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贵杭州到诗境杭州——杭州城市想象的文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杭州论文,富贵论文,传统论文,城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2)05-0061-08
一、富贵与诗境：杭州城市想象的两个传统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的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时在熙宁六年(1073)。《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的精彩不仅仅在于眼睛所见，出奇之处更在于“目睹”之后的“想象”。“欲”之一字，透露出诗人由当前景向想象界升华的冲动：今之西湖与昔之西施，淡妆浓抹孰更相胜？眼前西湖与想象中浣纱江边的美女西施重叠在一起，使人获得了视觉和精神上的双重愉悦。《饮湖上初晴后雨》影响之大，几乎使后来咏西湖者搁笔。南宋诗人武衍在《正月二日与菊庄汤伯起归隐陈鸿甫泛舟湖上》诗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云：“多少西湖诗被二语扫尽，何处着一毫脂粉颜色。”近人陈衍说：“后二句遂成为西湖定评。”(《宋诗精华录》卷二)此诗为何影响如此之大？一言以蔽之，因为它将西湖之美凝炼成了一个沟通眼前之景与心中向往之美的意象，而在这一虚实之间、淡妆浓抹的“西子”意象在根本上迎合了人们面对一座城市时的隐秘体验，想象比眼见更精彩。
杭州之美，胜在它所唤起的城市想象。凯文·林奇在其《城市意象》中已然说明了城市对于人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现实景象，更在于人们对之产生的“印象”，或者称之为“城市意象”。城市崛起于大地之上，如斯宾格勒所言，乡土生活是植物形态的生活，根系扎在大地之上；在城市时代，诸神退位，人的生活状态是动物性的，而人们实现认同的方式也由“信仰”转向了“想象”。“想象”，是城市时代人们实现自我向城市认同的重要机制。而对于杭州，“想象中的杭州”更是与“现实中的杭州”并驾齐驱，甚至是更加有影响的城市存在方式。这就难怪宋朝诗人董嗣杲在《西湖百咏》序中如此愤愤：“予长兹地，与山水为忘年交。凡足迹所到命为题，赋以唐律。几二十余年，仅逮百首。然皆目得寓意、叙实铺写，非但如杨、郭二子批图按志，想象高唐而已。搜索奇胜难遍以举，此直据予所见，不以夸奇斗胜为工也。”[1]这是诗人为“现实中的杭州”争名分，但也正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对于杭州的想象已大有盖过“现实杭州”的势头。
想象杭州，想象杭州的什么？影响最大的说法恐怕就是“销金锅儿”之谓。
自隋代以来，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端起点，地位日益重要。其历经唐、宋，因为偏安东南，远离中原政治中心，承平日久，蓄积了惊人财富。唐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就说杭州：“东南明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可想见其繁盛。富贵生游淫。唐宋以来，杭州之民侈糜之风令人惊叹，周密《武林旧事》对此概括道：“西湖天下景，朝昏暗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外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舰，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让、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思货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舀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2]“销金锅儿”是南宋时人们对富贵杭州的想象，在此想象中，“富贵杭州”的轮廓悄然划定。唐宋以来，围绕“富贵杭州”的种种城市构画连篇累牍，不一而足。时至今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口号，在对杭州充满向往的人的心里首先唤起的依然还是“富贵天堂”的憧憬。
