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诗学与西方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戈尔论文,诗学论文,文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泰戈尔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人物，他不仅跨越了传统与现代，而且跨越了东方与西方，这些都在他的诗学思想中体现出来。泰戈尔诗学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上产生的，由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个人际遇，使泰戈尔的诗学思想与西方文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和复杂的纠葛。
一
泰戈尔诗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每个时期，都与西方文论息息相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泰戈尔诗学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学习阶段，二是对话阶段，三是反思批判阶段。
1910年以前，在诗学思想的形成时期，泰戈尔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学习借鉴西方文论。这种学习借鉴首先是文化语境使然。近代印度文学主要受到宗主国英国文学的直接影响，并通过英语接受西方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泰戈尔也不可能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泰戈尔在文学思想和创作方面都受惠于西方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少年时代家庭教师就教他读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并尝试用孟加拉语进行翻译。后来，他接受父兄的意见去英国留学，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坚持通读了一些英文的西方文学名著，包括但丁、海涅和歌德的作品，并作了一些翻译和研究。他原打算学法律，但在英国一年半，他花了数月时间在伦敦大学旁听英国文学。青年时期的泰戈尔非常崇尚英国文学，他在后来写的“生活的回忆”中说：“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拜伦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学之神，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内心激情的力量，极大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19卷：206)。他的诗歌创作中有着近似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激情，他因此被称为“孟加拉文学的雪莱”。在文学创作成熟的基础上，他展开了理论思维的翅膀，于20世纪初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演讲和论文，并于1907年分别以《古典文学》、《民间文学》、《文学》和《现代文学》为题汇集出版。在这些论文中，泰戈尔在自己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文论和印度古典诗学思想，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主体性特征的诗学思想体系，包括以自我心灵世界的表达为特点的文学表现论、以“情味论”为核心的文学美感论、以“韵律论”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论、以“欢喜论”为核心的文学目的论、以真善美统一为核心的审美“和谐论”。
1910—1925年可以看作泰戈尔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阶段。在构建自己的诗学话语的过程中，泰戈尔就有很强的对话意识。他经常将来自西方的思想与印度传统思想互证，有印证式的比同，如在《美感》一文中谈真与美的关系，先引济慈的话“真即美，美即真”，紧接着引奥义书的观点“所表达的东西本身就具有真实的快乐本质，或真实的永恒本质”(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22卷：82)；也有反证式的比异，如在论迦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时，以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比较对象，而且特别强调比较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他撰写论文的目的。(注：泰戈尔：《沙恭达罗》。见《泰戈尔全集》第2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8。)作为被殖民国家的一位不太知名的诗人，泰戈尔虽然有强烈的与西方人对话的愿望，但却很难实现，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说教，高傲的西方世界的学者和诗人不屑于与他对话。然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遇，不失时机地走向西方，到处发表演讲，进行“文化输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他认为西方文明出现了危机，要靠东方的精神文明来拯救。这种想法虽然有些天真，但能够促使他大胆地走向西方，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对话。
