了提高企业的持续创新和柔性制造能力，新的就业结构强调员工的知识基础、良好的技术训练和较强的创业意识。
第四，中小企业的创业或创新活动强化了创新活动的本地化，并通过经济全球化提升区域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首先表现为包括贸易范围的扩大、FDI的增加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在内的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但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更多的是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而创新活动则相反，更多地表现为特定区域的集中，即本地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生产要素是指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尽管在新经济活动中，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更重要的生产要素则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包括两种类型：默示性知识和编码性知识。编码性知识是标准化的，可以物化为机器和设备，其传递和扩散的成本较低，基本上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而默示性知识则是非标准化的，其传递和扩散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由于传递和扩散的成本较低，编码性知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转移，并与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相结合，从事生产性活动。而与创新活动相关的默示性知识则隐藏于当地创新网络之中，是高成本人力资本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创新活动的本地化及其与生产性活动的分离，是新经济的重要趋势。
本文认为，新经济在本质上是一次新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结构的变革。而推动这一变革的活动主体是创业或创新型中小企业，其制度结构对劳资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调节，是为了适应创业或创新活动的涌现。为了突出创业活动在新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又被称为创业资本主义。2007年考夫曼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经济获得成功的根源是它经历了一场创业资本主义趋向的经济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创新型新企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地推进突变式技术创新的发展及其商业化，并使人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29)。
从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新的制度结构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新的制度结构调节的重心不是劳资关系，而是资本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小企业的创新性竞争在新市场和技术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而劳资关系调节的重点是改革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和福利国家政策，其目的是为创业活动提供拥有知识、高技术和创业意识的劳动者；其次，新的制度结构的主要功能表现为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创新活动，并通过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创新，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第三，新的制度结构要求国家干预的重心不是需求，而是供给，其出发点是提升国家和区域的国际竞争力。这一鼓励创业和创新的政策体系包括减税和金融创新政策、放松管制、新的就业和医疗保障及教育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第四，在国际关系上，强调在创新和生产活动分离的基础上建立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体系。
仅仅从是否崇尚自由市场还是政府调节的角度，界定新经济及其制度结构是自由主义的还是调节主义的，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在新经济中，政府干预的重心已经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协调经济运行的不再是“看得见的手”，也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消逝的手”(30)。微观政策体系的核心是促进中小企业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并带来整个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这一认识可以从目前美国微观政策体系的演化趋势中清晰地看到。当前，在美国微观政策体系中，最为基本的是建立旨在鼓励新企业创业和快速成长的微观制度体系(31)。这一政策体系包括：通过放松管制降低新企业创业的成本和法律负担；改革现有的抑制新企业创业的专利保护体系，鼓励以大学科研为基础的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促进现有科研成果的推广和普及；建立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通过公共创新投入，带动和推动新企业的创业，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有利于创业的人才战略和社会保障政策。例如，为了提供创业活动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美国政府一方面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和具有创业意识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是改变现有的移民政策，吸引和留住国外高素质工作者服务新企业和作为潜在的创业者创建新企业。为了建立有利于新企业创业的健康保障制度，正在改革其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使社会保障与就业脱离，降低创业的风险和成本。
四、总结和政策建议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看，新经济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一轮经济转型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发展形态。新经济起源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危机，其形成和发展在本质上是新的生产方式创新及其制度结构的变革过程。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不同，新经济的驱动力不是规模和范围经济，而是持续创新和柔性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结网和互动中的创业或创新活动的涌现，是新经济最为显著的特征。制度结构的变革或新的制度结构的形成，在推动中小企业创业或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其中，以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为核心的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实际情况看，如何实现由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一轮经济转型中已有的成功经验看，政策体系如何从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业环境的转变，是中国成功实现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关键。
注释：
①Ash Amin,"Post-Fordism:Models,Fantasies and Phantoms of Transition",in Ash Amin(eds),Post-Fordism: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1.
②Carl J.Schramm,Making the Turn: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 and Its European Promise,April 2006,p.2,http://www.kauffman.org.
③Freeman,C.and Perez,C.,"Structural Crisis of Adjustment,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r",in C.Dosi,C.Freeman,R.Nelson,G.Silverberg and L.Soete(eds),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London:Frances Pinter,1988.
④Freeman,C.and Louca,F.,As Time Goes B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⑤因为皮埃尔和塞布尔强调市场需求变化对新经济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被阿明称为新斯密主义，参见Ash Amin(eds.)，Post-Fordism,Oxford:Blackwell,1994,p.14.
⑥Piore,M.and Sabel,C.,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New York:Basic Books,1984,p.5.
⑦[美]沃麦克、琼斯、鲁斯：《改变世界的机器》，沈希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Saxenian,A.,Regional Advantages:Culture and Competitive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⑧William J.Baumol,Free 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Analyzing the 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⑨David M.Kotz,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r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Working Paper,2006.
⑩Jessop,B.,"Thatcherism and Flexibility:The White Heat of a Post-Fordist Revolution",in B.Jessop,H.Kastendiek,K.Nielsen and O.Pedersen(eds),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Aledrshot:Edward Elgar,1991,pp.136-137.
(11)Nielsen,K.,"Towards a Flexible Future-Theories and Politics",In B.Jessop,B.Kastendiek,K.Nielsen and O.Pedersen(eds),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Aldershot:Edward Elgar,1991,p.24.
(12)Gordon,David,Richard Edwards,and Michael Reich,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3.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41页。
(14)这一思路更多地来自凯恩斯。
(15)David M.Kotz,Terrence McDonough,and Michael Reich,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55.
(16)Claude,Diebolt," Towards a New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Vol.27,No.2/3,2002.
(17)诺斯的研究表明，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和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18)David M.Kotz,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r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Working Paper,2006.
(19)David M.Kotz,Neoliberalism and the SSA Theory of Long-run Capital Accumulation,Working Paper,2003.
(20)David M.Kotz,Neoliberalism and the SSA Theory of Long-Run Capital Accumulation,Working Paper,2003.
(21)Williamson,Oliver,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5.
(22)马克思指出：“问题的实质，在这里作为G-
行为基础的，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页。
(23)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其中国内政策主要是否定政府对经济过分干预和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国际政策则主张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和私有化。
(24)钱德勒：《塑造工业时代》，罗仲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25)Carl Schramm,Your Place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2007,http://www.kauffman.org.
(26)Cohen,Wesley M.and Steven Klepper,"The Tradeoff between Firm Size and Diversity in the Pursui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4(1),1992.
(27)Audretsch,David B.,Innovation and Industry Evolution,Cambridge:MIT Press,1995.
(28)John Haltiwanger,Entrepreneurship and Job Growth,May 2006,http://www.kauffman.org.
(29)Ewing Marison Kauffman Foundation,On the Road to an Entrepreneurial Economy:A Research and Policy Guide,Version 2.0,July,2007,http://www.kauffman.org.
(30)Richard N.Langlois,The Vanishing Hand: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Working Paper,2002.
(31)Ewing Marison Kauffman Foundation,On the Road to an Entrepreneurial Economy:A Research and Policy Guide,Version 2.0,July,2007,http://www.kauffman.org.
标签：新经济论文; 劳资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