然而，“富贵杭州”并非想象杭州的唯一方式。在“富贵杭州”之外，“诗境杭州”的城市想象同时发生。宋代之后，在数量繁多的文人笔记中流传着一则关于杭州的诗话轶闻。北宋词人柳永在其咏杭名篇《观海潮》中极言杭州繁华，有道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更有“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戏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以至于，“此词流播，金主亮(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3]“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所勾画出的城市形象与“销金锅儿”的富贵狂欢不同。它指向的是一种清雅脱俗的人间诗境，氤氲出的是一种“诗境杭州”的城市想象。这则轶闻的真实性如何已不可考，但自此轶闻产生以来，其在中国传统士人谈论杭州的话语活动中流传甚广，覆被之大，甚为罕见。由此可以窥见，轶闻传播主体中国传统士人在“富贵杭州”之外对杭州的另一种城市想象：一个诗性的杭州，一个在丽日晴光、山色空蒙中承载人们诗性诉求的城市。
以“诗境杭州”与“富贵杭州”对举，并非独造，虽至今无人将之完整揭示，但却早已流露在传统士人关于西湖记述的字里行间。明朝张岱，一代奇人，堪称白乐天、苏东坡后西湖之解人。其《西湖梦寻》中将在富贵游乐中显身的西湖比喻为“曲中名妓”并痛批之：“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在春夏则热闹之至，秋冬则冷落矣，在花朝则喧哄之至，月夕则星散矣；在晴明则萍聚之至，雨雪则寂寥矣。……贾似道之豪奢，孙东瀛之华赡，虽在西湖数十年，用钱数十万，其于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实有未曾梦见者在也。世间措大，何得易言游濒。”[4]豪奢之徒、世间措大，一身俗骨，何曾与西湖之神韵有所亲近，彼辈所谓西湖之游乐，得其仿佛而已。现代作家郁达夫，在作品中曾试图为我们指引出在世俗游玩之外的“孤独”杭州。在其名篇《玉皇山》中，他为落落于凡俗眼光之外，西湖边上的“玉皇山”鸣不平。玉皇山屹立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地势和南、北高峰鼎足而立，然而玉皇山在当时却少人光顾。在郁达夫的眼中，玉皇山却因此成就、保全其一段“孤独”性情，留与知者赏：“唯其太高，唯其太孤独了，所以玉皇山上自古迄今终于只有一个冷落的道观，既没有名人雅士的题咏名篇，也没有豪绅富室的捐输施舍，至弄得千余年来，这一座襟长江而带西湖的玉柱高峰，志书也没有一部。……玉皇山在杭州，倒象是我的一部秘藏之书。”[5]
“诗境杭州”城市想象的发生主体是中国传统士人。“诗境杭州”与“富贵杭州”的对举揭示了发生在杭州城市认同史中，中国传统士人与世俗世界关于杭州城的一次虚拟争夺。这场争夺始终在进行中，无分胜负，杭州的形象也因此摇摆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也正是这种摇摆构成了传统杭州独特的城市形象，一个可以富贵沉醉也可以醒然出世的杭州。杭州的美，正在这种复杂的韵味中。
二、“诗境杭州”之山、水、寺、桥、影
“诗境杭州”城市想象的形成，在客观上得益于杭州城市建设的诗化倾向。开皇十一年(591)，隋朝大臣杨素调动民工依凤凰山麓建筑州城，周围36里90步，这是杭州建城的开始。隋大业六年(610)，隋文帝时即已开始挖掘的江南大运河于此全线贯通，其南段即为杭州段。隋代运河以及后来开通的元代大运河，其实质是北方政治中心由北往南的政治辐射网络，在这一政治网络中，杭州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位于“政治争斗的经济支援”。隋代以来，南下运河的船上经常是朝廷派遣的官吏，北上运河的船上则是米粮钱帛。因此，隋代开始，杭州就被纳入全国运河政治网，这是其“富贵杭州”城市想象的前提要素。当时官方修订的正史上，对杭州有这样的措辞，“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