他在英美的演讲涉及宗教、哲学、教育、社会、伦理、妇女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他毕竟是诗人，不能不讲诗学。泰戈尔演讲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传统的，当然也是泰戈尔本人的，或者说是泰戈尔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这一方面是出于“文化输出”心理，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印度文化；另一方面是救世心理，想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来拯救行将毁灭的西方世界。另外还可能考虑到听众的兴趣。1912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系列演讲，第二年这些以《正确地认识人生》(又译《实践》或《生命的亲证》)为题结集出版。这些演讲主要表现了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在有限中实现无限的追求等宗教哲学思想，其中有丰富深刻的诗学内容。1916年在美国的系列演讲，包括“什么是艺术”、“人格的世界”、“论再生”、“我的学校”、“论沉思”、“论妇女”等，翌年以《人格》为题结集出版。这些演讲系统论述了他的“人格”论的诗学思想。其中“什么是艺术”是泰戈尔诗学的重要代表作。这些演讲既是用以对话的言语，也是对话的产品和结晶。这些著作表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1925年到1941年泰戈尔去世，可以看作泰戈尔对西方文论的反思批判阶段。泰戈尔的反思始于1910年前后写的“生活的回忆”，年近50的泰戈尔回忆了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受的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进行了反思：“现在，我追忆的正是自己耳闻目睹的那个时代。那时我们在英国文学里所得到的精神食粮不如精神麻醉多。”并对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进行评价：“现在的夸张叙述和夸张表现，在那里比比皆是。人的情感是文学的一个因素，但决不是文学的目的。文学的目的是对完整美的追求，也就是对谨严和淳朴的追求，至今英国文学还没有接受这个真理”(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19卷：206—208)。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理念更是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相左，如果说泰戈尔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主要针对自己所受的影响，那么他对西方文论的批判则主要针对现代主义。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评论中，泰戈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还表现在对孟加拉文学中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批判上。他将印度青年作家所崇尚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看作一种病态的文学现象，认为欧洲文学由于有着强壮的肌体，终将克服自身的疾病，而孟加拉文学是孱弱的，一旦传染上这种疾病，便会引起各种并发症，其后果不堪设想。(注：泰戈尔：“文学的革新”。见《泰戈尔全集》第2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33—239。)这种反思和批判反映了泰戈尔诗学思想的成熟。
二
在诗学话语构建中，泰戈尔虽然继承了许多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诗学范畴，却没有走印度古典诗学重修辞和重形式的老路。印度传统诗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与中国诗学和欧洲诗学构成古代世界诗学三大体系。印度古典诗学有两大传统，一是注重文学审美的味论和韵论，二是注重文学形式的庄严论或修辞学。二者虽然有重审美与重修辞之别，但都注重诗的形式。庄严论主要在诗德、诗病等诗的语言修辞层面上打转转，韵味论也同样关注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技巧，二者都很少关注文学与世界，文学与人等本质性的、本体论的问题。泰戈尔诗学主要从文学与人、文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如在“什么是艺术”中，他提出“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人格的表现”(Tagore,Personality 19)(注：文中引用Personality一书的译文系本文作者自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刘健、康绍邦等人的译文，特此说明并致谢。)；在“世界文学”一文中，他又指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用自己的感情体验人类的感情，体验整个人类的痛苦，这样他的作品在文学里就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应该如此去理解文学”(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22卷：96)。这种思路和方法显然受西方文论影响。
