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视域下舆论安全及其治理——对大众传媒建构舆论安全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视域论文,大众传媒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2)07—0143—07
人类的不安全感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而呈现与日俱增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涉及大众生存最基础的“安全”层面上危机频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建构起公众对社会普遍不安全的认知。安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条件之一，但其价值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贝克甚至视安全为风险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动力，“风险社会通常的对应方案——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在风险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述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1](P.56-57)
舆论是多数人对共同关心的事物表达的大体一致的意见，是社会意识形式中一种十分独特的形式。安全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马克思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指出：“‘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2](P.439)安全是现实社会的基本权利，并因其关乎生命存在和既有利益而成为所有社会成员进行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
舆论安全是上世纪冷战后，随着安全领域和内容的变化而出现。冷战后出现了综合安全观，即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之外，还提出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舆论安全等。特别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的“媒介化社会”背景下，舆论安全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作用，成为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舆论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和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具体而言，舆论安全是指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免受威胁和危害，舆论在维护政治统治、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方面的基本功能能够正常发挥的状态。无数事实表明：舆论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政权统治的影响更为明显，甚至是决定性的。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到一个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当代社会成为吉登斯所言的“失控的世界”[3](P.1)，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几乎与风险社会到来同步，人类也进入“媒介化社会”。在此社会中，由于人们实际活动范围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保持直接性接触，只能通过各种“媒介机构”去了解，导致人们对社会认知的“非体验性接触”，即人们对经验世界之外事物的感知，很多是通过传播媒介提供的材料来完成。由是，大众对风险的感知、了解、判断就主要依赖于媒介的传播和塑造——人们通过媒介给定的视角和内容去认识事物，并在固定、重复的几个框架中确定了对事物的理解及看法。因此，大众传媒成为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背景下风险的定义者、传播者、解释者。即大众传媒既可以促进受众的“风险认知”与社会的“风险沟通”，同时，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
大众传媒关于社会风险信息的收集、阐释、报道、评论等传播活动产生关于社会风险的舆论。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因为具备引导大众视线的能力，加之社会媒介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任何一个风险事件在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下，都会产生快速“放大效应”，而由大众传媒形成的关于风险的舆论也随时随地存在被放大、“变形”乃至扭曲的可能。例如，在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等风险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因为受到侵害或感染而死亡和患病？事件所涉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其实，最后证实，事件导致人员死亡的数量远比当时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少且涉及范围有限。但是，当一个地方出现这一事件，大众传媒就会立即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仿佛一夜之间人类的末日即将到来。媒介面对风险事件所制造出的“舆论风暴”，导致和谐平衡的舆论状态突然被打破，进而引发大量的恐慌和普遍的不安。在某些条件下，还会直接或间接指向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并对其产生巨大影响。这就使得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问题更为现实地凸现出来。因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4]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以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为视点，考察舆论安全的特点与意义、自身面临的困境及舆论安全丧失的表现形式，以及大众传媒如何建构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等问题。