唐宋以来，北方政治中心对杭州的控制越来越严格，然而在运河政治网以外，杭州却在另一条线上书写着自己的别样历史。进入唐代，杭州城迎来了两位刺史——李泌与白居易。之所以将两人并提，是因为两人在杭州为官之时通过对西湖的开凿，引导杭州走出了另一条道路。唐代之前，西湖作为江海泻湖一直未得启用。任杭州刺史时，李泌感于杭民饮水困苦，遂挖六井，开阴渠，引西湖淡水供民饮用，这样西湖就与杭民的生活日用联系在一起，地位开始提升。李泌开六井40年后(822)，白居易上任，除继承前任疏通六井继续提升西湖的民生功能之外，他的另一伟绩是开始雕琢西湖，使西湖在杭州城市格局中除“民生日用”外，还增加了“日常审美”性。
唐长庆四年(824)，为统筹利用湖水，在白居易主持之下，在今钱塘门与武林门间修筑了一条长堤，被称为“白公堤”，使当时湖水分为“上湖”与“下湖”，“上湖”即今日之西湖。湖中堤岸修建的意义不容忽视。白公堤的修建，虽是为工程之需，但在无意中却为“看西湖”找到了一个观看的好“位置”，而这成了后来西湖景观建设的主要方向。设置观看“位置”的思路引领西湖建设向诗化、美化、盆景化的道路上前进，将杭州从“富贵杭州”的被动定位上向诗化一极逐渐拉动。不仅如此，设置观看“位置”的思路，也使杭州城作为西湖边上的一个“位置”存在，使杭州城整体发展与日益显著的西湖盛名联系在一起。正如苏轼所谓，西湖乃杭州之“眼”，城与湖一体，才不致出现“天下人只知有西湖，不知有杭州”的情形。
白居易还在城内大规模植树栽荷，把杭州点缀成了“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的风景城市。白居易之后，疏浚西湖成为历代官杭州者的常例，而城市基础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但真正铸范杭州，使之具备千古名城规模的还是吴越王钱缪。钱缪王杭州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他在杭州苦心经营几十年，特别是通过三次整修，杭州已形成南至秦望山麓与六和塔一带，北抵今之武林门外，西濒西湖，东至今之东河的城市规模，城门俨然，在城市内部格局上形成了“南宫北城”“前朝后市”的中国古典城市传统格局。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中轴线，标志着杭州继南京后成为江南诸城中另一座王气勃郁的城市。然而，雄心勃勃的钱缪在将杭州铸造成一座王城，与北方政治中心相隐斗时，并没有将杭州城的前途丧身于政治争斗的巨轮中，他对西湖在杭州城市中的位置看得非常清楚。史载，钱缪于宝正二年(927)开始着手对西湖进行疏浚，先后有7次之多。他还建立了一千多人的专职浚湖队，称“撩湖兵”，不分昼夜从事西湖疏浚工作。传说，在钱王为王宫选址时，有术士进言，填平西湖，于其上建宫可保千年基业，钱缪则答道：“西湖乃天下名胜，安可填乎。况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有国百年，吾愿足矣。”[6]遂定基于凤凰山之上。这则传说证之钱缪对西湖的重视即使有出入，但其包含的精神真实应是可信的。诗境杭州在钱缪治下又进一步。
北宋对诗境杭州的塑造在于它将苏轼发配到了杭州。北宋神宗年间，苏东坡因为极力反对王安石等人的变法主张，引起上下不满，最终被排挤出京，皇帝御批“通判杭州”。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东坡携家离开京城，前往杭州。苏轼对自己的新任之所并不那么热望，他一路东行，首先来到陈州(今河南淮阳)弟弟苏辙家，一住就是七十多天，然后弟兄两人又一同来到安徽颍州(今安徽阜阳)欧阳修安养天年之所，拜会老师，师徒三人徜徉于颍州山水之间，吟诗作对又是二十几日。随后一路流连，直到熙宁四年的十一月才到杭州，舟楫淹留，欲进还退，个中心曲耐人寻味。也许，在苏东坡看来，杭州作为他从京中失势流落至此的容留之地，本身即是一个破落的象征。