当然印度古代不缺乏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但印度古代长期文学与哲学分离，研究哲学的不谈文艺审美，研究文学者着重于形式。(注：参阅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8。)印度古代诗学家也常提“诗的灵魂”问题，有“味论”、“韵论”、“曲语论”、“风格论”等，但基本上都是指向具体的艺术问题而不导向存在等本体性问题，不做哲学思辨。泰戈尔汲取了古代诗学思想营养而走上了不同的路向。他本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具备将两者结合的素质，但仍需要思想方法的启发。西方文论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具有形而上的诗学传统。关于诗与真理、诗与现实、诗与人的关系，是西方文论关注的焦点。诗是否揭示真理、是否真实、文学是再现还是表现、是诉诸理性还是诉诸情感，这些都是西方文论的核心话题。泰戈尔是否读过或读过多少西方文论著作很难确定，但他所受的西方式教育和英语教育，他在英国旁听英国文学课，西方传统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的观念肯定对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他在建立自己的诗学理论时，不局限于文学内部的具体因素，如语言、修辞、结构等，而是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析，都有现实世界的基础与人的主体性的结合，并且具有形而上的无限指向。他的“人格论”诗学突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他的“韵律论”与“和谐论”诗学强调了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强调了真善美的统一性。这些都是哲学的思辨，都具有本体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关于西方文论的影响，泰戈尔自己说得很明确：“艺术批评大气中的这种气象纷乱源于西方，并已越过重洋来到我们的孟加拉海滨。……我不会给艺术下定义，只是探寻其存在的理由，并试图发现它是否起源于某种社会意图，或起源于满足我们审美快感的需要，或者产生于我们生命自身的某种表现冲动”(Tagore,Personality 6—7)。
从接触面来看，泰戈尔主要受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表达了对诗歌的新看法，成为文学理论彻底变革的开端。以华兹华斯、史雷格尔兄弟、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崇尚自然美，重视民间文学和通俗语言。泰戈尔与英国浪漫主义有不解之缘，他对浪漫主义诗人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到位，认为“我们那个时期是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个人感情的奔放’是那个时代诗歌中现代化的标志。华兹华斯是以个人方式表达在寰宇自然中所取得的享受；雪莱有着柏拉图式的多情善感，同时也有对民族的、宗教的等等一切障碍的反叛精神；济慈的诗则注重诗体工整。那时诗歌的转折就是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的一个转折”(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22卷：248)。
西方浪漫主义对泰戈尔诗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崇尚情感，排斥理性。泰戈尔在“什么是艺术”中认为艺术是人的剩余感情的发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起源于情感”(Tagore,Personality 18)。这与华兹华斯“好诗是自然情感的流露”的名言如出一辙。泰戈尔诗学中的“情感”虽然也有印度传统诗学范畴“情”的内涵，但更多更直接地还是受西方浪漫主义文论的影响。其次从崇尚自然的角度来看，泰戈尔的自然与卢梭的“返回自然”的“自然”含义基本相同，包括大自然和朴素天真的生活两个方面。从大自然之“自然美”的追求方面说，泰戈尔更多的是继承传统。而朴素之真意义上的自然美，在泰戈尔诗学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作中泰戈尔经常将儿童的天真无邪与成人的忙忙碌碌、营营苟苟相对比，并希望自己能进入“孩子的世界”。他在题为“儿歌”的论文中说他喜欢儿歌，是因为“它们含有一种简朴自然的诗歌情味”，“由于这种自然的普遍性，即使它们今天被创作出来，它们也是千古的；即使千百年前创作的，它们也是崭新的”(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22卷：3—12)。这些与卢梭的思想是相通的，与大部分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也是相通的。虽然印度古代圣贤也崇尚自然淳朴的生活，但如果没有西方文论特别是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文论的启发，很难将其转化为一种诗学和美学思想。第三，浪漫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都重视民歌、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这对泰戈尔也有一定影响。他曾有一段时间热衷于收集民歌，特别是那些由孟加拉妇女吟唱的、使儿童欢欣的摇篮曲，认为“那些儿歌对于认识我们的语言和社会历史具有特殊的价值”(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22卷：3)。另外，在语言观方面，泰戈尔不仅在创作中使用孟加拉语，同时也倡导使用孟加拉语。他高度评价罗易和默图苏登在孟加拉散文和诗歌领域的开创之功，同时强调了孟加拉语文学对民族统一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意义。(注：泰戈尔：“孟加拉文学的发展”。见《泰戈尔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卷175—182。)这种对民族的语言、通俗的语言的重视，与当时印度文学语言的时尚相背离，但与浪漫主义大师华兹华斯和西方诗圣但丁有相通之处。