一、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特点与意义
在大众媒介无处不在的今天，特别是在风险事件中，大众传媒不但成为处置风险事件的有机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更成为传播、扩散关涉风险舆论的中心。在此过程中，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更表现出自身特点。
(一)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特点
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具有无边界性的特点，与风险事件相伴的时间的紧张与空间的局促则更突出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脆弱性，在作用发挥上则体现出间接性等特点。
l、舆论安全的无边界性
风险事件超越了时间、空间、种族和群体的界限，并使得所有人结成为利害相关群体，在共同利害关系面前，形成大体一致的利益指向，这导致了风险影响的公众范围的无限扩大。此外，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相似的信息，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对风险性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为主流舆论和共同意见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意识动力。当公众凭借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充分的交流与互动，并将风险事件传播中的共同意见诉诸主流媒体加以表达时，舆论压力就会蔓延，舆论安全问题将随之共存并得以凸显、放大，进而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安全形成某种威胁，使之不得不对相关的政府决策做出调整。
风险传播过程中，风险舆论犹如火花或明或暗地存在着，随时有可能成为熊熊之火，舆论可能随时、随地、随机地伴随风险传播而起，风险的存在消弭了舆论安全的边界。舆论安全的这种特点更为隐蔽和没有区隔。即“舆论风险就是一种‘软’风险或弹性风险，它往往由人和社会系统中的主观性因素造成的。诸如社会认同、社会舆论、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威胁、危险，即属于‘软’风险，‘软’风险可能会隐蔽一些。因此，人们对‘硬’风险往往比较敏感、重视，而对‘软’风险可能会不大关注。贝克、吉登斯所谓的‘风险社会’主要关注的‘硬’风险。而在全球化与媒介化时代，‘软’风险已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巨大威胁”。[5]
例如，2008年初，一些日本消费者在食用了中国河北的冷冻饺子后，发生食物中毒。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冷冻水饺中含有机磷系杀虫剂“甲胺磷”。经过调查，中国警方认为，这不是一起因农药残留问题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而是人为的个案。这原本只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偶发事件，但是经过媒体集中报道，特别是少数西方媒体充斥偏见的炒作之后，迅速演变成一场质疑中国食品安全的舆论危机。这场危机很快延伸至外交领域，使本来就处于敏感状态的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同时，国际舆论中还出现了质疑中国能否保证奥运食品安全的声音。这个案例突出反映了舆论安全的无边界性，也更凸显出舆论安全的维护任重道远。
2、舆论安全的脆弱性
在风险舆论传播中，由于时间压力和舆论场容量的有限性制约，有关风险的舆论高度集中，多元声音呈现出碎片化零散存在的状态。中介性事项发生后，风险舆情中的这些意见正如一个个不同的振动波，它们可以充分碰撞，相互改变，此消彼长，能量(舆情的规模和强度)相互叠加，难以控制，便导致“蝴蝶效应”。因此，即使一个很小的事件经过舆论震荡和舆论波的不断扩充叠加而产生影响越来越大的舆论，当该舆论集聚起足够能量，释放到一定程度，就会对舆论安全乃至社会安全产生影响。
风险传播中随时都伴随着传播的失衡及由此带来的舆论失衡和舆论不安全状态。日本学者藤竹晓指出的“许多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但一旦进入大众传媒，很快就演化成为社会流行现象，成为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大众借助媒体报道与舆论形成判断感知风险，在传播风险信息过程中也传播了一种紧张情绪，特别是当传播的风险信息失衡造成舆论严重偏向，就会大大超出公众对风险及其预期的感知承受能力，导致公众对危机和灾难的认同先于感知发生了，这种混杂着风险猜测、风险想象的“恐慌情绪”可能被那种不可控感所操纵、加剧，演变成更加严峻的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在人、媒介与社会之间产生强大的张力，导致社会失去平衡。
3、舆论安全的间接性