然而，杭州却给了苏东坡意想不到的惊喜。湖光山色、烟雨空蒙缓释了北方政坛杀伐带给他的消沉情绪。他悠游于山水之中，诗情勃发，同时勃发的还有久已压抑的经世致用之志。苏东坡先后两次知任杭州。熙宁四年(1071)是第一次，在此期间，苏轼城建的主要政绩是疏浚六井。熙宁五年(1072)秋，在苏轼与当时杭州知州陈襄的主持之下，将久已湮没的六井疏浚完毕，使六井重又清流溢荡，生机勃勃。按照他的设想，六井疏浚完毕之后，紧接着就应该进行更为重要的西湖疏浚工程，毕竟两者是清流一脉，难分彼此。然而，第二年杭州即发旱灾，此事因此就耽搁下了。十五年后，元祐四年(1089)四月，苏东坡在洛阳遭洛、朔两党弹劾，再次来到杭州任知州。在此次知任杭州期间，他在前次疏浚六井的基础上开始了疏浚西湖的庞大工作。此次疏浚工程浩大，湖中葑田二十五万余丈，光挖出来的湖中淤泥葑草就无处安放。最后，还是苏东坡想出了绝妙的主意：他在元祐五年(1090)梅雨时节趁葑草浮动时开工，发动军士、民夫数以万计，清除葑草、深挖湖泥，将湖草、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上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沟通里湖和外湖。随后苏轼又命人在长堤两岸种植芙蓉、杨柳，修建九亭以利观赏湖景，此即为西湖“苏堤”。并且，为绝后患，苏轼又动议在湖边浅水处发动湖民种植菱藕，因其在种植菱藕时会自觉清除葑草。为了限制菱藕种植过度，保持湖面景观开阔，他又在湖中置三塔，禁绝塔周围水域种植湖产。如此一来，原先满目葑草的西湖一下子变成了荷叶弥望、清波荡漾的一片清波。
苏轼疏浚西湖的意义，在于他沿续了白居易的思路，使西湖景观朝向盆景化、诗情化方向继续发展。一条贯湖而过的苏堤引导游人步入西湖深处，湖上四时美景可尽情把玩，俯瞰远眺无不合意；而且，人在堤上游，从岸上望来，游客之俯仰上下的姿态又成为一景，形成了景中景、游中游的精致意味。西湖之美，于此方可以说得其三昧。
时至南宋，杭州成为都城，前后达一百四十年。在这一百四十年的时间里，经过长期的建设，杭州从原先的东南重镇真正成为全国名城，皇城巍峨，气象森严，在规模布局上丝毫不输于北方历代政治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南宋时杭州建设又特别善于依据当地江南水乡的地理形势，在城内交通设置上，水陆并行，街巷纵横与河流密布共同组成了南宋杭州城的交通网。水是杭州的灵魂。当时城内有南北横流的四大河道：盐桥运河(今中河)、市河、西河(今浣纱河)以及茅山河。这四条河流与城外的运河密切联系，四条河上为方便交通架起了数百座桥，比如化仙桥、海月桥、六部桥、丰乐桥等等。水为灵魂，桥为精神，正如西湖之白堤、苏堤一样，试想游人走在大街之上，清流拥漾就在身旁，一弯曲桥则提供了观景与被观的最佳“位置”。就在这由水、桥构架的城市空间中，一种诗性的心灵自然滋育。
水、桥构成了南宋杭州的灵魂与精神，而数目众多、缁流云集的寺院道观则形成了南宋杭州的风骨。据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杭州城市内外共有寺庙四百八十余所；至于道观，其数量虽不及寺庙众多，但其地位却更为尊崇。这些僧众、道友游走于城市之中，以其超然物外的姿态自然而然熏化着这个城市的气质。营造南宋诗境杭州之诸元素，水、桥、寺院道观以外，更有一系列玲珑可爱、引发幽思的诸山。杭州之山不高而奇，水滋云漫，自然生润，中多石洞，颇有透漏。南宋之前，群山大部分人迹罕至，谈不上什么情趣。南宋建都，城市规模大大扩充，但城市形制基本上是随山就势，城市与山林共存在，城市破除了山林的寂寥，山林增加了城市的幽趣，形成了典型的山林城市，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情形：“余杭形胜四方无，州旁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余杭形胜》)
幽山、绿水、曲桥、寺庙道观，另加上盛名已久、冠绝天下的西湖，使南宋杭州在诗境营造方面达到了顶峰。自此以后，元、明、清及民国在杭州城市诗境营造方面，基本上是在此框范之内或加或减而已。而追索下去，山、水、桥、寺观、湖这些城市现实物态之所以能成功营造城市诗境，除却凭此所发生的文化活动之外，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山、水、桥、寺观、湖与大自然的天光和谐搭配，形成了城市景观中直指心灵的另一要素——“影”。
细细品味杭州，会发现这个城市“影”的造型是如此令人惊叹。诗境杭州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杭州之美的知音白居易对杭州之“影”有着特别的赏鉴，其《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中写道：“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翠袖红旌，固然鲜艳，但若没有西湖水的映照，则悦目而不能赏心矣。其最著名的《湖上春行》则有：“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之句，神妙之处正在于通过一片绿荫将眼前的实景投射到人的内心，化为一片诗境。杭州水汽充分，光照折射层次丰富，同样的日月光辉在杭州这样的气候环境中显得意味特别丰富，山、水、寺观、桥正是在这样的光照环境中营造了层次多样、意味无穷的“影”的世界。影逐光动，自然界的细微变化在这一“影”的世界中都被特别放大，给人以巨大冲击，时时刻刻感受自己与自然一体、超然物外的诗性境界。