泰戈尔比较多地接受了浪漫主义文学理论，这一方面是学术和文学氛围的熏陶及时代精神的召唤，另一方面是个性气质的契合，另外还有传统文化基因的作用，因为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理念，与印度文学传统非常契合。(注：关于泰戈尔对印度传统诗歌与诗学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笔者另有专论，此不赘述。)
三
在东方诗学话语转型的同时，西方文论也在经历话语转型，即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世纪末的怀疑主义思潮、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的流行对文学的存在价值产生了冲击，文学创作领域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早期象征派的兴起也对传统文学理念造成颠覆。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低潮，传统文学理论衰落，受到质疑；现代文学理论正在孕育或奠基，还没有形成文学理论流派。泰戈尔诗学是东方诗学转型的范例，转型成功的泰戈尔率先以自己的诗学与西方对话。这样的时代使命和对话的努力，使泰戈尔诗学与西方现代文论形成对话互动关系。
二者的互动首先表现为旗帜鲜明地反对科学主义，为文学争取与科学平等的地位。近代以来理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科学主义思潮流行，实证主义方法泛滥，使诉诸人类情感、无法实证的文学及文学研究边缘化，降到附属地位，甚至陷入危机。泰戈尔以其诗人的敏感和对文学的热爱，较早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从小厌恶刻板的学校教育，对机械的现代科技非常反感。他在创作中常把科技作为反面意象，认为科技阻碍人格发展，导致人性破坏。在他的诗学思想中，也鲜明地排斥科技主义。他以“过剩论”为基础，认为人类的剩余知识产生科技和哲学，人类的剩余情感形成人格，发展为艺术。这种分类在强调文学与科学平等的同时隐含着对文学艺术的褒扬。西方现代文论是在被科技主义冲击后的文学危机中产生的，因此它们也面临这样一个文化语境。20世纪西方文论受到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股哲学思潮的影响，出现文本批评和人本批评两种走向。其中文本批评包括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其文学理念和批评精神主要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借助科学精神提升文学的价值。人本批评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大都旗帜鲜明地反对科学主义，张扬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精神价值。这些现代西方文论与泰戈尔诗学都有某种程度或某一层面的契合，同时也必然有相反相对的文学理念和诗学思想。这些都具有对话互动的意义。
以西方现代文论的第一个流派“新批评”为例，尽管它属于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文本批评，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与泰戈尔有着深刻的差异，但在捍卫文学地位问题上却有着相似的观点和思路。新批评由这样的假定开始，即研究想象性的文学是有价值的。研究诗歌或任何文学作品是使自己从事于审美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导致真理，但通过审美经验发现的真理与科学所提供给我们的真理是有区别的。诗的真理，含有想象和直觉的运用，这样的真理的形式，只有在诗歌中是可以认识的。考察诗歌本身我们能够确认真理。这种真实不是通过语言和科学逻辑看到的，科学与诗提供了不同的，但都是有效的知识资源。他们认为“文学提供独一无二的知识，这种知识将与人性有关的真理呈现给我们，这种真理是科学所不能接近的”(Bressler 239)。这些观点与泰戈尔“过剩论”思想是非常接近的，都是强调艺术不同于科学但具有与科学同等的地位。这种接近主要是共同的文化语境使然，但也不能排除影响和启发的作用，因为泰戈尔毕竟是在这个语境中率先向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发起反击，从而捍卫文学地位的思想家和诗人。
其次，泰戈尔诗学与西方现代文论的对话互动，还表现在他与西方现代文论代表人物的关系上。T.S.艾略特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又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同时又倾心东方文化，与泰戈尔有一定的接触，因此非常具有可比性。泰戈尔与艾略特诗学的一个交叉点是关于人格的思想。人格(Personality)是泰戈尔诗学的核心概念，他提出“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人格的表现”(Tagore,Personality 19)，而“人格的人，是人身上至上的人”(Tagore,Personality 4)。泰戈尔对人格做了多方面的阐释，赋予其丰富的内含。 人格的核心是情感，人格与世界构成对象性关系，人格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他在题
为 “人格的世界”的讲演中说：“我们看到这个关系我们的世界不是任意的，它是个别