风险事件传播中的舆论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相比，其对国家和社会安全产生的影响具有间接性特征，即舆论安全对社会(国家)安全的作用是通过作用于其它安全客体实现的，这是由舆论自身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软力量”的特点所决定，同时舆论自身的变动性、流动性、短期性、难于管控等特点也加重了其非强制性“软力量”的性质趋势。也正因如此，舆论安全问题迄今为止并不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一样受到高度重视，甚至相较于新兴起的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但是，舆论安全却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存在，特别在风险传播中，如果无视舆论安全对社会(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低估舆论对社会(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那么，在某些条件激发下，舆论安全的丧失会最终危机社会及国家安全。
(二)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意义
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其安全与否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社会发展、价值导向和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风险事件传播中，只有关于风险事件的舆论对社会成员的传播和引导不受干扰，主流舆论始终拥有对社会舆论应有的统摄和控制能力，事关风险的舆论始终能够正常行使表达权、具有话语权，舆论安全的目标才能达到。其次，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稳定健康的舆论能形成政治认同感，能使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政治观趋于成熟和稳定，进而形成主流意见，起到精神支柱和社会整合作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武器和特殊手段。第三，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是消除大众恐慌的最有效的“舆论手段”。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风险事件的报道与传播极易打破舆论的和谐平衡状态，使得风险事件极易被架上舆论的十字架，成为各种舆论争相探寻乃至争斗的焦点。因而，如何触探敏感的风险事件舆论，掌控舆论风向，并运用舆论传播规律确保舆论安全，理应成为确保风险事件传播平稳安全进行的重要内容。
总言之，舆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高强度的，如果应对失当，舆论就会将其蕴含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摧毁性力量，影响社会和国家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制造社会动荡。因此，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重要性不言自明。许多重大群体性事件，如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等，几乎都是因为舆论传播渠道不畅，或者舆论混乱、主流舆论缺失，舆论引导不及时等导致舆论安全丧失而引发。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6]从这个角度说，维护风险事件中的舆论安全实际上就是要保持舆论稳定、避免舆论冲突、减少舆论混乱，最大程度发挥舆论的积极功能，最大限度遏制舆论的消极功能，促进舆论安全。
二、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困境
舆论的和谐、多元、平衡、理性是社会良性运行的舆论保障，也是舆论及舆论安全的常态与理想态所在。这种最优舆论态势表现为各种舆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既要允许和保护支流舆论的多样化，又要保持主流舆论的稳态，形成社会意识的融合状态。但是，古今中外的社会实践表明，没有一劳永逸的舆论和谐，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舆论稳态。因此，舆论安全的困境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也正因为如此，舆论引导在中国被提高到“福祸论”的高度。就我国当下的现实而言，风险传播背景下的舆论安全更表现出时代性的困境。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复杂性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耦合度不高，脆性较大，社会运行机制不健全，处在不断转换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动加剧，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产生许多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超出了原有社会规范的约束范围，因而出现没有相应社会规范约束的状况，即所谓的“规范真空”。[7](P.404-405)具体表现为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等等问题，一次次地冲击人们的心理防线，各种舆论为此争执不下，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统一的结论，从而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舆论茫然的直接后果，就是减弱直至丧失舆论维护社会规范的功能，诱发社会情绪的非理性宣泄。[8]例如，近年来国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三峡大坝、建高速铁路、澜沧江系列电站建设等等的舆论长时间争持不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纷纷介入，各种团体纷纷发表意见乃至大打“口水仗”，无法就上述问题取得主流意见，更毋论一致意见，形成多年来少见的“舆论疲态”与舆论茫然，成为当下我国舆情的现实状况。