三、“诗境杭州”是中国士人精神一线血脉的凝结
诗境杭州，山、水、寺观、桥为其铸范，中国传统士人的“诗性精神”则为其凝聚。现代作家郁达夫对南宋杭州有过这样一段评述：“杭州的西湖，一大半是为了西湖，……再则是由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的临安驻跸，奠定国都。至若唐白乐天与宋苏东坡的筑堤导水，原也有功于杭郡人民，可是仅征一位醉酒吟诗携妓的郡守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和帝王匹敌的。”[7]郁达夫虽则是地道的杭州人，但此话却并不全然正确，也许正与郁达夫的上述判断相反：杭州之盛名，与南宋建都固然有关，而其关键则应当是白居易、苏东坡等中国士人的推动。
对一座城市而言，皇权象征体系的建立的确能提升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增大其区域影响力，然而，一座城市的形象树立如果仅依靠政治、经济符号的附加性影响是无法实现的。它需要一种与这座城市相关联的城市想象的投射，成为一座精神象征之城，才可以树立其独特形象。皇帝驻跸、经济发达所促生的杭州城市形象就是“富贵杭州”。然而，政权轮迭、财富易散，“富贵杭州”果然能成为这座城市的永恒标识吗？天下政权几易其手，财富几番聚散，而杭州盛名不倒，端赖中国传统士人“诗性精神”于此一线凝聚，以浩瀚的诗文篇章铸造了我们对“诗境杭州”的心灵印象。
刘士林教授在其《中国诗性文化》中，梳理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诗性精神”。“诗性精神”其实是在中国士人所谓“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规划中提出了第三个方向，那就是在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进、退之间张扬人之精神结构中的超验自由，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诗性精神。杭州城市之形象树立，萌蘖于中唐，发展于北宋，大盛于南宋，元、明、清以来则固定下来。实际上这一时间历程正与中国传统士人从封建集权离心而出，返回自身，徜徉山水，释放自身之诗性精神的历程相吻合。
白居易之来杭州即是这一诗性精神畅发的结果。来杭州之前，白居易在都城长安已深感政治的无趣。当时白居易官居中书舍人，官职不大也不小，他曾向唐穆宗积极建言，但始终未被重视，而好友元稹因功名之心太盛丑态毕现，这一切使白居易对政治心灰意冷，去意油然而生。长庆二年(822)七月十四日，在白居易的一再请求下，朝廷诏除他为杭州刺史。通过白居易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杭州之任是充满向往的，“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开。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次蓝溪作》)“揭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马上做》)“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两三年”。(《舟中晚起》)在白居易的想象中，杭州正是他盛放生命自由本性的所在，放浪大化、自然自在。这种想象叠加于长安的政治失意之上，共同揭示了白居易面向杭州这座城市时内在诗性精神的发蒙。从政治中心离心而呈现的诗性精神有别于佛、道之流的消极隐遁，白居易面向杭州的城市想象是生命本体的积极表达，发乎天性，不落俗尘又不离现实。正如白居易自己总结在杭州的生活：“终朝对云水，有时听管弦。持此聊过日，非忙亦非闲。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郡亭》)这种得其中间、于红尘滚滚中领略诗性的生命张力状态，是白居易从其内在诗性精神出发对杭州城市的想象性需求——杭州以其城市山林的独特城市形态则迎合、承载了这种诗性想象。“诗境杭州”于此从现实物态落实到了中国士人的精神结构中去了。