的 ，也是普遍的。我的世界是我的，它的成分是我的心灵。但它与你的世界并非完全不
同 。因此这种真实性不是存在于我们的个别的人格中，而是存在于无限的人格中”(Tagore,Personality 58)。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提出了新的批评原则和文学理念。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诗人的大脑起着媒介或催化剂的作用，“诗人拥有的不是一个需要表达的人格，而是一个特别的媒介，只有在媒介中而不是在人格中，印象和经验以特别的、意想不到的方式相结合”(Eliot 9)。通过鲜明地区分诗人的大脑和人格，艾略特宣称，作为创造实体的诗歌，是作家经验的概括，而作家的经验与我们大家的经验是相似的。诗人不是将其人格和情感注入诗歌，而是以诗人的经验和印象的形式将非个性化的、普遍的即全人类的情感纳入诗歌。因此“诗歌不是情绪的释放，而是情绪的逃避；不是人格的表现，而是人格的逃避”(Eliot 10)。
艾略特与泰戈尔的观点显然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前者以文本为中心，后者以诗人为中心；前者强调非个性化，后者强调个人感情；前者是反浪漫主义的，后者代表浪漫主义。但仔细分析，二者又有某些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了人格的普遍性而非个人性。泰戈尔的人格的非个人性是建立在普遍人性和最高本体的基础上的。他将人格区分为“个别的人格”和“无限的人格”，二者的关系可用印度古代奥义书哲学的“梵我同一”的思想来解释。其思想特点是个体性与本体性的统一，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因此在泰戈尔那里，作为文学核心的人格中已经有非“个性化”的倾向。艾略特不是将人格分为“个别人格”和“无限的人格”，而是将诗人的主观因素区分为大脑和人格，大脑的作用是综合各种经验和印象，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人格；而艾略特所说的相对于“大脑”的“人格”是一种个性人格，相当于泰戈尔的“个别的人格”。前者具有普遍性，后者具有个性体；前者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情感，后者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因此艾略特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有基本一致的地方。
艾略特诗学与泰戈尔诗学的相通，除了他们作为大诗人应有的诗心会通、感悟相似之外，肯定还有一定的影响因素。首先是印度“梵我同一”哲学的影响。泰戈尔是印度传统哲学的继承者，艾略特曾经学习梵语、研究印度古代哲学，对印度古代宗教哲学情有独钟。这种哲学正是泰戈尔和艾略特将个人人格或个人经验普遍化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其次是两位大诗人的近距离接触。泰戈尔1912年第一次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艾略特正在哈佛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因此艾略特接触、了解泰戈尔的思想应该是很早的。另外泰戈尔关于“人格”的讲演发表于1916年，讲演集《人格》出版于1917年，而艾略特的诗学代表作“传统与个人才能”恰好写于1917年，发表于1919年。艾略特从泰戈尔那儿受到某些启发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艾略特作为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深受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影响，追求诗歌的哲理性和形而上的超越性，有与泰戈尔相印相契的基础。所以泰戈尔对西方现代诗歌总体上是否定的，但对艾略特却比较肯定。(注：泰戈尔的论文“现代诗歌”是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专论。见《泰戈尔全集》第2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47—264。)其实艾略特等人也不乏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只是其人格、个性深藏在丰富的“客观对应物”中了。
艾略特诗学与泰戈尔诗学的立足点毕竟是不同的，艾略特代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泰戈尔代表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的传统诗学，因此泰戈尔对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并不认同。他在“现代诗歌”一文中几次提到“非个性化”或“非人格化”，有的是客观引述，有的地方作了否定性的分析，如“但是假如现代化真有个本质，而那个本质是非人格的(不受个人情感支配的)，那么可以说，对这个世界极端不信任和卑劣的看法，也是一种突然暴乱所产生的个人的心理变态”(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22卷：258)。艾略特是一位具有反权威精神的诗人，并且与泰戈尔诗学理念相左，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认为诗歌“不是人格的表现，而是人格的逃避”(Eliot 10)，矛头直指泰戈尔的人格论。他在从泰戈尔那儿受到某些启发的同时，萌生批判、反其道而用之的念头，也都是顺理成章的，这正是泰戈尔诗学与西方文论互动关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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