“舆论疲态”叠加风险事件和突发事件后，就导致舆论失控、失效，各地高发的风险事件、群体性事件，除了有其内在原因外，与舆论安全丧失和“舆论疲态”、舆论茫然状态也有很大关系。此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旧有的舆论顽强地表现出评价力度，把过去的印象、经验绝对化，用静止不变的观点评判现实事物，表现出较强的舆论惯性。这导致目前正处于迅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规范真空与旧有舆论惯性双重压力，当这双重压力投射到风险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就使得双重挤压下的舆论不断出现此起彼伏的冲突，一定情况下还会激化。这不仅不利于人们的思想稳定，进而会严重影响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二)互联网成为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干扰器”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已经成为继传统大众媒体后的新兴“舆论场”。据调查，我国民众对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依赖程度及对网络舆论的关心度和期望值均居各网络大国之首。只要在国内某一知名网站载出一条所谓的爆炸性消息，4个小时左右就会被国内超过500家以上的网站转载。网民还可以针对此信息以发帖评论的方式迅速形成网上公众舆论，并产生很大影响。[9]仅“强国论坛”、“新华言论”、“青年话题”等主要论坛每天都会聚集数万网民就当前社会热点发表言论，一个网络新闻报道转瞬之间即能引发网民的强烈关注和参与，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热潮，产生出巨大的舆论合围。
风险事件舆论亦向互联网扩散为网络舆论，在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舆论的放大器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与传统媒体舆论相比，网络媒体舆论具有多元复杂、即时互动、传播无界和隐蔽难控等特点，不但在与传统媒体争夺话语权、舆论主导权中往往抢占先机，而且不可避免带来诸多隐患，如：网络舆情的歪曲失真、信息泛滥、网民群体极化倾向严重，加之风险事件的网络舆论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敏感问题结合紧密，不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带来一些负面内容并造成消极影响，这种无“把关人”的状态加上网络话语主体的隐蔽性和对点击率的追求，必然伴有偏激、非理性、群体盲从与冲动及“传话游戏”等缺陷，[10]也更使得网络舆论的完整性、真实性、权威性会大打折扣。
在风险事件发生及处理过程中，网络舆论易起到鼓动、误导和干扰的作用，具有分散处理风险事件注意力的“干扰器”的负作用。而一旦风险中的矛盾激化，可能会触发大规模骚乱与暴乱事态的发生，甚至导致聚众行为和危机事件，而失控的网络舆论也将对社会稳定构成隐患。如2009年7月发生于杞县的“钴60泄漏事件”，就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散布谣言，说“发生了钴60爆炸”，出现放射性危险，造成不明真相群众的恐慌，导致县城及周边村镇成千上万的人纷纷逃离住所，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与稳定。
三、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丧失的表现
风险事件内在的时间紧张性、处置的危险性等禀赋，决定了其信息传播过程中极易引起舆论安全的丧失，具体表现为舆论失衡、舆论失控、舆论两极对立、舆论失效等情状，并导致大规模的恐慌情绪和社会骚乱。具言之，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丧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舆论失衡
案例：2009年1至5月，在广州海珠桥发生了17次“跳桥事件”。其中，1月的跳桥事件并未受到很大关注，到了4月份，跳桥事件突然多了起来，开始引发媒体大篇幅报道。“跳桥秀”多选择交通繁忙时间上演，从4月和5月的15起“跳桥秀”发生的时间来看，8宗发生在早上7-8点时间段，4宗发生在下午5-6点时间段。这都正好是市民上下班高峰的时间，此时上演“跳桥秀”势必会给海珠桥及周边的交通带来极大的压力，带来的相应巨大社会影响也达到了“跳桥者”的预期效果。广州的媒体竞争十分激烈，因此他们没有放过一丝细节，对于跳桥者的跳桥原因、背景及影响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报道，评论家开始发表评论质疑政府言路不通。5月12日，《广州日报》及《信息时报》郑重作出承诺，并向各媒体同行倡议，对类似的事件今后不再报道。然而几天后，陈富超的“跳桥秀”就登上广州所有媒体的头版。新闻媒体对海珠桥“跳桥秀”的广泛报道反而给这些人错误的提示信息，致使前来上演“跳桥秀”的热源络绎不绝，4月份以来的15宗“跳桥秀”事件中，其中10宗当事人都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了解后到海珠桥实施仿效“跳桥”的。透过海珠桥“跳桥秀”事件频繁发生的背后，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的高密度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
舆论失衡是指关于某种话题的舆论在数量、话语呈现、价值取向上出现了结构性偏向，导致大众认知出现偏向，从而发生“效仿”性行为。在上述案例中，媒体过度渲染报道风险事件，致使媒体文本所呈现的对风险的认知与舆论严重失衡，导致社会信任资本严重贬损，而使得社会管理成本急遽攀升。在这里，关涉风险事件的信息传播往往成为打破舆论平衡的起因和大众传媒竞相争夺的“信息资源”，风险事件具备的新鲜性和反常性价值，容易引起社会关注，有助于提高收视(听)率、点击率，造成大众传媒不顾一切报道社风险事件，使得舆论高度集聚，社会关注得以不断累加，造成持续的舆论强场，往往导致风险传播中舆论偏向或者舆论失衡。这种状况的形成与风险传播中新闻报道在倾向、数量、结构、话语和框架上的严重失衡密切相关，更是舆论失衡导致的媒体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失调的最好表现与言说。
(二)舆论失控
舆论失控是指舆论量度和强度均超过了社会负载能力，使得管理机构无法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造成社会局部或整体的失序和动荡。舆论失控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在一些制度不健全或法律缺失的情况下，社会或公共事务管理者对风险性社会事项的处理不符合民意时，就出现舆论对管理者一边倒的指斥，同时也为社会矛盾的深化和下一波舆情埋下了激化的因素。例如“杭州飙车案”。