白居易与杭州的精神姻缘并非仅发生于他一人身上，确切地说，这是在中国传统士文化发生变迁时产生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倾向。盖因中唐之后，封建政权强化。传统士人道统弱化，政统强化，但反复无常的政治带给士人们更多的是失望与苦闷，政治离心运动由此开始。然而，对一部分士人而言，逃离政治中心并不意味着失去对现实的眷恋，或者说逃离政治中心开启了一部分人对自我诗性本体的重新发现。于是他们在理学家的复古与佛、道的避世之间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大隐隐于市，入世即出世。而杭州正是中国传统士人这一独特心态最为合适的投射凝聚之地。
白居易之后，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全面袒露对杭州之诗性想象的人，非苏东坡莫属。苏轼前后两次任职杭州，两番赴杭的不同心情耐人寻味。第一次去杭州时，苏轼想象中的杭州乃是自己政治失败的象征，因此赴杭路程上栖迟淹留，前后达三个月之多。然而杭州以其独特的气质很快征服了他，成为他政治噩梦醒觉之后内在诗性体验的托身之地。他情不自禁慨叹，“故乡无此好湖山”。所以十五年后，苏轼再任杭州，这时他的心情已迥然不同，“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此时杭州已然承载了苏轼的别样想象，一个生命自在、浮沉自得的诗性之城。正是在这样的想象促动之下，苏轼笔下的杭州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莫不透发自在，诗性涣然。除去那首传唱千古的“欲把西湖比西子”外，更有：“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明灯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夜泛西湖五绝〉其四》)等等。苏轼吟诵杭州的诗词散发着一种自然清越的气质，然而又不离现实落入孤寒，总是在出世与入世的诗性张力状态中寻求生命体验中的从容与欣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己的咏杭之作是“诗如东野不言寒”，与白居易杭州诗词创作中的“得中间”一脉相通。苏轼两度知任杭州期间，吟诵诗词达数百首，光吟诵西湖的诗章就有三百多首，可见其对这座城市的情有独钟。
苏轼前后，北宋诗人先后有柳永、林逋、潘阆、范仲淹、王安石、秦观等人吟诵杭州。时至南宋，继白居易、苏轼之踵，对杭州畅发诗性想象的作家更多，著名者如姜夔、杨万里、陆游、刘克庄、范成大、辛弃疾等人。南宋于杭州建都因为是偏安，所以在此时诸多作家关于杭州的形象中免不了镂刻上深刻的家国之恨，闻名的《题临安邸》(林升)即是显著一例：“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这首以讽刺、抨击为格调的诗歌中，偏不忘给予杭州深情一瞥，“山外青山楼外楼”一句独出于以下三句之上，发乎灵犀，不含牢骚，引带全诗从满肚子不合时宜走向了放达、自然境地。南宋吟诵杭州作品，普遍有家国之恨，但与《题临安邸》一样，同样普遍地将家国之恨缓缓消释在了杭州诗性山水之间。比如陆游著名的《临安春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政治的失意、家国之恨，都化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性风味中。再如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中有：“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卜居西湖十年，软香红玉、柳丝夕阳，总忘不了此身是客身，一种轻涩韵味油然而生。陆游、吴文英等南宋作家此种偏安姿态不宜轻易地责之以消极的“守残”，确切而言，这应是中国士人于道德文章、消极避世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白居易、柳永、苏轼、林逋以及南宋诸作家，以其对杭州城市的诗性想象，倾注作品之中，在文字中使一座“诗境杭州”矗立起来，然后是作品流播，传于人口，反过来塑造了人们对“诗境杭州”的想象。明田汝城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总结了“诗境杭州”之城市想象形成的脉络：“西湖巨丽，唐初未闻也。……白乐天授奇素隐，江山风月，咸属品题，而佳境弥章。苏子瞻明昭旷玄襟，追踪遐躅。南渡之后，英俊丛集，听夕流连，而西湖底蕴，衣襮殆尽。”[8]又说：“三贤者，白乐天、林君复、苏子赡也。”三人之所以被崇祀为圣贤，论其道德文章固然逊色，但就其以丰辞华章于文字中重新塑造一个“诗境杭州”而言，可谓恰当。