案例：“杭州飙车案”最初在杭州地方论坛19楼空间被贴出并置顶。但在第二天，置顶的热帖即被删除，而地方媒体却对此事集体失语，引发了网民的愤慨。遂将原帖转至全国性论坛，并组织集体线下活动，最终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并进行连续报道。“杭州5·7飙车案”的舆论发酵过程，就是一个地方网络舆论扩散为全国性舆论事件的典型案例。在飙车案发生后的一小时，19楼空间即出现了《文二西路车祸——红色三菱斑马线撞死行人》的帖子并被迅速置顶热议。随着车速“70码”的调查结果遭到质疑、19楼上的人肉搜索、传统媒体的集体失语、当地网民因愤怒而组织的集体悼念等一系列事件，网络舆论迅速升级为线下行动。由于本地论坛的限制，该帖相继被转载于全国性论坛中，直至5月11日，传统媒体才在市长的批示下开始介入报道。最终导致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大爆发。
其二表现为：主流舆论缺失，各种支流舆论充斥，不但不能相互印证，而且互相矛盾，导致舆论紊乱失控，公众无所适从，社会秩序混乱。这种情况如前苏联的重大突发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当事故发生后，谣言与不确切的消息共存，而消息之间又相互矛盾，引发了人们很多疑虑。加之又流传说某领导人的孙子已经离开基辅，政府高官乘坐的黑色轿车一辆接一辆地直接驶向飞机场等，导致基辅市秩序大乱。下面是一个心理学家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大量的人群争相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在火车和飞机售票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飞机场都有大量的人群。许多人整夜守候在售票处等候第二天早晨的车票。在火车站，男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涌进货车，无票离开基辅。开往莫斯科的货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大部分人站着，给孩子腾出地方。”“大量人群包围储蓄银行，有几个银行在开门后两个小时准备的现金就已被提空。”“离开基辅的公路上，特别是通往南方方向的道路上，挤满了轻型汽车，车里挤满了抱着孩子的人们”。[12]
实践表明：风险传播过程中，上述两种情况的舆论失控都会在短时期内大规模爆发，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失序。而社会民主化进程、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处置能力、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及科学高效的舆情管理手段才是解决舆论失控所亟需的措施。
(三)舆论失效
舆论失效，简言之即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和手段的舆论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或根本没有产生效果。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风险传播中大众传媒、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媒体对风险事件传播或者“沉默无声”或者“异口同声”；另一种情况是大众传媒有关风险的舆论自身不能代表民意或者不能代表真实情况而导致舆论失效，并产生负面影响。
舆论失效的第一种情况，即媒体的“沉默无声”或“异口同声”，表现为当权力机关或当权者对风险舆论的合理性内核及其运行规律缺乏必要的尊重，或者通过手中权力打压、隐匿风险舆论，使风险舆论的内在压力得不到有效释放，这时风险舆论的锋芒就会暂时隐藏起来。随着时间的累积，就形成舆论上的“沉默的螺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或倾向于说假话来应对周围环境压力，以实现自保目的，导致舆论失效。但是，最终被压抑的舆论爆发起来却如火山喷涌，对社会具有巨大杀伤力。例如，2004年在“SARS”事件发生初期，我国官方和媒体隐匿实情，由最初“沉默无声”的不报道到随之“异口同声”地传播“北京一切如常”的舆论，最后致使“SARS”疫情失控，开始向全国、全球蔓延，被世界各国千夫所指，造成严重后果和极大损失，就是舆论失效的典型表现。
舆论失效的第二种情况，即有关风险的舆论自身不能代表民意或者不能代表真实情况，以“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典型。阜阳劣质奶粉被曝光以后，大众媒体对奶粉关注越来越多，关于国产奶粉不合格率的报道也在攀升。2004年4月20日，安徽省政府公布了在阜阳查出的45种劣质奶粉的名单；4月23日，北京一家媒体公布劣质奶粉增加到55种；甚至有媒体报道称查出劣质奶粉上百种。陕西媒体报道当地抽查10种奶粉有7种不合格；福建媒体报道当地工商部门抽检18种奶粉竟有11种不合格；贵州媒体报道当地卫生部门抽查的70种奶粉样品中，蛋白质含量低于国家标准的有63种。劣质奶粉在媒体的报道中，不只是品牌多，而且数量也大，并大到了惊人的地步，广东、河南、河北、四川等地查处的不合格奶粉都是以万吨记。[13]实际上，在2004年5月初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了30家奶粉产品质量，显示合格奶粉产量占到全国奶粉产量的80%。但是国家权威部门的“辟谣”效应还是敌不过众多媒体业已掀起的“揭丑热潮”。由媒体竞相“揭丑”掀起的舆论狂热超越了基于事实和数据的冷静理智的判断，使得真相被淹没在舆论的喧嚣之中，不但伤害了整个奶粉行业和社会，而且伤害了媒体自身。
四、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治理——大众媒体建构的视角
风险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具有多样性：既有传统大众传媒形成的舆论，又有网络舆论、群体舆论；既有正面舆论，又有负面舆论；既有积极舆论，又有消极舆论。各种舆论既纷繁杂芜，又互相交织渗透。这其中，传统大众传媒由于具有组织化存在、集体化运作、流程化作业等内在特点，也就显得更为可靠稳妥。因此，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并通过大众媒体积极主动的建构活动达到舆论安全的目的，就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确保舆论安全关键在于：保证适应社会舆论环境的主流舆论居于高势位，那些不适应社会舆论环境的支流舆论处于低势位的同时，保证高、低势位的舆论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这样舆论安全就能得到有效保障。具体来讲，大众传媒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来建设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
(一)大众媒体新闻报道肩负舆论安全使命
人类的不安全感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而呈现与日俱增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涉及大众生存最基础的“安全”层面上危机频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建构起公众对社会普遍不安全的认知。安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条件之一，但其价值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依次提升的5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5个层次需求又可以分为“生存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而安全的需求属于个人刚性的“生存性需求”，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其目的是维持人类最基础的生物性存在，因此，它具有自然性、生存性、底线性几个明显特征。所以，安全是身处风险社会的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生存发展之基，是追求和实现其他价值的首要价值基础，因此，现时背景下，安全在风险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剧增，而且安全已经作为风险社会的首要价值。
风险传播中大众媒体的最高目标是稳定人心、对社会情绪进行有效疏导，保持社会的良好运转。作为政府喉舌，传统大众媒体应该与政府、受众三方共同形成有效的舆论互动，共同构建起舆论安全屏障。基于此，大众媒体必须考虑风险事件传播中的舆论安全，具体讲，就是要通过信息传播消除大众认知上的盲点和信息不对称；消除心理情绪上的恐慌焦虑；消除行动上的骚动、混乱、动乱乃至暴乱，进而建立起大众基于媒体报道知识的心理感知安全，最终形成关涉风险事件的安全、稳态的舆论，以促进社会安全，才是风险事件报道最急迫、最现实的要求。这就需要大众传媒从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舆论安全作为与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及时、公开等原则同等重要的一个原则加以确立，既在新闻原则上加以确认又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
(二)发挥大众传媒新闻舆论的引领作用
风险传播中大众传媒引领新闻舆论的功能发挥既依赖于传统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又需要通过积极建设主流舆论来达到引领目的。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要积极建设社会主流舆论。风险事件中的主流舆论是重要的整合手段，它对社会活动的价值导向、社会心理的升华、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并具有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排除各种因素干扰、保持社会合力和稳定的重要作用。塑造社会主流舆论，关键要充分发挥各类舆论载体特别是传统主流大众媒体的作用，积极打造客观、准确、平衡、理性、求证的主流舆论，以主流引领支流，以主流遏制“逆流”，努力使各种关涉风险的舆论能够统摄在主流舆论下，并不断验证、支持、修正主流舆论，建构起舆论安全。二是要保证主流舆论的稳态。主流舆论的稳定态势是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换句话说，只有主流舆论始终保持稳态，避免大起大落，才能使主流舆论不断吸收各种支流舆论的有益成分，祛除其中的有害杂音。另一方面，支流舆论的活跃与繁荣，则是舆论稳态的表征与动力，只有最大限度地允许支流舆论的充分表达，才能使主流舆论自动获得免疫能力。而舆论和谐与主流舆论的稳态，均是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三)传统媒体舆论向网络舆论延伸
欧美等国管理和引导网络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使“网络跟着报纸走”，具体做法是以传统媒体为基础推出网络版，如美国目前发行量前10名的主流报纸《今日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都建立了网络版。同时，传统媒体与知名网站合作，通过向网站提供高质量的稿件来扩大影响，如《华盛顿邮报》与MSNBC.com网站之间的合作等。[14]欧美等国管理和引导舆论的做法，可以给当下我国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治理以不少借鉴和启迪。具体来说，国内传统大众传媒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大力推动传统主流媒体向网络化延伸，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政策信息和舆论宣传优势在网上充分发挥出来，抢占网络舆论阵地，并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还要彻底打破国内许多传统媒体网站在舆论传播，特别是风险舆论传播中“一个模式、一个腔调、一副面孔”的状况，在形式和内容上办出自己的特色，使得关于风险的网络舆论引导既具有权威性、可靠性，又为大众所接受，产生吸附力。最终打造出一个可以引导网络舆论、增进风险传播条件下舆论安全的阵地。
总言之，当风险成为整体社会背景时，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不但面临自身困境，而且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意义，舆论安全的丧失在表现上不尽相同。为了加强风险传播中的舆论安全治理，需要发挥大众媒体积极的建构作用：使大众媒体新闻报道肩负舆论安全使命、发挥大众传媒对新闻舆论的引领作用、使传统媒体舆论向网络舆论延伸等，通过以上措施构建起风险传播下的舆论安全。只有这样，大众传媒不但能成为化解风险的有效环节，更会成为构筑风险传播中舆论安全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