诗化城市，城市化人。“诗境杭州”的城市想象从这些作家的文章中流出，反过来又塑造了这些作家在杭州的诗性传奇。白居易官杭州数年，留下了丰富的风流故事。苏轼在杭州的言行都坊间流传的版本中就被纳入了诗性想象之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他与官妓秀兰的典故。苏轼于杭州时有词《贺新凉》(又名《贺新郎》)，词曰：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这首词明写女子娇态，其实写的是一种清幽境界。关于此词，宋人杨湜在《古今词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典故：“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一日，湖中有宴会，群妓毕集，唯秀兰不至，督之良久方来。问其故，对以沐浴倦睡，忽闻叩门甚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也。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诘之不已。时榴花盛开，秀兰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贺新凉》，令歌以送酒，倅怒顿止。”[9]这则“东坡救美”的故事，其真实性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许多考据证明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不对。但就是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却流传至今，传唱不歇。个中吸引人的恐怕不是事情的真实与否，而是人们由词之清幽境界所引发的对杭州的诗性想象，在这则佚事中找到了共振点的缘故。
四、结语
明清时期，杭州已被时人视为失意之人抱残守缺、乐得逍遥的梦乡。这其实是对“诗境杭州”的一种误读。然而，这种误读引起了更为恶劣的后果。当明清部分士人将杭州解读为自我放弃、且去逍遥之地的时候，这种消极避世心态的投射唤醒了杭州城市的另一种形态，那就是放纵奢华、感官享受，“富贵杭州”的城市想象就在这种心态下得到了热情的鼓励。晚明张岱对此种情形一语点破：“……虽在西湖数十年，用钱数十万，其于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风味，实有未曾梦见者在也。世间措大，何得易言游湖。”[4]时至现代，作家郁达夫对于此种杭州寻梦避世的孱弱心态尤其反感，他说：“我的来往杭州，本不是想来西湖来寻梦！”
建国以后，破旧立新。在当时以经济发展、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杭州作为“人民的城市”，以发展经济、追求更高城市财富积累为己任。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长江三角洲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全国的经济高原带，“富贵杭州”的城市想象在新中国带着自豪复活过来。但我们面向杭州的提问是：是什么能够使杭州在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上独树一帜，不可模仿？又是什么能够使杭州，这个连续五届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称号建立起真正的幸福源泉？追踪杭州的历史，合适的回答也许是：诗境为骨天作成，何必单攀富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